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南下工作团历史回眸（二）

一群人，一段岁月，一个传奇。他们是新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而伟大的群体——“南下工作团”。开国前夕的青年南征，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的青年运动。这群年轻人渡过长江来到南方地区把青春热血和人生智慧倾注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

致敬作者！

革命熔炉

南下工作团是革命的需要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校。南工团主要采取请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作报告、上大课，自学文件，座谈讨论等进行政治教育，提倡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和互相帮助、互相提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着重从思想上解决实际问题，达到世界观的转变。整个学习分为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3个阶段。期间，总团报社主办的《改造报》起了交流情况和辅导学习的作用。

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洛甫）在华文学校作《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的报告。当时，张闻天刚从河北平山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路经北平回东北去，临时被请来给南工团团员作报告。

温文尔雅的张闻天，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套灰色的布中山装、一双黑布鞋，朴朴素素，俨然一个朴实的北方老百姓。他站在南工团团员围成的大圆圈内，老友相叙似地娓娓而谈，谈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怎样走群众路线。

作为来自旧中国的大中学生，当时对解放军的一切还比较陌生，刚参加革命队伍也不懂什么叫“群众路线”，在思想作风上表现较多的还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视的是书本知识，轻视实际工作，很少接触实际和群众。张闻天那平易近人的形象、通俗的语言，深深感染着团员。他以几十年革命实践的切身体会，亲切地同团员们谈怎样深入实际和到群众中去，拜群众为师，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4月，陶铸作《中共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接近全面胜利的原因》的报告，论述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指出党取得胜利是由于牢固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通真理，是由于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动力等实际问题，是由于中共28年来的英勇斗争的实际行动。

在听陶铸作报告时，团员们感受到他对青年学生思想、学习、生活非常了解、关心和爱护。团员们心里想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陶铸总是了如指掌。作报告，陶铸总是针对团员们认识上的主要“疙瘩”作深入浅出的、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答，使人心悦诚服。常常是台上讲完一个问题，台下立即引起发自内心的欢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5月16日上午，身着深蓝色普通干部服的周恩来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地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向一、三分团的全体团员作《关于革命青年的修养及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这样作开场白：“不用自我介绍，大家可能都认识我是周恩来。”一时间，台下气氛活跃起来。

老团员陈瑞云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央的高级首长。解放前，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听说过周副主席的许多故事和传说，能同我们见面都无比高兴和激动。由于那天台上的麦克风总是嗡嗡作响，台下听不清楚。周副主席索性不用扩音器，走到台前来讲，整个会场真是静极了，连个咳嗽声都没有。”

周恩来不带讲稿，侃侃而谈，历时两个小时毫无倦意。在报告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阵容的崛起，详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和南下任务之后，又对团员们的思想给以认真的引导。他说：“你们当中有人认为南下犹如旅行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不能把革命看得那样轻松，还有很多困难。在南方不但有潮湿暑热的一方面，还要对蒋介石集团有足够的估计，如果思想准备不足，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惊慌失措，甚至丧失信心。”“你们要准备跌跤子、犯错误，也要准备受委屈。”“要准备困难的，争取最好的。”他语重心长，感人心肺。

谈到国内形势时，一位警卫人员给周恩来递上一份电报。周恩来便立即向与会的团员宣读了电报，说：“就在我开始讲话时，武汉已宣告解放。”这一喜讯激起了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能像某些人传说的那样，会以长江为界，打出一个‘南北朝’来。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鼓励南工团团员要坚决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干革命，在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7月15日清晨6时30分，朱德到达北京大学红楼前的民主广场，给一、三分团作《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报告。大家只见朱德面容慈祥，和蔼可亲，一副长者形象。他起初身着一套绿色旧军装，讲话时脱去外衣，露出白衬衣。报告一开头，朱德就很风趣地自报家门：“我是朱德。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购买‘朱毛’的两颗头，我就是‘朱毛’中的那个‘朱’。”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的传奇人物。

朱德讲：“数以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离京南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这座文化古城对知识分子来说有着特殊的凝聚力。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宁愿在这里穷困潦倒，不肯出走他乡。而今天大家却自愿离开这座古城南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壮举。”他接着讲：“历史上只有曹操号称百万大军下江南，实际不过80万，说百万是吹牛。今天我们也讲百万雄师下江南，这是实实在在的100万。大家就是100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过江时大家要当心，如掉下去一个就不够了，后人也会批评我们吹牛。”全场一片欢笑。朱德向大家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励南工团团员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中去，为革命和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朱德指出了南下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有利的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不利的是北方人到南方作战，语言、生活、气候、地理等不适应。大家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大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容易打摆子、中暑、生疮长疖、长脚气，这些都要一一预防，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朱德还谆谆教导：要注意政策纪律的问题，正确执行政策和严格遵守纪律不可分，要靠纪律保证政策的执行。

“今天大家参加革命很好，再晚一点就赶不上解放战争了。现在正是时候，部队和广大农村需要你们，特别是新解放区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坚决南下，愉快地走上岗位。”报告快结束时，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如果你们现在不参加革命，几十年之后，你们的儿子、孙子问起你们来——爷爷、奶奶，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大革命中，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到那时，你们怎样回答呢？可不要做愧对子孙的事啊！”

由于天气炎热，朱德戴着草帽讲了3个多小时。他一再告诫说：“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兵紧密结合，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必须甘当群众的学生。”他殷切提出希望：“要像杨柳一样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像松柏一样春夏秋冬四季长青！”朱德千叮咛万嘱咐，从大的原则到生活细节，无不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使每一个团员感到格外温暖，感到朱老总像严父慈母一样送自己的儿女远行，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董必武作报告的那一天，天气很热。报告一开头，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大家：“你们看看我像不像摇羽毛扇的那个诸葛亮？”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李立三给南工团团员所做的报告是在北京旃坛寺。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左倾路线，我就是当年推行‘左’倾路线的那个李立三！”话音刚落，大家善意地哄笑起来。待笑声平静之后，李立三接着说：“今天我为什么重提那个‘左’倾路线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吸取‘左’倾路线错误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不犯路线错误。”

从开学到分配工作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前来为南下工作团作过报告的党、政、军、学各界领导、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达50多人次。在北平市立女三中读书的王婷，看到解放军招生组来校招生时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十分激动，和几十个女同学都没有跟家长商量而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王婷记得在不长的时间里，仅在音乐堂就听过周恩来、谭政、陶铸、李立三、陈绍禹、谢觉哉、冯文彬、杨述等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给南工团团员直接讲过话，但他先后给团员的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使广大团员受到极大的激励。

南工团老团员王婷、杨芹等回忆道：在首长或名流讲授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以小队或分队为单位，就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目前形势与任务、思想意识、思想方法、思想作风等课题中的若干根本的理论和实际的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小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是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地主的土地是哪里来的？”等都成为大家讨论的题目。联系历史的、现实的和思想的实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克服了许多因受旧社会旧教育影响而产生的误解和偏见，解开了思想疙瘩，丢掉了思想包袱，焕发了革命精神，发扬了革命斗志。在学习过程中，还曾请劳动群众前来上课，他们讲经历、谈感受，进行现身说法，教学效果很好。

为配合学习的进展，平津两地还组织团员观看革命文艺演出。他们先后观看了歌剧《白毛女》、《杨勇立功》，评剧《红娘子》，以及一批苏联影片，使团员们受到生动形象的教育。

尽管青年学生政治热情高，向往革命，一提“革命”二字就热血沸腾，赤诚炽热，但起初对其政治含义的了解其实是幼稚肤浅的。经过学习，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兵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使自己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革命青春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后，团中央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在部队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决议。南工团立即开展了建团工作，在总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会。

当年组建的南工团青年工作队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1949年4月下旬从北平各大专院校和中学调离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加上少数较早离校参加工作而又从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的人员。他们是团中央为适应新区建团工作而调配的，由于南下日期未定，先集中到南工团一分团一大队学习，成为南工团的新团员。另一部分则是由于革命胜利形势的大发展，临南下时又从南工团一分团一大队抽调的团员。以上两部分人员合起来约有130名，组成青年工作队。青工队团员高玲曾说：“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支队伍的成员是直接由团组织选送的，无需经过考试。它的任务非常明确，到南方新区建团。它有自己的独立的党团组织，集训时间比其他各队要短得多，4月底集中，6月就开拔了。我们常说，青工队是‘迟到早退’。”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南下。于是，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渐渐变成伟大实践。南工团随军相继渡江，并先后全部分配工作。

青年工作队作为“南工团先遣队”于6月15日离开北平南下，带队的是华中青委负责人李止舟，并由甄超雄、赵济、吴元浩、陈琪、文治、肖自诚等组建党支部，韩维媛为支部书记，保证南下行军任务的完成。韩维媛接受采访时说：“青工队成员都是党团员，不是普通社会青年，有一定的革命经验。有人说，我们南工团是‘共和国的地基’，我认为说得并不为过。我们当年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决不是物质的享受，我们的进取心强，信念强，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创造性强，这方面我们可能难以影响他们。”

老团员高玲曾记得“走的那一天下午，我们全体青工队团员来到北平火车站，好像车站上没有什么欢送的人群。大家鸦雀无声，按顺序上车。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武汉，但是火车向着天津方面驶去。这一点，事前我们都不知道。当第二天中午火车停靠在济南车站时，才明白已经到了山东。后来我们才明白，那时全国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在京汉线上，解放军战士们除了乘坐火车外，还有许多队伍就用自己的两只脚跑步前进，追赶往南方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我们所走的线路的东边战场正在做解放大上海的准备，前方是刚刚结束的著名淮海战役的战场。国民党的飞机整天在沿着京汉线上面飞，以阻挡我军前进。所以，我们所坐的火车不能够直接走京汉线，而要绕道走淮海线，以保证解放军更快地向南方前进”。60多年一晃而过，高玲曾对当年行军路上的情景记忆犹新。

青工队老团员李淑桂、曹志昭、李文水、杨令燕、高奉仁等回忆道：当年，青年工作队乘火车经天津、徐州、郑州抵达长台关后，改乘汽车于6月23日到武汉。当时，中南青委负责人宋一平、周惠、胡克实等在武汉市青联小礼堂接见了全体团员并讲了话。根据工作需要，青年工作队团员一部分留在中南青委机关和武汉市，其他被分派到湖南和江西从事地方工作。

老团员谢鸣第曾回忆说：“我们38位团员随中南青委副书记兼湖南青委书记周惠进入湖南，开展湖南的青年工作。那年7月14日，我们离开武汉乘一段火车赶到咸宁，正式开始了徒步入湘的行程。”

7月的湘楚大地，骄阳似火。鄂南山区蚊子大而凶猛。有的团员风趣地说：“5只蚊子炒盘菜。”谢鸣第记得：“7月16日那天，我们行进在湖北崇阳县境内，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家人困马乏，又没有筹到粮食，肚子饿得咕咕叫，喉咙渴得冒烟，夜间蚊子咬得又无法入睡。经过地处幕阜山深处的通城县时，发现这里土匪多，情况复杂，不宜久留，为摆脱骚扰，昼夜兼程，进入湖南平江县境。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精神力量，促使我们这支疲劳不堪的队伍一鼓作气地翻越了层峦叠嶂的幕阜山脉，终于进入湖南境内。一到宿营地就倒地而睡，什么太阳晒、蚊虫咬都不顾了，睡醒才发现躺的地方是一个牛棚，身边的牛粪还没有干透哩。”很快，他们投入到了地方的建团工作之中。

高玲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青年工作队在武汉留下有40多人，秋冬时节，我们的军装才被换成列宁装，很快转为地方干部。我当时做少年先锋队的建队工作，自己起草建队章程，当时手上还没有现成的章程。”

这些南工团员如同在地方播下的革命种子，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地方青年，去支持南方地区的建设，为解放区的工作奠基。高玲曾在被分配到武汉市团委工作期间，与从事党务工作的武汉人叶笃初结为连理，几十年来他们成为党的理论工作的“黄金搭档”。许多南工团团员像高玲曾一样在南方成家、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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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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