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年龄”视角的农村留守人口与外出人口的城镇化意愿研究

摘要

农村人口的流出与留守并存，且年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影响其城镇化的意愿。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从留守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双重视角，基于对若干村镇的深入调研，考察了农村人口城镇化选择的生命周期特征。继而指出，除了迁移选择上的年龄分化外，城镇化决策的考量因素同样存在着生命周期效应。一方面，留守和流出两部分人口的城镇化决策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两部分群体内部的决策因素有一定的年龄分化。年轻一代农民工表现出定居城市的强烈愿望；中年留守人口对于乡村生活方式的依赖正逐渐降低而表现出对老家本地城镇化方式的青睐，而中年外出人口的定居倾向有分化；老年留守人口更加倾向于继续在农村生活，老年外出人口可能返乡。文章最后指出，随着一代代农村人口生活观念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选择将有新的变化，且体现出基于年龄的分化。基于“年龄”视角的城镇化意愿研究对今后我们继续思考城镇化模式的差异性，以及制定与当下新型城镇化相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引言

2014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明确提出，至 2020 年，要努力实现 1 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15 年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 56.10%，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2.47 亿，比 2000 年增加了1.38 亿。然而，流动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并不顺利，一方面有人口流入地的政策阻力，另一方面也有流动人口自身的意愿不足等原因。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该市本地户籍人口为 250 万，但（2010 年）流动人口（新居民）有近 200 万，2010 年，嘉兴市政府对本市 32 万新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31％的新居民有意愿在嘉兴长期居住，仅有 18.4 ％的新居民愿意将户籍迁入嘉兴。笔者于 2015 年组织的全国 13 个省 480 个村 7576 户村民的调查 ( 从留守人口的视角 ) 显示，72%的留守人口希望继续在农村生活。显然，这么低的城镇化意愿与当下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相悖。因此，剖析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厘清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趋势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第一，研究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愿不能只关注农村流出的人口，也要关注农村留守人口。流出人口与留守人口通过家庭纽带紧密结合，其定居决策是家庭综合考量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第二，农村留守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其特殊性，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差别（图 1），且不同年龄段人口的人生经历和个体特征不同，其城镇化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不相同。

图 1  2010 年不同年龄段下的总人口、乡村人口及迁移人口年龄结构（%）

注：乡村人口数基本等同于留守人口数，迁移人口数包括了城城迁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一般来说，18 — 35 岁的劳动力比 18 岁以下和 35 岁以上的劳动力更愿意流动。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男性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因而流动倾向较高。而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流动人口外出的概率会逐渐下降，返乡的倾向会逐渐加强。何军的研究表明，年龄每增加 1 岁 , 流动人口外出打工的概率将下降 9.8%；蔡昉和都阳 在 2000年通过对 4 个贫困县、市的农户作随机抽样调查，发现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会对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年龄的增长将不利于人口迁移；李强基于在北京所作的流动人口个案调查，将农民工的“生命周期”（即一个人一生中形成的生活阶段与生活模式）简化为两个阶段：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回乡务农、务工或经商。而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都只能在特定的生命周期阶段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失效。

比如在城市和农村推力和拉力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 , 那些50 — 60 岁左右的农民工一般会（按照预期）回到农村；章铮等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与其年龄及在城市工作的年限有关，并受到青年农民工供求关系的影响，青年农民工如果长期供不应求，会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率，进而增加其在城市定居的概率；汤爽爽和黄贤金 通过对江苏省城镇暂住人口的研究表明，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是进城农民愿意放弃土地的关键因素。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虽然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年龄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对其“生命周期”效果的研究尚不深入，且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农民工群体，较少研究留守群体，因而缺少对农村（留守和流出）人口未来城镇化趋势的整体把握。实际上，农村留守群体也存在迁移选择的差异，且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最终迁移选择有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与人所处的生命周期，即不同年龄阶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从年龄差异的视角研究农村流出人口和留守人口的城镇化意愿差异，继而为当下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提出若干思路。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基础

生命周期是生命科学的术语，指人从出生、成长、成熟、衰退到死亡的全过程，后来，该理论延伸到经济领域，被广泛应用于产品销售、消费等领域。雷蒙德 · 弗农于 1966 年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中提出，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会先后经历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标准化期和衰亡期五个不同的阶段。该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人口迁移领域，即人的迁移具有生命周期特征，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迁移选择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的人口会根据各自的成长阶段和生活状态而设定不同的未来目标，从而形成不同的城镇化选择。因此，从年龄的视角考察当下人口流动的选择机制，对新型城镇化相关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半封闭式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为基本研究方法，并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对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的分析。问卷全部为调研员（教师和学生等）亲自发放并解释，以一对一问答的形式填写，确保了问卷信息的质量。在发放问卷的同时，研究团队对填写者进行了访谈。

留守人口（以老人、妇女为主）和外出人口（青壮年）的群体特征存在差异，并具有不同的城镇化需求，他们的城镇化决策机制代表了农村人口家庭决策的一个片段。因此，我们将研究对象划分为留守人口和外出人口两大部分。结合相关课题，把江苏省海门市悦来镇和正余镇作为留守人口的调查样本对象，把上海市和佛山市作为农民工群体的调查样本对象。在悦来镇和正余镇发放并回收的农村村民有效问卷共计 105 份；在上海市访谈了海门籍农民工（大多为建筑工人，海门市超过 60% 的农村外出人口从事建筑行业）28 名，在佛山市高明区访谈了 105 名企业员工，并进行问卷调查。

2.3  调研样本的代表性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海门市乡镇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数量为 19.41 万，占乡镇户籍人口的 25.82%。正余镇和悦来镇的外出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24% 和27%。因此，两镇的留守人口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市是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佛山市是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两市外来人口众多，非本地户籍员工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可以反映农村外出人口的基本特征。

3  基于“年龄”视角的农村外出人口城镇化意愿研究

3.1  调研概况

在海门调研村组的 105 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口总计为 109 人，年龄在 30 — 50 岁的群体居多。在佛山和上海接受访谈的农民工，其年龄结构与海门调研村组中外出人口的年龄结构基本一致（图 2），且被访对象的职业也与海门市的外出务工者基本接近，均从事建筑、装修或建材行业。因此，农民工样本基本能够与海门市外出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匹配。

图 2  佛山和上海接受访谈的农民工与海门调研村组外出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三地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3.2  外出人口的“年龄段”与城镇化意愿的差异

相比留守人口，外出务工人口较为年轻，因此，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年龄段：中老年务工者（40 岁以上）、中青年务工者（31 — 40 岁）和青年务工者（30 岁及以下）。

3.2.1 中老年务工者在打工地的定居意愿弱，返乡意愿强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经济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城乡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核心推动力。调研数据显示，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家庭年净收入高于无外出务工的家庭。外出务工家庭的年净收入明显高于以务农、种植业及养殖业为主要收入的家庭。李强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由外出务工转向回乡务农、务工、经商或养老；吴兴陆和亓名杰的调研发现，只有 36.4% 的被调查对象打算在打工的城市定居。

海门市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外出人口已在外务工二三十年，且多数从事建筑行业，长期在外漂泊使得其渴望“落叶归根”。在访谈中，几乎每一个受访的海门工人都表示“出来是为了赚钱”，虽然半数以上不打算近期返回家乡就业，但表现出强烈的未来返乡养老的意愿，并普遍表示干到60 岁左右就会回村养老。对未来定居地的选择，46% 的受访者选择返回农村老家，另有 23% 的受访者选择在海门市区和镇区定居。此外，还有部分受访的在沪海门籍农民工希望退休后随子女到城市生活，其城镇化选择可能向“异地养老”转变。

佛山市的农民工调查也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 40 岁以上的被访者中，只有 14.3% 的人选择未来可能考虑在佛山定居，但全部被访对象均表示考虑在六年以内返乡。因此，这部分中高龄流动人口可能会逐渐从 “离乡就业”向“返乡养老”转变。

3.2.2 中青年务工者的定居倾向有分化，未来决策取决于环境条件的变化

31 — 40岁年龄段的人口收入高，消费能力强。在沪海门籍农民工的访谈结果显示，31 — 40 岁的中青年人口中仅有 20% 的人口明确选择回老家村镇定居；佛山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47% 的受访者希望回老家村镇养老。但与此同时，被访对象普遍反映，一方面，老家镇区发展滞后，无法提供理想的工作岗位及工资，更无法满足其日常生活开销；另一方面，打工地的住房价格太贵，他们无法负担。因此，这部分中青年人群的城镇化选择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其最终的定居决策取决于环境的变化，比如家乡条件转好，其可能返乡就业、定居，如果打工地政策条件放宽或福利、收入变好，其可能选择在打工地定居。

3.2.3 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有很大的粘性，返乡概率小

30 岁以下的青年被访群体多为1980 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观念上，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具备在农村生活所需的耕地、砍柴等生活技能，对农村的“家乡情结”基本丧失而向往城市生活。这些新生代流动人口，既少有务农经历，也看不到在农村有任何发展的希望，所以即使在城市找不到出路，他们也不愿回到农村，形成了所谓的“城市无望，回村无意”的两难局面。

这种强烈的代际反差在我们的调研中反映明显，访谈的多位在沪海门籍农民工和佛山市年轻农民工均表示回乡没有任何意义，一方面，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不习惯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目前的生活和工作都较满意，而老家村镇建设落后，即使未来返乡，可能也是回到县城。佛山市农民工的调查统计也表明，随着年龄的下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可度在提高。与李强的研究(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愿意回老家的比例，比 1980 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低 8 个百分点左右 ) 相比，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30 岁以下的被访者中有45% 的人选择以后定居佛山市，而 30岁以上的人口中，这一选择比例不足20%（图 3）。显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决策差异在扩大，从 8 个百分点扩大到了 25 个百分点。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选择仍然是“离乡就业”的异地城镇化模式， “返乡生活”的本地城镇化潜力较小。

图 3  佛山市不同年龄段农民工定居意愿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佛山市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3.3  外出人口城镇化意愿差异的成因解释

3.3.1 经济因素深刻影响定居决策，对中青年的影响更明显

无论是对农民工还是对城市原住民而言，住房和工作都是重要的。从对佛山市农民工调查的结果来看，住房作为核心的经济要素，对流动人口的定居选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受访者中有近一半将住房因素（主要是房价）作为定居障碍，或者说是定居城市的阻力。从年龄差异来看，30 — 40岁的群体最看重住房，30 岁以下和41 岁以上的群体次之（图 4）。进一步追问“选择不返乡的原因”“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两项结果在各年龄段的占比都超过了 50%，但青年人口更看重工作机会，中青年和中老年人口更看重工资收入（图 5）。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基本可以概括出：以住房为主的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定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其对城镇化决策的影响程度占比在 50% 左右。

3.3.2 社会保障因素影响定居决策，对中青年人口的影响更明显

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村流出人口的城镇化决策有影响。依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尽管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比重稳中有升，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保率仅为 54.5%。从本次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也没有签订正式的就业合同；部分收入尚可的外出人口选择自行在老家购买养老保险等。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是居住在单位宿舍、工棚或合租房。一方面是受限于务工收入，务工收入是其家庭教育、医疗、日常开销的首要来源，剔除这些开销后的收入无法承受务工城市的高额房租；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农村老家有现成的宅基地和房屋，可以用来替代在城镇购房、租房的巨大支出。从佛山市的调研数据统计看，如果把社会福利和户口作为社会保障因素，其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程度大约占比25% 左右，中青年人口对户口更为敏感，这与该年龄段人口需考虑子女的就学问题有关（图 4）。

图 4  佛山市被访农民工的定居障碍所占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佛山市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3.3.3 社会资本因素影响定居决策，中青年人群比较敏感

社会融入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影响流出人口选择返乡养老的重要因素。段成荣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与现居住地其他社会群体的交流不多，社会交往仍局限于原有的亲缘、同乡等社会关系。盛来运的研究表明，80.7% 的流动人口当前的工作是通过自己或家人 / 亲戚、同乡 / 同学等社会关系找到的。本次调研发现，海门农村外出务工的传统以及在建筑行业的人际网络关系是推动人口外流的重要因素。60% 以上农村外流劳动力的从业选择是建筑（装潢）工人。佛山市的问卷数据表明，31 — 40 岁的中青年群体对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最为在意，在影响定居决策的主要原因中占比 20%（图 5）。相对而言，社会资本对青年群（30 岁以下）和中老年群体（41 岁以上）的影响稍弱，可能前者尚未意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而后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已基本定型。

图 5  被访者选择不返乡的主要原因所占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佛山市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3.3.4 乡土因素已经不再是主要因素，家庭因素影响定居决策，但不显著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乡土情结是影响农村人口返乡选择 的因素。在佛山市的调查数据中，如果把生活习惯作为乡土因素的话，其仅对 40岁以下流动人口的城镇化选择有影响（图 4）。进一步分析“选择返乡的原因”，“老家生活习惯”和“家乡情结”两个选项总的占比不及 10%。显然，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城乡信息流通等因素的影响，乡土情结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其内涵已经发生改变。流动人口不再像早期那样迷恋故乡，而是更加基于实际的情况作出迁移决策。

李强早期的研究表明，家中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会促使农民工倾向于返回老家的农村和县城，其愿意留在城市的概率会降低 7.3%。佛山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家庭（照顾老人）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影响程度大约占比 20%，各年龄段差异不明显（图 6）。在海门市被访的 105户农民家庭中，98% 的家庭仍然拥有耕地并进行日常种植，许多外出人口通过留守妇女及留守老人保持着一种“离乡不离土”的半城镇化状态。

图 6  被访者选择返乡的主要原因所占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佛山市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3.4  小结

对农村外出人口的城镇化意愿考察表明，中老年人口返乡的意愿强；而青年人口在打工地定居的意愿强，但经济阻力大；中青年人口的城镇化决策处于摇摆之中，是政策可以引导的重点对象。城镇化意愿背后的影响因素与过去相比正发生变化，虽然经济因素依然是主导因素，但其构成已发生变化，除了就业机会的影响外，住房成为新的制约因素；中青年人口更看重社会保障（户口、子女就学）和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家庭因素影响城镇化决策，但程度有限；在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乡土情结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流动人口的城镇化选择不再过于感性，而是更加务实。

4  基于“年龄”视角的农村留守人口城镇化意愿研究

4.1  调研概况

海门市地处长三角区域，多年来形成了“劳务输出”的传统。调研村组总计户籍人口为 346 人，有 109 个村民外出务工，占调研村组户籍人口的 31.5%；该村组70% 的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口，其中 67% 的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口 1 人，26% 的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口 2 人。

被访村组常住人口为 237 人，其中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38%，老龄化程度已相当高。从性别来看，在劳动年龄段（20 — 60 岁）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女性人口明显高于男性人口，占到农村留守人口总数的63%，近 2/3（图 7）。

图 7  信民村常住人口“金字塔”（201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门市信民村人口台账数据整理绘制

调研村组近 1/3 的劳动力已流入城市地区，实现“异地城镇化”，并呈现为“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生活模式。大量劳动力的流失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妇女人口比率增高。

4.2  留守人口的“年龄段”与城镇化意愿差异

除儿童外，留守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老化，因此，我们将其划分为老年人口（70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口50 — 69 岁）和中年人口（50 岁以下）三大类。

4.2.1老年人口半数以上希望继续留守

在我国农村，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基本已无日常劳动能力，虽有少部分人仍在从事日常耕种以供餐食，但大部分人基本都已不参加务农活动，主要依靠积蓄、农保或子女的资助生活。其子女一般在 50 — 60 岁左右，多是儿媳妇留守在家，儿子在外务工且有返乡意愿。访谈显示，这部分老人普遍愿意继续留守农村，安享晚年；从城镇化意愿来看，受访者中的 55%选择留守农村，32% 选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镇区，13% 选择离开农村投奔子女（表 1）。

表 1  受访者的未来定居意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门农村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4.2.2 中老年人口的城镇化可能性略有增加

截至调查时点，多数 50 — 69 岁的被访者都曾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年老后返回农村，这一方面是受就业竞争力下降等客观条件制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家乡情结、农村生活习惯等主观因素导致的。这部分中老年人口大多会继续留守农村，而对于子女经济实力尚可的中老年人，中、远期则可能迁往海门市区与子女一起生活，实现“异地养老”的城镇化。从城镇化意愿来看，中老年人口中，有43% 选择留守农村养老，24% 选择远期迁往镇区，29% 选择远期投奔子女。相对老年人口而言，中老年人口的城镇化可能性略有增加。

4.2.3中年人口城镇化选择呈现多元化

30 — 49 岁的留守人口主要是妇女，她们大多在家务农、就近兼业、照顾老人和小孩，丈夫则在外务工。这部分妇女的城镇化意愿也是其家庭的意愿，长期两地分居是不得已的选择。这部分中年人口与 50 岁以上留守人口的选择差异较大，只有 25% 的人口选择“未来继续留在农村”，另有 25% 的人口选择“迁往镇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 31% 的人口留守家庭，选择为了子女短期迁往市区陪读。中年人口的城镇化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从留守人口迁移意愿的差异来看，年龄越大，对农村的粘性越强，其城镇化动力越弱；反之，年龄越小，其城镇化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小城镇建设滞后的情况下，留守人口对镇区表现出了一定的接受度（该类人群占比大于25%），这对当下城镇化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意义。如果小城镇的建设、生活和就业情况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可能其现实的城镇化吸引力会更强。

4.3  留守人口城镇化意愿差异的成因解释

4.3.1 优越的公共服务是村民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各年龄段有差异但不明显

调研发现，留守人口的城镇化意愿普遍较低，仅有23% 的人口表示愿意迁往城镇居住。进一步分析被访村民城镇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在愿意搬迁的居民中，“生活服务设施充足、就医方便、子女上学便捷”这三项因素分别占到 42%、26%和 14%，合计达 82%（图 8）。显然“城镇优越的公共服务”（包括商业设施、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等）是城镇吸引人口迁入的主要因素。相对地，选择“工作方便”的仅占了 5%。再结合留守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来看，就业对于留守人口的城镇化选择而言，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这与传统的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结论有差异（城乡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核心推动力）。

图 8  愿意搬迁至城镇的原因占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门农村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留守人口城镇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年龄分化的特征。具体来看，对于 70 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来说，公共服务设施是其城镇化的首要动力；而对于 50 — 69 岁的留守老人，除了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外，城镇的建成环境也是其城镇化决策所要考虑的要素；对于 30 — 49 岁的中年人口来说，工作机会是影响其城镇化的因素之一，但影响程度不大（图 9）。总体来看，无论哪个年龄段，公共服务都是影响留守人口城镇化决策的最主要因素。

图 9  不同年龄段人群愿意搬迁至城镇的原因占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门农村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4.3.2 个人因素和经济因素是阻碍村民城镇化的主要阻力，各年龄段分化明显

在不愿意搬迁的居民中，如果把“生活不习惯”“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归结为个人因素，其占比高达 47%；如果把“生活开销大”和“买不起住房”归结为经济因素，其占比高达 39%（图 10）。显然个人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制约村民实现本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且前者产生的影响更大。访谈结果同样验证了上述问卷分析的结果。从年龄分段来看，留守人口的城镇化阻力因素的分化较为显著。对于70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来说，城乡间的生活方式差异是制约其城镇化的首要因素，其次为“城镇较高的生活成本”以及“年龄大，不愿意挪动”；对于 50 — 69 岁的留守人口以及 30 — 49岁的留守人口而言，制约其城镇化的因素依次是“城镇较高的生活成本”“生活方式”以及“土地财产”（图 11）。由此可见，留守人口的城镇化阻力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年龄越小，对乡村生活的粘性越少，经济因素（年轻人更倾向于消费）的制约性则有所增加，即越年轻，对经济因素的考量越多。

图 10  不愿意搬迁至城镇的原因占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门农村调研数据整理绘制

4.4  小结

从年龄视角看，留守人口的城镇化意愿表现出与流出人口的差异性。留守人口的年龄结构偏大，其对乡村生活的粘性更强。留守人口之所以选择留守，是出于对家庭因素的综合考量，就业机会或者工资收入等对其城镇化决策的推动并不大。但城镇优越的公共服务是其所看重的，而个人化的乡土情结和对土地要素的依赖也成为其城镇化决策的阻力。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人口流动带来的城镇化，之于个人、家庭和地区的意义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人口流动” 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村的“三农” 和“三留”等诸多问题。流动人口的“半城镇化”推动了其务工所在城市的发展，也提升了每一个务工者家庭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研究再次证实，留守和流出两部分人口对城镇化决策的考量因素有很大差异，且城镇化选择具有生命周期的显著特征，不同年龄的人口根据所处生活阶段与生活方式而设定不同的生活目标，从而产生不同的城镇化决策。

从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看，无论流出人口还是留守人口，年龄越低，城镇化潜力越大，反之亦然。对于中年留守人口和外出人口来说，其城镇化意愿较为多元，是可以争取的潜在城镇化人口。政府可以通过优化相关制度（如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在镇区、县城或城市郊区提供集中住宅，或提供完善的老龄化服务来推动这部分人群的就地城镇化。当然，定居农村也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模式，可以节省城市为其新建住房的成本，且有助于提升乡村活力，但可能会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

从城镇化策略看，本文的研究表明，留守人口的城镇化决策更加看重城镇的公共服务以及与个人或家庭相关的社会福利、土地等生活、生产要素，流出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因此，就地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区别对待这两部分人口，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提升城镇的人居环境。

从访谈和问卷统计结果看，留守人口和流出人口对小城镇有一定的接受度，所占比例超过 25%。这为当下小城镇制定战略提供了支撑。如果小城镇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得到大幅改善，不仅能够吸引留守中年和老年人口，也能够吸引返乡的中老年人口。小城镇将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增长极。

从现实趋势看，由于大部分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较于城市），在就业机会、区位优势、历史传统、社会资本等多项外部因素的拉动下，在村民较低的文化程度、观念保守等内部因素的推动下，农村的劳务输出仍将持续。但同时，农民工返乡也将同步进行，尤其对 40 — 60 岁的外出务工者而言，其返乡的意愿最为强烈。按照时间推算，这些人口将在 2030年左右完成回流，届时，农村的老年人口可能出现急剧增加。考虑到新一代年轻劳动力的继续外流以及较低的返乡意愿，农村在吸纳“老年回流大军”后将步入加速老龄化的状态。相应地，针对农村地区老龄人口的服务将是农村规划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在人口低出生率和高流出率的大趋势下，农村的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且会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的状态。2014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指引，但也要求我们继续思考城镇化模式的差异性，而基于生命周期的城镇化决策差异化的特征是今后制定相关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相关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展开。

鸣谢

感谢赵民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文原载于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刊《城乡规划》杂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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