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微课堂 | 葛剑雄：病毒可能常在，规划需要创新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整个社会经历了“突然暂停”和“缓慢重启”的艰难过程。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组织了题为“后疫情时代城乡规划变革”的线上公益访谈。“城乡规划微课堂”同期上线访谈视频，作为公益分享。

本期特邀专家：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完整采访视频

采访正文

  问：

您如何理解“人类的历史就是传染病的历史”这句话？历史上有哪些流行病传播、防控的经验和教训？

葛剑雄：人类在早期就发现，传染病是随着某种动物（如老鼠）或者人进行传播的。

但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口流动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非常有限的。

比如，游牧民族从未离开过草原，中国普通的农民也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庄，一辈子没有踏足县城。

所以回顾历史，世界上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都是伴随着特殊情况，如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而发生的。

比如，东汉末年曾经发生过大战乱，其中仅匈奴人就从如今的内蒙古、陕北流动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流动至如今的山西西南。

天下大乱伴随着成百万的人口流动。

当时，中原很多人流动到如今的北京一带，洛阳大乱后，几百万周围人口被迁至关中，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最终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瘟疫，后发现是鼠疫。

又如蒙古军队的西征，把原来在蒙古高原上流传的鼠疫一路带到了中亚、西亚、东欧。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有如此大的人口流动，所以这在历史上属于特殊情况。

到了今天，人口流动已然成为常规现象，所以往往越是交通发达的地方，越容易发生疫情。

比如清朝末年东北发生的鼠疫，正是因为在当时，东北是中国铁路最密集、交通最频繁的区域，随着人口流动疫情会产生大规模的传播。

后来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传染病可以在一天内传遍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点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应对传染病的一个致命弱点。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不得已采取封城、封国门的方式进行疫情防控，就是为了断绝病毒的人际传播。

但是封闭、隔离措施会触发一个新的矛盾，即社会活动与保持社交距离的矛盾。当下的很多社会活动，无论是生产、文化、经贸都需要人际之间频繁的交流合作，这是疫情对现代社会提出的一项严峻挑战。

回过头来看，历史上某些地区发生瘟疫或大规模的传染病，会导致该地区的人群全部死亡。但其他地区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传染病也不会影响到他们。

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全球，爆发规模如此之大，涉及范围如此之广，都是现代交通物流等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

  问：

大城市人口集聚、建筑密集，是大流行病的温床，您认为大流行病对于城市形态、格局会带来哪些影响？

葛剑雄：欧洲在经历几次大的传染病以后，人们都意识到城市高度的人口密集，是防御传染病的致命弱点。

但社会有其两面性，从经济活动到机械化大生产，这是人口聚集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效应。

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有其自身优势，即医疗卫生设施、体系先进，所以当医疗卫生系统注重预防传染病时，人口密集并不是造成传染病病毒流行的一个必然因素。

虽然人口密集对抑制病毒的传播是一项不利因素，但另一方面，城市通过科学、严格的管理，特别是通过充分发挥现代化医疗保健设施的作用，可以抵消这种不利因素。

我们可以发现，此次疫情之中，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存在染病率高、或者死亡率高的情况。相反的，往往在大城市中死亡率较低。城市存在某些数字高的情况，很可能跟其检测面广有关。

今后，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去改善城市内部，不可能因为“人口聚集”的原因，而去改变或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事实证明，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讲，大城市的聚集效应，特别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产生的正面作用更大。

  问：

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葛剑雄：我想我们所说的“规划”，从前更多的重视物和自然，但不重视人，不重视人文。

所以，复旦大学应该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规划中的优势。

我们未来的任何规划，无论是一个小范围的规划，还是以前的传统城乡规划，抑或是现在的国土空间规划，在这些综合性空间规划之中，都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人文的因素，考虑到人与自然环境，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协调、和谐。

比如说，现在中国已经建成了很多大城市，今后也会持续建设下去。在中国还会出现一些特大城市、城市群。

但是在规划中，需要充分考虑，在这个城市群或城市带内部，如大湾区、长三角这些区域的内部，怎样在规划中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群体、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协调。

并且在规划中应当创新，譬如此次疫情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教训。

提及“居家隔离”，为什么有些住房很宽敞，却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实际上，空间既应有公共空间，也应有私密空间。家庭内部的房屋结构也要考虑个人的一些私密空间。

此次疫情期间实行的小区封闭式管理，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生活困难，大超市距离不远，却无法通达。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来讲，大超市、特大超市无疑表现良好。

但如果考虑到超市跟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它存在一个过渡，可以实现一种网络连接，当下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设一些小的供应站，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我们要考虑如何实现物流系统里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外，我们在考虑一个小区或一个城市的功能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公共卫生防御，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因素。

我想这对我们未来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规划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国人口密集，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很多界限都已消除，同时，我国在很多方面属于后发展，我们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更高的要求上来研究、制定未来的规划。 

  问：

节目最后，想请您对广大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您最想对大家说一句什么？

葛剑雄：人类的历史是人跟病毒、传染病共处的过程。

我想未来我们都要考虑怎么跟它们共处得更好，怎么确保人的利益能够得到根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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