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的“紧急措施”与李克农
李克农（1899.9.15～1962.2.9），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在隐秘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也有独特的贡献，具体体现在1956年“紧急措施”的制定与完美实施。
今天是李克农同志去世61周年，特发此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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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陈赓、杨成武视察国防工程（右起）。
“四项紧急措施”与三大单位的协议书
1956年，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时，产生了一个机密的“紧急措施”。多年来，虽然有一些边边沿沿的说法，但直到90年代末期，“紧急措施”这个词汇方才公之于众。
2004年12月3日,笔者访问两院院士罗沛霖先生,桌上放的是光明日报发表我撰写的"中国信息化是何时起步的"。
我是听到罗沛霖先生的谈话，方才知晓周恩来总理亲自制定“紧急措施”的由来。因为要接待苏联专家，总理听取王诤、李强汇报，才意识到国外计算机的快速发展，重要应用和服役情况，由此引发了“四项紧急措施”。
1986 年，中科院计算所的《大事记》在“1957 年”条目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1957 年1 月25 日至30 日，由科学院主持，召开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总参谋部、高等教育部及其他单位参加的计算技术计划协调会议，讨论同意了三方合作“发展计算技术的协议书”，并由吴有训、李克农、刘寅签字批准。电子十五所的《大事记》也有同样条目记载，但都未出现“紧急措施”的字词。
1999 年，随着中国科学院对“两弹一星”工程相关资料的解密，周恩来提出的“紧急措施”内容陆续公开。当年出版的《中科院编年史》，记述了这样的条目：“1957 年1 月1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签订了一个‘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这是为了落实“四项紧急措施”，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同一年，科技部主编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中的计算机产业部分，记述了“1956 年，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选定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四项，作为科学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的重要内容。”这是我最早见到“紧急措施”的字词。
2011年9月30日，我在聚会时，将刚看到的《中科院编年史》的条目，告诉原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陈正清司长。10月8日上午10时，他来电告诉我，国庆节上班后，刚刚二个小时，已经从总参谋部拿到了解密的三方“合作协议”档案复印件，我立刻就到万寿路原电子部办公区去见识这个重要文件，文件是吴有训、李克农、刘寅三人签署的，李克农用的是毛笔，盖上了科技部、二机部的国徽大印，而总参则是传统的方形“关防“。
2007年，陈正清在《大江东去》中的回顾是：“十局总工程师王士光、副总工程师罗沛霖分别担任了无线电电子学组的正、副组长，并确定了计算机等五项紧急措施（后将原子能单列，改为“四项紧急措施”），分别由华罗庚（计算机）、罗沛霖（电子学）、王守武（半导体）、钱伟长（自动化）、钱三强（原子能）执笔，紧急措施的文字说明由阎沛霖、罗沛霖、王正完成。”但在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及“三方合作协议”。
紧急措施的三方协议局部（其一份在中科院计算所陈列室展示）
“紧急措施”的制定与具体实施的成效，还有待于2022年12月18日在浙江横店奠基的6万平方米的“计算机博物馆”在两年建成后的展示。这里能够看到李克农的签字，可以想象当年紧锣密鼓地“超常规”的进行节奏。
知情人说，决定计算机的“追赶”之后，才有了“紧急措施”的提出与制定。“紧急措施”是一次跳跃，国家战略意图当属核心机密，不会轻易和盘托出。“育人才、建基地、造机器、促应用”，通过“紧急措施”和从上到下的层层安排，“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得到全面落实，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和计算机的工业生产方面，“三方协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 年，张劲夫说当时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
早期创业者们回忆那一段历史时说，依靠一个部门力量做不出来的计算机，在党中央，在国务院总理的主持下，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三年后中苏关系骤然变化，如果没有“紧急措施”，同时要面对美苏两方面封锁，再想发展电子信息和计算机产业，谈何容易？
上述内容我在《溯源中国计算机》中作为一个章节。2016年，我在《党的文献》第5期中，发表了论文《“紧急措施”：周恩来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
笔者在《党的文献》2016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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