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我和我的母亲
陈行甲：我和我的母亲
转自：岸边捧沙文史馆
作者简介：陈行甲，1971年1月生，湖北兴山人，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曾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委书记。现任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本文选自陈行甲《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第一记《我和我的母亲》。
一
母亲的名字叫吴治杰，出生于1943年阴历十月二十八日，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外公外婆生育了10个孩子，但是只有5个长大成年。这在那个年代的鄂西山区大约是一个平均数，我的爷爷奶奶生育了7个孩子，也只有3个长大成年。
母亲出生之前的一年，外公外婆刚从几十公里外的洛坪逃难到仙侣山村安家。那年月兵荒马乱，穷人家的孩子不好养，所以外婆在母亲出生前大约心里就有了决定，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就养着，如果是个女孩就不捡起来了。不捡起来的意思是把孩子直接放进装满水的桶里，待孩子没气了就在后山上挖个小坑埋掉。孩子还没开始养，感情还没建立起来，大概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父母这样选择也可以忍下心来。从姨妈后来讲起这件事时候平静的语气，大约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事情。
“在母亲的目光中工作和生活，我心里踏实些。” 这是陈行甲妈妈唯一的一张少女时代的照片。
但是外公在看到母亲的模样后改变了主意。外公在我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对他没有任何记忆，从我记事起母亲不管什么时候提起外公都会流泪，可以想见他们父女的感情。外公当时就和已经13岁的大女儿，我的姨妈，把母亲包裹好。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穷了，想到养育的艰辛和逃难带来的种种不方便，外婆并没有马上改变主意，还是坚持不要这个孩子。外公于是让我的姨妈每天抱着母亲一起睡，防止某天半夜里外婆会把小女儿扔进桶里。但是姨妈每每把母亲抱着去让外婆喂奶，外婆都是拒绝的。
后来听姨妈讲，外公面对这种局面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母亲小时候长得极其标致(这个词是姨妈口中的话，标致在老家那一块山区农村是美丽漂亮的意思)，乖得让人心疼，孩子每多养一天外公就多一天的不舍得，可是外婆似乎主意已定，并没打算回头。
这个局面终于在母亲满月后的第二天改变了。
外公从小跟着他的父亲学过一点农村“偃匠”的手艺，就是给附近的乡亲起房子上梁等家庭大事看日子，所以有一点迷信。这天，一个瞎子算命先生被一个少年牵着从村口经过，外公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喝水歇脚。其间，外公让姨妈把母亲抱出来，请先生摸一下，再把母亲的生辰八字给先生说了，请先生给母亲算个命。先生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念念有词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个姑娘伢你好好养着，她将来是贵人之母......”从那一天开始，外婆大概也接受了命运的这种可能性，开始给母亲喂奶，母亲终于安全了。
从我记事起，印象中这句“她将来是贵人之母”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母亲和我讲过不下十次，然后母亲讲这个时总是会说“甲儿，妈要谢谢你。因为你，我才活了下来”。
我还有一个姐姐，大我1岁零5个月。为什么母亲从小就认定算命先生说的这个贵人就是我呢?我小时候问过母亲这个问题。这大概又要从我和母亲之间特殊的连接说起。
我的父亲是下湾村的普通农户，读到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做过会计，因为打得一手好算盘，后来被幸运地招工，到离家200里开外的水月寺税务所做农税员。在那个没有公路的年代，这个距离就远得有点可怕，山重水复，回一次家单程路上至少要走两天，父亲大概每年过年的时候能回一次家，甚至有一年因为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过年也没有回来。所以母亲就成了那个年代山区农村最辛苦的半边户。母亲只有一米五几的身高，体重八十几斤，但是她背得起上百斤的东西。
陈行甲(左一)初中时与家人的合影
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没能保住，这件事母亲遗憾了很多年，记得小时候母亲说过，假如你那个丢掉的哥哥还在，现在是多少岁了。姐姐出生后，日子过得皮打嘴歪，母亲每天背着孩子到坡里出工，男劳动力一天挣11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挣7个工分，母亲生怕生产队里的人认为她背着孩子是拖累，总是用尽全力。有一天傍晚放工时，村里人都聚在田头评工分，生产队长叫到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唱分，村会计在一旁记录，唱到每一个人都是某某某11分，某某某7分，但是叫到母亲的名字时，生产队长犹豫了一下，这时旁边有个人说“吴治杰背着个娃子......”母亲当场放声大哭，手杵着挖锄指着地里对大家说哪块田垄哪几行是她锄的，“我是背着个娃子，但是我一刻没歇着，别人站着歇口气的时间我都在锄，我就是怕我背着娃做得比别人少，大家看看我锄的地，看看我比哪个女人锄得少......”那一天的工分母亲最终还是争取到了7分。
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反应很厉害，但是她一直坚持每天去生产队出工直到临盆那一天。那天晚上，母亲把1岁零5个月的姐姐喂饱后放在床上睡了，之后肚子开始疼痛。母亲知道大概是我要来了，她一边拖着疲惫的腿点亮油灯，一边哭着把剪刀拿着在油灯上烤，这是她知道的消毒方式。在那一瞬间母亲原谅了外婆，因为那一刻她也想到了要不要准备一个桶......
凌晨的时候我落地了。当时母亲的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我1岁零5个月的姐姐。
母亲扒开我的腿，发现是一个男孩。她痛哭着自己挣扎起身，用准备好的剪刀剪断我的脐带。把我大概包好的时候，屋顶仅有的一片亮瓦开始有一点发白。没有时钟，没有手表，母亲凭着外公说过的“寅卯不天光”推断我出生的时间，就是卯时。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母亲后来说我好像5岁以前要把一辈子的病都害完了似的，三天两头地害病，山村里缺医少药，让她担惊受怕了好些年。有一次我夜里发高烧，母亲毫无办法，只能一整夜抱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时用脸庞来感受我的体温和呼吸。天刚蒙蒙亮就抱着我翻山越岭到邻村找赤脚医生，走得太急又抱着我摔下了山坡。那一次我前后病了个把月，30岁的母亲急得几乎聋了耳朵。村里一直很怜惜母亲的五婆婆在隔得很近的地方喊她，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从五婆婆一边掉眼泪一边冲着她比画手的样子，母亲才反应过来五婆婆是在跟她说话。
除了生我养我的辛苦，我于母亲来说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出生的那天，正好是父亲的生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仅仅是个概念，我对他的印象是不清晰的。每年见一次，短短的几天。所以每次父亲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跟进跟出黏着他，晚上睡觉都要抱着他睡，生怕自己在他走后这漫长的时间里忘记了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又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样子，因为那就是母亲口中父亲的样子。
二
母亲活到成年的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只念过两年书，但是已经好于她的大姐，我的姨妈，因为姨妈一天的学堂门都没有跨过。
姨妈嫁得很早，母亲从小就成了家里做饭的主力。我的大舅妈死得很早，当时她和大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还在襁褓中。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大表哥就成了她的拖油瓶，无论是屋里做饭还是野外放羊都必须带着。后来母亲到了可以上学年纪的时候向外公外婆提出想上学堂，被断然拒绝的理由就是如果母亲上学堂的话我的这个大表哥就没有人带了。母亲在九岁那年再三坚持哭闹着想去学堂，最后以答应每天背着大表哥一起上学的条件，被外公外婆允许去邻村的学堂上了两年学。母亲跟我说她很喜欢念书的感觉，她说小时候背着大表哥爬五里的上坡山路到仙侣三队的学堂上学，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可是两年后最终还是因为家里的负担重没有念下去。
母亲认得的字不算多，字写得也不算好，我上大学后母亲也给我写过信，有一些错别字，简写繁写分不清楚，会交叉使用。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会惊叹她的表达。我读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二年级，学到“苦”这个字，母亲就教我说，苦这个字蛮像人的脸，草头的两个竖像人的眼睛，中间的小十字架像人的鼻子，下面的口就是嘴巴，所以人生下来就是要吃苦的，你读书要学会吃苦才读得好。我走过半场人生，上过国内国外的学，读过中外的许多书，像这句话一样有些哲学意味的话还真不多。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清晰地记得母亲微微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样子，我在想她读的那两年书究竟是什么先生在教她，让她能够跟她的儿子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还有一次，大约是我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在我家屋后的山脚田坎边坡上种了两行南瓜和豌豆，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母亲还是很小心地把它们种在背僻的地方，可是还是被人发现举报到生产队了。这可是“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集体生产队怎么能允许个人私自种自留地？生产队长要在大队部连夜开批斗会，要求母亲在生产队集体会上做检讨，母亲在惊吓之余并没有慌张，她把家里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翻出来带在身上，在当众做检讨时，她首先拿出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句“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然后说来开会之前已经把苗子都拔掉喂猪了，然后就喊“毛-主-席-万-岁！”，居然把生产队长噎住了，批斗会最终没怎么批起来，生产队长也跟着喊了几句毛-主-席-万-岁！就宣布这情形大约也能解释母亲为何有胆量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了。我的前后几辈人的辈分是“惟此孝友、孔慎庸行、爱敬自守”，庸是父亲的辈分，行是我的辈分。村子里上下几辈人中乙丙丁戊都有人起名，但是“甲”这个字没人敢起。那个年代山区农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孩子名字越贱可能越好养，所以叫狗子狗剩狗娃的很多。母亲给我起的名字就是“行甲”，小名就是“甲儿”。别说在我那个村里，后来我考上中学，大学，研究生，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被老师同学问到我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我才发现我这个名字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气。
还好我从读书起，就一直读得不错，算是没有辜负母亲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大气的名字。
我五岁多就上学了，原因是姐姐满七岁要去上学，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带着玩了，于是母亲让我跟着姐姐去隔壁村的茅草坝小学上学。我们的老师多数是民办教师，老师不够，学生也不够，所以一二年级是在一个教室里上的。老师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布置学生做作业，然后在黑板上画一条竖线，在另一边给二年级的孩子讲。从上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不错，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我开始成了整个茅草坝小学学习成绩好的代名词。
我很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双百分。我的老师李道敏策划了一次送喜报，他把家里的锣鼓扠子带着，放学后让我走在前面，班上凡是和我的家同方向的学生都一起跟着，一边敲着锣鼓一边热热闹闹地把我送回家。我在快到家的途中喊在地里劳作的母亲，说李老师和同学来送奖状来了，母亲当时喜悦得把锄头扔在地里赶回家迎接。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当时满脸的汗水红扑扑的笑容仍然记忆犹新。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又生过一次重病。快好了的时候，躺在床上母亲一边给我喂饭，一边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我想去。于是母亲背着我，翻过两座山头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傍晚的时候，快放学了母亲又等在教室外背着我回来。那几乎是我记事后唯一的一次要母亲背，我就那样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身上的汗味是香的，和着一点青草香气的感觉。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全高桥乡的第一名。这在高桥乡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乡中心小学的老师都是公办老师，学生也多数是干部、老师的孩子或者乡集镇上人家的孩子，各方面的条件自然是比村办小学好很多。在我之前，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在我离开高桥乡之后的十多年里也没有人重复过这个奇迹。再后来，村办教学点普遍撤销，这个记录便很难再有人打破了。
在我记忆中，母亲跟我说我是她的贵人，多数时间就是在小时候。慢慢地我也开始相信，我就是那个通过算命先生的口让母亲留在了人世间的贵人。
三
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家里没有男劳动力，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制的山村里是很弱势的人户，所以童年印象中母亲对待他人都很谦卑。小时候跟着母亲出门，每次在山路上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只要是认识的，母亲就会跟我讲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和父亲家族是什么关系，我应该叫某叔叔伯伯、某伯娘婶婶或者某哥哥姐姐，而且在大约对方能听见的时候就要我大声地喊。我从小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当然最重要的是看母亲的脸色。虽然母亲从来没打骂过我，但是母亲的脸上写着她的苦累，我知道要心疼她。
每年冬天来临之前，母亲都要请工帮忙打过冬的柴。母亲可以还工的就是她会缝纫，可以在劳动之余帮助村民缝补一些衣服。请工打柴时要一早给村里请的工做好饭，让他们到家里来吃，然后把中午要吃的饭装在背篓里带着，到对门山上去砍一天的柴，晚上天黑前背着砍好的柴回到我们家里，吃晚饭后再各自回去。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大约五岁多的样子，一个深秋的凌晨，母亲把睡眼朦胧的我和姐姐叫起来，帮我们穿好衣服。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衣服那时候是从后面系的，还是娃娃罩衣的感觉。原来母亲惦记着要给请的五六个工做早饭，而那天夜里月亮很明亮，所以母亲半夜惊醒看到屋顶亮瓦透过来的光，以为天快亮了，于是赶紧起来烧火做饭。可是等饭熟了菜炒好了，一等天不亮，二等天不亮，母亲才知道是搞错时辰了。母亲就那样坐到天快蒙蒙亮，决定到山边去喊工，就是稍微早点叫醒已经请好的工，请他们早点来我们家吃饭，也好早点启程去对门山上砍柴。母亲大概也是有点胆怯，于是把我和姐姐叫醒穿起来，让我们陪着她一起去喊工。
那一次请的工主要是在下湾村二组的蒋家河住着的蒋伯伯他们叔伯几弟兄。母亲右手拉着姐姐，左手拉着我，在基本上还是黑着的山路上大约走了两里路，去到村边的山头。途中要经过路边不久前去世的二伯娘的新坟，我那时就开始有点怕了，要换到母亲的右手拉着，因为这样就离二伯娘的坟稍微远一点。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捏着我的手说，甲儿不怕，二伯娘最喜欢甲儿了，她会保护我们甲儿！母亲说二伯娘最后治病时需要童子尿配药，每次都是来找的我。母亲这样一说我也记起了二伯娘的好，好像也就真的没那么怕了。
我们到村口山头时天就开始有一点点亮了，我们开始对着山谷里远远能看到的蒋伯伯他们叔伯几兄弟住的院子喊工。“蒋伯伯——起来吃早饭咯——”我们就这样对着山谷，母亲喊一句，姐姐跟着喊一句，我跟着喊一句，母亲总是夸奖我和姐姐喊的声音大，尤其夸我到底是个爷们家，就是不一样，声音好洪亮。果然，在喊了十几声后，山谷里回音了，蒋伯伯他们叔伯几弟兄都起床了。
再后来等我长大一些了，母亲开始带着我和姐姐去对门山上打柴。用母亲的话说，在入冬之前多打几回，就像蚂蚁搬家，加在一起也能打不少。我每一次跟着母亲上对门山上，收工回来的时候都会走在前面把自己背的柴先送回家倒在柴垛里，到猪圈给猪加两瓢食，然后折返回去接母亲和姐姐，再从她们背上多少分一些来背。小时候母亲逢人便夸我懂事，这件事就是例子，她似乎讲一百遍也不腻。
具体是几岁开始跟着母亲上对门山的，我已记不太清了。跟姐姐确认回忆，她也记不清具体是几岁时，只记得当时我们都上学了，想来大约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样子。但是第一次的感觉倒是很多年过去仍然记忆很清晰。那天跟母亲爬上对门山顶的二墩岩的时候，母亲要我和姐姐回头认我们的家在什么地方。那时已经翻过了两个山梁，脚下的山谷河流还有远方的村落在眼底下铺开，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刷白，就是泥土色，掩在树林田野间并不好认。顺着母亲的手指，我终于看到了隔着山梁后面远远的山下的家，当时幼小的心里是很受触动的，否则我不会过去很多年仍记得那一刻。但是，很多年里我一直不太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说喜悦似乎不是，说感动就更说不上，那个时候的我应该还不知道感动为何物。
后来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读了很多的书，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年近五十，在夜空里回忆起那年山顶上风在耳边刮过时俯瞰远处的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的感觉。
那种感觉是——这座山是我的。
我可能是从那一刻正式长大的。身边辛劳的母亲，还有大我一岁零五个月的瘦弱的姐姐，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的，我应该照顾他们。
印象深刻的是童年时跟着母亲傍晚到生产队分粮食，由于我们家是半边户缺粮户，每次都只能留在最后分那些剩在角角落落的零散的粮食。母亲背着大背篓，拉着背着小背篓的我和姐姐站在外围，小心翼翼地看着前面分粮食的人群热闹的背影，直到等大家分得快结束了我们才敢走上前去。每次分完粮食我都要试图去从母亲的背篓里多抢一点来背，母亲每次也都会象征性地给我背篓里多加两把粮食或者多加几个土豆几个红薯，那种卑微的慈爱和依赖，一直是记忆深处最温暖踏实的东西。
四
小时候我们下湾村很穷。事实上四十多年过去了，整个高桥乡仍然是大区域里相对最穷的地方。湖北省宜昌市的市长到现在仍然把高桥乡作为他的扶贫联系点，宜昌市下辖十三个县市区，一两百个乡镇，市长扶贫联系的点，自然是整个宜昌范围内最穷的。
童年时村子里有一户很特殊的人家，男主人姓潘，我叫潘伯伯，女主人姓王，我叫王伯娘，他们家有七个孩子。记忆中潘伯伯一家在村子里不受人待见，潘伯伯常年佝偻着腰，拿着个烟袋，走到哪咳到哪，吐到哪；王伯娘似乎永远没梳过头，总是蓬头垢面，因为潘伯伯动不动打她，她总爱哭，眼里总有眼屎。就是这家人，经常会到我家借盐吃，我很少看到他们还过，大抵因为面子的缘故，他们时常换不同的孩子来借。但是，母亲从来没让他们空手回去过。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问过母亲，他们总说借，总不还，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借？还记得当时母亲拉下脸呵斥我：人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会借盐吃？我们不给他们借，他们就没地方借了，以后不准你说这种话！
还有一次，夜晚母亲给我洗完脚，准备招呼我睡了，这时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打开门一看，是王伯娘。原来是她家三女子有媒人上门提亲了，可是没有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王伯娘大致也是无路可走了，又到唯一的求救处来哭泣。那一晚，我亲眼看见母亲把她平时极少穿的白色带暗红格子的确良衣服，送给了三女子。这件衣服应该是母亲最喜欢的衣服了，因为我小学时曾经听我们家的常客、邻村的赤脚医生高幺幺说起过，母亲嫁到下湾的时候，扎着长辫子，穿一身白色带红格子的确良的衣服，皮肤白里透红，好看得“惊动了一湾子的人” 。
从我童年到少年的过程中，我亲眼见到或者听到潘伯伯家老少一个一个死去，到最后只剩下大儿子一人在村里生活着。他们家多数是病死的，也有到外地卖血感染艾滋病死的，还有在外地做小偷被人追到地里打死的，比余华的《活着》讲述的徐福贵一家人还要特别。他们家因为太穷，葬礼都很寒酸。记得童年的一个清晨，得知王伯娘夜里去世了，我远远地看见母亲赶过去帮助料理王伯娘的遗体时痛哭失声。
童年记忆中我们家门外的阶坎是过路的背脚夫必须要歇靠的地方。一是我们家门外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的，二是每个背脚夫都会在我家讨到水喝。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天已经基本上黑下来的时候，一对几十里外的天池岭村的父子背脚夫，父亲大约四五十岁，儿子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他们白天去高桥供销社背货，晚上往家赶，路过我们家时在我们家门外的阶坎上把背篓歇下来，从背篓底拿出用泛黑的手帕包着的一碗饭，在我们家堆在墙角的柴禾堆里折了两根树枝当筷子用，坐在我们的阶坎上吃。他们窸窣的响动吸引了母亲拉着我掌着煤油灯出来看，母亲当即邀请他们进屋坐着吃，这对父子再三推辞，于是母亲让我进灶屋给他们父子拿筷子，又端出一个土碗的酱，端了一缸子水放在他们父子旁边，叮嘱我就拿着煤油灯在旁边给他们照亮。
这个儿子蘸着酱往嘴里扒饭的样子，他们咕噜咕噜喝水的声音，还有这对父子走的时候一再弯腰说多谢的场景我仍然历历在目，也清楚地记得母亲拉着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黑夜中，跟我说“真是造业，他们没有带亮（火把），摸黑到家怕是要半夜了，不晓得当娘的看到儿子要心疼成什么样子”。
后来，我也慢慢地学会做这些事情，把门外的阶坎扫干净，给路过歇脚的人递水，不用母亲吩咐，我只要看到了就会去做。
陈行甲在扶贫途中
其实母亲自己也穷。一个多年后忆起仍然会眼睛湿润的场景是幼时印象中母亲有时会站着吃饭，问母亲为什么站着吃饭，她总会笑着说“站着吃肯长些”，可是她是大人，已经不再需要长个儿了。真实的原因是家里白米、面和腊肉等好吃的东西不多，每当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和姐姐碗里有，她碗里没有，她不愿意让我们看见她和我们吃的不一样。可是母亲仍然愿意关心那些比她更穷的人，而且总是小心翼翼地护着他们的体面。
农村里白天都忙，晚上煤油灯下剁猪草和打扫的时间，经常会有一些村子里附近的妇女来跟母亲说话，其实也就是家里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母亲诉诉委屈。母亲是一个极好的倾听者，经常陪着别人掉眼泪。
母亲的悲悯心似乎与生俱来，我长大后去到一些名山大川，看到寺庙里供着的菩萨的样子，总会想到母亲的模样。特别是母亲去世以后，我更是这样想。
五
母亲的性格中有一些特别之处，从小到大一直在深深地影响我。
母亲对干净似乎有一点偏执，小时候我们家的土坯房虽然破，但屋里屋外总是扫得干干净净。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爱干净穷不久”。小时候我有点淘气，有一次从外面玩弄了一身灰回来，刚到门口就被母亲叫住了，“你就站那儿，不许进来”。当时我很惶恐，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母亲问我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爱干净？”当时我看了一眼身上有几个补丁的衣服，跟母亲说：“反正是补丁衣服，有什么关系呢？”母亲当时特别生气，她说：“甲儿，你听好了，就算是补丁衣服，我们也要穿得干干净净。”
小时候我家的灶屋是黑黢黢的，不知这里做了多少代人的灶屋了，反正从门到墙到梁到瓦，无一不是黑黢黢的，也就是屋顶的一片亮瓦和旁边偏房的一个小窗子透进来的光，能看清楚灶台上的东西。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家灶屋从无凌乱之感。柴禾永远整整齐齐地堆在灶口边的墙角，饭菜虽然简陋，但是母亲总是把不同的饭菜佐料用不同的土碗分别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灶台虽黑，但是时常是那种洗刷得锃亮的感觉。虽然没多少好吃的，但是母亲这种贫穷状态下没有一丁点儿邋遢，日子过得一丝不苟的感觉，让我回忆起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充满了明快和温暖，那个灶口柴火烟气氤氲着的味道，在我出走半生走遍天涯之后仍然觉得是内心最爱。
母亲另一个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性格特点，是她在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
每当外婆来我家小住，或是舅舅姨妈来我家，母亲总会做一点好吃的。吃饭前母亲都会先盛一碗饭，夹一点好菜放在饭上面，摆一双筷子，默念一句，算是叫外公来吃饭。这碗饭一般情况母亲都会让我吃，母亲说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只有五个月，外公对我喜欢得不得了，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学会叫外公。她用这种方式告慰外公，纪念外公，也让我记着外公的好。
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爱人后来曾跟我说她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适应我们家的氛围。爱人是城市长大的，比较自由不拘小节，她从第一次进我家就发现我们上桌后不等大人都上桌，孩子都不会动筷子，有好点的菜会互相夹一点，然后如果孩子先吃完，放下筷子前会双手端筷跟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我吃完了，您们慢点吃”。爱人说她当时诧异得不得了，为什么一家人之间要这么客客气气的？可是这就是我从小到大母亲教给我的规矩，我已经在漫长的成长岁月里习惯成自然。
还有记忆深刻的是每年春节吃团年饭的时候，吃饭前母亲总会要我们每一个人说一下过去的一年最高兴的事，然后说一句对来年的吉祥话，从记事起，几十年里这个程序从来没少过，颇有点参加工作后单位上每年搞年终总结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意思。不过，我从小到大都对这个仪式性的时刻乐此不疲，因为这一刻我永远会收获母亲喜悦的夸赞。后来我有了儿子，孙儿小时候跟着奶奶长到五岁多，他也特别喜欢奶奶这种有些正式的仪式感，当然，孙儿最喜欢的肯定是在这些仪式中奶奶给他的不住嘴的夸赞。
六
我和母亲的第一次分别是在考上初中后，我要到乡集镇的中学住读。后来父亲调进了县城工作，我和姐姐就跟着父亲转到县城所在的高阳镇的初中念书。两年后，四十一岁的母亲终于跟着父亲进城做了家属，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母亲为了减轻父亲养家的负担，一刻也没闲着，平常在县城车站附近摆个小摊卖些汽水饮料挣点钱，还在住处附近的山脚开荒种了一片不算小的菜园，基本上能管住我们自己家吃菜。
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是我和母亲的第二次分别，这次就更远了。临行前母亲用布包了一小包土让我带着，说如果在大城市里闹水土不服就用这个土泡水，等它完全沉好了，喝一点上面的水。母亲微笑着说别嫌这个土脏，说这个土是从菜园子里捧的，是母亲的汗水洗过的。我后来在大学期间有一次感冒了老是不好，还真的喝过一次这个水，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真的感觉起了点作用。
大学毕业，我又回到了家乡。我被分配到了县燃化局，然后燃化局再分到下面的矿山公司。接到分配通知的时候，母亲非常高兴，弄了一桌子菜以示庆祝。席间母亲跟我说“甲儿你从今天起就算工作同志了，以后走到哪里一定要记着一个要勤快，二个要干净”。
大学时代的陈行甲
工作九年后我第二次考研究生上了清华。从清华硕士毕业的时候，面临着选择。许多同学留在北京，我也曾犹豫过。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母亲的话是“妈的要求不高，以后走到哪里，有可能的话把妈带着啊。”
那时候，母亲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虽然母亲在我这里永远是报喜不报忧，任何时候打电话问她，她总是亲切又轻松的声音说她一切都好，但是我从父亲那里还是知道了母亲的病情。我明白，母亲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我回来。
但是，母亲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时间。
母亲离开前的一个周末，我在她的病床前陪她，母亲拉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我的儿子是有用的儿子，可是有些事妈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将来妈百年归世之后，你要把妈安置在青枝绿叶的地方。你不要怕妈说这些，我生着病，说这些是冲一下呢……”。
那天我在病床边给母亲洗了头发。我打了一盆热水，用一个凳子放在床边，我坐在床边把母亲抱起来让她仰面躺下，肩背枕着我的大腿，头后仰着靠近水盆，然后我用热水把母亲的头发打湿，用香皂轻轻地揉搓母亲的头发，也给母亲按按头皮，再用毛巾浸透热水反复清洗几遍，再用毛巾擦干。这个姿势，就是小时候母亲给我洗头发的姿势。
母亲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爱人在病床前陪她，她还是那种亲切的微笑，一个劲儿地催我和爱人回去休息：“我好着呢，让爸爸一个人陪着就好了。”她那种笑容，就是让你相信她真的很好，真的没事。
第二天凌晨四点，父亲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已经在抢救。等我和爱人带着儿子踉踉跄跄地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气若游丝。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俯在她嘴边才听清楚的最后一句话——“甲儿，带妈回家”。
从医院回去的途中，虽然母亲的身体一直到脸庞都有一块白布盖着，但是我一直坐在母亲旁边拉着母亲的手，我感觉母亲的手一直还有温度。回到家给母亲换衣服的时候，母亲的身体还是柔软的。我和姐姐还有爱人一起帮母亲擦洗身子换衣服，母亲就像一个睡着了的乖孩子。换好衣服后我发现母亲的头发根里好像还有一点汗涔涔的样子，就说还要给母亲最后再洗一次头发，爱人和姐姐哭着抱住我阻止了我。
母亲去世的那晚，村子里很多男女老少赶过来为她守夜。第二天凌晨五点，母亲的棺木封殓的时间到了，我打开棺木最后一次看母亲，发现母亲的左边眼角有一滴眼泪，我再一次痛哭。姐姐抱住我说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把眼泪滴到母亲身上，否则母亲走得不安心的。
亲手为母亲擦干眼角的泪珠，是这一生中和母亲最后的身体接触。我一直在想母亲是不是那一晚还有灵，她在棺木里听见了我们的哭声，或者她在担心父亲，或者她在挂念儿孙。
我在很多年后一直难以释怀的是，癌症患者在最后是很疼的，但是母亲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她疼。她可以融化冰雪的笑容让我觉得她就是很好，总觉得病会好的，觉得她真的要离开的时间还很远很远。她那么怕我难过，其实这一点才最让我难过。哪怕母亲在我面前多一些呻吟，多一些皱眉，也能让我提前有警觉，让我再多挤一些时间陪她说话，让我再多给她洗一次头发，让我再多给她喂一次饭，让我不至于在母亲离开时那么猝不及防。
七
母亲走后的两个月，二零零六年底，我从县里调到宜昌市工作。在最初的一年里，我每个周末都坐班车回去，陪父亲说说话散散步，到后山上母亲的坟前打扫一下，烧点纸钱，也顺便整理一下我在母亲坟前种的一点她平常喜欢的花草，大约两个平方米的面积，我用捡的树枝扎了一个小小的篱笆围住，慢慢地有了一丁点小小花园的样子。后来工作忙起来后，回去就稀松一些，但是每个跟母亲有关的日子，清明，七月半，母亲的生日，母亲的忌日，我的生日也就是母难日，这些都是纪念母亲的日子，我都会赶回去给母亲扫扫墓。
2009年的阴历十月二十八号，那天是母亲的生日。我因为在宜昌工作太忙，没能赶回老家。晚上八点回到家，爱人看我很落寞的样子，就提议我们到江边去给母亲烧点纸钱。初冬的江边十分阴冷，我跪在那里给母亲烧纸，只顾着伤心，全然没有感觉到有几个黑影在慢慢靠近。突然后脑勺感到一股巨大的风，他们一棒把我打翻在地。我只能用手护住头拼命地在地上翻滚抵抗，我慌乱中一边翻滚躲避他们的棍棒，一边大喊主动提出给他们钱，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停手，棍棒像雨点一样往身上落，每一棒都在用力往致命的位置打。幸运的是我爱人在被他们打倒之后用棉袄掩护拿出手机报了警，随着手机里的110接警声音传出，那帮人赶紧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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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付出断了两根肋骨和四根手指被打骨裂的代价，满身是血地得救，死里逃生。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母亲，看见母亲在天国护佑着她的儿子从魔鬼的手中脱身。
案子一个星期以后破了，是四个孩子干的，最大的二十一岁，两个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岁。一个孩子是宜昌市下面长阳县的，包括主犯在内的三个孩子是恩施州下面巴东县的。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两年后，我被任命为巴东县委书记。在去巴东赴任的路上，我不止一次的想到母亲和那几个孩子。起初要说我不恨这些无缘无故伤害我的人肯定是假的。在巴东五年多，我不止一次地经过这几个孩子的家乡村庄。看着那些贫瘠的土地和一些留守孩子迷茫无助的眼睛，我对他们已没有恨，从内心里深深地同情和反思。我知道母亲如果在的话，她会对我说：甲儿，去帮助这些孩子。
陈行甲下乡扶贫
去巴东是跨地区调动，离家数百公里，我去上任时行李不多，但是带着母亲的遗像。我用这种方式兑现当初对母亲的承诺，“走到哪里把妈带着”。任县委书记期间，母亲的遗像一直摆在我的办公室，任何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是书柜正中间母亲的笑容。
前几年我曾经跟爱人说过，将来我百年归世的时候，我会跟儿子说，不要给我修建坟墓，就把我的骨灰撒到母亲的坟上。对我的这个想法，爱人曾明确地表示支持——我陪你，我们一起陪妈妈吧。
八
2018年底，我接到北京卫视的《我是演说家》节目组的邀请。一关一关地过，最后进了总决赛。总决赛演讲的主题是“致敬”，我最开始写的稿子是致敬这个多元和包容的时代，让我这样的世人眼中特立独行的人也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导演看了之后，建议我换一个细一点的主题，比如致敬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我最后的演讲题目是《我的母亲》，讲了母亲一生的干净和悲悯对我的影响。
这是一次完全无法复制的演讲。因为讲到中间，我已经忘记了这是在演讲。讲到最后，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泪流满面，手和脚都在发麻颤抖，向观众鞠躬的时候，我需要把双手按在自己的膝盖上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上一次出现同样的感觉，还是在13年前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和家人还有村里赶来的众多男女老少为母亲守夜，第二天凌晨送母亲上山前，我跪在母亲的灵前为妈妈念悼词的时候，当时就是手脚发麻，全身颤抖，需要他人扶着才能抱着母亲的遗像起身。
母亲走后多年，思念的痛苦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减轻。曾经每一次的提拔，每一次的巨大荣誉，都会让我难过，因为我再也不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分享喜悦了，得到的喜悦越大，这种难以言述的痛苦越深。爱人曾经劝我，说你这样其实是不孝，因为你这样为母亲难过，苦的是你，心疼的是母亲。你这样母亲怎么走得安心啊！
这一次演讲对我的意义，就是多年难以释怀的痛苦，在那一刻有些释放了。我的痛苦在于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等我刚刚有能力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就永远失去了报答的机会。但也是那一刻，我终于悟出了我和母亲的连接并没有中断。
母亲不仅生养了我，还遗传给了我柔软的心灵，教给我干净做人的道理。她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她的儿子，让她的儿子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左右一方的官员时，可以怀着和她一样的悲悯态度来对待弱者，可以耻于在穷困的土地上锦衣玉食从而坚守干净从政的底线。我在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任县委书记的五年多时间里，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政绩的话，我自己最满意的是为全县的十几万穷亲戚们做了一些事情，帮这些最弱的人找回了活着的尊严。这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种告慰吧。
我曾亲手为长江巴东网“干部结穷亲”栏目写了开篇语。“我们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期待的目光，早已穿越万水千山、风霜雨雪，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这段话曾被当年人民日报五四青年节第一版的社论引用过，我至今记得当初深夜灯光里写下这些文字时眼中的泪水，心中的波澜。母亲对待弱者的悲悯也引导儿子最终走上了公益之路。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死亡不是停止呼吸，而是被遗忘。我记住母亲就是要像母亲一样活着，让她的爱仍在世间延续。
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由陈行甲于2017年发起成立，是在深圳市民政局依法注册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和开展济困、助学、助医、恤病、救灾等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慈善活动。
那一刻的感悟，让我终于和自己达成了一种允许，就是和天堂里的母亲心灵互通，终于觉得可以放手，允许母亲离开。我们都曾经是、也永远是母亲的孩子。对天下的母亲来说，爱孩子是本能、是天赋，可拥有保护孩子的能力，则是一种幸运，是每个母亲都渴望拥有的。我现在做公益，就是在帮助那些绝望中的母亲。
感谢我善良的母亲，因为您对我的爱，让我学会了爱别人。我明白每个人都是母亲的孩子，每个人都值得这样被爱。所以，我愿意带着母亲赋予我的这份初心，在公益路上走到人生的最后，带着付出了全部的爱之后的满足感去天堂拥抱我的母亲。余生，这都是我最好的纪念母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