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的最后日子

转自：热思维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3期. 作者：李春雷

任仲夷晚年留影

一退到底

在任省委书记的后两年，任仲夷已经年过七旬。多年超负荷的劳累，他的身体严重衰竭，已接近油尽灯枯了。

1984年2月，△△△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并出乎意料地题词肯定，这应该是特区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了。但稍稍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会发现，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原来，此时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的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特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请△△△来深圳，但答复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要来了，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

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在深圳会面，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期间，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在珠岛宾馆里陪着喝了几杯。送走蒋后，回到家时竟然失语了，想与老伴说话，吃力地张开口，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原来由于室内气暖，户外风凉，他患了脑中风，语言功能骤然丧失。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和恐慌，他不敢住医院，只住在珠岛的内部宾馆里，每天让医生前来打针、输液，对外则称是感冒发烧。

秘书买来一本绕口令书，他一边治疗，一边学说话。他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条幅：“我不相信老天爷要收回我的说话权。”展示给每一个悄悄来探望的人。

果然，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开始慢慢地恢复了。

或许正是通过这个“事件”，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此时中央正在提倡年轻化，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而当什么也明白的时候，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

退休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这一次，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不仅不去北京，连省里的职务也要全部卸下来。

按照当时的惯例，卸任省委书记后，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那套房子一直是历届省委主要负责人居住的，尽管他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他还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两套住宅，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

当时还有一个通常的做法：省委新班子上任后，仍请老书记参加常委会。可他主动提出，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

真是一个罕见的明白旷达之人！

一个广州普通市民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原来的主人是杨尚昆。

院里有几棵半大的桂树和榕树，还养了若干盆大大小小、五彩缤纷的花卉，满院芬芳，满院青葱。在这里读书、看报、养鱼、会客，真是休养身心的福地了。

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没有了半夜里焦躁的电话，没有了限时办理的急件，没有了各种字眼的碰撞和争论……

与老伴聊聊天，与儿子泡泡茶，抱抱牙牙学语的孙子。对这个家庭，他真是亏欠得太多了。

几十年来，对于自己的夫人，他照顾得太少了，不仅照顾少，而且还多有限制。他的夫人王玄1936入党，1952年就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从此之后的30多年里，职务上就再未进步，跟着他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永远担任着副市长职务，她也许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市长了吧。

还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任念崎，生下来就寄养出去了，后来一直也没有在身边生活，长期默默地工作在一座北方城市的最基层，直到退休。另两个儿子，也是不得已的产物，二儿子投胎后，本不想生下来，王玄便屡屡吃奎宁想打掉，可谁知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宁。三儿子生下后，夫妻两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累赘，便取名任克雷。

这兄弟两人虽然在身边生活，但他都没有在工作上给予任何关照，大学毕业后都在国有单位上班，没有一个仰仗他的地位升官发财的。

任仲夷还有一个弟弟叫任兰申，早已退休在家，可自从他来到广东后，兄弟俩还没有见过一次面呢。

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曦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

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后半生注定是广州人了，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任仲夷开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关心这座城市，关注这片土地了。况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也渐渐地好转了起来。

一次，他从上海回来，从中央酒店立交桥到广园高架桥，一边看一边若有所思。几天后，他给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了一封信：“……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本来广州修那么多高架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们管理好、美化好，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

这封信受到了广州的高度重视，马上派人到上海取经。很快，经过美化、绿化、亮化的数十座立交桥变成了广州市的一道道风景线。

1998年9月，任仲夷到省眼科医院看眼疾。来到电梯口时，早已挤满了人。陪同的秘书担心他岁数大了，在人群中挤的时间太长会出问题，就很客气对周围的人说：“大家能不能礼让一下，让老人先上？”他戴着鸭舌帽，穿着灰色的老年夹克衫，极像一个退休工人，谁会想到他是谁呢？再说大家正挤得起劲，谁也没有听进去。

没有办法，秘书要给院方打电话，请求帮助。他赶紧摆摆手，严正地说：“不，不要！千万不要！”原来，前一段时间，他住院治疗，一位中央领导路过广州，专门去看他，保卫部门把电梯控制了，不让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呢。

秘书说：“那怎么办啊？”

任仲夷挥一挥手杖，乐呵呵地说：“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楼！”

秘书听了一愣，赶紧劝道：“不是三五层，是17层啊。”

任仲夷态度更坚决了：“17层怎么啦，就当来一次体育锻炼。”说着，挤出人群，向步行楼梯走去。

就这样，84岁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个小时，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层高楼。

政治家的遗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拜祭了一下祖坟。

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

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北方式的意识，北方式的落后。他的心里酸酸的。

村里的小学太破了，他决定捐出10万元。陪同的县、市负责人也纷纷表示捐款，重新盖一座新小学。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但小学取什么名字？大家都说，当然应该叫“仲夷小学”了。可任仲夷坚决不让，他说还是叫“务实小学”吧。

他的视力全面退化了，电脑不能用了，便让人送给了这座小学。

可不长时间后，有村民来信反映，那台电脑并没有送到小学，而是放在了村干部的家里。

这个时候，任仲夷已经去世了，不知那台电脑怎么样了？

任仲夷曾说：“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长，慢慢地老，悄悄地去。”

对这个即将离开的世界，他有着太多的热爱，也有着太多的无奈。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达观的他，即使面对着眼前触手可及的死神，也一如往常地平静。

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他仍是那么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80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说完这些趣话之后，他还会平静地交待遗言，他说，每次向别人作遗体告别时，就难受一次。人去世了，就没有知觉了，向死人告别，让活人难过，还干扰很多人，这个做法该改一改了，希望自己能悄悄地走。所以，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再让我们看看他给三个儿子的遗言吧。

他与大儿子主要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对二儿子和儿媳交待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

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外，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遗言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令人万分惊奇的是，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掌声雷鸣，笑声震瓦。这期间，不多不少，正好是25年——四分之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