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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深恩永志心中——纪念我的导师、著名会计学家刘文泉教授逝世20周年
刘文泉教授（1912.4.12-2001.11.19），江西万安人，1936年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别在上海东吴大学、大同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教授，他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会计学家。1953年著有《新会计学教程》教材，当年由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社出版，该教材是国内财经院校最早使用的正规教材之一，奠定了会计原理教学的基础，并影响了该课程教学内容数十年的发展，是该课程的“开山鼻祖”，也确立了刘文泉教授在国内会计学教育方面重要的学术地位。
2021年11月19日是刘文泉教授逝世20周年的忌日。全联并购公会常务副会长，国元证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咏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悼念导师刘文泉教授，用隽永的文字表达了对导师的思念与崇敬。本文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0期。
刘文泉教授（1912.4.12-2001.11.19），江西万安人，1936年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别在上海东吴大学、大同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教授，他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会计学家。1953年著有《新会计学教程》教材，当年由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社出版，该教材是国内财经院校最早使用的正规教材之一，奠定了会计原理教学的基础，并影响了该课程教学内容数十年的发展，是该课程的“开山鼻祖”，也确立了刘文泉教授在国内会计学教育方面重要的学术地位。
1981年3月，安徽省政府批复成立“安徽省高等教育学术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评审全省各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职称，讨论研究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刘文泉教授就任该委员会委员。1983年刘文泉教授出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8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设立会计学硕士点，也是安徽财经大学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硕士点，学校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内首批硕士点，是与当时学校会计专业拥有包括刘文泉、李耀寰、周舜臣等著名教授在内的雄厚师资队伍分不开的，他们均在各自的教学、研究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国内会计、审计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刘文泉教授学术成果登记表（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拟编写《中国教育界名人大辞典》，上面直接点了安徽财院入选教授的名字，分别是刘文泉、郭彦刚、华伯泉三位教授。刘文泉教授入选是因为他是中国会计学教育的开拓者；郭彦刚教授入选是因为他的著作（与千家驹合作）《中国钱币史》是中国第一本货币史专著；华伯泉教授曾与苏联学者同期发明过统计学定律（称“华氏定律”)。当时学校让我参与编纂工作，整理三位教授的个人档案，他们的精彩人生、教学生涯及丰富阅历，深深地影响了我。有点遗憾的是，上述“名人大辞典”不知何故，在我1990年底离开学校时都没有正式出版。
1988年9月，刘文泉教授又重新编著了新版教材《会计学原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政治经济学和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了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新出台的《会计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会计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令人敬佩的是，在1986年至1988年编著该书时，他的眼睛因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疾病几乎看不见纸上的字，写作基本上是靠记忆力和习惯在草稿纸上“默记”下来的，所写字的潦草程度非常难辨认，30多万字的草稿，硬是由我和同事依其所写的大概内容，按照专业理解“重新”整理出来，再誊抄在方格纸上（一种出版机构专门格式的用纸，现在已不常见了）。此书中“会计电算化”一章，那时还是刚刚兴起的新事物，刘教授敏感意识到这是未来会计行业发展的方向，但他却不太懂，最后是由我写了一章添加上去的。
上世纪80年代，刘文泉教授写过许多有关会计行业理论建设的学术论文，对那个年代全国会计行业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产生过深刻影响。他于1980年、1982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和任务”“关于会计科学的性质、理论和体系问题”等论文，在当时都属于重磅文章，对全国会计学界有关“会计属性、功能及定位”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从那之后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梳理和综述这方面的学术观点和论文时都会提到他的上述两篇重要文章。1984年间，我与刘教授还合作发表过一篇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原则问题”文章，这是国内较早探讨“会计原则（或准则）”的文章，因为当时学术探讨上思想禁锢还比较多，故在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一定性词，以免发表时受限，就像当年讲“市场经济”一定要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这篇文章当年还被推选为“中国会计学会东南地区学术交流论文”，我还去福建泉州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蔡咏先生与导师刘文泉教授共同发表的论文
1982年，刘教授在《安徽财贸学院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若干理论问题”文章，顺应当年全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外开放的大背景，深入探讨对当时极其僵化和低效的经济管理系统和国营企业核算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及基础。经济核算制，最早是作为“供给制”的对立物产生的，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费用，都是根据“实报实销”的原则由国家供给，而企业的产品全部上缴国家统一分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斯大林时期及我国1949年前的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都实行过“供给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战争年代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却非常不利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责任心，也不利于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产品质量，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状相违背。实践证明，客观上要求用“经济核算制”来代替“供给制”。
向前追溯“经济核算制”的起源，就需要了解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在1921年3月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这是苏联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总经济政策与措施。十月革命刚成功时，由于苏维埃政权在内忧外患、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余粮征集”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这引发了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底层老百姓的极大不满。列宁在经过充分考虑后，提出了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允许外资企业管理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恢复商品货币进而调节生产，还在“新经济政策”中指出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他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这是对当时所谓“正统”观念（即马恩主义）的一种突破，所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社会发展规律。新经济政策着力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多种形式的经营，活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向在一定限度内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过渡，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一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则是立足于多种经济成分，如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合作共存。可以说，这是早期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种大胆改革。
为了配合“新经济政策”的落实，苏维埃政权要求所有国营企业实施经济核算制度，列宁指出：“国营企实行经济核算制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要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或将来，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然是主要的”（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6页）。只可惜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实施时间比较短，1924年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曾一度支持过“新经济政策”，但在1928年就被斯大林全面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斯大林想要迅速地积累资本进行国家工业化改造，并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水平，全面引进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以农村集体化全面代替了“新经济政策”中的“粮食税制”。斯大林上面这些经济政策及措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全面学习“老大哥”的经验时，被我们全盘模仿和接收了。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85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指出“刚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见《简史》第185页）。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及“文革”期间在经济建设中的深刻教训，重新倡导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精髓，并用于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践。
1985年8月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曾有过一段客观深刻的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见《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39页）。改革开放、抓经济建设，不管采用什么具体思路、什么运行模式，都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新经济政策”要求，企业所进行的各项经济活动，要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还必须运用会计、统计和业务核算等经济核算方法，对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和物资消耗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用价值形式进行记录、计算、对比和分析，借以发掘增产节约的潜力和途径。因此，这是有计划地管理企业生产及经营的有效方法，视为各类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实上述这些都是企业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和统计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作用。刘教授有关“经济核算制”理论研究和探讨，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理论界为重塑会计基础理论问题（如属性、功能、原则和对象等）和实际中重视会计、发挥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及统计的作用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年刘教授的许多观点和表述至今还能看到。
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论文题目就是刘教授给“指定”的，叫“论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与企业经济核算问题”，当时他讲了许多这项研究探讨的重要性和现实性，让我一定要写这个内容，其实当时我并不太明白，只是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大”，企业经济核算涵盖会计核算、成本计算、财务管理及数量统计等方面，正好符合我想写一个比较“大”题目的想法，因为我的学年论文是写比较具体的成本计算方法，也想改变一下，故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了，回去后就开始去图书馆查资料、找内容、动笔写，但写作的中间才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个题目真的不太好写，也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几个月后，当我看到刘老师在学报上发表的他所撰写的题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时，我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原来他当时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在写作毕业论文的期间，我多次向刘教授征求意见，他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可以讲没有他的潜心教诲，我不可能完成那篇毕业论文。因时间久远，己经找不到那篇文章，记得毕业时曾入选安徽财院1978级学生的《毕业论文集》。后来我也去学校查找过，也没用找到，有点遗憾，毕竟这篇论文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经济核算理论的探索，也是刘文泉教授潜心指导的结晶。
今天刘文泉教授已离世20年了，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对我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想起他娓娓道来的校园往事。此时此刻，有一首佚名的七绝小诗可作最好的结束语：相逢一见太匆匆，校内繁花几度红；厚谊常存魂梦里，深恩永志我心中。
作者名片
蔡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购公会常务副会长；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理事；深圳证券交易所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博士后导师；深圳资本市场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证券协会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委员会顾问。
主要著作：《实践的回眸：证券公司、资本市场及文化建设》（安徽人民出版社）；《实践的眼睛：证券公司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资本市场专题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会计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会计》（中国旅游出版社）；《会计原理的学与教》（安徽人民出版社）；《中国并购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安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8~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并购行业行为准则（2019年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并在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课题报告等五十余篇。本文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0期获取更多精彩独家内容，欢迎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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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