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投资的潜力与机遇
每逢节假日，朋友圈就会逐渐出现沙滩阳光和海外定位的出行信号，人们像一群候鸟一样簇拥迁徙，期望着一场与记忆中美好世界的重逢。东南亚因其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一直都是国人出境游的热门地。从旅游业的复苏窥见经济的繁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这不仅是经济的连接，同时也依赖文化的纽带。
中联盛地资本总经理陈真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东南亚地区之于中国经济发展，既不是典型的国际大循环，也不是典型的国内大循环。这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长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东南亚有良好并且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投资于东南亚国家，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机会利用国内不具备的差异化资源，接触到更多更灵活的优质境外投资机会，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链，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本文完整版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9期。
今年1月25日，经中国和新加坡双方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在北京签署。从2024年2月9日起，中国普通护照持有人可免办签证，在新加坡停留不超过30天。同为东南亚国家的马来西亚已于稍早落实了类似免签证措施，而泰国也很快跟进了。根据新加坡旅游局3月发布的数据，2月份新加坡共接待入境游客144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的旅客将近32.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3.53万人次，增长超过八倍，人数领先于印度尼西亚游客的19万人次和马来西亚的10万人次，排在各国之首。
今年2月，彭博智库（Bloomberg Intelligence）发布报告，截至2023年有4200家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位于新加坡，领先于香港的1336家跨国企业区域总部。报告指出，为了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报告中提到的若干其他因素，“越来越多全球甚至中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一时之间，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东南亚地区之于中国经济发展，既不是典型的国际大循环，也不是典型的国内大循环。这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长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建合作阶段（1990年代）：中国和东盟正式开启对话进程，这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开始了正式的政治、安全合作。此后，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为未来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经贸合作阶段（2000年代）：在进入本世纪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随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等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推动了双方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全面合作阶段（2010年代至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实施，降低了双方之间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202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了亚太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促进了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
区域一体化发展不仅是经济的连接，同时也依赖文化的纽带。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包括通过贸易和移民促成的中国文化、宗教和传统的传播。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中国式建筑风格、美食、节日以及历史上一些语言广泛使用汉字上。长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从古代开始，中国的文化、语言、宗教、艺术等传入东南亚，例如儒家思想和吸收了中国元素的佛教等，深刻地影响了东南亚各国的当地文化。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整体上落后于中国。在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1.25万美元，与马来西亚大体在同一水平上。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人均GDP接近9万美元，而文莱也超过3万美元。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众多，东盟10国的人均GDP平均值只有大约5600美元，不到中国的一半。其他众多的经济指标，如人均用电量等，也反映了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同时，不少东南亚国家已经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初步建立了制造业供应链，同时，东南亚的贸易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东南亚地区产业发展后劲十足，有望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引进中国较为先进的技术、理念、管理经验，加快提升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内部的东西互济新格局，即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在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
据此，笔者建议，可以探讨在国内大循环的外围，再建立一个较为灵活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层面，作为过渡到国际大循环的缓冲区。笔者建议国内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实践。
东南亚良好并且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
由东南亚10国组成的东盟在2023年拥有大约6.9亿人口和3.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并保持着较高增长态势。今年1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规模达6.41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此外，投资于东南亚国家，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机会利用国内不具备的差异化资源，接触到更多更灵活的优质境外投资机会，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链，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首先，东南亚国家之间有一系列的贸易优惠政策，主要通过东盟框架内的多种协议和倡议来实施。东盟自身通过创建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与其对话伙伴签订多边贸易协定等措施，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于1992年成立，旨在通过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促进区域贸易。AFTA在2010年被东盟商品贸易协议（ATIGA）替代。据报道，到2021年，东盟10国间的零关税平均覆盖了98.6%的关税项目，其中东盟6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实现了99.3%的关税项目消除。
其次，东盟还与多个对话伙伴签订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除了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东盟还与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日本签订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最后，东南亚国家参与或者正在谈判多个国际贸易协定，并非所有的国际贸易协定都包括中国。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它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由剩余11个国家签署的，其中包括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但目前中国还不是CPTPP的签署国。
经过多年的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也持续改善，这也使得后续的中国企业投资更加便捷，而且投资风险比早年显著降低。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从港口和铁路到电力项目等一系列计划。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重点区域，也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较高的接受度。“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东南亚取得了重要进展，据报道在2013年至2021年间共实施了超过130个项目，主要集中在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采矿和发电厂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阶段相对较低，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连通性，极大地提升了产业链和贸易物流。
例如，2021年12月正式通车的中老铁路，造价高达500亿元，使得昆明至老挝首都万象成为一日生活圈。据报道，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今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780万吨，国际黄金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这条铁路的建成，不但方便了老挝对中国的出口，提升了老挝的国内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更打通了中国到东南亚的高铁通道，开启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进一步的高铁互联互通。与中老铁路接轨直达曼谷的中泰高铁目前已经在施工中，计划2028年通车，由于曼谷的发达港口城市地位，届时整个中老泰高铁连接的经济价值必将大大提升。
另据报道，马来西亚与泰国已经重启“吉隆坡-曼谷高铁线”研究计划，而马来西亚也重启了连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新马高铁计划。一旦这些计划最终得以实现，就有望实现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于1995年提议的由中国昆明经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极大地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为区域的企业创造巨大的商业潜力。
国际政治格局推波助澜
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数据显示，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在2017年曾高达21.6%。而据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2023年1—5月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同比下降25%，只占其进口总额的13.4%，是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的比例预计将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15年来首次从第一位跌落。数据直观地反映出，自特朗普开启中美贸易争端特别是对中国商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以来，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用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份额从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的变化作为参考，根据笔者的计算，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为显著的就是东盟，在计算期间增长了大约3个百分点。
美国和中国是东盟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东盟深受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数据似乎显示，中美贸易争端为许多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扩大贸易规模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东南亚国家具备丰富劳动力资源和一定制造业基础的背景下，由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一些东南亚国家将自己定位为替代生产中心，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和商业活动，使得那些希望减少对中国依赖，甚至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贸易伙伴，有更多的选择，进而实现贸易多样化。
另外一方面，由于前述的中国与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得一部分企业包括中国企业根据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与东南亚范围内对于产业链的分布重新进行优化布局。近年，关于跨国企业开始将生产制造环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甚至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报道有不少，不过，也许这只是新的贸易结构下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优化重组的结果。实际上，部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经过进一步加工或组装后最终流向美国市场，而反之亦然，因此笔者建议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对于增加值的研究，以还原实际产业价值的变化情况。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对于贸易敏感的中国企业而言，面对变化的贸易结构，至少应该基于东南亚这个与中国基本一体化发展的区域，重新思考自身产业链布局的最优解。
······
本文完整版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9期，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本文编辑：杨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