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大时代下，小人物也有小历史。
本文主人公吴仕省，建国初期49军、55军军人。平台将连载他的系列回忆文章。
我的父亲1940年初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当地共产党地下组织“桂东青年联盟”和民兵组织的骨干，我的哥哥是游击队员，他们都参加了当地地下党的很多工作。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吴赞之多次在我家召开秘密会议，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撞见过。解放后当地政府曾提议将我家建成纪念馆。广西自古以来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以及国民党桂系势力的长期经营和煽动，导致建国初期的广西反叛不断，人心极为不稳。以致毛泽东主席1950年11月14日发电文称“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
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为了应对广西严峻的剿匪任务，当时采取了军党政一体的集中权力模式，野战部队一个团负责一个县，团长兼任县长，政委兼任县委书记，以武力为后盾推行治安稳定、基层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等工作。分到田地和生产生活物资的贫困农民自然热情高涨，坚决地拥党拥军拥政。野战部队每完成一县的土改任务后，就将治安移交给地方部队，将政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同时留下一部分官兵或转入地方部队，或转业到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实本地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安置征战多年的老、弱、病军人，让他们享受相对安稳的生活。然后，野战部队带着在本地征募、适应岭南湿热多山环境的新兵迅即开拔到下一个县，直至土改任务完成为止。由此可见，野战部队在建国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领导作用。
我的先人于19世纪中叶从广东迁徙而来。1950年11月，我父亲响应农会号召，送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第145师兼平乐军分区下属的区中队。2个月后，我和区中队其他新兵一起步行1天到达县城贺街，并入县大队。继续进行2个月的思想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后，1951年3月，我正式编入第145师第433团。为了顺利完成征兵工作，野战部队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征兵策略，先以“保田保家”的口号招募土改农民加入地方部队，目的是保护土改成果。过一段时间后将新兵集中到县城，离开本土本乡，口号也提升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针对性强，配套工作到位，新兵们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野战部队不断提升的要求。我们村当时有8个征兵指标，整个区共100个指标。这次征兵是第二批。第一批专招女兵，主要为卫生兵。
由于家庭贫困，我14岁就随同村里的族叔和族兄到邻县钟山贩米，几十里的路，一百多斤的担子，我用瘦小的肩膀，早早承担起家庭责任。后来又到附近的锡矿打工。贺县锡矿自古有名，民间采掘的也不少，这些私矿一般规模不大，工艺简陋，设施原始，作业危险，纯粹靠工人从井底挖土肩挑走梯而上。由于当地春夏雨水多，积水难排，因此挖矿一般只能在秋季。春节将近，矿工们都要回家过年。而矿主没有给我结算工钱，我签领了矿主的欠条后就回家了。一直到我参军，欠条仍未兑现。一位在外教书的族人回家偶然从我母亲处看到欠条，而矿主恰好是他学生的家长。族人遂将欠条交给当地的农会，农会在当时可是农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役军人则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栋梁，因此，政治地位极高，欠现役军人钱财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据说当地农会一将此事质问矿主，矿主就赶紧连夜筹钱了。
当年野战部队条件比较艰苦，行军基本靠脚，装备基本靠背，每人标准负重60斤，在岭南崎岖山路连续行军几天那是常事。往往行走在荒郊野岭之处，疲困之极，指挥员一下令休息，大家背包不卸，路边随处一躺，倒头就能睡着。
1951年4月，我团从贺县移驻贵县。贵县完成土改后，1951年11月，我团移驻玉林，营驻地在玉林福绵乡宝岭村。此时，部队开始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主要形式是忆苦思甜，即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目的是提高军人的思想政治觉悟。由于我军的装备一向都比较差，因此非常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即打政治仗。新式整军运动是由第一野战军政委习仲勋在解放战争时期总结应用，然后中央军委在全军推广实施的。当时我是第49军第145师第433团第1营第3连的战士，我们一个营1000多人（骡）都住在当地大地主的大宅院里，那个大宅院可真是不一般的大。当时部队还做不到“机械化”，只能是“骡马化”，指战员行军只能靠徒步，而重装备则主要靠骡马来拉，因此我们营的几十头骡马都是“有编制”的，后勤保障部门按照编制拨发饲料经费。尽管我营人畜兴旺，而浩浩荡荡的全营指战员、牲畜、装备等一起入驻后，这个大宅院还是显得阔绰宽松。我们野战部队1个营合计1000多人，其中设置1个营部、5个连；每个连合计200多人，其中设置1个连部、4个排（3个步兵排、1个炮兵排）。每个连部合计16人，包括4个连级干部（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4个通信员、4个文化教员、1个司号员、1个卫生员、1个理发员、1个军械员。每个排3个班，合计50多人，每个连为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设置有1个炊事班，人员包括司务长1人，战士10多人。我在侦察通讯连时，我连共有3个排1个班：1排是侦察排，2排是通讯排，3排是电话排，还有1个对空联络班。我当时在2排的总机班，2排的另外两个班是负责架线的。后来侦察通讯连改为特务连。我们侦察员的化装水平和专业素养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们在军营里穿军服，但在军营外从来不穿军服，我们在军营外见面也互相装作不认识，说实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认不出他们。1952年5月，我团接到命令，急行军3天从玉林赶赴柳州，途中无暇洗漱换衣，行进中的部队气味冲天，路遇的柳州姑娘都忍受不了，纷纷掩鼻避行。当时，内有敌对势力，外有朝鲜战争，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攻势也很厉害，传播了很多流言，例如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部队要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等。部队及驻地附近也发现有国民党特务，还在夜里打冷枪。当时部队的敌情、逃兵和避战现象比较严重。我团有人被查出是国民党特务，另一名人则在执勤时开枪自残，谎称被特务打伤。为了防止逃兵私下串联，部队不允许说家乡话，一律只能说普通话。班长让士兵两两结对，要求24小时形影不离，上厕所也不例外。曾有老乡邀我一起逃回家乡，我拒绝了，共产党分给我们田地，不能忘恩！后来母亲告诉我，传言最盛的时候，由于部队移动频繁，音讯全无，奶奶责备父亲不应该送我参军，一定要找我回来，父亲无言以对，心中忧虑我的安危，晚上睡不着觉常常起来默默吸烟。我入伍不久就生了一个怪病，腹部红肿鼓胀，久治不愈，连队于是将我送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师部医院。当时有一个从国民党部队俘获留用的军医，非常有经验，看诊后订购了苏联出产的一种药物，我服后不久就痊愈了！当时由于政权不稳，有些军人信念动摇，或者思乡心切，或者不能适应部队的严格艰苦生活，部队时有逃兵，军官们很是头疼，只能人盯人严防死守。我在师部医院痊愈后，立即打好背包，步行回连队。离驻地还有一段路时，正好碰上连队在路旁演练，班长和排长见我独自一人徒步几十公里跋涉归队，相顾欣喜，迎上来热情地询问：医院不派车吗？为什么不搭乘友邻部队的骡马车（正好同路而行）？后来他们对连长和指导员说，这个兵肯定不会当逃兵！由此信任有加。后来空军来陆军招兵，我各项体检指标优秀，上级做了思想工作，我就留下来了。由于从小没鞋穿，参军后又长期在野外奔跑，因此双脚层层厚茧，脚趾和脚板边缘像刀片一样锋利。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白色脚茧化成皮屑一层层一点点自然脱落，一直到前几年才完全掉光，露出正常血色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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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老文章】
历史，总应有不同的角度，有容乃大。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如果发现不同的观点，敬请理性分析论证，避免感性宣泄攻击。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才是自信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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