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日报 | 印尼伊联总主席：向中国求学问
向中国求学问
作者：沙伊德·阿基尔·希罗伊（Said Aqil Siroj）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因为寻求知识对每个穆斯林来说都是绝对的。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说是中国呢？为什么不选择先知穆罕默德时期达到顶峰的希腊，或当时先进文明的埃及呢！
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即伊斯兰教将传到中国，虽然该国远离阿拉伯半岛；而且，事实证明，中国也是世界科技领先的国家之一。
先知仍在麦加时，在古拉什人的压力下，他邀请同伴们迁移；有些人已经移居埃塞俄比亚，如渣法宾阿比·达利。其中一些人去了中国，这可由先知在泉州的两个同伴的坟墓得以证明，注明于622年去世；虽然名字不详，但从墓碑上的铭文得知，该坟墓是由郑和将军翻修的。
在先知时期，中国是唐朝时期（618-906年）。众所周知，唐朝皇帝喜欢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建立贸易关系。根据米守江（译音）和尤佳（译音）的说法，在148年间，有37位阿拉伯使节去中国觐见唐朝皇帝。
唐朝经历了从唐高祖（卒于683年）到唐德宗（卒于805年）统治的黄金时期。但是，安史之乱（755-763年）的发生开始削弱了唐朝。这次政变是由安禄山将军领导的，他宣布自己是燕国新皇帝。当时掌权的唐肃宗向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寻求帮助。在阿拔斯军队的帮助下，安史之乱被镇压下去了。
在唐朝国土驻军期间，许多阿拔斯军营为穆斯林士兵提供了住所。他们与当地居民互动。尤其是在西北地区的中国人开始了解伊斯兰教。当地人称穆斯林为“住唐”，意为“外国居民”，他们大多数是阿拉伯或波斯国籍，并以商人、外交官或士兵的身份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与当地居民通婚，尤其在新疆各地，他们的后代被称为“蕃客”。
除了通过陆路到达中国西北地区以外，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多地是通过海路直至中国南方。先知之前，阿拉伯水手已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了。他们横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直达南中国海的海岸，他们足迹可在广州发现。在这个港口城市，有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怀圣清真寺。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个纳家户，是宗教旅游胜地。在这个村子里，穆哈默德先知的后裔居住在这里已达一千年之久。1218年，当成吉思汗的军队入侵伍麦叶王朝的领土时，在布哈拉市，有个叫杉苏汀·乌马尔的将士带着数千名战士投诚。
后来发现，杉苏汀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三十个后裔，是先知的女儿法蒂玛·阿兹·扎赫拉与阿里·本·阿比·塔利布的次子——侯赛因。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认命杉苏汀为云南省的第一任“省长”，他于六十九岁去世，安葬于云南。他的长子纳西鲁汀被任命以取代父亲的职位。后来，纳西鲁汀的后裔组成了一个姓“纳”的社区，然后移民到了宁夏。
婚姻中，诞生了三个孩子，他们在印尼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吉安·善当国王的长子在全西爪哇传播伊斯兰教；除了普库克·乌蒙县长领导下的马陵平的巴杜伊部落，全西爪哇的人民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巴杜伊部落不想皈依伊斯兰教，但也不会干涉伊斯兰教。
次子名为索马杜拉或阿卜杜拉·伊曼。他成为井里汶的统治者，井里汶人称他为吉·谷务。第三子是个女儿叫拉拉·珊当或夏利华·穆达茵。拉拉·珊当嫁给了来自古扎拉的先知的后裔，叫阿卜杜拉·阿赫玛·汗。从这次婚姻中，生下了苏南·古浓·贾蒂或沙里夫·希达亚杜拉。因此，西爪哇人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与此同时，在东部，布拉维渣亚五世——一名信奉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国王，拥有许多妻妾，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是个穆斯林。她叫修般吉（译音），爪哇人叫德薇·列诺，她生下的孩子叫金文（译音），他曾在泗水市的安贝尔·德纳学习，老师是谢克·拉马杜拉宾伊布拉辛·沙玛甘迪宾珠玛蒂尔·古布罗，或以苏南·安贝尔著称。
金文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并改名为阿卜杜尔·巴达。他在爪哇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王国，即德玛·宾多罗。满者伯夷王国人民纷纷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包括后来被流放并埋葬在拉乌山的布拉维渣亚五世。就此结束了满者伯夷王朝的历史。在哈延勿禄与卡达马达时代如此强大的的帝国，在没有一场战争发生的情况下就解散了。爪哇人称之为“地壳的消失”。
这件事说明了，圣人们的非常特别的呼召，他们通过文化与传统教育去感召别人，完全没有强迫性。市井小民原先生活在层层结构之中，通过伊斯兰教使他感到受人尊敬，并承认他们的存在，因此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跟随德玛王国。
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传统思想不会自然遭到拒绝。例如奉献，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成为祈祷的机会。这样它就不再是祭品，而是个祝福。这就是瓦利松戈九圣（传播伊斯兰教的九个穆斯林）协调神学和文化的方式。
神学来自上帝，文化来自人类的创造力。那就是“努山达拉伊斯兰教”的意思，是与文化和谐相处的伊斯兰教。实际上，不仅和谐，神学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宗教高于文化，文化才能持久，宗教得以强大。
这就是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区别。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找到完全的政治制度。毫不奇怪，在阿拉伯，伊斯兰教领袖不是一名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却不是伊斯兰教的战士。看看那些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例如哈夫奇·阿尔萨德、萨达姆·侯赛因、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穆阿玛·卡达非，他们虽然是穆斯林，但并不是伊斯兰教战士。同时，为伊斯兰教而战的神职人员不是民族主义者。
有别于印尼的情况，哈欣姆·阿沙哈里即是百分之百的穆斯林，也是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他倡议的“热爱祖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就是“努山达拉伊斯兰教”的意思，这是2015年在彭庞市（Jombang）举行的“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大会的主题，融合了传统、文化、文明和创造力的和谐伊斯兰教。
加强关系
谈到宗教，有两件事:第一是神学。这是关于信念，并不可强制，除非是已经获得指导。神学是基础，而其围墙则是良好的道德。这完全没有区别，例如尊重父母，相互帮助和相互合作。因此，在谈论宗教时，应该提出关于人类的对话。
我曾几次访问中国，并在新疆、昆明、成都、广州与北京跟穆斯林社区交流。确实，有一些顽固的维吾尔族人要求将自己与中国分离。但是，除此之外，那里的穆斯林相对较为自由。就政治问题而言，我们不予干涉是应该的。
“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的原则是，作为温和的伊斯兰教，非本本主义伊斯兰教，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温和的伊斯兰教是结合了古兰经经文、圣训、理性与思想的伊斯兰教。有两种思想，政治理性或共识与个人理性；因此理性与文本之间存在差异。遵循圣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思想或行为的人，伊斯兰教法的来源有四种：即古兰经、圣训、共识与权衡。
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加强现有的合作，不仅是文化，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中国的技术优势。
（作者系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总主席，印尼原文刊登于2020年12月26日《罗盘报》。翻译：陈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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