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统治术----国学六法(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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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治术
从绝对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出发进行政治设计,是韩非的基本套路。
韩非首先从人们的逐利本性出发揭示了统治者的危险处境。
“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 “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储说右上》)
就是说,君王一方面固然是万人之上,君临天下,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拥有这种权利和地位,也就成了天下人惦记的对象。君王的地位就像箭靶子一样,是众人射击的对象。正像秦始皇巡游,混在夹道欢迎队伍里的刘邦艳羡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耳!”,项羽更充满豪气地说:“彼可取而代之!”
艳羡也好,豪气也好,都是要皇帝轮流做,都是在打那个最高的政治权力的主意。
因此,韩非说:“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备内》)
君王由于疾病死亡的,还不到一半,多数都是政变中被杀害的。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
如果说臣下还没有杀害他的君王,只不过是由于时机还不成熟罢了。
这确实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血淋淋的人间惨剧。一部历史,你从春秋战国一路看过去,一直看到明清帝国,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在杀戮的循环中登场?改朝换代之外,就是在一朝之内,有几天不上演臣害了君,子害了父的惨剧?据司马迁统计:“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臣弑君,子弑父,非之故也,其渐久矣。”
仅仅春秋三百来年,被杀害的君王就有三十六位,就是说,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位君王被杀。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保不住江山逃亡的不可胜数。臣杀害君,子杀害父,并非是偶然事件,这种可怕的乱象已经成为政治的习惯。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如此,西方古代也一样。古罗马帝国晚期,政变不断发生,五十三年间换了三十个皇帝。为了笼络军队,当时一个皇帝甚至留下这样的遗嘱:“让军队发财,其余都不要管。”其中的公元69年,一年间,罗马帝国换了四个皇帝,这一年因此被史学家称为“四帝之年”。
那么如何防止臣下谋逆造反?韩非继承前代法家的思想,总结、整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的统治术,用韩非自己的说法,叫做“帝王之具”。
法术势本来是法家在历史发展中,几位代表人物提出的统治术,强调法的是商鞅,强调术的是申不害,强调势的是慎到。韩非则综合了他们的思想,提出了完整的法术势相统一的统治术。
什么是法?
法就是统治者立下的规矩。
韩非对法有一个著名的定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
法就是由官方以书面形式公诸于众的法律文告。
韩非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用人》)
只有以法治国,才能巩固统治。即便是尧这样的圣王,如果放弃法制,仅凭心意,那么就连一个国家也难以治理。即便是奚仲这样的能工巧匠,不使用规矩,仅凭估量,那么就连一个轮子也做不成。
从法制出发,韩非认为绝对不能允许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他要求“ 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
这是一种古代的法西斯专制思想。韩非想通过钳制人们的思想,将人们的思想统一于统治者的法令,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韩非由此提出了最野蛮的专制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不要一切文化,既不要现代文化,也不要传统文化,法律就是你的教材,官吏就是你的老师,完全是赤裸裸的峻法酷吏的统治,因此韩非主张将儒家学者列为专政对象。实现了韩非的主张,也就进了人间地狱。
什么是术?
术就是统治者推行法制的方法手段。
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
所谓术,就是君王按职能授予官职,按照官职考察政绩,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君王的看家功夫。
韩非子为此讲了一个韩国国君韩昭侯的著名故事。
“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
一次韩昭侯喝醉了,身上没盖什么就睡着了。典冠,也就是主管帽子的官员看见韩昭侯这样睡在那里要着凉,就给他盖上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了看见自己身上盖着的衣服,就问属下:“是谁给我盖的衣服?”
属下答道:“是典冠。”
韩昭侯听罢处罚了典衣,也就是主管衣服的官员,但是他同时也处罚了典冠。为什么呢?韩昭侯的理由是,处罚典衣,是因为他失职,没有在自己睡着的时候及时加上衣服。处罚典冠,则是因为他越权,不该他干的事他却擅自干了。韩昭侯不是不怕睡着了着凉感冒,但是他认为越权造成的危害比着凉感冒要严重得多。
术的要求就是“审合刑名”,“循名核实”,也就是依照法律确定的职务名分来考察政绩,是干什么的就干好什么。既不能越职,也不能失职。韩非认为这样讲术,群臣哪个有本事哪个没有本事,哪个尽职哪个不尽职,很容易就能搞清楚,并且他们之间也不可能结党营私,朋比为奸。
术还有一层见不得人的含义。
韩非子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
意思是法是明的,术是暗的。早期法家尹文子曾说:“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
法不够用了,无效了,就来阴的,这就是所谓的“术”。术这个宝贝只能是主子偷着使用,决不允许臣下窥探它的秘密。
因此韩非子说,术就是君主“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术就是君主深藏在心中,暗中审查和控制群臣的手段。一句话,术就是统治者玩儿的阴谋诡计、特务手段。
历代统治者都特别喜欢这个术,很多皇帝乐此不疲。最典型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
雍正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所谓“耳目甚广”就是特务甚多。为了实行特务统治,雍正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叫“缇骑”,就像明代的东厂。缇骑的骑士专门在暗中监视大臣,事无巨细,都向雍正汇报。因此大臣的言谈举止,甚至生活细节都逃不过雍正的眼睛。例如一年元旦,状元王云锦在家里打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怎么找也找不到。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元旦都有什么活动。他从实回奏,说在家里打牌。雍正听后点头,表扬他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说着随手从袖中掏出一张牌递给他。王云锦一看,正是丢失的那一张,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心想万一撒了谎,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位官员因雍正要召见,上街买了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拜见雍正,脱帽谢恩时,雍正笑着对他说:“小心点,别弄脏了新买的帽子!”这个官员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这就是法家所谓的术。通过这种特务手段,搞得臣子小心翼翼,噤若寒蝉,皇帝的位置才能牢牢靠靠。
什么是势?
势就是统治者的威严气势,就是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法律手段所释放的权力能量,所形成的威慑力量。一句话,势就是权势。
韩非子非常重视这个势:“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
他无情地指出: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
君对于臣,并没有骨肉之亲,完全是迫于君王的权势不得不服侍君王。
“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
老百姓之所以能够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有仁爱之心,而是因为我有威严的权势。
有了最高的政治权势,不管你是怎样缺德的人,不管你是怎样无能的人,你都能够君临天下,天下人都听你使唤。臣子和百姓都会对你山呼万岁,称颂你如何英明伟大,光彩照人。所谓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在法家看来,不是像儒家说的那样,成了圣人,才能为王,而是成了王,自然就是圣人。需要先成为政治上的伟大领袖,军事上的伟大统帅,然后自然就成为思想上的伟大导师,道德上的伟大楷模。
同样一个人,地位不一样,社会评价也就不一样。就好像同样一瓶矿泉水,在便利店里卖1块5毛钱,在五星级饭店里就卖75元,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位置。早期法家人物慎到谈到势的时候说:“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
龙蛇腾云驾雾,神气得很。等到云散雾尽,龙也好,蛇也好,就和蚯蚓一样了。为什么呢,没有所乘了,也就是失势了。
因此韩非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权势。
“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功名》)
桀这样的暴君能够统治天下,当然不是由于他贤明,而是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尧这样的圣人,如果是老百姓,连三户人家也管不了,当然不是由于他不贤明,而是由于他地位卑微,三万斤重的东西,有了船就能浮起来,几两重的秤砣,没有船就沉了下去。
韩非子更为权势的威严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内储说上》)
火焰灼灼逼人,于是烧伤的人就很少。水呢,看起来非常柔弱,因此溺水的人就很多。
一句话,抓住权力,形成威势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样贯彻法,运用术,体现势呢?韩非认为,基本的手段就是赏和罚,又称德和刑。韩非把它们叫做君主的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二柄》)
柄就是把子,手段。做臣子的,都害怕惩罚而喜欢奖赏。君主只要抓住赏和罚这两个把子,运用这两个手段,臣下就会乖乖地为他服务。
为了提高统治者的威势,韩非子主张他们应该“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六反》)
统治者对于百姓,不能心太软,不能讲什么宽容慈爱,只能用威严的气势来吓唬他们。
正所谓“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显学》)
家教严厉的家庭,不会出现无赖汉,母亲太溺爱孩子,就会出现败家子。
韩非由此非常赞赏商鞅的轻罪重罚,他认为罚一要严,二要重,就是一定要严重。严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就是商鞅说的轻罪重罚。他替商鞅的轻罪重罚辩护:“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内储说上·七术》)
重刑之下,连小过失都没有,更不会犯大罪,这样社会就稳定了。
总之,韩非的政治学,就是极权统治,严刑峻法加特务手段。
谈到韩非倡导的统治术,让人立刻想起西方近代那个大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里颠覆了基督教道德,从人性恶出发提出了著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行善是伪装,利他还是为了利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君王需要的是冷酷,而不是慈爱。他应该向动物中的狮子和狐狸学习,象狮子一样残忍,象狐狸一样狡滑。
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君王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惩罚人,应该让下属去干,不可收拾了,就可以嫁祸于人。奖赏人则应该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做好人,慷国家之慨。给人恩惠要一点点来,让他有盼头;给人打击要一下子将其致于死地,以免他报复。君王平时应当不露声色,装傻充愣,决不能让下属了解自己,但自己对下属要了如指掌。为了保住权力,君王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能对任何人坦诚相待,更不能把命运托付给任何人。必须怀疑一切人,不仅要利用耳目暗中监视,并且想办法让他们自己相互监视、相互牵制,相互告发。总之,为保住君王的地位,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看,这位马基雅维利的很多看法,好像都是在翻译韩非子的言论,马基雅维利好像就是一个克隆的韩非。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臭得很,政治家沾上它,就会声名狼藉。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制造“水门事件”,对反对党搞监听,就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果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三个总统之一。
但是马基雅维利说的又是大实话,因此西方的政治家们尽管表面上不敢赞扬他,但是暗地里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他那一套,晚上睡觉都将他的《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
政治上的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