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访谈||变革时代的生命阅读：严强教授访谈录

【嘉宾小传】严强（1948—），江苏南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政治学学者和公共政策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广州公共管理评论》学术委员。在国内首倡和建构了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体系理论与理论体系，著有《宏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公共政策学》等有影响力著作若干。

一个学者的生命史就是一个学者的学术史，一个学者的学术史就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史。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他的学术人生无不体现一定历史时段的时代烙印、集体痕迹和国家记忆。在南京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严强先生“古稀”当口，《广州公共管理评论》主编陈潭教授受编辑部委托在广州和澳门分别进行了严强教授关于岁月记忆、知识承传、生命历程、国家治理的学术访谈。

  ◎陈潭：严老师好，作为共和国成立之前出生、历经“伤痕”的知青岁月、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对国家前程和个人命运有着怎样的生活体验啊？通州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定会带给您个人丰富的生命阅历吧？

  ◎严强：你说的这些话题，也是我在迈向“人生古稀”时，一有闲暇，就想追溯、反思的问题。现实人生总是处在经历过的岁月和即将经历的岁月的交接点上，现实的思虑总是在回忆和憧憬中来回穿梭。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往日的愤慨会酿出带酸中带甜的酒，让你回味；往日的磨难会因为日月推移而像文物一样成为今日的财富。

    我是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前一年出生的。那一年我家乡附近的国共两党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的一个小舅舅严锡爵在参加解放一个小镇的战斗时光荣牺牲。当时我是严姓这一家族分支中唯一的男孩，还在襁褓中，就由我母亲抱着为舅舅披麻戴孝。我父亲姓张，我本该随父亲姓，因为这个，我改姓了严。其实，在严姓和张姓家族和亲戚中，为民族生存、为共和国的建立而历经艰难的人还有许多。我的一个小外祖父，我嫡亲外祖父严有仁的弟弟严德俊，在抗战时是乡民兵大队长，在一次与日本鬼子的遭遇战中牺牲。他的前任大队长姓花，也死在日伪军队的枪口下，为纪念这两位先烈，我家乡的村就叫“严花村”。在读小学时，我还和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祭扫过他们的墓地。我为他们骄傲。可是后来文革中“学大寨”平整土地时，他们的墓地平白无故的被挖掉了。

    在张姓中，我父亲张海岳是一个老地下党员，正式身份是替一个伪乡长家做饭、抄写、撑船的伙计，实际上常年为新四军秘密筹集和管理粮食，粮券就藏在他身上。潜伏的身份暴露后，父亲被国民党军队追杀，差一点丢掉性命。我母亲虽然不识多少字，但她也当过一次地下交通员，参与护送过新四军干部去解放区。我的一位叔叔张海山是重机枪手，藏身在国民党军队，每一次战斗他的枪口总要抬高，架过机枪的地方都要为新四军留下成堆的子弹。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解放军，入朝参战，被埋在一个山洞中五天五夜，成为二等残废军人，回国后复员当了农民。

    解放后，父亲被农会聘为当地小学的校长，后来又转到乡里其他小学当校长，建校舍，招老师，让农民的后代读书识字。到文革时，全乡的几所重点小学他几乎都呆过。一大半小学教师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父亲只读过初小，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感到有文化知识的重要，他一心要让我读大学。刚读完小学四年级，他就把我送到县城的一所实验小学。我一个人在县城读完高小，考取县中，又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后来又顺利的考上了当时江苏省重点中学南通中学。刚进校，从省文化厅下放来的校长就告诉我们，这是清末状元、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先生办的学校。从这所学校中走出过科学家魏建功、文学家陆侃如和其他的名人。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感受到“生长在红旗下”的幸福，但同时，我可能又比其他同年人更感受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心中有一种愿望和梦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向祖父辈、父辈看齐，不让他们的血和汗白流，做一个对民族和国家有用的人。当时流行着一句话，“进了通中的门，就是大学的人”，特别是1966年上半年，当学校派出外调的老师告诉我，保送我到上海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手续基本已经办好时，我感觉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快要实现了。

    但是，一场“文革”彻底打破了我的梦想。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场浩劫的逐步演化升级和混乱血腥的场面仍然历历在目。第一轮红卫兵运动，让校园失去了平静。从几个人写大字报，到一些班级罢课、最后全校停课；从把刻苦学习考取大学批判成所谓“白专道路”，到质疑学校规章、纪律，乃至全盘否定现存的考试制度；从谩骂老师，到批斗老师，直至将老师整死；从校园造反，到上街游行示威，进而砸庙宇、毁教堂、烧字画；从建兵团，到串联拉帮派，最后武斗血染街头。一批年少缺乏经验而又容易受到煽动和诱惑的男女青年们被无缘无故地卷进了内乱、暴力和谎言之中。

    “文革”冲击校园时，我开始也觉得热闹、新奇，再加上许多事情都被说成是上头有文件支持的，因此只能相信，不敢怀疑。但到家乡传来消息后，我动摇了。父亲被一帮教师和学生批斗，脖子上挂着黑板，头上套着纸糊的高帽子游乡，定的罪名是“搞封资修教育”，是“走资派”；给伪乡长干活，是“历史反革命”。连介绍父亲入党的公社老书记也被关起来游斗。过去当过地下党的亲戚们，也因为是村和乡的干部，一个个被揪出来成为批斗的对象。仿佛一夜之间，黑白颠倒，天翻地覆，从相信亲情出发的一种本能告诉我，这一切一定是错的。但是，为什么当政者又说这一切是对的呢？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岁，连选民证都没有拿到少年来说，我还无力对此做出解释。害怕体弱的父亲被斗死，害怕什么人晚上冲到家里来闹事，成为这段时间我白天焦虑、晚上做梦的主题。

    紧跟着开始了另外一轮新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城市户口的同学在锣鼓声中被分派到远远近近的农村插队落户。我不是城里人，只能回到家乡，当回乡知青。一个曾经被乡亲们喜欢的乘小孩，现在成了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关押、劳动改造的父亲被允许回来看我。父子两人相对，无语，只有眼泪。我知道，我的命运只能是在这偏僻的乡村和泥土地打交道了。劳动，无声无息的劳动。好在从小就在农村，基本的农活都会，再加上有一身力气，我无力抗争，只能让焦虑和不解在汗水中流淌掉。

    “文革”虽然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许多人都学会了在浊流中投井下石，保全自己。但真情还在、胆识仍存。公社来了一位有文字水平的新书记陈立中，在抗战中他父亲和我父亲一块儿搞过根据地教育。他不相信我父亲是什么“历史反革命”。在几次交谈后，他让我先去一个戴帽子的小学初中班教化学和数学。一些人写“人民来信”，说这是让“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来毒害下一代。他顶住了，还让我到公社担任辅导员。

    一次，区委的一位宣传委员让人捎信来，要我去见他。他拿出一份揭发信给我看，上面举报我是反文革的“5.16分子”。随即他把这封信拿回去烧了。对我说，我看过你在公社写过的通讯稿，也查了你代课时的教学情况，我相信你不是“坏分子”。你有文才，跟我去县广播事业局当个编辑。这位我终身不能忘记的领导叫张启，他是个老党员，年轻时也是个军人，为人一身正气。正是这些有真情胆识的正直人的帮助，在我十年回乡生涯的最后一两年，有机会走出偏僻乡村，接触到更大更广阔的真实社会，从而对改革开放前的城乡状况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一批美国议员来到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对中国进行访问。其中有一对议员夫妇访问到我。我把“十年文革”所导致的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乡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理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必须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同时让他们知道，中国虽然经济起飞较晚，但中国经过10多年的变革，一旦人民发挥出主人公精神，中华民族走出了困境，中国又一次强大了。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他们好奇的问我，你认为“文革”全是坏的？现在不是还有问题吗？这十年全把你耽误了？你现在不也是教授吗？

    我告诉他们，无论人们怎么去解释“文革”的发起者、组织者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和意图，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运动，从结果来看，毫无疑义是中华民族的一次空前的、罕见的浩劫。决不能用现在也存在的问题来反证那场“文革”是正确的。“文革”颠倒了历史、践踏了人性、破坏了秩序、毁掉了道德。造成了多少冤案、积下了多少孽债。今天出现的问题中，有的是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动不动就对别人诬陷、告密、造谣；一些人信奉“闹事”，认为闹得越凶、闹的人越多，好处就越大；一些人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说别人是反动，左到了极端。所有这些正是因为这场浩劫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深刻批判和反思，从而某些“文革”的残余和毒素趁机出来发作的表现。要让这场导致民族蒙难、国家受损、人民受害的浩劫真正成为空前绝后的“历史”，让悲剧永远不再重演，唯一的正道是整个民族、国家要来一次真正的、彻底的反思。

    我还告诉他们，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在全球，正是高新技术浪潮兴起、知识经济开始萌发的时期，我们不是把有知识的青年聚集到有条件研究和创新的城市，而是让他们散落到偏僻落后的山区和乡村。这是逆知识和科技潮流而动。如果不是1977年邓小平果断地决定恢复大学招生，如果不是近10多年来大学科研教学的快速发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急需人才，中国可能永远都会深陷在知识、科技和人才的“洼地”之中。至于具体的人，只要他顽强不屈，他就可以从苦难中磨练出意志、奋发图强；让他沉入底层，他就可以从那里了解社会真情，树立为民立言为国贡献的理想。中国人既说苦难兴邦，也说苦难育人。

    要说那不堪回首的十年带给我的人生阅历是什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不易上当，不怕吃苦。一是不易上当。“文革”不是偶然的，有其浓厚的社会人文因素，“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它还会象高致性传染病的病菌一样，条件许可就会出来作怪。现在通行多元主义，又特别提倡创新，一些新奇的观点、言论、理论，一些新派的设计、策略和谋划，可谓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但是，这其间也必然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但只要经历过那场浩劫而又认真反思过的人，就能够从中辨认出有些其实是在“文革”中见惯了的说法和作法。见到这些，你会斥责、鄙视，决不会同流合污，决不会轻易受骗。

二是不怕吃苦。29岁才上大学，要记忆背诵一些史料、典故、人物、文字，自然感到吃力。但是，一想到“文革”十年吃过的苦，这算什么，只要多起早、多晚睡，多花时间，就能应付。上大学时上有老下有小，缺衣少被。有一度只能穿着补丁衣服，走在校园，不少人要叮着你看一下。但是，一想到“文革”十年遇到的苦，这又算什么，昂首挺胸，只要自个儿尊重自己就行。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大学也不是清净之地，分派课程、组织写书、争取项目、申报硕士博士学位点，这些都少不了竞争，也会出现有人拉帮结派，甚至造谣中伤你的事，有时感觉很苦。但一想到“文革”十年碰上的苦，这又算什么，只要光明正大，走自己的路，历史自会公正的。

  ◎陈潭：“77级”，也许是一个特别的群体符号。在南京大学求学的岁月里，“参差不齐”的同学们朝夕相处、共同成长，毕业后都走上了不同的重要岗位。您的同学、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高小平研究员曾经告诉我，孙伯鍨、胡福明等老一辈学者对您们从“知青”到“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严强：小平说得没错。但对我来说，我能够从回乡知青跨入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门槛成为大学生，还要格外感谢胡福明老师。那年大学考试并不正常。一来时间不对，通常新生入学都是9月份的事，可通知高考时已经是下半年了。二来资格审查也不对。我也参与过几次推荐别人上大学的事，通常都是上头分配了名额，还要有人推荐，然后政审，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开会调查，层层盖完公章后，你才有资格去读大学。况且，那时我父亲还没平反，我还是个头上顶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可教育好子女”，所以对那次高考究竟是真的，还是装个样子，我心里并没有底，只能抱着试试的态度。加上当时家里很穷，父亲病重，孩子还小，即使真能去读大学，也不能走远。在填报的高考志愿表上，我只填写了一个大学即家乡附近的南通师专，只填写了一个志愿即历史。后来我在南京大学人事处翻阅我的档案时，才发现当年报考大学的志愿表被人改过了，一是增加了江苏师范学院，二是增加了中文和哲学专业。但志愿中仍然没有南京大学哲学系。

    父亲并没有等到我去上大学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文革”中的残酷批斗，开除党籍的残酷打击，个人尊严的丧失、学生辈的可耻背叛，所有这些，已使他瘦削的躯体无法再去承受。在他对一切都已失望的时候，他走了。其实父亲从来都没有放弃让我读大学的梦想。有一次他听江苏广播电台播送的一篇有关南通县即现在的通州的新闻稿，没有提作者是谁，他问了一句：是你写的吧。我问了一下具体内容，仔细回想了一下，那篇文章还确实是我写的。我心里突然一热，父亲竟是如此的细心，他时时刻刻在关心着自己的儿子。那天我和父亲谈了很多。临走时，父亲说，不要忘了看看英语、历史和数学。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心中还保留着让我上大学的梦想。其实再等几个月，他老人家就能享受到儿子录取大学的那份喜悦和荣耀。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天上微笑地望着我。那天的天空是湛蓝的，整个天空就是我父亲慈祥的脸。父亲不在了，我考取大学的意义也顿时减小了一半。现在剩下的就是用读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我是1977年10月份背着姨娘给我的木箱，由姐夫送我到南大报到的。入学后辅导员告诉我，你的考卷是系主任胡福明老师从南通地区招生办公室中抢来的。入学一段时间后，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又告诉我，我们班上有三位同学的考卷直接送到了当时的国家教委。我那次考试的历史政治题回答得比较好，作文分数比较高，数学成绩也不错。正因为是高分，虽然没有填报南京大学，胡福明老师还是坚持录取了我。但胡福明老师第一次见到我时只是笑着带着浓厚的无锡口音说，你来南大可不容易呀，其余的却什么都没讲。

    当时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全国很有名气。文革以前就有一位大学生在论文中提出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观点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就是在1976年我们入学的前一年，哲学系还有一批学生挺身而出，参加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更不要说，1978年由胡福明老师主笔写出了《实践是检验一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拉开了全国思想大解放的序幕。正是这场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这样知名的学府、有名的系科来学习，这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77级”，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的群体符号。那一届哲学系的学生，有第一批录取的，有后来补招的，共同72人；还有其他院校送来代培的5人，一共77人。后来胡福明老师一直说的一句话是，孔子有七十二位弟子，哲学系77级也有七十七位学子。七十七人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年龄悬殊，大一点的已经30多岁，是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小的还不到20岁。经历不同，有的已经是中学和大专的老师，有的是县级干部，有的是工厂的书记，有的是部队的排长，但好像完全当农民干农活的没几个。水平各异，有的对在东欧苏联思想界正在争论的“异化”理论已非常熟悉，有的则连这个概念都没听说过；有的能用外语直接和外国人对话，有的还要从ABC开始。但是，对每一人来说，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曲折经历，都有着同样的渴望：要拚搏，要把被耽搁和荒废了的时间补回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77级”这个特殊的群体符号代表的是历经风霜和顽强不息。

    今天我敢说，那时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流的名师。孙伯鍨老师是因为爱人在南京，为解决长期两地分居而从北大哲学系调到南大的。他做学问严谨，求高求深，决不随便著述，一旦成书，必定是顶天的扛鼎之作。他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写出《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胡福明老师毕业于人大，他做学问讲究联系实际，求实求真。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系列论文，包括那篇实践真理的文章，都是立足实际、发人深省、有胆识、有见地的力作。从他们身上，我们领悟到做哲学人需要顶天立地的意志和精神。

    孙伯鍨、胡福明两位老师只是当时哲学系这一良师团队的代表。现今我们也已年近古稀，他们更是耄耋之年，有些则已经告别人世。但是他们当年在授课时的倾心、一丝不苟，在学术研讨时的叫真、一步不让，与学生亦师亦友的情怀，让我们永远铭记。当“77级”聚会或在“哲学系七七级”微信圈中相互问候聊天时，大家都会谈起孙伯鍨老师讲课时的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令人叹服；胡福明老师在讲台上偶尔眼望窗外，又突然挥手面对我们，分析现实透彻合理，发人深省；李华钰老师讲原著，论述清晰、逻辑严密，令人敬佩；林仁栋老师的原理课，条理清晰，环环紧扣，到下课铃响，他最后一句讲完，怎不叫人拍案；林德宏老师讲自然辩证法，声音宏亮，滔滔不绝，听课简直就是享受；郁慕镛老师身材魁梧，善于雄辩，他对报纸上和干部报告中屡屡出现的逻辑错误的分析，总是那样让人恍然大悟；朱亮老师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化深奥、晦涩为简易、通俗，让我们顺利的步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殿堂；更为难忘的是莫绍揆教授的数理逻辑课程，这位维特根斯坦的关门弟子，讲什么都流利，就是说到“逻”字时会卡上老半天，一旦“辑”字出口，接下来便是口若悬河。他做数理演算，常常会在写满一黑板时，突然说错了，错了，然后擦掉，再把正确的飞快地写出来。

    那时的老师，既是学生们的导师，又是学生们的挚友，既热情又严格。我们留校当老师后又读了助教进修班，仍然是学生。一有空，孙伯鍨、胡福明老师就喊我们到他们家里讨论问题，喝茶、聊天、吃饭。我和童星、宋林飞留校后就住在胡福明老师当年住过的集体宿舍的房间里。孙伯鍨老师散步时特地绕道来看望我们，见我们只能吃食堂，就把自己在北大用的自制煤油炉拿来，让我们有空时做点木耳蛋花汤。记得有个冬天，胡福明老师特地捎信来，让我们三个去他家吃羊肉汤。但是，轮到教学考试，老师们毫不含糊。记得助教班的马哲史课程考试，当天晚上我们还在孙老师家，第二天上午就是他出题考我们，但对考什么一丝一毫也不透露，我们做学生的也不问。考完试，认真批改，手下毫不留情。

    就这么一批诲人不倦的良师，精心于传道、授业、解惑，让我们这批如同久旱无雨，渴望滋润的树苗一样，在浇灌中成长。在我们后来的研究和教学中，都能看到老师们的特点和风格。也许有些人认为，那一代老师的著述不多，他们讲课的形式传统老套。但是，那个时代的刊物杂志本来就少，出版更不容易，加上过于苛刻的审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写出了一本本、一篇篇代表他们真知和见解的著作和论文。那个时代的老师并不把自己的著述看得过重，他们倾心于教学和研究讨论，总是将自己平生所学、研究所得，在第一时间和学生们分享。虽然那时没有现时的多媒体演示，他们用工整的板书、清晰的讲稿为大家传授知识和学问。

    “77级”在当年是一个孜孜求学的群体，也是老师们下功夫教导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因为他们是在不正常的状态走入大学，从而在许多方面是参差不齐、差异较大的群体而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这个群体到1981年底毕业后就分散了。差不多40年过去，他们之中一些人已经离世。现在仍健在同学中，有一小部分在国外，绝大部分在国内。极少有人经商、当企业家，更没有富豪大款。有一些人选择了从政，论职位，从县处，到厅局的都有，也有几个位至部级。几乎全是清廉本份，至今没有听说谁是贪官。还有一些是在各级党校和高校，或从事管理，或从事教学科研。

“77级”和“老三届”一样，只能是个集体名称和符号。所以作为其成员，在回忆和聚会时，通常都会在前面要加上“我们”两个字：我们“77级”，我们“老三届”。读书求学时的友谊一直维系着，加上不少同学又成为他们子女、亲戚的导师，更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大凡出差，遇到老同学，总少不了上饭店、喝上几杯。事实上，只有作为群体时他们才能显示出特征和性格，只有作为历史时，他们才能成为一种标志。但是“77级”中的具体成员并不具有任何与他人不同的地方。这批人是大学人才培养十年断档后的生力军，他们迅速被补充到空缺和急需的岗位上。多数人站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接点上，既不保守，也不急进。在“77级”和“老三届”之后，中国高校教育步入正轨，更新的人才、更有作为人才，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77级”注定只能成为历史记忆。

  ◎陈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大学教师是教员和学者的复合体。您在南京大学毕业后就直接留校执教了，从1977年到现在的2017年，四十年来您从未离开过大学，“大学”在生命的岁月中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回味和记忆。作为教员，最幸福的事情有哪些？

  ◎严强：从1977年入南大读哲学，到2017年还在南大指导最后一位政治学博士后，前后算起来，真有了40个春秋。扣除最初4年的大学生生涯，到2014年66岁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在大学中真正当一个有正式编制的教师共33年。南大有个规定，正式教龄满30年的，退休时要发一套精纺的床上用品。当我领到这件礼物和一个大开本的红色退休证书时，我和这所大学说再见了。但我没有完全告别大学，因为早在2010年澳门科枝大学将我聘为特聘教授，我还要在那里继续教学和指导研究生。

    当大学教师和当一名党员教师实在是有违我在文革期间立下的誓言。在文革前，我羡慕父亲是一名中共党员，而且是地下党，也羡慕他是一名人民教师。我想父亲一定也满怀着让我长大后成为党员和教师的期望。但是文革中看到父亲惨遭自己培养的学生批斗，造反派以强加的罪名要开除他党籍时表现出来的痛不欲生，让我暗暗立下誓言，这辈子决不参加党派，也决不当教师。但是，在大学毕业留校后，我不但当了大学教师，而且参加了共产党。

    在南大的40年，我对南大几个校区的角角落落全都熟悉，由于在学校教务处、科研处兼职了8年，对大部分中老年教师和校党政部门的人员也都认识。由于经常去省和国家教育部的主管部门联系工作，对上级教育机构也算了解。我也当过系教学秘书、系主任、副院长，但是，我对大学教育究竟是什么却说不清楚。在这40年大学教师的生涯留给我的并不全是幸福的回味和记忆，其中有许多的无奈、焦虑和不解。

   我听过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在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做的报告，她认为，截今为止，在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两个组织是教会和大学。其意思是说大学具有超越时代、远离社会纷争的相对独立性，并且认为大学这个组织中的主体是讲授和研究知识的教师，因而超然而不受社会的干扰。对这些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但我相信她的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在眼下的中国，大学能够具有相对独立性吗？大学中的主体真是作为教员和学者复合体的老师吗？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只能是总体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实体和组织，它必须扎根在总体社会中才能存活、运行和发展。既然如此，总体社会的各种要素就会渗透、交融到大学的组织和肌体中去。这些当然会影响到大学的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作为教员和学者复合体的教师的主体地位也会受到冲击。

    据我观察，在现今的大学中，由于党政体系和学术、知识体系是并存的，就难免会发生这两种体系的交叉、混杂。比如，一个人既是党委书记，又是教授、博导。一个人已经是教授、博导、长江学者了，他可能还会去竞聘担任人事处长的职务。在一个高校，就发生过一个人事处长的位置竟然有十几位博导去竞争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在高校中要争得一个院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一个部门的副处长，比通过学术研究、比拚在索引来源刊物上发论文当教授、副教授，相对说来要容易一点，而且要轻松一点。当在高校行政化占据优势时，人们就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没有能力拿科研课题和在规定索引的来源刊物上发文章的，就选择走党政体系这条升迁之路。如果已经被聘为教授、博导的，再当一个处长，就会有双份的好处。即便是当一个院长、副院长、系主任，也有一些资源可以控制，何乐而不为呢！

　　许多人将高校中担任一定党政职务的教授称为“官教授”，他们利用行政的职务，容易通过关系在省、市、国家拿到项目，又因为他在学校有教授、博导头衔，并且又有党政职务，可以多带一些硕士，博士，这样他可以把争来的项目让自己指导的硕士、博士，甚至其他的教授、副教授去做。“官教授”就是利用职务拿项目，召集手下做项目、发文章的大老板。而那些没有一官半职的平民教授，则要自己死拚。有时就只能投靠“官教授”。这种情形在名牌大学还是相当普遍的。

　　其实在大学中，正直的学者和教员仍旧是多数。他们以学术研究、知识积累和学生的培养为己任，默默无闻，日积月累，以自己的聪明、智慧、洞察力和辛劳，守住自己的专业，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团队、学术风格和学派理论。这些学者在同行教师中，在学生中有威信，有声望，是真正的良师。如果要说在几十载的大学教师生涯中，有什么是自己感觉苦恼的，那就是在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学生培养之外，还有太多的非学术、非知识因素的干扰。有时你不得不浪费时间和放下尊严去屈从它们。如果说在大学校园中有什么最值我开心的，那就是看到自己的著作有人欣赏，自己的论文有人引用，自己培养的学生写出了比自己更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西方不少学者都将一个国家在世界排名前100位中的大学数量作为其软实力大小的标准，因此，大学办得好与差，会对一个国家的实力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途程中，办好一流大学仍然是重要任务。依据我在大学几十年的经历，我认为，现行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模式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研究和教师创造性的发挥，非下决心变革不可。现代大学要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既不能让两者冲突，更不能相互伤害，要超越目前大学管理中行政化和学术化混杂、经常以行政化冲击学术化的陈旧模式，就必须确立起以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为中心，即以真正的教员和学者复合体的教师为主体的新型大学治理体系。

 ◎陈潭：作为学者，问题意识、家国情怀、经世思想始终是学术旅程的原初动力。您从事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国家治理研究这么多年来一定深有体会。您在《南国政治学人文库》总序中提出了“政治学有望再度成为显学”命题，请您谈谈。

 ◎严强：学术研究，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就是做学问。想做学问和能做成什么学问则是两码事。并不是想做学问就一定能做成学问的。后者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一个人在什么环境下做学问，这点很重要。提到南京大学，多数人都知道，它的天文学和地质学一直是优势学科。所以有人说，“南大强在一天一地，顶天立地”。在南大哲学系读书时，孙伯鍨老师教导我们做理论研究要“顶天”，胡福明老师教导我们做实践分析要“立地”。所以在南大做“顶天立地”的事是许多老师心中定下的标准。当然，天有无限的高，地有无限的厚，顶天立地只能是相对的。总的来说就是就是要争取做出最好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又要站立在坚实的实践之上。南大的老师虽然总想顶天立地，但又总是十分谦恭。南大虽然其前身是中华民国的中央大学，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大调整中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留下的老师都心有余悸，特别是文科老师，大多本本分分，埋头做学问，低头做人，从不张扬。我见过孙伯鍨老师填写的教师登记表，在学术成果一栏中，只有一句话：曾发表过数篇小文章。

    要做学术研究和从事知识生产，选择合适的专业方向也很重要。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现代学术面很广，知识储量也很丰富，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产生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就是要成为能在几个领域中都有所作为的人也不容易。因此，必须将有限的精力聚焦在既不是过份宽广，也不是没有伸展余地的专业空间中。在具体选择适当的专业方向时既要依据自己原有知识结构，又要将它与对现实问题的探索联系起来。只有在具体的专业方向的把握和分析中才能将问题意识、家国情怀和经世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我留在本系当老师，因为毕业论文是胡福明老师指导的，所以跟着胡老师搞教学、研究。和导师在一起，就有了好的做学术研究的起点。当时哲学系有好几个学科分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和美学。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哲学系想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时代”，反映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具体分工是孙伯鍨和侯惠勤两位老师负责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林仁栋和刘林元老师负责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哲学思想；胡福明老师和我负责研究列宁、斯大林及东欧的哲学思想。等这些完成后，再集体讨论撰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时哲学系要求每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都要从基本原理教学开始，并负责讲授和上述分工相对应的经典著作。

    不久胡福明老师就调任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后来当省委常委和省委党校校长，已经不可能再回来讲课和研究了。研究列宁、斯大林及东欧哲学思想的任务只能由我来承担。对一个刚刚进入高校的人来说，碰到这种状况，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先给79届的学生开设列宁哲学思想课程，并将重要的原著包括《哲学笔记》的选读穿插其中，通过两遍讲授，再将讲义修改成书稿。计划这一研究项目的完成前后大概要经历了三年时间，其间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正在这时，学校研究生院要我们组织一个教学团队为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希望搞出自己的教材。我们对教育部编写的教材做了很大改动，虽然也对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进行逻辑梳理，但只是作为前提，重点转向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实行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程的讲授让我一下子转向了对现实政治结构、政治运行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出了哲学系，一边在政治系为本科生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边到学校科研处、教务处兼任副处长，参与全校文科教学与科研的管理。

    这个变动，让我的教学和研究离开了哲学的学科，转移到了政治学的学科。但是从专业研究的知识准备来说，也只是从研究政治哲学转向了研究政治科学。在学术研究中，有时不是因自己的主观意图，而是外力的作用，要你从一个学科进入另一个学科，能否顺利的实现学科转移，这一点，对于做学问来说则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也是有“路径依赖”的。只有将这种“路径依赖”和即将选择的专业方向很好的衔接起来，此前准备和积累的知识和学术经验才不会白费，才会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的必要前提。一旦新的学科领域确定，就可以将已有的知识准备朝向新的专业方向集聚。但是，你如果要在这个新领域中持久作战，你还必须预先规划出一个适当的学术空间，以便能容纳你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术创新和知识生产。这么一个专业研究空间决不是用一些概念和命题堆积起来的，而必须首先找出一个重大问题，然后通过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办法的寻找来扩展你的专业空间和不断提升专业理论水准。

  我找到的这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协调。“文革”的浩劫让原来高度集权、实行人治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这种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是国家权力的无限性和无限制性，政府的全能性和无监督性。一旦国家是无限的国家，政府成为全能的政府，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国家共同体基础的、公民赖以活动和保护其权益的社会已经消失。这种只有国家、政府，没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体制，一旦被一帮政治野心家所操控，国家就会成为纯粹的镇压机器。重建政治生活系统中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就成为改革开放中，伴随新的经济体制的重构，政治体制的重建而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

  回到真实的政治生活，将现实政治现象、过程视为一个系统，并将其嵌入到更大的总体社会系统之中，将国家包括政府、企业市场和公民组成的社会视为政治结构结构中的三大基本要素，去研究过去只作为抽象整体和被代表对象的人民群众中的个体、群体、团体的真实活动，去探索制约和规范这些真实的政治主体活动的规则、组织和制度。一旦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对改革开放产生的变化和它深入推进必然产生的趋势就比较清晰了：不仅全能政府会消解，而且政府作为唯一的政治活动主体的格局将会结束，代之而起的必定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结构。基于这种理解，我和童星合作写了一篇论文《从国家为主体向社会为主体的飞跃》，论文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一宣读便引发了高度的共鸣和认可。

  也正是从这时起，我产生了构建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想法。这一体系必须要在提升政治学的科学性上迈出步伐。首先，它应当具有实际操作性。政治学理论体系虽然是概念和命题的集合，但决不是干枯的、抽象的、与实际不相干的说教，这些概念应该是现实政治生活之网的网上纽结，命题应该是网上纽结之间的联系。由概念和命题构成的理论体系对应的正是现实政治生活之网。这种理论经过行动者的思维就会成为设计、规划和指导政治行动的工具与手段。其次，它应当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是从中国政治生活经验中提炼、积淀下来理性认知，它既真实的反映着、并且也预测着通过改革开放总体社会包括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和必将发生的变化。第三，它应当具有全球视野。亚里士多德和达尔都说过，任何一国的政治学理论都包含着比较。因此，必须在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理论的比较中建构出可以在全球进行对话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要问一个学者孜孜不倦的埋头做学问的动力和毅力的源泉是什么？其中固然有家国情怀。因为祖辈和父辈们为这个国家的建立付出过，我必须为他们和其他人更多的付出负责任，不能让他们的信仰、期望落空。我有后代，我也有责任让他们生活在更强大的国家中。但是作为做学问的最实在的、最直接的动力，则是一个学者的职业良心。我可以马马虎虎，写几篇论文充数；我可以经营，更可以钻营，跑关系多搞点项目；我也可以动点脑筋，搞点策划和咨询，名利双收。但是，我总觉得那样对不起我已经选择的这份职业。大学教授，这份职业就是要你传道、授业、解惑的，你必须拿出好的你自己做出的学问，必须端出好的是你通过学术研究得到的知识食粮。

  就凭着这股动力，一干就是28年。从1988年在政治与行政管理系的学术报告上提出构建以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为结构的论述政治主体及行为、政治规则及组织、政治权力及运行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开始，到2016年《微观政治学》出版，包括《政治学基础》、《政治学方法》、《微观政治学》、《宏观政治学》在内的4卷本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全部完成。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对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公共领导、公共沟通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一方面是从这一整体的政治学理论中延伸出来一的，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反过来又是对整体政治学理论的充实。比如公共政策实际上是政治系统运行的一个环节，公共政策学就是政治决策的知识延伸和细化。公共行政是政治系统中公共权力横向配置中的一个部分。它和立法、司法是既分工又制衡的关系。因此在公共行政学中必须提及宪法的规定，以及它和立法和司法的关联。公共领导学则和政治精英活动以及政党活动相关联，公共沟通则和政治运行中的组织及其信息传播相关联。唯一感到的缺憾是没有将中观政治学即《制度政治学》写出来，而这一部分的理论恰恰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最为实用的理论。因为政治制度建设和完善是执政党在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必须完成的目标。

    虽然已经古稀之年，我现在每年仍有两次课程是专门讲授政治学理论的。我期盼着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高潮再次出现。我之所说政治学有望再度成为显学，在《南国政治学人文库》总序中给出的理由是在当今中国，存在两个不争的事实，正是它们支持和呼唤着科学的政治学研究。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经济变革、经济发展顺利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唱主角的；而当经济变革、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仅仅靠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不行了，需要的是其他领域的知识及其生产者，尤其是政治学和政治学家。

    第二个不争的事实是，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造成的庸俗政治曾一度使得正直的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学厌恶、冷漠的时期已经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滞后的政治改革才是经济改革不易深化的重要原因，任何有志于对中国总体社会变革作出客观、科学的解释、设计和预测的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政治领域、政治生活才是他们需要特别关注和研究的方面。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出现了，研究政治和政治学的兴趣明显增强了。

    上述理由，从总体上说是能够站住脚的。第一个事实是说需要政治学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而仅靠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二个事实是说人们研究政治学的的兴趣增强了。前者是需要，后者是兴趣。既有需要，又有兴趣，所以政治学的研究和政治学知识的传播又会变得活跃了。

但仔细推敲起来，似乎讲得还不够充分。政治学知识当然具有指导人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功能。但是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让它成为显学。让政治学再度成为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一轮的政治领域建设即将来临。中国的总体社会转型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到现在差不多40年。前20年中差不多有10年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经济。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1992年开始的，到2002年，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其后就是完善的问题。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上层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是社会建设。当时的提法是统筹兼顾，建设和谐社会。但碍于已经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不便提出社会建设为中心。但不少研究者没有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却把目光聚焦到政治改革上，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上去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了。在这些人的眼中，总体社会结构里只有经济与政治两大领域，将社会领域排除了。经过十七大、到十八大，应当说，新的社会体制建构已经成型。其间，文化体制改革、生态建设也取得成效。现在最为急迫的任务是要理顺五大领域的治理体系，并且形成保证五大领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总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启动新一轮的政治建设、建构更新更能提供制度资源的崭新政治体制。这是十九大需要解决的课题。要为新一轮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学术、知识和智力的支持，政治科学就必然要进入一个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智力咨询的高峰期，只有这时，政治学才能必然成为显学。

  ◎陈潭：多年来，您在香港和台湾都曾游学过，在澳门科技大学受邀执教也快十年了，以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为例，这几个地方的学术生态和社会科学研究有何不同？跟大陆又有哪些差异呢？

  ◎严强：谈起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游学，我首先想到的是另一个话题，即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不需要远出国门，在自己的国家共同体中就能找到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的历史痕迹。由于实行一国两制，这些历史痕迹还会以某种方式残留下来。由于种历史原因，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共同体上，有三个特别的区域，即现在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香港和未来会成为更为宽松的特别行政区的台湾，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实行过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地处南欧的葡萄牙是一个议院制的共和国，实行的是半总统制，总统依照议会决定任免政府首脑。在长达446年的葡澳政府时期，葡萄牙的政制就对澳门的政治生活发生过影响。再比如作为欧洲三驾马车之一的英国，是一个单一制、君主立宪的国家，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在长达157年的时间里，英国的政治制度通过港英政府的管制，在那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再比如东亚的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据时代，日本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在台湾没有产生影响。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中华民国的一套制度在那里发挥作用，再后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又对台湾产生影响。经常研究这三个地方的政治生活的历史，或者细心观察、分析已经演变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残存的某些形式、习惯，就会增强对世界政治制度多样性的感受。

    也许一半是带着这种好奇心，一半是为了进行两岸四地的学术交流，我先后对这三个地区进行过学术访问。香港是这三个地区最早访问的地方。在香港回归前的1996年6月至1997年的6月，我受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在浸会大学访问了一年，成为当时的社会科学院政府和国际关系学系的客席教授。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机会，还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城市大学、岭南大学参观过。在浸会大学，我和社会学院的黄枝连教授合作，为本科生开设了“政治社会学”和“先秦政治思想”两门选修课程。

    台湾是三个地区中我访问次数较多、也是建立学术交流关系比较稳固的地方。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是台湾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最先访问的地方。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台湾一批老学者如台湾研究院的胡佛先生就到南大访问。其后，几乎每年都有台湾高校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们组团来访问，访问次数最多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但是说起来奇怪的是，台湾的大学好几次发函按要我去访问，因种种原因却未能成行。

    直至新世纪初，我才有机会跟随江苏社科院的一个学术交流团到台湾访问。后来到2006年，受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的邀请，我在暨南大学和世新大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其间还到佛光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到义守大学、东海大学的行政管理系参观交流。再后来，又有两次机会去台湾，一次是参加在暨南大学召开的两岸四地公共行政研讨会，邀请者是香港的黄枝连教授，他当会长的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正好是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单位之一。另一次是受政治大学邀请，参加由该校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两岸公共治理研讨会。

    大概在2005年至2006年，由我牵头，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学系与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签订了两系教师互访的协议。台湾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每次派一位老师到南大为行政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讲两个星期的课程；南大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系每次派两位老师到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访问一个月，为世新大学行政管理系的学生做学术讲座。这一互访计划持续了两年，南大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系的老师基本上都去世新大学做了一个月的访问。

    澳门是三个地区中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从2003年应邀到澳门科技大学做一个星期的访问开始，其后，几乎没有间断过，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要在澳科大为本科生讲授政治学、行政学、国际政治方面的通识课。到2010年，澳科大聘请我为该校特聘教授，每年要在那里待足半年时间，为研究生开设《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沟通》、《公民社会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还要担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

    因为每次在澳门逗留的时间较长，在教学和指导研究生之余，还经常去政府部门访问和参加咨询。去得最多的是行政法务司下属的公职局。另外，至少参加过四次由澳门公职局、澳门公共行政学会、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两岸四地公共行政学研讨会。有时还跑去参加澳门一些属于民间社团性的专业学会的活动。

    在上述三个地区的学术访问和教学过程中，接触到不少院长、系主任、教授和副教授，也和一些研究生交谈过，但是，对于这些地区的学术生态和社会科学研究状况还真的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思考，更没有相互比较过。

    我所理解的对一个地区的学术生态的考察，主要是观察和评价学者之间，学术流派、学术观点之间的关系，重要的学术研究汇集的地方，以及学术研究的自由程度与开放程度。一个地区的学术生态又和这一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内容和发展水平紧密相联。而所有这些又和我在回答这一问题一开头所联想到的另一话题有关的。对社会科学来说，其学术生态和研究的内容不能不受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生态的影响。

    先说说台湾。就社会科学中的行政管理学而言，根据我有限的接触，台湾这一领域的学者中，凡能够称得是上老前辈的都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在大陆时他们已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继续编印出版，高校中行政学、人事行政的第一批教材几乎都是他们的。这些人到台湾后成立了行政学会，组织学术交流，还培育了一部分师资。在这些老一辈之后，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即现在在台湾各个高校的公共行政学系、公共政策学系，以及有相同名称的研究所，包括在考试院担任考试委员的已到中年的资深学者们，大多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从国外主要是美国读完博士以后回台湾的。他们选择了前辈学者没有涉足而在国外又较为热闹的领域加以研究。一些较新的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教材和论著基本上是这批学者编写出版的。这批中年学者则组织了新的公共行政学会。中年学者对老前辈们很尊敬，逢到他们80、90诞辰，都会举办学术研讨会，以示庆贺。

    属于前辈的学者大多在台北，从国外读博回台的相当一部分中年学者也应聘在台北的高校和研究所。因此，台北高校如政治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世新大学的行政管理系自然成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重镇。名教授们云集在这里，重要的研讨会，公共行政学的年会也多数在台北召开。但也有一些中年学者带着自己的研究专长到台中、台南、花莲的一些大学任教和培养人才。在台北学术研究中心之外，其他地方也分布着诸如组织网络与治理研究、府际关系研究、社区治理研究的学术研究分中心。不同专长的学者通过担任其他高校公共行政学系、公共政策学系的兼任教师的方式进行互访和交流。台湾这一领域中的学者很少在理论观点和实务规划方面产生激烈的论争，也没有明显的门户之见。总体学术生态是平和的。这与台湾学者从小接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大多具有儒雅之风有关。

    台湾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领域中的学者，大多是以申请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在台湾称之为专案的方式来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的。学术著作也是自己联系出版社以合同的方式出版的。考试院会指定某些教材、专著作为考试的参考书。为了兼顾各种理论、观点和见解，对于同类的考试，考试院指定的参考书不是一种而是好多种，教材和专著一旦被确定为考试的参考书目，其销量就会很大。这也是台湾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虽然幅员不大，但仅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和专著，在书店就能见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由此可见台湾的学术研究自由度较大，氛围也较好，各种理论、见解、观点都能有机会呈现出来。

    在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领域，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前沿最新理论的研究，大凡西方特别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有什么新观点、新典范、新议题出现，台湾学者很快会在课程讲授、学术研讨、教材编写和专著出版方面跟进。另一类是联系台湾实际的实务研究，在这方面，台湾学者研究的特点是细致、务实，体现了浓厚的本土气息。

    再说香港。香港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来源非常复杂。在专门培训公务员的香港大学，和有着宗教背景的浸会大学，相当的学者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学校采用的是英国式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回归前，这里只讲授和研究英国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回归后，虽然也有学者研究香港本地和中国内地的公共事务，但并不是主流。这是一块香港公共行政学者的聚集地，它体现的是一种英国式的学术生态。

    另一块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这里研究政治、公共行政的学者中，相当多的是台湾来的学者。这些学者中有好多在香港回归后回到台湾，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至少就见到两个。回归前台湾驻香港的机构很多，1996年6月，我刚从深圳罗湖乘地铁到九龙塘，一出车站，就看到这里飘动的旗帜中，有好多都印着青天白的徽章。香港中文大学中还有一部分学者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先从内地到美国，然后再到香港的。89年政治风波后，相当多的香港人有情绪。在那段时间，在尖沙咀经常能见到到处摆满点燃着的腊烛的地方，不少人以此来表示他们的不理解。香港中文大学是以中文和英文为语言进行教学和研究的高校，它推行的是东亚式的教育体制。这是香港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又一块学者聚集地。它体现的是一种带有东亚文化色彩的，但又是中西结合的学术生态。

    在九龙半岛上，有香港理工大学和科技大学。这里的学者大多是从欧美读完博士再来到香港的。有欧美人，有香港人，也有内地人。科技大学实行的是与美国相近的大学教育制度。香港科技大学设有公共政策研究院，还经常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为香港公营部门及机构，包括政府、法定机构及非政府机构的高级管理层，提供短期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培训课程。这里又是另一块香港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学者聚集之地。它体现的是更多带有美国特点的学术生态。   

    台湾和澳门的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界经常主办或参办两岸四地的有关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务研讨会，通常前来参会的香港学者并不多。香港却很少有大学主动举办这类学术研讨会。各个大学都把研究的目光更多的朝向欧美和全球。

    香港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不全在大学，有不少接受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带有非政府和非营利性质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培训机构，也在教学、培训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作用。但在香港你也能感受到另一种奇特的学术生态，一些出版社在出版经销的杂志，书籍中，专门对内地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做一些不是夸张，就是拼凑式的描述和分析，虽然研究者认为他们讲的都是事实，但研究的方式和作出的判断却容易引发争论。

    香港的学术研究不仅自由、宽松，而且形式多样。内地举办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总是特别讲究规格，常常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经费，而且有时还需要审批。如果要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逐层送审的手续则更为繁琐，动用的人力则会更多。在香港，大学中经常以午餐会的方式举行专题学术研究。想参加的人只要预先登记，到中午，每人交15至20港币，拿一个盘子，装一点面包、蔬菜沙拉，或饮料，边吃边听一两位学者的主题发言，然后讨论一阵就结束。即使是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也至多安排一个教室为主会场，另外几个教室为专题会场，会议材料自己取，到各自喜欢的会场听发言参加讨论，一个会议从早晨到晚上就结束。大清晨赶到的美国学者、德国学者，会议结束后再乘飞机离开。

    香港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是一些学者对港英时期的香港公共行政体制模式的分析。这种分析一直影响着后续的研究者对香港回归后公共行政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其论文“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指出，港英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金耀基把这一切称之为“政治的行政化”或“行政的政治化”，并指出行政系统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使行政系统承担并发挥出属于纯技术性专业性的行政以外的功能，这使香港的行政与韦伯的“科层组织”的理想模型有所不同。

    另外，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该中心从1993年8月成立以后，就一直推动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与西方及其他文明的比较探索上。中心每年实施不同的研究计划、举办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多个学术讲座，并出版一系列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书籍。中心创办的《二十一世纪》学术期刊，刊登一些很有见地的研究论文，影响极大。中心开发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为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最后说一下澳门。澳门回归前政治学、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研究非常少。仅有的一些研究也大多是香港的学者做的。比如，我知道的有关澳门公民政治心理和利益诉求的调查，就是“家在澳门，工作在香港”的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余振教授做的。余振从浸会大学退休后，回到澳门继续在澳门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做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的研究。

    澳门回归后，因为葡萄牙籍的负责各司局行政事务的公务员大部分回国了，作为本地人的公务员一下子就走上司、局、厅、处负责人的岗位。公共行政系统应该如何运转，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制定、执行、评估，这些新问题，一下子摆到新的特区政府和下属的各个部门面前。对这些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展开研究的有三方面力量：一是北大、清华和靠近的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二是公立的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的学者们；三是具有社团性质的受政府财政资助的专业性学会的成员。

    澳门大学的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与中山大学合作，对特区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过程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澳门理工学院也开展了多项澳门具体的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评估；这个学院的学者还对澳门的社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澳门行政法务司下的公职局创办了反映澳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杂志《行政》。同时公职局、澳门公共行政学会，联合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以及内地的大学，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两岸四地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研讨会。有时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还会自己组织并邀请内地和港台学者参加这一领域中的不同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些都极大的推动了澳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领域学术生态的形成。

    纵观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公共行政、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生态及研究的成果，有三点是共同的，一是这三个地区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集中在高校的系、所，这方面的知识生产还没有很好的向社会转移。虽然在台湾，一些政府官员也参与这方面的研讨，澳门的政府部门也出面组织学术研讨活动，但总体上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还没有成为官府、民间、学界一起参与的活动。二是在学者们的研究过程中，都尽量避免观点、见解、方法上的交锋和磋商，保持着儒雅的君子风度。这既有其合理的一面，能够让学术共同体产生凝聚力，但一味的缺少学术上的批判和论辩，也会阻碍学术研究上的思维创新。三是在这三个地区，学者们都能够在非常自由、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中就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包括政治学理论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政府部门通常不会设置任何框框套套。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中，有关部门有时会出于某种关心而人为的设置一些杠杠。应该说，有时这些人为的限制实在是多余的。相信严肃的学术研究内部也有自律机制，让学者学会自律要比一味的外在防范更重要。

  ◎陈潭：您跟我说了，当下中国的学术建设和发展需要建构自己的“学术自信”。毫无疑问，未来中国学术的强大源于我们现在需要的“自信”。然而，您的命题预设里肯定有太多的“不自信”吧，那么我们如何走向“自信”呢？

  ◎严强：这几年，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质疑、怀疑、甚至否定，高层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命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做任何事情，如果自己首先就感到自卑、胆怯，没有自信心，又怎么能够勇敢的面对外界的怀疑、抵毁，甚至否定呢？只有先坚定信念，相信自己是对的，然后才能理直气壮的、坚定不移的回应和反驳让别人的质疑和抵毁。

    我们在肯定和支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时，也应当思考另一个问题，即我们的这些自信的依据是什么，这些自信又是怎么获得的。毫无疑问，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具体制度、道路和理论。这种选择并不是随便的，而是有根据的。就我们国家而言，确定道路、制度和理论的根据就是我们的历史、基本的国情、经历过的教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在摸索中已经取得的成效。正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正反对比，我们才决心不走僵化的老路，不走颠覆性的邪路，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我们要去寻找并认识这些确定自己的道路、制度和理论的根据时，靠什么，靠的是思考、探索，靠的是知识和理性。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严肃的、有成效的学术研究。今天不是农耕时代，不是手工作坊时代，也不是简单的机器生产时代，而是将知识和信息看作资源和财富的时代。一切科学、有效的选择和决断都要以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智力咨询为基础。我们确立的需要自信的道路、制度和理论，都和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已有的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智力支撑是紧密相联的。如果我们从根底上对我们的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智力支撑都不自信，都表示出怀疑，那么建立在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智力支撑之上的道路、制度和理论的选择，又如何能够做到自信呢？

    对学术研究、知识生产之所以不相信，或者缺乏自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贬损自己。一些不负责的媒体，甚至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部门，甚至还有本身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他们总是喜欢把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说得一钱不值。如同一些人总把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的人性说得一钱不值一样。二是美化别人。只要是外国人，尤其是美国学者提出的观点、理论，句句都是真理；即使他们写中国的人和事，明明不符合事实，错误百出，都认为那是另一种视角，仍然是好东西。如同有些人一直坚持的所谓外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一样。三是确有败类。有些人不学无术，但以学术自居，将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别人成果，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等等也都说成是搞学术，这必然会对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规范性和声誉产生破坏。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讲学，做研究；也有一些中国人跑到西方，入了外国国籍，在西方反过来做中国的研究。国内确有一些学者将西方人写的研究中国的著作专门收集加以研究，有的开出书单，让研究生去阅读。有一些人读了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后，觉得还是外国人的研究水平高，讲得就不一样。据一些统计分析，目前，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地位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好奇心也增加了，总想弄清楚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在国外集聚起一个不小的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群，他们之中有些是本身为外国人但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有些本身就是中国人而身居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华裔学者。但从他们目前学术研究的总体状况来分析，也许在观点的奇特、视角的特殊以及方法手段运用上具有某些特点，从而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眼球。但实事求是的分析，无论在数据的可靠性、事实描述的真实性，还是在研究的范围、研究的深度和研究的水平上，这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还无法和中国国内学者相比。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主力军还是中国国内学者，真正的、上乘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要靠中国国内的学者来做。

    应当学会全面、历史和辩证的看待中国的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特别是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由此产生的知识积累。从总体上说，中国真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他们努力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借助于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努力探寻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发展中事件、人物、现象、过程，并从中找出有内在必然性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许多研究成果对现实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和日常生活，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要讲学术自信，最为根本的还是要把学术研究做好。作为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应当自尊、自律、自强。首先，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就要学会自尊。要珍惜现在的研究条件，要有甘于寂寞、乐于吃苦的精神，沉下心来，选准专业方向和研究课题，扎扎实实做出自己的学问。克服烦躁，去掉虚浮，写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学术研究论文。不要一味的追求数量和新奇，不要为某些目的去写那些不着边际的应景文章。

    其次，做一个够格的中国学者，就要学会自律。现在的世界十分精彩，各种讨巧和诱惑会像飞蛾见到灯光一样朝你扑来。要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凡想讨巧的人，即使一时得手，最终还是要吃苦头。抄袭、做假、一稿多投，所有这些都是投机取巧，都是研究中的不道德行为。遵守学术规范，严守学术道德，有时与投机的人相比似乎是吃亏，但是只要路走得正，一直坚持下去，最终成功的必定还是你。

    最后，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学者，就应当学会自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不少关于做学问的境界、精神和方法的论述，告诉人们要做成学问，必须不耻下问、必须持之以恒、必须自成一体。一句话，就是要自强不息。只有做出的学问不落俗套，有独到的见地，增加了知识的存量，这样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支撑起学术自信。

  ◎陈潭：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思路呢？

  ◎严强：在有关国家治理的议题上，非常清晰的展现出理论要先于实践，学术研究要早于战略设计的特征。还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了治理的概念。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一批国内学者开始观察到，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构建并日益完善的条件下，非政府性的、非营利性的、中介性的组织纷纷出现，并且展现快速发展的客观趋势，于是较为集中的、自觉的对以多元协同合作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治理理论展开了全面论述，并将其用于解释某些地方政府创新的努力。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所关注的治理层次也不断上升，从地方政府治理，扩展到所有层次的政府治理，再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治理，最后将治理与现代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国家治理、大国治理的命题和理论。

    与上述研究相对照，官方的战略设计直至2012年，还将注意力聚集在政府管理、社会管理上。到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新的执政党领导集体最终正式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战略。这一方面说明，时至今日，一个宏伟的、有远大前景的战略决策不可能是仅凭少数几个精英拍一下脑袋就产生的，它一定是在学术研讨、知识运用和智力支撑下逐步形成的。这也正好印证了我们必须要有学术自信的命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任何重大的顶层决策总是在恰当的时机、以规范的方式出台。以改革开放推进的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客观的实践和公众的意愿已经向决策者们提出了制定更新战略的要求，高层决策者能够做并且必须要做的就是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遵循规律、顺应这些要求。

   现代国家治理不是单纯的政治命题，国家治理是整个国家共同体的治理，是总体社会的治理。它应当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而且还不是这五大领域的分头治理，而是有机结合的五位一体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战略会管很长时间。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还刚刚开始。还处在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过渡的时期。在很多领域，还会发生管理和治理并存的局面。国家治理，特别是现代条件下的、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国家治理，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应当说，对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知识储备非常少。

   就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来说，在推进和实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上需要和能够期待有以下方面：一是需要通过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人们的观念从国家管理转向国家治理。从破除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到接受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不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遇到过许多思想障碍、既得利益障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以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为突破口，展开了一场遍及全国各地、触及人们心灵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才逐步排除了大大小小的障碍，让新战略顺利的得到推行和实施。经过近40年的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管理实践，相当多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已经固化在管理上。从国家管理的格局和分配机制上也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现在要继续前进，要从人们熟悉的、习惯的国家管理走向大家不熟悉、不习惯的国家治理，这个转向也决不会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一定会有思想障碍、既得利益障碍。因此，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以此来推动新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化、过渡

    二是需要寻找让国家治理得以实施的模式、格局或体制。推行国家治理只是一个上层设计并且需要推行的战略，从战略设计、制定到战略的实施，还需要有中间环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战略实施的模式、格局或体制。只有将战略、体制、机制、政策连锁，战略才是可实施的，否则，战略只能成为供人们空谈、议论的抽象的东西。国家治理是包括各大领域治理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不同领域的治理固然有其特点，但是要能够保证总体社会五位领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就需要在各大领域的治理中采用大体一致的格局、模式或体制。

    在已经展开的治理中，社会治理是讨论最多，也是在实际操作的治理。以社会治理为例，在国家管理战略下，社会管理逐渐摸索出一套模式和格局，即“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确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后，社会管理转为社会治理。在治理模式、格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变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应当说，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因素，使得社会治理既与整个国家的全面法治建设相配套，也确实让社会治理本身变得更加科学、完整、有效。社会治理的这一模式、格局或体制，强调了执政党在一切治理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强调了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主导功能，强调了社会的协同作用，强调了公众在治理中的参与作用，强调法治在治理中的保障作用。到目前为止，其他领域中治理，还没有明确的提出应当实行的格局、模式或体制。应当探索社会治理模式、格局和体制在其他领域治理中的适用性，同时探讨不同领域治理模式、格局或体制的差异性。

    三是需要深入研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十八大三中中全会确定的新战略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然这一目标要远远超出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向，也要超出国家治理的具体实施，因为它要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治理都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所有国家治理中最高层面的、也是最先进的状态。新战略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二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研究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应当关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研究每一个领域的治理体系，比如在这一领域中治理要达到的目标、参加治理的主体及其关系、治理需要的手段工具，等等。二是要研究将五大领域的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体系。研究国家治理能力也至少应当探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研究国家治理能力应当包括的基本要素，即具备了哪些要素，才能构成国家治理能力；二是要研究治理能力运用的方式、条件和约束机制。国家治理必然涉及到公共权力的使用和运行，因此，治理能力在产生实际作用时，必须考虑其方式、条件和应当受到的监督和约束。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中国政务研究中心

辑刊来源：《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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