学人说｜米兔运动的核心行动者如何“发声”？

▲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冯剑侠

责编：黄雅兰

写在前面

以女性为主体，经由社交媒体分享性别化的亲身经历而形成“发声文化”，使性骚扰、性侵犯成为可见公共议题的在线话语行动，是当下对抗性别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最为典型。然而，在父权制性别权力结构、对“性”讳莫如深的保守性别文化以及国家权力的回避与限制下，无论是克服认知、心理和情感障碍站出来讲述的幸存者，还是有意识提供支持性舆论氛围的行动者，“发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MeToo 中的“发声”抗争靠什么来维系？

1

共情的发生：情感的唤起与抑制

#MeToo运动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各阶层女性受害者的声音，让因耻感而不敢、不愿、不能与任何人交流自己经历的受害者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关于性侵害的知识，运用这些知识走出精神困境，在心理层面“通过共情实现治疗”（therapy through empathy）；或是形成某种观念共同体，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以及政策和法律的变革，最终撬动父权制结构，在社会层面“通过共情实现赋权（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无论哪一个层面都需要“共情”的发生。那么，在参与#MeToo运动的过程中，行动者的哪些情感被唤起，哪些情感被抑制？这些情感的强度（从强到弱）、方向（积极或消极）和持续性如何影响行动？

1、与“痛苦”共情

对受害者“痛苦”的感知和共情，是促使行动者们采取带有强烈利他主义“发声”行动的首要驱动力。尤其是“发声”的幸存者在与其他受害者的痛苦产生强烈的情感共振后，转变成最坚定的行动者。如弦子为声援朋友而站出来“发声”后，收到了许多有相似经历的女生发来的私信：“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是这么普遍。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样沉浸在痛苦当中，很绝望，甚至流露出想轻生的念头……所以我跟她们约好每天睡前发一条微信，确保对方没有自杀。”与林奕含、李依依、高岩等已付出生命代价的受害者的共情，更让她觉得自己是“幸存者中最幸运的那一个”，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去帮助其他的受害者。

2、“恐惧”的唤起

“恐惧”几乎是所有社会抗争中都会出现的情感类型，#MeToo运动也不例外。这既有来自于“发声”尤其是实名举报之后，当事人由于隐私泄露、网络语言暴力、法律诉讼以及对方的暴力威胁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更普遍的是来自国家层面“不被许可”所唤起的忧虑和害怕。

和转型期其他社会抗争（如环境、拆迁等）经常引发现实生活中的“抗争性聚集”、行动者对参与的政治风险有一定的心理预判不同，性别化的“发声”抗争仅在网络空间展开，行动者对#MeToo运动的“合法性风险”经历了一个逐步感知的过程：最初以为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正义的事情而积极参与，但伴随“#MeToo在中国”的话题标签被解散、校友倡议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联名信被删除、参与签署联名信的人被约谈等消息的流传，行动者逐渐意识到#MeToo是一个不允许传播的话题，“它被敏感化，被盯得很严，我感到害怕。”

3、保持“愤怒”、保持“团结”

尽管痛苦、恐惧、忧虑和不安等消极情感不同程度挫伤行动者的行动力。但不断接续的性侵/性骚扰案例、女性受到伤害反而被噤声的不公，引发了行动者们强烈的不满，唤起了“正义的愤怒”（righteous anger），成为“发声”抗争中的强大情感动力。尽管社交媒体上的#MeToo被删了，愤怒的行动者们并没有停止发声，而是创造出米兔、咪兔、俺也是等词语来替代；文字文本容易被删除，就用手抄文本制成图片、录制音频节目等其他发声手段来替代……

此外，#MeToo运动中当事人和行动者之间所形成的团结网络，基于共同身体经验所产生的“姐妹情谊”，唤起女性以及同情女性的男性之间的团结感，也是有效地抑制消极情感的积极情感类型。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如同一种“货币”，连接起一个情感的共同体：“黑箱被打开，我们在黑暗中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中国的#MeToo运动以个体化公众（主要是女性）因为共通性的身体经验、情感感知和问题意识，以社交媒体作为组织节点相互链接、聚集、协商与行动，呈现出去中心化和流动性强等特点。#MeToo在重重封锁下依然得以扩散，很难说是因为组织者或核心成员用了多么专业化的动员手段，而是最原始的情感召唤——女性长久以来遭遇性侵/性骚扰伤害但又无法言说的痛苦——得到了回应，血泪斑斑的情节触及人们的心理底线，引发强烈的情感刺激和道德震撼。可以说，是情感认同的组织化作用，使#MeToo运动得以维系。

2

表达的限制：理智与情感的权衡

#MeToo运动虽以“共情”作为发声抗争的基础，但并不如批评者所说，是“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拒绝在公共领域中理性讨论的“情感宣泄”。相反，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行动者，都拒绝将对性侵/性骚扰的“讲述”演变成廉价的、非政治性的情感投射，也没有放弃“发声”的目的是推动观念、法律和制度的变革。

最典型的是被称为中国#MeToo运动第一例的“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案。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发布举报信时，被陈小武性骚扰的女生们已经在微信群“水果硬糖”中酝酿了数月之久，向北航的举报过程受到极大压力而停滞不前。她们邀请性别平等领域的资深律师万淼焱提供法律支援。万淼焱律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梳理自1995年“性骚扰”概念在中国出现后所有的法律案件、制度演进和舆论事件，判断中国的反性骚扰已经到了“爬坡快爬到山顶，只差最关键的一步”，罗茜茜的实名举报不应只着眼于“扳倒”一个陈小武，而是要推进反性骚扰制度的建立和法律细则的完善。

为实现这一制度性诉求，“水果硬糖”的行动者们各自发挥专业所长，精心打磨举报信的内容，包括事实、证据与语言风格，对最有可能受质疑的因素反复权衡。比如罗茜茜身在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她所承受的舆论压力，但在此前的举报过程中就被陈小武污名化为“境外势力”。因此，她们在举报信中特别强调了罗茜茜持美国绿卡七年，但依然为自己和孩子保留中国国籍的一片爱国之心。此外，她们对举报信的发布时间再三斟酌、密切关注舆情走向和国家态度、精心挑选前来采访的境外媒体，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温和但有力的情感表达。

虽然绝大多数“发声”案例都缺乏这样的支持性资源，但发声者都会有意识地进行情感管理。花花的举报信从酝酿到写作花了二十多天，不但写作过程中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把故事写得很有戏剧性，接受媒体采访也极力告诫自己必须平静不能哭：“我希望去改变受害者在媒体上的形象，展现我们的勇气和智慧，而不是一个傻瓜。”

尽管对“明明是我们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还要求我们反抗的姿态既平和又优雅”深为不满，但事实上，行动者们依然会控制自己的愤怒，进行平和而冷静的情感表达。这其实是由行动者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正如霍赫希尔德所指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具有防护罩的作用，社会地位越高，越能免于受到羞辱和攻击，越不需要担任情感角色和付出情感劳动。

笔者访谈的行动者中，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以公益机构的从业者、独立媒体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为主，只有少量的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性别、年龄和社会身份共同决定了她们与抗争对象之间实力悬殊，尤其面临的是并不支持她们抗争的国家时，权力的巨大差异会让她们约束自己的情感表达。“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女儿，要求保守又严厉的爸爸来主持公道，不可能不讲策略。” 因此，“爸爸”（父权国家）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女儿”看在眼里。只有当诸如最高法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CGTN）首次正面谈及中国#MeToo（尽管已时隔半年）等象征着国家态度变化的事件时，她们才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欢欣鼓舞地刷屏式转发。只有此时，她们“宣泄”出来的情感才可以说是“狂欢”的。

▲来源：CGTN对中国#MeToo运动的报道

3

结论

中国#MeToo运动中蕴含的情感浓度曾引发较大的舆论争议。研究表明，情感的确是女性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抗争时最重要的“武器”，但这是弱者唯一的“武器”。为了传播反性骚扰/性侵的观念，为勇敢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营造支持性舆论氛围，无数的行动者们“用爱发电”，与受害者的痛苦深度共情，抑制内心的恐惧，激发愤怒与团结感，以大量志愿性质的劳动使“发声”的抗争得以维系。同时，在实力悬殊的权力非对称格局下，行动者们揣摩并遵循情感体制的表达规则，审慎选择表达的时机、情境以及话语方式，精心构建社交媒体上的“发声”文本，以推动反性骚扰/性侵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变革。

从现实政策的层面而言，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此类基于性别经验的“发声”抗争？显然，国家对于#MeToo运动的回避与限制，会给行动者带来恐惧和不安，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们采取更克制也更具有策略性的情感表达方式持续“发声”，与国家权力展开话语协商。而国家在代表性个案、法律政策以及制度设计方面对反性骚扰的积极回应，也在给予行动者们正向的情感激励。本文认为，随着公众性别平等意识的普遍提升，国家应该为社交媒体上女性的“发声”预留足够的生存空间并给予及时的回应。

本文系精简版，有兴趣的同行请阅见原文：

冯剑侠：《“发声”作为一种抗争：#MeToo运动中的情感劳动》，《新闻界》，2019年第10期

冯剑侠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制版编辑：杨楠      

- 更多相关文章 -

权威、严谨、客观

我们带你体验不一样的

情感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