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鹏：风格即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李钧鹏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从自己和三位学界泰斗——查尔斯·蒂利、阿瑟·斯廷奇库姆、哈里森·怀特的点滴交往中，阐述了一个观点：风格即人。
他说，风格即人，天才的学者必定有异于常人之处，但无论风格多么不同，这三位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对学生的真诚、对名利的淡泊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人学习的。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时的导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说，当世最聪明的社会学家有两位，一位是阿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另一位是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我和三位学者都有过点滴交往，也对他们无比敬佩。三人均为学界泰斗，他们的个人风格又大有不同。可以说，不同的风格成就了他们各自精彩的学术人生。
第一次听到斯廷奇库姆的名字是在2004年，彼时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博士一年级的我在组织社会学课上读到了他的文章，对其缜密的逻辑推演印象深刻。第二年，我在学校书店买到斯廷奇库姆的方法论教材《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因为它和我之前读到的标准教科书相比，思路实在太过奇特。这本书没有对不同研究方法进行简单的比较，而是分析它们各自面临的逻辑挑战，例如因果关系的距离问题、以数据测量概念的问题以及机制与过程的定位问题。
2006年底，我决定转学。斯廷奇库姆虽已退休，他所在的西北大学仍是我心仪的去处，负责录取工作的卡萝尔·海默（Carol Heimer）教授则是他的夫人。海默告诉我，斯廷奇库姆每天都泡在图书馆的一个小隔间里看书，基本不参加社交活动，但这次是他多方奔走，为我争取到了一笔数额丰厚的奖学金。前往学校参观时，一帮学生都对斯廷奇库姆与众不同的研究主题感到好奇，比如他曾写过一本关于加勒比糖岛蓄奴史的书。“He is old.”这是他个人网页上的最后一句。当天晚上，在系里的酒会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具体聊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只记得74岁的斯廷奇库姆手握一杯红酒，我们一帮年轻人围在他身边，每个人都在侧耳倾听。然而，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听众的接受程度，每说一个笑话，大家都略带尴尬地礼貌一笑。晚上回到借住的美国同学家，我问他：“你听懂了吗？”“当然没有。”
我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却没想到很快又和斯廷奇库姆见面。蒂利的研究方法课要求每周读一本书，其中一本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斯廷奇库姆其时正陪夫人在邻近的普林斯顿大学访学，蒂利专门把他请来为我们答疑。在课堂上，不善言辞的斯廷奇库姆和侃侃而谈的蒂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博士生们抛来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斯廷奇库姆显得有些招架不住，或者说是无比坦诚。记得有一位同学问他如何看待布尔迪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并不太喜欢布尔迪厄的作品；另一位同学问了一个有关吉登斯的问题，他说阅读吉登斯无异于一种折磨；有人问他推荐读谁的书，他说托洛茨基是伟大的社会学家。课后，蒂利请斯廷奇库姆去哥大对面的法国餐馆吃晚餐，也把我一块叫上。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个无比美妙的夜晚，那个坐在两个天才旁听他们聊天的夜晚。
正是在那个学期，我对历史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斯廷奇库姆出版于1978年的《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所读过的最天才的著作之一——它将托洛茨基、托克维尔、斯梅尔瑟和本迪克斯这四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进行比较，认为他们各自最好的作品都胜在不同个案之间的深度类比，而非空洞的理论建构。如今回想起来，在斯廷奇库姆的喃喃自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天才学者对逻辑的固执坚持。学术选题可大可小，具体内容的差异只是表面，真正的好研究往往在逻辑上是相通的。这是我从斯廷奇库姆那里学来的智慧。
我对社会网络分析奠基人怀特的大名仰慕已久，出国前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中就读到他的访谈，到了美国后又在不同课程的阅读材料中无数次看到他的名字。2007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并意外地收到了怀特的电邮，对我作为申请材料的硕士论文赞赏有加。几周后参观哥大时，77岁的怀特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并在系里的晚宴上把我拉到身边聊了很久。怀特一边吃着意大利千层面，一边跟我聊他的学生格兰诺维特、道格拉斯·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困境以及他指导过的中国学生。“我知道你在《社会力》当副主编，而且听说你干得不错，”怀特说，“但幸好我们这里没有办任何刊物，实在太费功夫了！”怀特对理论研究的推崇远远高于应用研究：“我们系坚决不要任何人口学家和犯罪学家，因为有了他们就没有其他学者的空间了。你看现在的哈佛社会学系就成了一个公共政策系！”
怀特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生，格兰诺维特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无论是学生的课程论文还是其他学生请他提意见的文章，怀特总会及时提供反馈，而学生看到反馈后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怀特教授真的读懂我的文章了吗？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啊！”但转念一想，学生却又会说：“等一下，如果真的这样来，那可就太棒了！”这几乎是怀特的学生的一致评价。然而，说到他的教学方式，那可真是很有争议。我在美国上过的所有研究生课程都会在第一天发一份详细的教学大纲，每次课的阅读和最后的考核方式一目了然，但怀特为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却没有这些，而是让我们推荐自己想读的书，并由不同的学生每周分享相关内容。记得那个学期的阅读材料包括卢曼的《社会系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及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控制》等艰深之作，学生则分享了关于辞典、大学、摇滚乐、死亡、马克思等五花八门的研究。顺便说一下，这门课的名字是“情境的情境化”（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Contexts）。
虽然怀特在小圈子里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的研究却始终显得曲高和寡、知音寥寥。原因不仅仅在于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他喜欢用数学公式——事实上，他本人最看重的《身份认同与控制》并没有用任何公式。这本集中阐述了他的网络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性著作在1992年首次出版时曾赢得若干知名学者的赞赏，但始终未能获得更大范围读者的认同。尽管2008年修订版经过彻底重写，几乎是一本完全不一样的书，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多少波澜。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怀特的思想实在过于超前，他的社会学词汇也有别于社会学界的主流。我读过怀特分析卢曼的文章，在里面已经看不到多少卢曼本人的影子；或者说，卢曼的系统理论已经被怀特彻底改造成社会网络理论。但无论如何，那些真正读懂怀特的人将终身受益。我想起了一则关于摇滚乐队“地下丝绒”的老笑话：当年没有几个人买乐队的首张专辑，但买了专辑的人后来都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不同于喃喃自语的斯廷奇库姆和曲高和寡的怀特，蒂利“正常”得出乎意料。在申请哥大时，蒂利是我最心仪的教授，但自己并不敢贸然联系他，一来他太有名，二来他的年龄也让我有些担心。但蒂利主动发来的电邮令我欢欣鼓舞，当天就拒掉了手里的另外几个全奖。我参观校园时，蒂利在办公室笑呵呵地问：“你还在考虑其他哪几所学校？说来听听，我也许可以帮你参谋一下。”我赶紧答道：“现在只考虑这里了！”在博士一年级的研究方法课上，蒂利口齿之清晰、声音之洪亮、精力之旺盛、反应之敏捷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已然癌症晚期的78岁老人；确实，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象——蒂利说，他之所以每次课都咖啡不离手，是因为单靠自己的精力无法支撑两个小时的课。
蒂利的时间观念令人印象深刻。他曾说，自己对于每周的时间安排都有严格的规划：每周工作60个小时，其中40个小时用于学术研究，15个小时用于教学和指导学生，5个小时用于学界的各种服务和活动，而且每天的时间安排都精确到分钟。蒂利一生写了50多本书，绝大多数为实打实的个人专著，这和他机器人一般的自控力和待学术如生命一般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在简历上，蒂利自豪地宣称自己一生从未当过院长或系主任，也从未出任过任何学术组织的会长或主席。有人批评蒂利晚年过于高产，不像早期那么精工细作，但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蒂利在上世纪90年代曾查出癌症，后来成功治愈，但在2003年左右又查出更致命的淋巴癌，所以晚年的蒂利拼尽全力把自己平生所学付诸文字。另一方面，家庭也是一个原因。我也曾好奇蒂利为何在博士毕业后的10年只写了一本专著，进入90年代之后却平均每年出版两本书。蒂利笑着说：“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我年轻时要养儿育女。现在孩子们都大了，我可以支配的时间更多了。”
在指导学生方面，蒂利同样无比高效。我几乎每次给他发电邮，都能在半小时内收到回复。对于每个学生的课程作业，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他都会提出详细的反馈意见。我期末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计划，写作时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想研究什么。两天后收到蒂利的电邮，把我的研究问题、自变量、因变量以及应该阅读的文献都梳理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帮我画了一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图！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那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课。我们一群博士生上完课后在门口抱怨只有一周时间写研究计划，希望能将截止期推迟一周。这时蒂利路过，听到我们的诉求，微微一笑：“大家将来都要走向学术道路，你们的工作就是写作啊！”晚上收到他的电邮：“我同意给大家宽限一周，但这绝不是出于懦弱！”
如今，蒂利和斯廷奇库姆已先后驾鹤西去，怀特也早已移居亚利桑那州养老，据说重病缠身。风格即人，天才的学者必定有异于常人之处，但无论风格多么不同，这三位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对学生的真诚、对名利的淡泊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人学习的。“做人当脚踏实地，治学要仰望星空。”这是我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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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1年第2期（总第7期）
本文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