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我走的路

    谈起我的学习和研究道路，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

　　我是湖南省长沙市人。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英语很好。他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便死去了。父亲死后，家境顿陷困境。做着小学教师的母亲，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勉强送我兄弟二人上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至今此话似犹在耳，却不幸竟成了谶语。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总不免泫然涕下。记得当年春节，亲戚家中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母子三人，冷冷清清，清汤淡饭，相依为命，并且为了几个臭钱受了多少气!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叫我清醒地、冷静地认识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充满创伤的幼小心灵以慰藉与温暖；而母亲讲“只问耕耘”的话语和她艰苦奋斗的榜样，则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一定要排除万难去追求真理的决心。有人认为，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个人在学术上、文艺上的某些个性特征，应该注意到他的少年时代。我最近讲，搞美学最好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终于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和感伤的少年时代。

　　的确，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我就带着忧伤和感慨，写过新诗和小说，模仿过艾青和艾芜，也填过“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无言独自倚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之类的词。一半可能是无病呻吟，一半也具有真实性。例如，我爱上了一位表姐，却长期不能真正表白，她倔强、冰冷而美丽……。总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使我没能去钻那毕竟更为枯燥、单纯、严格的自然科学。至今好些人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自己搞不清是否应该惋惜，也许应该。

　　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时代。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却因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在安化蓝田上了一个学期之后，搬到了长沙岳麓山左家垄山上。校前有两株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暮春时节，开得极为热烈；而极目远望，湘江如白带，似与楼齐，非常好看。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刊都不让看。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有好些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也许正因为这样，它们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主要的是，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议、论辩……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而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1948年夏，我在一师毕业后，经历了失学、失业，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当上乡村小学的教师，1950年，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时期，我生活上仍然非常穷困。当时吃饭不要钱，有时还发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补助费。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皮笔记本从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可能是因为欢乐总与我无缘．加上又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的，我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

　　我独自住在楼顶上的一间“阁楼”里读书。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一书，基本上是在当时写成的初稿。特别是当时很少有人整理资料，我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直到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的某些材料，仍是利用了当年所作的卡片。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起文章来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做过许多“笨”功夫的。

　　我的经厉相当简单，但生活波折仍然不少。尽管已发表不少文章，但环境压力颇大，非议很多(“白专”之类)，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很大，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尽量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如我在另一次谈话中讲的，“这几十年来，我受到的挫折也是很多的，但是要自己掌握人生的价值，树立自己内在的人格价值观念。毁誉无动于中，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了。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动手的。当时在干校，只准读《毛泽东选集》，连看马列也受批评，要读其它书就更困难了。我在行装中，只偷偷地经过选择，带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太厚，却很“经看”。……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了起来。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这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想到会很快出版的。但是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继续干下去，决不把时间浪费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也蔚然成风的做沙发做木器上。1976年发生地震，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但我却感觉很充实，因为写作已接近尾声了。在“地震棚”里，我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当然，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许多地方只是点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那两本书是在江青等人刚垮台和垮台不久交出去的，当时“凡是”气氛仍浓，不能多说，只好那样。现在趁此机会说明一下。因为好几位同志曾问我:为什么好些重要论点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不过，“语焉不详”的也不只是那两本书。我的美学文章，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原因。我的好些文章都写得相当“粗”(如《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因为我喜欢先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先有个大致的框架，以后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重彩”，细细描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我有过先搞“小”的经验，愈钻愈细，不能自拔，继续下去，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只能研究一个人、一本书、一个间题了，这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适，所以非常苦恼。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一些细致的、爱好精密分析、仔细考证的同志可以做的，我做却不一定适宜(尽管我也爱看这类文章)。当然，“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都不好，最好两者都见，但毕竟可以有所偏重。分析与综合、推理与直觉、微观与宏观、细与粗等，也如是。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搞，不是一个人所能包得下来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这个看法，不知对否。

　　据说有人曾说我“杂”，又是中国思想史，又是外国哲学，又是美学……，我欣然接受。因为我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据史载，这种专家就四个字可以写上数万言，这当然很可以自炫，但我无此本领。我倒是觉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正处在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沟通溶合的新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志在知识方面的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多、乱，倒在狭、少、贫。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却几乎无一不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以为，一方面确乎应该提倡狭而深的专题研究，但另方面也不应排斥有更高更大的目标，特别是对搞理论的人来说，更加如此。我自恨太不“杂”，例如，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太少，没有发言权，否则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将另是一番天地。

　　最后，回过头来说，我对中外哲学史和美学的研究，其目的仍在为以后的哲学研究作些准备工作。因此，已出的四本书，似乎题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读者看出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用我讲过的一句话“先把东西搞出来再说吧，开空头支票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