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我眼中的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1985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鬈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1995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

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

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板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十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十一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宏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更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论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经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

方方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子丹，我与蒋子丹并不很熟时，她竭力对我说蒋子丹如何优秀，后来交往多了，觉得方方说的果然如此。在海南岛的某一天，蒋子丹有天说要到我和方方的房间小憩一会，方方说“那你可别睡我的床。”蒋子丹很生气，说“那如果迟子建也有洁癖，我去你们房间岂不要睡在了地上？”针尖对麦芒,我真希望她们狠狠“掐”一通,好从中看热闹。岂料她们转身就和好了,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我知道她们的友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地久天长”。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方方便满面幸福。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就要结束了，当静物的方方已经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画夹上方方的素描，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家毛妹！

我建议何镇邦老师请毛妹画画方方，一定格外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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