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治理||易富贤：东北衰落和广东崛起的人口经济学
作者：易富贤；来源：《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
从1870年到1940年，俄国人口增加了121%，移民大国美国增加了230%，但是中国东北人口却增加了1123%。可以说，当时东北是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并且移民的综合素质好（青壮年比例高、身体素质好、开拓精神强）。
东北的中位年龄将分别在2017年、2022年、2027年开始超过希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结构最老化的地区。可见，东北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东北的老年化超前全国12年左右，意味着全国的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
历史上东北崛起的人口因素
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东北只剩下40万人口。清廷于康熙七年(1668)开始，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限制汉人移垦。从此，东北地区进入了长达200年的“封禁”。而山东等地“地少人稠”，又旱灾、涝灾、兵灾、匪患不断，迫于生计，大量难民纷纷“闯关东”。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清朝政府不得不于1860年开始解除对东北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燕赵齐鲁之民负耒而至”，“各省商贾亦辐辏来集”，于是“地日以辟，民日以聚，繁庶之象渐异曩时”。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苏联更是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两个工业大国俄国和日本给临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
从1870年到1940年，俄国人口增加了121%，日本增加了112%，移民大国美国增加了230%，而中国只增加了45%，但是中国东北人口却增加了1123%。可以说，当时东北是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并且移民的综合素质好(青壮年比例高、身体素质好、开拓精神强)。
充足的人口资源“面粉”在东北的“擀面杖”下被制作成美味的“面包”，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生铁产量占87％左右，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1]。1942年东北城市化水平达到23.8%，相当于全国1986年的水平。中国东北在1945年时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1949年后，中国中断了国际贸易，人口流动也较少。但是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含原属于热河省的部分地区)，人口仍然继续增加，总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1953年的7.64%提高到1982年的9.05%。这段时间，流入东北的人口基本都集中在黑龙江(应该是开发北大荒)，而辽宁的人口还有所流失。
由于全国经济的重新布局，东北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渐丧失，经济占全国比例下降到1978年的14.0%，但是人均GDP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5倍。
东北衰落的核心因素是人口
东北衰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比重高，“船大惯性大”，掉头不易。此外，苏联经济走下坡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更是出现长期衰退，东北的地缘优势丧失。中俄贸易量不大，给中国东北的贸易机遇小。中日、中韩贸易量虽然大，但是由于朝鲜的阻隔，经贸机遇并没有流入东北。
但是东北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人口因素。东北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在1982年就开始下降，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0年的8.1%、2015年的7.6%。东北一方面没有如江西、广西那样能“生产”人口，一方面没有如长三角那样能“吸引”人口。
东北人口并未外流，但生育率超低
很多人以为东北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是因为人口外流。其实在2010年之前，东北的人口仍然是净流入，无论总人口还是年轻人口。2010年，东北的20-39岁年轻人口还流入了0.4%。
其实江西、广西等省的人口流失率较高，劳动力大量外流，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人口，留在本省的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却保持稳定，甚至还有所升高。
而东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是因为长期的低生育率。人们看到全国各地都有东北人，误以为是东北人口外流，其实东北也有全国各地的人。
近几年，东北经济下滑，人口是否在外流？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10年到2015年之间，辽宁略有流入；吉林、黑龙江略有流出，均不足0.1个百分点。总体来说，东北人口流失率还是非常低。
东北的20-39岁户籍人口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是因为长期的低生育率。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达到2.1，而中国目前则需要生育率接近2.3。东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1970年下降幅度也大于全国，在1980年就低于更替水平2.3了，比全国早11年。
如果要振兴东北，应该在1980年就鼓励生育才行。现在才振兴东北，为时已晚，已经无“人”为力了。
东北人为何不愿生育？
东北生育率低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东北的城镇化率在1942年就达到23.8%，而全国只有10%左右。1975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17.37%，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36.47%、32.34%、36.48%；2010年全国为49.7%，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2.1%、53.4%、55.4%。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980年东北不但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
第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比重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虽然东北的人均GDP长期高于全国，但是城市的开销比农村大，东北的城镇人均收入水平是低于全国的，比如201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1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109元。2012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760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3，仅高于青海和甘肃。
第三，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南方很多地方有上千年、数百年的祖坟、宗祠，传统生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东北大多为移民后裔，传统文化根基浅。
第四，政府对计划生育抓得严，且东北体制内的人口比例高，没有超生的条件和意愿。
第五，东北因为是“共和国长子”，两代人对国家形成了过度的信赖，国家政策深入人心，养儿防老的观念弱。很多人坚信“养老不靠孩子靠政府”，没有必要养孩子。
第六，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由于这些原因，东北民众已经习惯了一胎化政策，少生的观念根深蒂固。东北年轻人如果想超生，很多人面临的最大阻力不是计生委，而是双方父母。很多老人宁愿跳广场舞，也不愿意带孙辈。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后，东北符合条件的人数很多，但是申请率却非常低，2015年出生人数比2010年还少。东北的少数民族有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但是生育率也非常低。
相比之下，广东户籍人口的生育率远高于全国。1973年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各省纷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广东却实行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进行回推，1979年、1980年、1981年广东的生育率为3.0、3.0、2.9，全国为2.7、2.4、2.3。
广东于1980年2月2日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允许生育二胎。其后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也有前瞻的人口思想，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1986年，广东省对1980年的《条例》进行了修改，在将城里人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仍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1992年版、1997年版的《条例》也都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也就是说，广东的一孩半政策比全国要早；而在全国农村相继实行一孩半政策时，广东农村已经实行全面二胎政策了。
直到1998年，广东才修改了《条例》，取消了二胎政策。
以全国的生育率为对照，二胎政策使得1981-1998年广东户籍人口多生了500多万人，拥有了全国最年轻的人口结构。
从劳动力结构看各地经济前景
东北衰不见底，川渝回升，广东保持领先，长三角优势渐失。
东北与川渝地区的总人口相当，都是1.09亿人，有可比性。20-39岁常住人口人口占全国比例，东北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0年的8.1%，；同期川渝从9.8%下降到7.2%，下降幅度比东北还大。但是川渝地区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在2006年开始回升，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而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却继续下降，经济增速全国垫底。这也可以从人口角度进行解释。
东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是因为生孩子太少，而川渝地区下降却是因为劳动力外流。比如，2010年川渝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了20%。但这些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然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然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
并且最近几年，川渝劳动力开始回流。2010年到2015年，重庆的劳动力已经在回流，这是近年重庆经济增速领先全国的最大的驱动力。四川的劳动力流出也开始放缓，回流增加。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2010年东北0-19岁户籍人口只占全国的6.0%，意味着即便能遏止劳动力外流，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仍将从2015年的7.6%降至2030年的6.0%，经济占比还将继续下降。而东北的人口结构最老，人口危机率先爆发，今后经济活力远低于全国，人口外流的势能加大。如果不出台有效措施，年轻劳动力外流，对于老年化严重的东北将是雪上加霜。
而2010年川渝的0-19岁户籍人口占全国的8.8%，意味着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还较丰富。川渝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5.4%回升到2015年的6.3%、2016年的6.5%，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而“一带一路”又使得川渝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川渝不但能够遏止人口外流，还可能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2030年经济占全国比例至少能回升到1978年7.4%的水平，甚至可能将超过8.5%。
同样的视角看广东和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外来劳动力流入长三角的比例低于广东。年轻的“生产”劳动力上，长三角不但低于广东，并且低于全国。
广东既吸引人口，也“生产”人口，使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提高，经济占比也不断提高。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广东的经济活力将长期超过全国。
而长三角，吸引来的外来劳动力刚好只弥补了本地劳动力占全国比例的下降，人口结构比全国要老，经济活力低于全国，对外流人口的吸引力不断下降。预计长三角2030年总人口占全国比例将降至11.0%，20-39岁人口占比降幅更大，人均GDP优势也将不断下降，2030年经济总量占全国比例很可能低于15%，甚至只有13%。
从中位年龄看各地的经济前景
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由于一个经济体中年轻人越多，该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实际上反映了创新活力，影响着经济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2015年，世界上最老的5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中位年龄分别为46.6岁、46.2岁、45.9岁、44.0岁、43.6岁。这些国家1951-2015年的中位年龄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人口数据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的中方案，经济增长率采纳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整理的数据。
总体来说，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都随着中位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这是大趋势，德国在中位年龄超过35岁之后，经济增速也不断下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在相同的中位年龄下，各国的GDP增长率不同。德国算是在老龄化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典范。原因之一是当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劳动力短缺，贪图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将企业纷纷外移的时候，德国却能够将企业留在本国，保持了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失业率也较低。而希腊的制造业却在快速萎缩，失业率也较高。日本和意大利介于德国和希腊之间。
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和结构老化，德国、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在下降，从1991年的40.9%、34.4%降低到2013年的28.0%、25.8%。德国高度依赖移民，但现在开始出现移民危机。
相对来说，日本、德国算是先富后老，应对老龄化相对从容；而希腊和中国(尤其是东北)是未富先老，面对迅猛的老龄化，束手无策。希腊、中国东北、中国全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1999年、2009年、2015年超过38岁，以1990年不变的国际元计算[5]，人均GDP分别只有$11,817、$7,069、$10,568。而日本、德国、美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1992年、1993年、2015年超过38岁时，人均GDP分别为$19,472、$16,536、$33,100。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其实后发优势只是给出了追赶的可能性和空间，但要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当数量的年轻劳动力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后发就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希腊就是一个例子。
1950年，希腊的中位年龄比美国年轻4岁，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50年的20%提高到2008年的50%。但是2008年希腊的中位年龄比美国要老3.9岁了，到2038年将比美国老10岁。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在2008年开始再次拉大，2015年只相当于美国的37%了，还将继续下降。
日本也是如此，1950年比美国年轻8岁，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50年的20%提高到1991年的85%。但是日本的中位年龄在1969年超过美国，1992年比美国老5岁，再无力追赶，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2015年人均GDP降至美国的69%，还将继续下降。
1979年，美国的中位年龄是30岁，中国是22.7岁，比美国年轻7.3岁，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两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15年的32%。但是201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中国是45岁，美国只40岁；2050年中国是56岁，美国只42岁。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追赶美国的动力下降，到2030年左右与美国的差距将再次拉大。
全国人口结构最老化是东北，最年轻的是广东。2015年全国的中位年龄38岁，广东34岁(户籍人口34岁)；东北43岁，相当于全国2027年、广东2032年的水平，其中吉林、黑龙江均为42.6岁，而辽宁超过44岁。2015年全世界中位年龄超过44岁的只有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
东北的产业结构远不如日本、德国，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0%、5.7%、6.5，已经相当耀眼。但是中央纪委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6]，2016年辽宁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5%。
东北的中位年龄将分别在2017年、2022年、2027年开始超过希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结构最老化的地区。可见，东北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东北的老年化超前全国12年左右，意味着全国的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
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203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也还接近45岁。年龄结构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东北最保守。从人口结构判断，全国的社会心态也将不断“东北化”。
如果要求东北追求与广东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即便气喘呼呼也追不上，反而累坏了身板；还可能驱使地方政府如前些年的辽宁省那样进行经济数据造假，导致地方财政危机。由于人口老化在全国蔓延，经济数据造假也会在全国蔓延，中央政府将无法掌握全国真实的经济情况。因此，应该因“人”施政，而不应一刀切。
最老化的东北应该“养生”了，应该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如果东北能够探索出有效的“养生”之道，对全国也有借鉴意义。
而最年轻的广东经济还可以“冲刺”几年。从广东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在鼓励生育，对近期的经济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将给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注入持续的活力，将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功近而德远。
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口入手
目前在全世界，台湾地区、韩国、香港地区、日本、意大利、德国深陷低生育率危机，但是中国东北的危机更严峻。全中国的情况也很严峻。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的2015年，不但没有如预计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
中国的1孩次生育率全球最低，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彻底破坏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且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这一家庭结构进行规划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规划模式仍然将惯性地延续着。
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难度非常大。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必须调整整个经济模式、教育模式、文化模式、城建模式，降低房价，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提升生育意愿，增加儿童福利，建立完善的幼托体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
这些改革的难度，对今后数百年社会的冲击力，都将超过1979年的经济改革。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口入手，生育率应该为振兴东北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只有当人口恢复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意味着东北的经济走向了可持续之路。
易富贤：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主要著述有《大国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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