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严复讲座|杜维明：构建北大经学传统刍议（1）

北京大学第三届严复学术讲座——杜维明先生主讲

第一部分

之一

主持人：陈鼓应先生

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学期刚刚开始，严复讲座进行了第三届。刚开始，王博提议让杜先生来。杜先生在国外开会，我们很高兴他回来了，但一下飞机别的单位接走了，以为失踪了。

我昨天很着急，我担心今天演讲会不会出席？我有生以来只有一次，在西南门请了庞朴他们吃饭，结果我自己忘记了。所以一直到昨天下午联络上，他说明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我会出席。所以，谢谢！（鼓掌）

我又担心没有很多人来，因为我们的海报昨天才发出去。今天哲学系还说，晚上的课还没有上完。所以作为主持人，我很高兴。

今天杜先生讲的题目跟经学有关。我年轻时喜欢《诗经》，后来研究《易经》，其他的经我都不甚了了，所以我没有资格发言。我们哲学系主任王博，他是研究经学的。所以我就借开场白，说说闲话。杜先生刚刚来，大家也很辛苦，可不可以先坐十来分钟，听我说说闲话？（鼓掌）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很难得。虽然我跟杜先生是老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四十六年前。我的数学很差，应该是1966年吧。我的台湾大学的老师是殷海光教授。其实我的论文是跟着方东美老师写的，但实际上经常跟殷先生在一起。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原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殷先生上课经常介绍北大。我们的文学院有很多西南联大、北大的老师，所以整个文学院弥漫着一种北大精神。所以我在1966年的时候，殷先生要我陪他听演讲，杜维明从哈佛来作演讲，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

前天晚上睡到半夜想到找资料，找我跟杜先生在一起的几次值得纪念的照片和资料。

第一个是在我编的“殷海光的最后话语”。殷先生得癌症，50岁就过世了。躺在病床上我给他做记录。他有很多书信，其中一封是给张灏的信，我找出来。

他里面有谈到听维明先生的演讲，“唯杜维明这次来台”——他从美国来到台湾——“我们坐在院子内，石头凳上，喝咖啡。”殷先生的家里，他挖了个小河，然后挖挖挖，越来越高，他摆了个石头，坐在那里招待客人。“我告诉他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风光就是小型的五四，他给当时中国的影响也是个小五四。我们的学校可以说是汇集了五四的精英。好长的一段。他讲当时校园内朝气蓬勃、歌声洋溢，思想很开放。那一幕历历展现在我的眼前。”

他对那个时候的台湾有很多批评。他讲到这里，他说“一部分的年轻人是被激刺成冲阵的火牛，另一部分被压缩成腌菜一样。”多强烈的对照。“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禁热泪盈眶。”后面他又说，“我突然认识了杜维明君，我们谈了几次，并且听了他两次演讲。”殷先生这里谈到文化市场。那个就是殷先生带我去听的两次演讲，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共识”这个词，好像是在你的演讲中听来的。

殷先生说“我听了他两次演讲，够意思！他说话不慌不忙，态度极佳，学识稳实，感情内应而不激放，我看他将来可成大器。”（鼓掌）“他最难得的是含蓄着一股道的力量，予我以信任感。”这一点我不如我的老师，我对杜先生的信任感一直到现在才建立。（笑声）找了他三次做演讲，然后演讲之前又找不到了。我就很着急。很抱歉，所以我不如老师。

又接着写道，“维明和我只接触一个很短的时间，便对我有相当的了解。这才算得上是弄人文的人，这给我寂寞而孤独的心灵的温暖和鼓舞，真是无法忘记。”（鼓掌）

时间一转，殷先生过世之后，我在1972年去哈佛看费正清教授。那次刚好杜先生跟张灏开学术会议，我们碰了面。——我刚刚讲殷先生给张灏的那封信，张灏是我的师兄，殷先生的学生。

我找到一张照片，这张是在泰山，1986年，参加纪念孔子的会。这里有孔子登临处。好像司马迁很沉痛地讲他父亲跟皇帝没有去；我们很有幸，我们爬了泰山。这里就有张灏的照片，汤一介先生，还有杜维明和我的照片。这个很难得。

后来1979年我到美国，一直到84年我到中国。我要借这个机会讲我在困境中和杜先生的记忆。1979年我到美国，我穿了夏天的衣服，秋天的衣服都没有带。那时，台湾安全局局长、中央党部秘书长，还有外交部长有很多通电电文讨论要不要让陈鼓应再回到台湾？他们的决议是“不要”！那时我走投无路，无家可归。我有房子有亲人都不能回去。

在这个时候，杜先生介绍我到UC-BERKELEY作研究员。我如果不在那里呆而是回去的话，可能被逮捕了。那一年12月份发生高雄事件，大逮捕，全部被判12年，我也是其中一个。祸福相倚，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有朋友来帮忙，这次帮忙可大了。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维明先生。（鼓掌）如果他不介绍我到美国去做研究员，我回去就被逮捕，那我也没有机会到这里来。

今天我们请杜先生来演讲，我在这里讲话看起来好像很自然的，其实我告诉各位，1979年、1980年大陆跟台湾，就学者来说是不能够在一起座谈的。甚至我在台北的时候，我的哥哥在我老家福建通过我妹妹把信捎给我的时候，我都是在厕所看，把眼泪擦干，然后才坐在那里跟朋友聊天。

我不敢告诉朋友。如果告诉朋友，逮捕我至少要判7年以上，我朋友知情不报也会被判7年以上。知道吗，亲人都不能往来。那个时间，大陆跟台湾，知识界也好，老百姓也好，是不能够在海外与亲友相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中报》的社长、创办人傅朝枢，在你家还是在哪里，和我们一起相聚。（拿出照片）这个是你，旁边是邱立本，现在《亚洲周刊》的总编辑，是大陆来的学者。我们在一起相聚，如果在台湾这是不可能的。在一块做什么呢，就是讨论所谓国事的问题，所有讨论的内容都在美国的新浦的报纸登出来了，香港的中文报《亚洲周刊》也登出来，说两岸的学者第一次一起讨论国事的问题。

回忆往事，真是好难得的一次聚会。对不起，我要念一段他们的暗语。由于这个座谈会是台湾和大陆学者第一次在一起公开讨论国事，因此在伯克莱（BERKELEY）校园生物馆二楼的大厅里，吸引了350多名听众，会议长达3个小时，气氛严肃而热烈。

长久以来，留学生或住在美国的华人大部分对于国事得了冷感症，活动分子之间又派别林立，互相攻讦。所以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打破了以往壁垒分明，讨论两岸未来的一个会议。我要特别给各位看一个照片。这张照片，杜维明先生在中间，这个照片你肯定不会有的。（笑声）站起来发言的是我。（笑声）刚好和现在一样，这是几十年前了。这两旁是台湾和大陆学者第一次聚，那是1981年吧，如果我回到台湾就会被逮捕了。

大家都知道杜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在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有极大的贡献。这段的交往太难得了，那个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地球转转转，在这里我们又撞在一起，真是太难的了。好，我再一次感谢维明兄，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在台湾就坐牢了！（笑声）谢谢你！

我讲了那么长，好像今天是我演讲一样。我也要感谢王博，我退休以后他请我再回到北大。我以前在北大教了12年（按：根据后面的年代，似乎应该做10年），从1984年到1993年。如果不是王博来请我，我也不可能再回到这里。王博是道家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又是哲学系系主任。王博，请你上来致辞。（鼓掌）

致辞：王博教授

 刚刚听了陈先生的一番话，还有很多照片和资料。我觉得我讲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其实应该是杜先生直接地接着陈先生的话讲，这样有情感地沟通更顺畅一点。

不过，我想我可以用一点点时间，在3分钟以内，也可以让杜先生再坐着休息一会。刚刚杜先生见到我就问我，王博，你去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两次都住在我家。我说是。（笑声）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的时候，很巧也很荣幸住在杜先生家里，吃到杜先生家里的饭，认识了杜先生很可爱的孩子们。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学术之外的情谊。

就像刚才陈先生讲的一样，两个学者在学术之外的情谊。其实这个情谊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经典或经学中间我们可以不断地去感受。比如你通过《诗经》，你感受什么？一种情谊。通过礼乐也可以感受一种情谊。

我记得杜先生第一次在北大上课是1985年，讲儒家哲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二教。杜先生当时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和各位一样听。当时杜先生会给我们发一页一页的提纲。当时大陆的话，我们老师是不会发提纲的。我们没有钱，所以杜先生是有钱人。（笑声）从美国回来给我们印那个提纲。很可惜，我现在找不到那个提纲了。也许我当时的同学们有人保留着。

确实像刚才陈先生讲到的一样，陈先生是1984年回到北大教书，杜先生1985年第一次来北大教书。从前年开始，杜先生完全回到了北大。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可以说，北大还是有一种魅力，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学问，去感受一种包括经学在内的思想。

两位先生，一个标签是儒家，新儒家，一个标签是道家。道家和儒家一直就像国共一样打的不可开交，（笑声）但是国共现在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国民党的那些掌权者，最担心失去权力的其实是共产党。

两位先生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我感受的是他们对年轻人的关爱。其实对年轻人的关爱就是对未来的关爱。这一点是仅仅做学问或者说是做死的学问永远学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一方面通过这个演讲来感受杜先生的学问，另一方面要通过学问感受我们的前辈他们生命中另外的东西，即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东西。特别谢谢杜先生，也谢谢陈先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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