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的避难所和启示 | 李方悦
在鹿特丹城市运河的一条街道上，坐落着一座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建筑。那是著名的少女日记安妮弗兰克的避难之所。
荷兰的少女安妮弗兰克安妮在这里写下了她闻名世界的安妮日记：
“1942年7月11日，开始我们的房间看上去非常单调，好在爹地给我带了很多报纸，明信片，用胶水和刷子我已经把墙改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图画。它现在看起来令人高兴多了”。窗子完全封闭的小屋里，墙面上有电影明星的剧照，达芬奇自画像，儿童和妈妈的照片等。
“1943年12月24日，我希望骑自行车，跳舞，吹口哨，看世界，感觉年轻，并知道我又自由了。”
“但是我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安妮写道， “我就像一只被折去翅膀的小鸟，在一片黑暗中飞翔，却碰在了囚禁她的笼子上。”
安妮·弗兰克四岁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内掀起反犹排犹浪潮。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个犹太人，为了家人的平安，他带着全家迁居荷兰。他们在荷兰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但灾难再次降临：1940年5月，荷兰沦陷于纳粹德国。奥托意识到，他们要么立即迁移，要么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整个欧洲都已卷入了战争，大半地方沦陷，他们能逃到哪儿呢？于是他决定躲藏起来。奥托在荷兰和丹恩做生意。他们的营业所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偏僻的地方，面对运河。营业所楼上有几间废弃的房间，被称为“附属建筑”。奥托认为躲在那里不太容易发现。
1942年，预料中的厄运终于降临：奥托·弗兰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没有走，立即
带着全家人住进了“附属建筑”。接着，丹恩一家和一名犹太人医生也住了进来。这样，他
们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黑人”生活。他们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制食
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动。总之，他们必须对外抹杀自己的存在，不能发出任何声响，晚上也不能点灯。他们和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奥托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他的四个雇员，他们给奥托等人偷运来食物和书报。
这种暗无天日的的生活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压抑、寂寞、苦闷、忧郁使得“附属建筑”里的居民们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安妮是个懂事的孩子，她不会跟父母吵闹着要出去玩，于是她开始写日记。这本日记还是父母送给她的14岁生日礼物。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附属建筑”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
人们可以在日记中看到，安妮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恐惧，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密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
但是，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4年08月04号，躲在地下室的八个人和两个职员被逮捕了。德国秘密警察知道了这个地方，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是谁告的密。二次大战中，作为德国邻居的荷兰首当其冲，有十万三千在荷兰的犹太人被送到了纳粹的集中营里，并死在了那里。
安妮去世的时候与解放只差一个月。她没有能活着看到她所日思夜想的自由。没有人知道安妮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在怎么样的绝望之中。她的姐姐刚刚死在了集中营，她认为她没有一个亲人了。事实上，她的父亲还活着，如果安妮知道，她也许会活到今天。
“我一直清楚我将来想做什么，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然后，过些时候， 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她写到，“在战后，我希望可以出版一本书叫秘密阁楼annex”.
甚至在隐藏的时候， 安妮已经开始改写她的日记， 使它适合作为小说发表。 她在无望的希望中， 在黑暗的恐惧中， 在地下室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这样之中忍耐的艰苦的时光使安妮一下张大了许多。
这一所房子， 到五十年代的时候开始年久失修， 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当时已经有不少看了安妮日记的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找到这个地方，要求参观安妮描述过的避难所。 劫后余生的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决心保留女儿留下日记的地方作为一个永久性的纪念馆。 他成立了一个安妮弗兰克基金会， 社会人士纷纷响应和捐助，基金会还买下了周边的两个房子， 进行改造，成为今天的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安妮弗兰克的父亲， 在这个过程中， 小心地把有着安妮贴的大量剪报贴纸的墙纸割下来， 在修复后又重新复原。
安妮的纪念馆里展有大量的日记原稿，这些日记被保存下来并出版，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安妮的日记写好后，被允许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1944年8月4日，当纳粹警察突然搜查并逮捕“附属建筑”的居民们时，他们只顾抢掠钱和珠宝，日记被弃置在楼板上。几天后，奥托的助手冒险偷偷回了一趟“附属建筑”。她看见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保存起来。
1945年，幸存的奥托·弗兰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奥托读着女儿的日记，不禁老泪纵横。女儿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过去，他太忽视她了，日记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他却从没想到去读读它，没想到去理解女儿丰富复杂而纯洁无瑕的内心世界。如今却是物在人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忍不住抄了一些给母亲和一位密友。没想到这位密友把它推荐给了一位现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在报上撰文推荐和评论它。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遗愿——她在日记中表示了希望有机会出版日记的愿望，在朋友的帮助下，题名为《附属楼——安妮·弗兰克日记》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出版。
“安妮弗兰克房子不仅是一个纪念馆，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房子，一个有使命的机构。在她的父亲，集中营的幸存者奥拓弗兰克的精神下，我们希望激励世界的人们投身于消除偏见， 歧视， 争取自由，人权和民主的事业”， 博物馆的介绍里说。
我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无法相信这样荒谬的时代和暴力曾经发生在这样宁静美丽的地方。我相信，安妮弗兰克的意义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和我们并不遥远。
我在出口的留言本上写下一段话，“这不只是一个博物馆，这是一个有使命的机构。这一使命——取消任何形式的不平等，歧视，和偏见——需要人类共同的信念和努力而实现“。
当我们的社会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分隔，和对农村人的歧视的时候，就会存在收容制度和发生孙志刚之死那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社会里，盛行歧视和不平等，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特殊的人，都似乎有理由歧视比他们更加不幸和出生卑微的人们。大城市的人们习惯地称后来者外地人，或乡下人，并立刻感到优越感。更为可怕的是， 我们的文化并不认为这种这种思想是危险的。
在这个比故事还要不可思议，却真实得不可置信的残酷的故事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懂一些什么，思考一点什么，为一个太年轻，太美丽的生命的过早逝去，在荷兰的运河河岸， 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秋风和煦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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