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汉：左宗棠借债

1881年，左宗棠以不到10%的年息从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白银，胡雪岩将这笔钱从上海护送到军中，运费每百两才九钱。而4年后浙江追查胡雪岩要求退还“侵吞”的运费，10万两银子运费超过2000两，是胡雪岩运费两倍不止。
中山大学教授梁平汉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相对于官办的金融，晚清民间金融的效率还要更高一些。清廷不能理解市场运行法则，完善市场秩序，调动社会资源，充分发掘孕育在民间的活力，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中无法应对各种冲击，焉能不亡？阅读晚清的政治史，总以为他们刚刚走出闭关锁国，对于外部世界了解不多。还会自觉地想象大臣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实际上，清末名臣们主要是自然科学基础太差，很难理解西方科学成果。比如郭嵩焘出使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们给他演示了一堆电学实验，他在日记里只能记下“吾于此等学问全不能知”。他们对于西方政治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是无师自通颇能领悟的，常常被视为传统儒生的左宗棠就采用金融手段部分解决了军饷问题，完成了平定西北的大业。在他向国外银行借款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次非常有趣的争论。 1874年，刚刚安定西北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准备收复被阿古柏窃取的新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陕甘总督驻地兰州到新疆路途遥远，沿途经济落后，军费开支浩大，如何保障西征军的军饷呢？ 军饷问题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新鲜，在贵金属货币时代，维持军队远征不能靠印刷纸币，更不能靠银行转账。如果“资粮于敌”就地解决的话，效率很低，风险很大。因此军饷只能长途运输，成本奇高，而且还很难准时送达。16世纪末西班牙在尼德兰就因为军饷长期拖欠，导致军队哗变，几次坐失赢得彻底胜利的机会。那么，左宗棠要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不禁准备照自己的老办法做了。 8年前的1867年，左宗棠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军进入陕甘平定回民起义。当时他最头疼的也是军饷问题。自1862年以来，陕甘遍地烽火，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仅靠本地财政收入根本无力供养这支大军。按照清朝制度，左军军饷需要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各海关“协饷”“对口支援”。但是各地军饷提供时间不一，送达军队驻地常常迟到甚至不到。前任陕甘总督、湘军名将杨岳斌就因为缺饷坐困兰州，难有作为。
左宗棠尚未进入陕西时，胡雪岩就来了，得知部队缺粮严重时，胡表示可以挪借12万两白银为左军购粮，但是需要以福建协饷偿还。左赶紧写信给福建主管官员，请当月速解送三个月的饷银，或者直接将此笔款项汇给胡雪岩。不清楚这笔协饷最后是采用何种方式偿付胡雪岩的，但是这无疑为左宗棠打开了新的大门。此前一直依靠各种税金收入打仗的左宗棠自此开始采用“化零为整”的方式，预支各省协饷数目为抵押，从国外银行借款以济军饷，日后再从各省协饷中扣还。自1867年4月起，左宗棠三次借洋款520万两，成为了西征军的重要财政保障。 从现代金融的角度看，左宗棠这波操作预支了未来收入，平滑了支出，实现了资源的跨期配置。当然，利用金融市场也是有一定代价的，主要是利息负担较重。所以朝廷没有允许左宗棠全部靠借款筹集军饷，而是不断下旨催促各省解送。 出征新疆与前次又有所不同，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开始窥视台湾，东南沿海各省开始筹办海防，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产生了“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于是各省“对口支援”的积极性降低，协饷拖欠更加严重。为此，身为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的副国级干部左宗棠，不得不给各地督抚藩司（主管财政的常务副省长）写信赔笑脸说好话，还要暗中调查各省财政余额多少，是否可以借出。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1876年初给朝廷上折子，想请自己的老朋友、两江总督沈葆桢出面帮自己找洋商借款1000万两。 照左宗棠想来，沈葆桢是最好的借款执行者。一来沈长期受到自己照顾支持，人情上不能不帮忙；二来前一年沈筹办台湾防务时，经朝廷批准找洋商借过200万两，所以有经验有渠道；三来沈当时主政两江，本来就是出协饷的大头，现在就近还款也很方便，所以从沈自身的责任和利益来看也是理所应当。 出乎左宗棠意料的是，这事作为决策者的朝廷同意了，具体的执行者沈葆桢却明确反对。沈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借外债过多国家受害，即使借债也应向国内借。他还举出例子，说土耳其因借外债而亡国，西班牙因借外债而失去部分主权，而英美因为借内债藏富于民，反而富强起来。第二个理由就是借款利息负担太大，应该让各省竭力筹措凑足军饷。 考虑到沈刚刚找洋人借了钱，他的第一个理由看上去说服力并不强。光靠加大执行力度难以解决协饷拖欠问题。沈的第二个理由倒并非空穴来风，沈借款的年息为8%，后来左宗棠借款年息则最高曾达15%。因此，沈反对借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屁股决定脑袋，当时沈葆桢主政两江，自然更加重视海防。左宗棠逐条批驳了沈葆桢的说法，朝廷也知道借洋款势在必行，最后下旨同意左宗棠借款500万两，然后又各处凑了500万两，一共1000万两白银给了西征军。 这场争论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沈葆桢“借外债倾国，借内债富国”的观点。虽然他的论据被左宗棠痛批为倒果为因，不足征信，但是这一观点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和财政学研究倒有一些不谋而合。诚然，不管内债还是外债都无法直接创造国民财富，谈不上什么藏富于民，但是借内债所需要的制度前提倒可以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借债的背后是信用，即债务人有能力有意愿还款。封建专制社会不存在国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和臣子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皇帝可以强制征收臣子的财富，既然可以抢，为什么要借呢？而且，虽说欠钱必还，但是皇帝如果耍赖，臣子怎么办？能去独立的司法机构起诉皇帝吗？因此，当最高权力缺乏约束，私人产权没有保护时，借内债是不可能的。 18世纪，英法两国在世界各地争霸，进行了四场战争，虽然战场上有胜有负，但是英国笑到了最后，法国王室最后财政破产，被大革命摧垮。法国人口比英国多一倍，经济基础更好，人均税负是英国的一半，为什么被拖垮呢？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C.North）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英国自光荣革命后逐步建立了议会的统治，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从而建立了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在金融市场上可以以较低的利率发行国债，筹措军费，支撑战争。另一方面，法国处于专制王权的统治下，国王倒也想大规模发行国债筹措军费，但是无法建立信用，也搞不了活跃的金融市场，不能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事实上，法国在1714、1721、1759、1770和1788年多次债务违约。因此，法国只能靠加税、出售特许权、卖官鬻爵等方式筹措军费，结果进一步扭曲了国内市场。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国家要从臣民手上借债，那么首先需要建立信用。因此，统治者需要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通过制衡机构（如运行良好的代议机构、独立的司法机构等）实现可信承诺。这就限制了专制权力，保护了私人财产不受统治者任意剥夺，有利于市场顺畅运行。这些制度安排是国债的“基础设施”，为私人投资提供了激励，构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因此，英美并不是因为借内债而富国，而是一整套有利于借内债的制度安排推动了国家的崛起。至于外债则不一定产生这个结果，因为外国银行对于产权保护制度并不一定关心，只关心是否有足够的抵押品，而且当时列强还会派遣军舰，保证外国政府偿还借列强的钱。沈葆桢没有发掘出“制度安排”这个“遗漏变量”，所以论辩缺乏说服力，三言两语就被左宗棠驳倒，错失诺奖级的重要发现。 历史证明，左宗棠抓住了极有利的国际形势。当时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而企图自立门户的阿古柏并没有获得任何一方的全力支持。俄国一边和土耳其打仗，一边在中亚消化刚刚征服的浩罕等汗国，也无力阻挠左宗棠。因此，左宗棠在战场上颇为顺利。尽管如此，最后还是花了6000多万两白银！ 左宗棠的借款中，既有向汇丰、怡和等洋商借的外债，也有向胡雪岩的乾泰公司等华商借的内债。朝廷嫌利息太高，有所烦言。实际上贷款利息是金融市场决定的，而且当时不断走低。1881年，左宗棠以不到10%的年息从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白银，胡雪岩将这笔钱从上海护送到军中，运费每百两才九钱。而4年后浙江追查胡雪岩要求退还“侵吞”的运费，10万两银子运费超过2000两，是胡雪岩运费两倍不止。由此可见，相对于官办的金融，晚清民间金融的效率还要更高一些。清廷不能理解市场运行法则，完善市场秩序，调动社会资源，充分发掘孕育在民间的活力，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中无法应对各种冲击，焉能不亡？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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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4期（总第5期）
本文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