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人类真的有“社会”吗？社会资本与新冠病毒传播（上）

▲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吴志明

责编：钱岳

早在1987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Thatcher）在一次访谈中提到， “社会”这个东西是根本不存在。

然而，去年三月份，在公开感谢英国大众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时， 英国当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反驳了撒切尔夫人 “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名言。他公开强调， “新冠病毒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社会’是的确存在的”。

事实上，多数人（包括约翰逊）对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是存在误解的。撒切尔夫人在访谈中说这句话，她真实的意思是警告大家，在遇到挑战和困难时，不能总拿“社会”当挡箭牌。相反，人作为个体，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应该采取切实行动，从爱护自己、保护家庭和关心邻居做起。她强调，只有通过人们的行动参与，政府才能切实存在和起到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约翰逊与撒切尔夫人对“社会是否存在”并没有不同的观念。相反，他们都是在强调，我们需要依靠社会大众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关于社会力量在抵抗新冠病毒传播的这件事上，约翰逊的确是说对了。人口数量、医疗卫生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并不能完全解释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国家和地域分布。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程度和医疗水平高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会有如此多的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在面对疫情时，社会大众和政府如何反应，才是解释病毒传播的关键因素。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社会资本的概念能够有力证明人类‘社会’在抗击病毒过程中的确存在。社会资本测量的是社会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人际关系以及组织网络。因此，如果社会资本能够有效解释新冠病毒的传播，我们也就可以从经验上证明 “社会”是真的存在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不少关于社会资本与新冠病毒传播的研究已经发表。这些研究证明了社会资本在新冠病毒传播中能够发挥明显的作用。在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大家探讨一下两个小问题：

1.  到底什么是社会资本？

2. 社会资本和新冠病毒传播存在怎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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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经济学家Loury（1977）首先提出来的。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难题是不同种族或性别的人，即使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相当， 他们的收入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人类资本 (human capital) 不能足够解释社会不平等。

为什么呢？其实，人类资本的获得和生产转换是一个社会过程。比如，同样的教育投入，在不同的社区里面，或是不同种族的人群当中，回报率是不一样的。因此，Loury (1977) 第一次用到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去捕捉个人的社会家庭背景 (比如性别，种族和父母教育程度) 会对他们的投资或努力程度的回报产生一个调节作用。

后来Coleman、 Bourdieu和林南等社会学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比如，在举例“为什么社会资本在人类资本的转换中起到关键作用”时，Coleman（1988）提到，即使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学生教育的质量和回报是不一样的。其中，那些比较愿意相信他人（社会资本的一个主要指标）的学生可以得到比较高的教育回报率。这是因为比较愿意相信他人的学生可以从老师和同学们那里获得更多帮助，因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回报率会比相对不信任他人的学生高。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Putnam 发表于1993年的 “Making Democracy Work”和2000 年的 “Bowling Alone”，把社会资本推广成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但是，迄今为止，什么是社会资本还是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学者都是通过研究它的主要形式，比如信任、习俗、和社会网络关系等，来说明它的社会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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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新冠病毒传播有什么关系？

去年三月份，新冠病毒刚刚在美国大规模传播时，我和我的合作者在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杂志Contexts 上发表短文“社会资本、信任和新冠病毒检测”。文章的主要发现是，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的美国各州中，只要是社会资本高或是社会信任水平高，他们的新冠病毒的检测率也会比较高。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未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Future Studies）在翻译这项研究时，直接用标题“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检测（where there is trust, there is testing）”，这个标题到位地总结了这项研究的主旨。检测力度能有效地控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因此，这算是最早的一篇关于社会资本如何对新冠病毒传播发挥作用的经验研究。

▲图一：社会资本，信任水平，和美国各州新冠病毒的检测力度

后来，四月份，我和麻省理工大学（MIT）的Christos Makridis从县级层面的数据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如何解释新冠病毒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在美国明显的地域差异。我们发现，即使控制了美国两千多个县的人口密度、年龄与教育组成、贫困程度等一系列地域变量，县级社会资本的存量还是能够显著地预测新冠病毒的人均感染率、死亡数量以及每周的增长数量。这篇研究也刚刚走完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程序，并且很快会在PLOS One期刊发表出来。

同时，这篇文章也揭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律。那就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对新冠病毒传播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当我们把社会资本分解成不一样的形式，包括家庭凝聚力、社区健康、制度健康、集体凝聚力以及社会网络 (人均Facebook的朋友数量) 等。我们发现，虽然大多数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都有作用，但是制度健康这个指标为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并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实，社会资本可以具体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是态度面（attitudinal or cohesion dimension），另外是结构面（structural or network dimension）。我们发现，态度面比如家庭和集体凝聚力以及社区的帮助行为对病毒传播有限制作用。然而，社会资本的结构面比如制度健康（政治投票率和问卷回收率测量）对病毒传播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图二：美国新冠病毒的感染率与社会资本的县级地域分布

过去几个月，更多有关社会资本与新冠病毒的研究发表了。我们发现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我将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和大家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Wu, Cary, Rima Wilkes, Malcolm Fairbrother, and Giuseppe Giordano. 2020.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state coronavirus testing. Contexts. https://contexts.org/blog/healthcare-and-critical-infrastructure/#wu

Makridis, Christos and Wu, Cary. Forthcoming. How Social Capital Helps Communities Weather the COVID-19 Pandemic. Plos One.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92180

吴志明

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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