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让孩子上“国学班”?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教师,但不幸的是,孔子办的班不能叫国学班,也不能叫国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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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丨吴伯凡
又到了开学季。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打听我家附近的一所教国学的学校,他想让自己的孩子来上。我当时提醒他说,“你要想好了,一旦让孩子上这样的学校,就是选择了一条很难再掉头的道路。当孩子进入国学学校,以后再想进入普通的应试教育体系,那就难了,因为这些学校教的课程和普通的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于孩子该不该上国学学校、国学班的问题,我想了很久,也和不少朋友讨论过。我的观点要是说出来,可能有点得罪人,如果有所得罪,还望大家多包涵。
我觉得,最好不要上国学班和国学学校。国学的价值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我们现在暂且说国学是很好的东西,但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很好的东西对孩子有没有用?
很多很好的东西不一定对孩子有用。举个例子,科学家用最先进的手段在月球上发现一个金矿,有没有用呢?其实是没用的,我们现在想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成本已经高了,只有特别富有的国家才能承担。所以,即使月球上有金山银山,对我们来说都是没用的。因此,国学好不好,和读国学没有没有用,这是两个问题。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上国学班有没有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想想,孔子是一位老师,是中国第一位教师,他办的一个学校,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应该说办学规模是很大的。但是,孔子当时办的那个班是不是可以叫国学班,他教的到底是什么?
很不幸的是,孔子办的班不能叫国学班,也不能叫国学学校,因为那时还没有四书五经。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后来汇编成一本两万五千多字的书,那本书叫《论语》。而孔子办学的时候,是没有《论语》的,更没有四书五经的《孟子》,孟子本人都还要等几百年后才出生。
可以说,孔子当年办的那个学校,跟现在的国学班肯定是不太一样。其中,最大的不一样,不在于教材,而是课程。孔子教的是什么,他是怎么教的?关于孔子教的课有固定的说法,叫六艺,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
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办的有点接近职业学校,因为在那个年代,婚丧嫁娶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像我们现在在餐厅定两桌饭,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就完了。过去哪怕是普通老百姓的婚丧嫁娶都是非常重大的事,都意味着要举行重大的仪式,这个仪式从策划、主持,到执行都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且有专门的人来做这样的事,这些人被称为“儒”。
孔子教的首先是礼和乐。婚丧嫁娶举行仪式时少不了乐,礼和乐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办的是一个职业学校,他要培养的是过去农村所称的“导子先生”。导子先生懂得整个仪式的流程,比如一个葬礼上,他会写悼词,会安排不同的音乐,仪式的所有流程、规格,他都非常清楚,而导子先生的工作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
孔子首先教的是礼和乐,然后教的是射和御。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告诉你怎么射箭,怎么驾车,这有点像蓝翔职业学校。但很多人不知道,驾牲口拉的车,其实是件很难的技术活。
过去在农村有一个说法叫“车把式”,说的就是驾车专家。他们大多岁数较大,驾车技术纯熟,年轻人需要非常虚心的拜师学习,他们才有可能会教你怎么驾车。如何让这辆车保持匀速运动,让拉车的牲口在保持速度的同时节省精力,当三个牲口在拉一辆车的时候,如何控制、激发它们之间的合作,这其中有大学问,会了这些工作其实就懂得了管理。
所以,在中国,驾车这个词,后来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御”,这不是谁都可以具备的能力,只有最高领导者,也就是皇帝,才配得上“御”。皇帝用的保镖叫御前侍卫,皇帝用的文人叫御用文人,皇帝写的字叫御笔。
所以孔子教你驾车,不是真的在办蓝翔职业技术学校,他是让你在驾车的过程中感受驾驭之道,开发你的领导力。他教你射箭,也不是让你学会射箭之后去打猎,而是让你在学射箭的过程中,让你的心智具有定力,这其实也和领导之术有关。
孔子之后再教的是书,直接含义就是认字、写字,写字容易,但要写好就难了。御有御之道,射有射之道,书有书之道。达到一定境界的书写,在日本叫书道,在中国叫书法。
数也是孔子教学的内容之一,但这并非数学能力,而是一种预测能力。如今我们还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公司、某某人气数已尽”。数就是节奏、流程、旋律、规律,所谓气数已尽,就是支撑它的规律、节奏已经到了尽头。孔子教的是这个“数”是一种感受当下、预测未来的一种能力,简单地说,是跟《易经》、《周易》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看来,孔子教的六门科,跟我们今天的国学班或国学学校教的课程还真是不一样。
孔子教学还有一个特点,他是采用交谈式的教学。这种方式在古代也很普遍。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都采用了这样的教学方式。这三个人几乎是同一时代的,如果他们生活的年代有飞机的话,三个人还可能见上面。
就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三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的这三个人,可以说奠定了三种文明的核心,所以有人把那个时代叫做轴心时代。他们三个人的教学,都不是我们今天这种课堂式的教育,不是死记硬背。
苏格拉底教学生,就是聊天,辩论,或者是对话。有一个词叫“辩证法”,就是从苏格拉底那儿来的。他的学生柏拉图后来写下了《对话录》,记录苏格拉底教学的场景和内容,我们从那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教学,跟我们今天的课堂教育非常的不一样。
孔子的教学方式也是类似的。他在教学上有句话叫“有教无类”,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上他的学,屠夫可以来上学,车夫可以来上学,学霸也可以来上学。与此同时,他教学的时候是一种个性化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教的内容不一样,在很多时候,它是启发式的,对话式的,点播式的。
释迦牟尼的教学方式也差不多,我们在读《金刚经》的时候会发现,释迦牟尼也不是那种纯粹宣讲式的、教本宣科式的教学,而是对谈式的、话题碰撞式的教学方式。可以说这种教学方式,是人类早期通用的教学方式。
三个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都采取了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正好说明了这种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和经典性。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的罗蒙诺索夫有一句名言:“第一个教大学的人,肯定是没上过大学的”。
这句话很有启发性。《论语》跟孔子有关,但是孔子从没教过《论语》;《金刚经》跟释迦牟尼有关,但是释迦牟尼也没有教过《金刚经》;同样的,苏格拉底肯定也没教过柏拉图《对话录》。他们的教学方式,是一种形式非常灵活,场面非常具有互动性和启发性的一种教学方式。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今天办国学班的人不约而同的都强调一个观点:小孩就是要死记硬背,在他们完全不懂的情况下把一些经典背下来。他们所奉行的所谓“死记硬背”,在《论语》里头,在《佛经》里头,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都看不到。
简单地说,孔子、释迦牟尼以及苏格拉底的教学特点,第一,他们是一种个性化、互动式的教育;第二,他们很强调实践,很强调知和行之间的密切关联。
比如说孔子教的六艺,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践。他是让你在一种实践当中去感悟,“知到极处即是行,行到极处即是知”,他是在一种非常场景化,非常具有操作性的行为当中,让你去感悟他所要传达给你的那种知识和见解。
关于国学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更多,今天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现在所流行的国学教育,很可能是一种变了形的,甚至是很“山寨”的国学。
如果让孔子复活,穿越到今天,当他看到我们现在的国学班的时候,很可能哭笑不得。这有点像卓别林去参加“卓别林大赛”的感觉。卓别林出名之后,美国出现了很多模仿卓别林的人,于是很多地方都举行“卓别林大赛”,有一天卓别林自己突发奇想,就去参加了那个大赛,结果最后他只得了一个二等奖。
关于国学教育,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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