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成傑：《金石萃編》成書考
《金石萃編》成書考
趙成傑
赵成杰（1987—），黑龙江宁安人，文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中国语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金石学、《尚书》学。
【提要】《金石萃編》是金石學史上繼往開來的一部著作，繼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之遺風，承洪适《隸釋》《隸續》之統緒，體例完備，自成一派。本文圍繞《金石萃編》如何編纂展開討論，一方面介紹《金石萃編》的主要編纂人員及其贡献，主要考察了朱文藻、錢侗對《金石萃編》編纂的貢獻。另一方面探討了《金石萃編》體例及編纂特點，分別從目錄、存文、集釋、考證四個方面考察，尤其注重對《金石萃編》王昶按語的考察。
【關鍵詞】《金石萃編》；朱文藻；成書；價值
《金石萃編》的出現，離不開當時金石學繁榮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在乾嘉學術勃興的大背景下，金石文獻進入到學者視野中來。金石碑刻不但比簡帛紙張更易保存，而且金石文字的記錄往往更接近歷史原貌，正如錢大昕所言：“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 [①]另一方面，這也是金石學自身發展使然。金石學經歷了宋之繁盛，元明之衰落，到清代不但整體水平達到一定高度，而且學術的不斷發展，迫切需要一部金石學的集大成著作。尤其清初諸學者已有編纂此類著作的端倪，《金石萃編》的出現，可以說順應了當時學術發展之潮流。
一、《金石萃編》協助編纂考論
除了王昶外，《金石萃編》的主要編纂者，還有朱文藻、錢侗、史善長、彭兆蓀、陶樑、陳興宗、郭麐等人，他們各司其職，除幫助王昶完成《金石萃編》的編纂之外，還協助王昶完成了《湖海詩傳》《春融堂集》《天下書院志》等著作的編纂，功不可沒。
據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嘉慶七年，王昶：“目疾愈甚，以生平所撰《金石萃編》、詩文兩集及《湖海詩傳》《續詞綜》《天下書院志》諸書卷帙浩繁，尚待編排校勘，不能審視，因延請朱映漘文藻、彭甘亭上舍兆蓀及門人陳烈承秀才興宗、錢同人秀才侗、陶鳬香秀才樑各分任之，校其舛誤，及去取之未當者，刻日排纂。”[②]按《年譜》所載，參與王昶著作編纂的有朱文藻、彭兆蓀、陳興宗、錢侗、陶樑等人，但與其他人的記載有所出入。如陶樑《紅豆樹館詞》云：“述庵先生有《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之刻，招同仁和朱朗齋文藻、吳江史赤壓善長、鎮洋彭甘亭兆蓀、嘉定錢同人侗暨余分司其事，集萬松山館，集一時友朋，談讌之樂，剪燭題詩，挑燈話雨，宵分每至忘寢。”[③]較《述庵先生年譜》多史善長，而少陳興宗、陶樑。金武祥《粟香隨筆三筆》：“當日偕彭甘亭兆蓀、史赤厓、錢同人侗、郭頻迦麐諸人在司寇處分纂《金石萃編》《湖海詩文傳》等書。”[④]又多出郭麐。上述幾則材料雖記載有所出入，但不外乎朱文藻、錢侗、王濤、史善長[⑤]、彭兆蓀[⑥]、陶樑、陳興宗[⑦]、郭麐[⑧]八人，主要參與者只有朱文藻與錢侗。
（一）朱文藻及其協助編纂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號朗齋，又號碧溪居士，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諸生，少嗜學，精六書，尤好《說文》及金石之學，著有《說文繫傳考異》《濟寧金石志》《東軒隨錄》《碧溪文集》《校訂隸釋存疑》等，著作多未刊行。王杰曾延請文藻至京師，助校《續西清古鑒》；後與阮元商討金石，成《山左金石志》；又受王昶之聘，纂《金石萃編》，“屬以蒐采題跋，商榷考證。其後書成，又與錢同人共任校寫，蓋始終其事也。”[⑨]《金石學錄》亦謂其“少為述庵司寇所賞識，屬其採錄金石諸說，以資考證。”[⑩]
由《兩浙輶軒續錄》可知，朱文藻一生都在為他人校勘書籍，“《梁同書傳略》：朗齋館振綺堂，汪氏任校讎之役[11]……遊山左，時阮督學元、兵備星衍同任一方，篤嗜金石，與之商訂，拓本甚富，成《山左金石志》。又分編《兩浙輶軒錄》，分纂《嘉興府志》。王少司寇昶復招君于三泖魚莊，纂輯《金石萃編》《大藏聖教解題》，各若干卷。”[12]朱文藻先協助同鄉汪憲編纂《說文繫傳考異》，後與孫星衍入阮元幕府編纂《山左金石志》，繼而編《兩浙輶軒錄》《嘉興府志》，最後受王昶之聘纂《西湖志》《金石萃編》《大藏聖教解題》等著作。[13]
朱文藻在《金石萃編跋》中，較為詳細說明了《金石萃編》編纂情況。據跋文可知，王昶為編纂《金石萃編》蒐集了大量資料，但編成了草稿，時主講敷文書院，將稿本交予朱文藻與錢侗諸人，歷經五載，刪汰繁雜，編訂成書。王昶在準備此書初稿的過程中，早就朱文藻協助搜集各類文獻中的金石題跋，其時王昶在陝西、雲南等地為官，而朱文藻時在杭州，交友中多藏書家，有訪書用書之便。
朱文藻文集未見傳世，《金石萃編》引用了朱文藻的《校訂隸釋存疑》（6次）《碧溪文集》（4次）《蘇碑考序》（1次）等資料，所引材料不見著錄，僅《校訂存疑》有抄本行世，《金石萃編》保存的《碧溪文集》及《蘇碑考序》可供輯補朱文藻佚文。朱文藻《校訂隸釋存疑》被《金石萃編》引用六次，分別為卷八《敦煌長史武斑碑》、卷十二《衛尉卿衡方碑》、卷十三《孝廉柳敏碑》、卷十四《博陵太守孔彪碑》、卷十五《司隸校尉魯峻碑》、卷十九《仙人唐公房碑》等。[14]《校訂存疑》文字都很簡練，通過對比發現，除了卷十二與卷十九文字節選長短不一外，其他各處相同。卷十二處補：“又洪氏說後注云：淡為痰。按：此乃指碑文中淡界繆動之淡字也。然玩文義，不應有痰字，恐注有訛。”[15]卷十九處補：“文云‘是時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據《集古錄》作‘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又西成即西城，似當增注於此碑洪氏說之末，與《楊君石門》同例。”[16]
《金石萃編》對《碧溪文集》的引用，分別出現在卷八十五《李秀殘碑》、卷九十一《縉雲縣城隍廟記》、卷九十四《三墳記》及卷一百四十八《高宗御書石經》。如《李秀殘碑》記載朱文藻與好友的金石往來：“戊戌（1778）之冬，吾友陳萬青遠山、萬全梅垞昆弟寓京師，二君子皆吳公鄉里後進，好古之懷，先後同揆，得此拓本，裝池成軸，出以示余，因緒論之如此。”陳萬青、陳萬全兄弟皆為乾隆進士，工詩畫，好金石，陳氏兄弟將所拓殘碑出示朱氏欣賞，朱氏遂撰文考證石刻。《金石萃編》所引《碧溪文集》篇幅較《校訂隸釋存疑》長許多，考證亦精細，由於《碧溪文集》已散佚，這幾段跋文可視為朱文藻遺文，加以研究。《金石萃編》並未說明哪部份資料出於朱文藻之手，故無從考察，但《金石萃編未刊稿》稿本《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等勑書》後附有“文藻校”三字，知《未刊稿》亦出於朱文藻之手，[17]據此推測，《金石萃編》及《未刊稿》稿本均經朱文藻手校一過。
（二）錢侗及其協助編纂
錢侗（1778—1815），初名東野，字同人，號趙堂，嘉定人。大昭子，嘉慶五十年（1810）舉人，長於小學，尤邃於《說文》之學，有《說文音韻表》《說文重文小箋》《趙堂日記》《方言義證》等著作，《清儒學案》卷八十四：“治說文，通曆算，竹汀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考》未竟，先生證以群書及金石文字……王侍郎昶撰《金石萃編》，所論地理、官制，多採先生說。”[18]為了完成錢大昕未竟的《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考》一書，錢侗日夕檢閱推算，幾忘寢食，增輯一千三百餘條，卒因是感疾而歿，可以說是生死以之。
錢侗在天文、曆算、金石等領域均有很高的成就，王昶亦稱讚其才，姚椿《錢同人墓誌銘》：“於青浦王侍郎家，君方為侍郎纂《金石萃編》，侍郎稱其才，予每過侍郎家未嘗不與君傾倒極論也。”[19]錢侗繼承家學，以文字訓詁之學名家，《釋聲自序》：“余幼習家業，兼舉義方，得稍知小學源流。”[20]所著《丁丑丙寅日記》四卷，未見刊行，記友朋講學之詞，考證金石經籍之事。錢侗的金石考證文章流傳不多，多是未刊之作，例如《金石錄》四十卷、《歷代錢幣圖考》二十卷等，蔣光煦《東湖叢記》卷六《錢同人釋鐘鼎銘識》記有錢侗釋讀金石的佚文。
王昶《金石萃編》“慾仿洪文惠公《隸釋》《隸續》之例，寫錄全文，綴以前任論議，一一訓釋而證明之”，大概在1801年春，此書開始編纂，到1805年冬，編纂完成，錢侗與朱文藻負責稿本的具體內容。王昶之所以请钱侗协助，一是因为地缘关系，钱侗是嘉定人，与青浦相近，钱侗叔父钱大昕又与王昶有同里、同学之谊；二是因为学缘关系，王昶与钱大昕興趣愛好相同，收藏金石拓本亦相當，而钱侗深受钱大昕影响，于金石之学颇有根柢。
《金石萃編》收錄錢侗跋文四條。卷三十三《朱曇思等造塔記》、卷五十七《碧落碑》、卷六十一《姜原神泉詩碑》以及卷一百十三《馬恒郝氏二夫人墓誌》。王昶《湖海文傳》收錄錢侗《建元類聚考跋》。《朱曇思等造塔記》由黃易訪得，跋文多從文字學角度進行校勘，尤重《說文》字形。《碧落碑》結合古文、篆文、籀文等對字形詳細考辨，《姜原神泉詩碑》將碑文字形與《說文》小篆互證，從六書角度辨析篆文訛變；《馬恒郝氏二夫人墓誌》主要是墓文義例的考辨。總體來說，錢侗的考釋主要集中在文字字形的考釋，反映了錢氏在《說文》學上的成就。
（三）王濤及其協助編纂
王濤（生卒年不詳），字定山，嘉定人。工書，能小詩，有《上谷詩鈔》等著作。協助王昶搜集整理金石材料，《珠里小志》：“王侍郎昶丁憂里居，招致之，後又隨之滇、陝。昶好金石文字，購置二千餘通，編排繕錄，濤一人任之。內行淳篤，不事文飾。幼從同里陳鎔受業，鎔著《四書就正錄》十九卷，無力付梓，既歿，濤懼遺稿散佚，手寫數過，乞當世名公序之。” [21]《珠里小志》與朱文藻《碑錄序》記載完全吻合，《碑錄序》云：“其時，嘉定王濤定山在幕中，專司編排碑拓之事。”在朱文藻入幕之前，王定山一直跟隨王昶，王昶收藏的金石碑刻，皆請王濤整理。又據朱文藻《碑錄序》知嘉慶七年（1802）至嘉慶八年（1803），王定山仍在王昶幕中，協助編校《金石萃編》。
王濤與王昶、孫魯、錢大昭、錢大昕均有往來，大抵因其師陳宏猷《四書就正錄》由其編纂，并請王昶、錢大昭等人作序。《[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四收錄王昶《四書就正錄序》云：“太倉陳君宏猷吾之未識也。近與其弟子王定山交，乃得見《就正錄》一書……陳君歿久矣，家貧不獲刻。其遺書定山日夜繕寫，至五六稿不懈。觀定山之誠，則君之所以教與其所以感者，可知矣。顧布衣終老，不得為取士者所識拔，此吾所以歎也。定山名濤，嘉定布衣。”[22]錢大昭《序》云：“先生臨沒以手稿授門人弟子王定山，俾善藏之。今定山且老，懼先師德業日湮，慾以遺書盡付剞劂。”[23]陳宏猷遺著《四書就正錄》因弟子王濤的整理，才不至湮沒無聞。
王昶《湖海文傳》卷三十九記孫魯詩，有“足迹遍寰宇，碑版畅幽悁”句，并云“疁城王定山以其師陳宏猷先生所著《四書就正錄》暨故友殷元爽先生詩稿見眎，并將壽之梨棗，此古誼也。作此以贈”[24]，詩中可見王濤金石搜羅的勤奮，由錢大昕的題詩，更可證明王濤在金石上的努力。《題王定山所藏秦漢瓦當拓本》：“王君今名儒，好事薛翟侶。頻年遊三秦，古物遍摩撫。一一拓其文，裝池甲乙序。如扪列星垣，如啓群玉府。銅雀並香姜，俯視等爾汝。珍重什襲儲，勿使六丁取。”[25]宋代洪适（洪适為江西番易人）《隸釋》《隸續》開始著錄磚文僅四五則，當時還未見瓦當文字。隨著瓦當文字不斷出現，金石家們也逐漸關注，趙魏、俞竹居、錢坫（獻之）好其學，時王定山等人入王昶幕府，從事金石搜集。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還記載若干造像記，是為王定山所得，云“右造像記，同邑王定山濤遊涇陽，得周、隋造像石刻數種遺予，皆畢尚書《關中金石記》未采入者，此其一也。” [26]由這首題詩可知，錢大昕與王濤亦有交游，其《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采輯不少王氏所藏拓本。
（四）陶樑及其協助編纂
陶樑（1772─1857），字寧求，號鳬鄉，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清代著名詞人。有《紅豆樹館詞》等，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評價為“鳬鄉風流儒雅，為近日吳閶文士之冠，尤擅倚聲，吳谷人、倪米樓諸君斂手推之。予撰《續詞綜》，搜采編排，多其所助。”[27]陶樑早年就與吳中前輩詩酒酬唱，《[光緒]順天府志》：“時東南壇坫千里相望，王昶、孫星衍、趙翼、吳錫麟各以所著傾動一時，樑與為師友，詩名播遠近。”[28]《清史稿》卷四二二：“陶樑早有文名，曾從侍郎王昶，助其纂述。歷官所至，提倡文雅。”陶樑以詞學名家，他幫助編纂《金石萃編》大概只是提供資料參考。
陶樑與王昶的交游主要是文学方面，見其《紅豆樹館詞》，如《掃花游題述庵先生九日紀遊冊》《高陽臺題述庵先生柳波云舫》《探春慢》等，《探春慢》誇耀王昶之《金石萃編》：“金石新編，苔岑續集，文字千秋同訂。”王昶在《春融堂集》中对陶樑亦有褒奖，《陶鳬鄉紅豆樹館詞序》：“陶子鳬鄉居吴門、娄齊之間，家亦樹此，结實累累下垂，殊可爱。玩憩其蔭者，每流連往復，若不能去。鳬鄉娴雅歌，通诗文，性情風格似魏晋人，而尤以词擅名於時。所作以石帚、玉田、碧山、蜕巖諸公為师，近则以竹坨、樊榭為規範。其幽潔妍靓，如昔人所云：‘水仙數萼、冰梅半樹’，可想見其娟妙。”[29]至於協助編纂《金石萃編》，陶樑《紅豆樹館詞》卷五《探春慢序》：“述庵先生有先生有《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之刻，招同仁和朱朗齋（文藻）、吳江史赤厓（善長）、鎮陽彭甘亭（兆蓀）、嘉定錢同人暨余分司其事，集萬松山館，極一時友朋談宴之樂。”[30]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王述庵少寇《湖海詩傳》《金石萃編》之刻，鳬鄉先生實與搜羅校勘。先生愛才恤士，又復留心文獻，故鄉邦斯文系屬漁莊，而後咸推鳬鄉，大年碩望，亦如驂之靳。”[31]而陶樑和王昶有交集的時間主要集中在1800年至1801年間，《憶江南小序》：“述庵先生居青浦之朱街角，即今所謂三泖漁莊，庚申、辛酉之間余以從遊。”[32]期間陶樑協助王昶編纂《湖海詩傳》《續詞綜》等書，嘉慶六年（1801）四月，陶樑還隨王昶由三泖漁莊赴白香山祠，見《惜余春慢小序》。
時王定山、朱文藻、錢侗、史善長、彭兆蓀、陶樑、陳興宗、郭麐等人均在青浦三泖漁莊，朱文藻、錢侗主要負責《金石萃編》編纂，史善長主要負責《天下書院志》中《青溪書院志》部份內容，陶樑、彭兆蓀、陳興宗、郭麐等人以文學見長，負責編校《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春融堂集》《續詞綜》等著作，至於各家記載出入，是未區分各家專長所致。文學部份的編纂，各家是有交叉的，如陶樑參與編纂的有《湖海詩傳》《湖海文傳》，彭兆蓀亦參與《湖海詩傳》的工作。
二、《金石萃編》的編纂特點
《金石萃編》主要由朱文藻、錢侗編纂，此書綜合目錄、存文、集釋與按語彙為一編，是金石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我們主要分目錄、存文、集釋、按語四個部份分析特點。[33]
（一）目錄及其特點
自宋代鄭樵《通志·金石略》將金石單獨分類開始，金石便成為史志目錄中的重要一類。金石目錄一般分兩種形式，一是錄名式，在《金石萃編》以前主要有：曹溶《古林金石表》一卷，列碑帖800餘種；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列金石文字2213通；孫星衍、邢澍《寰宇訪碑錄》收錄7706種；比王昶稍後的吳式芬有《捃古錄》二十卷，收碑刻15230種。一是跋尾式，主要有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武億《授堂金石文跋》二十四卷等。
從收錄數量上說，比《金石萃編》稍早的孫星衍，有《寰宇訪碑錄》，在當時影響巨大。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序》：“竊見記錄金石之書，自酈元、歐、趙，代不乏其人。而國朝著作尤為繁富。其間薈萃諸家總為目錄者，惟孫伯淵《寰宇訪碑錄》一書，最為大備。”[34]《寰宇訪碑錄》成書於1802年，對後代的金石目錄編制影響很大。《金石萃編》收金石文字1500餘種，雖不及孫氏五分之一，卻比孫氏體例完善許多。
從目錄體制上說，在《金石萃編》成書以前，尤其是清代金石學著作里對《金石萃編》影響比較大的當屬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胡子彝《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跋》：“嘉定錢竹汀先生，蒐羅金石二千餘種，經跋尾者，八百六十。顧當日每得跋尾二百餘通，門人弟子輒為刊布，續成四集，追題為元、亨、利、貞四編，凡二十五卷……仿孫氏星衍《古刻叢鈔》之例，各篇標題增元、亨、利、貞字白文於上，以存其舊。”[35]《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著錄碑刻2213通，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行，此書收錄碑刻，名目下著錄作者、書體、時代、地點等情況，有考證的則收入《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萃編》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276次，大部份是全文摘錄，可以說《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的刊行對《金石萃編》影響最大。《金石萃編》正文每一目下著錄石刻形制、書體、刊立時間、地點、撰者等信息，《金石學錄》：“凡題額、碑陰、兩側亦必詳載。碑制之長短寬博，取建初慮俿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數。”[36]《金石萃編》較之前進步之處乃是石碑形制，每碑必載其碑制長短、行款、字數，為後世金石著錄提供了可靠參考。
《金石萃編》繼承了前人的目錄學體制，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金石萃編》中的金石材料按照時代劃分十七個階段：夏（殷）、周、秦、漢、魏、晉、梁、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宋、遼、金等，所列金石嚴格按照時間先後，精確到日，如卷三十《中岳嵩陽寺碑》（天平二年四月八日）、《比邱洪寶造像銘》（天平二年四月十一日）。一般排列先排有具體時間的，再排時間不詳的，同一時間刊刻的金石先排列已知地域的，再排列地域不詳的，如卷五十一《張允碑》《李靖碑》《王居士磚塔銘》均為顯慶三年刻，前兩方碑地點明確，同在醴泉縣昭陵，最後一方碑地點不詳；同一時間刊刻碑刻、地點相同的再按照碑主官職排序，張允為唐代禮部尚書，李靖為唐代尚書右僕射。所列金石又按照人物排列，如同一時代碑刻有的按照撰書人排列，有的按照墓主身份等級排序，《金石萃編》對金石材料的排序更加科學、系統。
（二）存文及其特點
存文是將碑刻全文影寫在紙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類似褚峻《金石經眼錄》、馮雲鵬《金石索》等將碑刻全圖影寫，亦稱翻刻法，即按照原拓本重刻。這樣的好處是保存了拓本原貌，缺點是佔用紙張空間，有些碑刻僅存數行，卻要將整葉全部附上，既佔用空間，又不美觀，而且不方便刻工排印，於是產生了另一種摹寫法。
第二種則是以雙鉤法將全文重新摹寫，顧炎武《求古錄》、陳奕禧《金石遺文錄》、吳玉搢《金石存》等皆是此類。《金石萃編》採用了這種方式摹寫，但《金石萃編》的摹寫和《金石存》一類有所不同，為了避免原拓失真，《金石萃編》採用原字體摹寫模式，如《散氏銅盤銘》按金文字形摹寫、《嶧山刻石》按小篆字形摹寫、《泰山都尉孔宙碑》按隸書字形摹寫、《始興忠武王碑》按楷書字形摹寫，如遇不識之字或闕文以“囗”代之，凡文散見多處者，採用旁註以記其全，篆隸及古文別體字，都摹其點畫，加以訓詁，題於額陰兩側。《金石萃編》以原字體摹寫，很好地避免了原拓失真，並且節省空間、方便編排。
雖然清初學者如王澍、吳玉搢、金農等人已使用雙鉤法摹寫，但並未普及，雙鉤摹碑法一般認為在清中葉開始流行，以翁方綱、黃易等人為中心。翁方綱曾摹寫過數本《化度寺碑》，相關題跋已輯入《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37]王昶《湖海詩傳》：“覃溪書法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史晨、韓敕諸碑，雙鉤摹勒舊帖數十本，北方求書碑版者畢歸之。”[38]王昶與翁氏比鄰而居，他多半見過翁氏摹本。此外，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亦採用此法摹寫碑文。[39]《金石萃編》採用雙鉤摹寫，亦是當時雙鉤摹碑流行的鮮明寫照，如《淳于長夏承碑》、《李翕西狹頌》、《博陵太守孔彪碑》等均是用此法勾摹，直到晚清石印術傳入中國用此法勾摹碑刻方才絕跡。
當然，《金石萃編》亦有不少摹寫錯誤，這在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中多有校補，如《郎中鄭固碑》“吏諸曹掾史”當作“更諸曹掾史”；《倉頡廟碑》“老名永久”當作“垂名永久”，而出現這種錯誤原因不外乎原拓本字跡不清或知識水平所限。
（三）集釋及其引書
集釋是將各家觀點輯錄起來，或全部摘錄，或節錄部份文字。較早的專門輯錄金石文獻的著作當屬都穆《金薤琳琅》，而清以來輯錄金石著作最大宗的當屬李光暎的《觀妙齋金石文考略》[40]，該書凡十六卷，著錄金石碑刻609通，引錄各類資料120餘種，採集金石家之書40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60種[41]，題跋20餘種，按語以“光暎識”結尾。
金石著作除引宋人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邁《容齋隨筆》、洪适《隸釋》、董逌《廣川書跋》、趙彥衛《雲麓漫鈔》、宋犖《筠廊偶筆》外，引書以明人居多，趙崡《石墨鐫華》、李東陽《懷麓堂集》、歸有光《震川集》、解縉《春雨集》、楊士奇《東里集》《東里續集》、都穆《金薤琳琅》、安世鳳《墨林快事》、孫楨《金石評考》、楊慎《升庵外集》、宋濂《潛溪集》、盛時泰《蒼潤軒帖跋》、曹昭《格古要論》、朱彝尊《曝書亭集》、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王世貞《弇州山人稿》、王士禛《帶經堂集》《居易錄》等都是引用次數比較多的，清初著作以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潘耒《金石文字記補遺》為主，但亦有《金石萃編》不引之書，如晁補之《雞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顧南原《隸辯碑考》、米海岳《志林雜記》、蔡佑《雜記》、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葛立方《韻語陽秋》、孔毓圻《幸魯盛典》、任兆麟《心齋筆記》、方孝孺《遜志齋集》、葉井叔《嵩山石刻記》等，單篇題跋引用不多，主要有：邢子願跋、何士英跋、王典在跋、楊可師跋等。
《金石萃編》編纂的最大特色即是輯錄各種資料，據統計，《金石萃編》引錄各類文獻凡354種，其中著作類255種，單篇文章12篇，題跋類87種，是《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引書的三倍，不同之處是一個以節錄為主，一個以全文摘錄為主，二書都是按時代順序引錄各家觀點。[42]
（四）考證及其貢獻
金石學著作大都附有按語考證，前引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考略》等著作，都在集釋各家觀點後，以按語結束。按語一般是作者本人的考證，主要對碑文刊刻年代、撰者身份、所涉官制、碑文史實方面的考證。這方面的考證，主要針對《金石萃編》中無前人考訂，僅有王昶按語的374則而言。[43]如卷四十四《裴鏡民碑》，按語先以《唐書》、《晉書》考訂碑主裴氏之姓氏分支及來源，而後考訂碑主及親屬官職情況兼碑文泐字，最後考訂碑主卒年及石碑撰者及其年代。考訂精細，且與史暗合。
《金石萃編》的按語主要分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對金石文字的訂正校勘，如卷二校勘《岣嶁碑》，王昶用眾本校之，按語曰：“是書姑依時代編次，其釋文以楊慎本為正。沈楊郎三家各有所長，參注於下，又近日錢唐（塘）姜氏家藏無名氏刻本。按《李藩碑記》知石刻在濟南長山，後列釋文當即楊時喬所釋之，本與諸家異者五十餘字，則不能逐一分注，附著楊釋之後，以廣異聞。”《岣嶁碑》主要有沈鑑、楊廷相、郎瑛三家摹本，王昶依三家并新見錢塘無名氏本校勘，附於釋文之下。再如卷十《郎中鄭固碑》：“按碑云以‘疾錮’‘辭錮’即‘固’字，謂‘久固之疾’也。”又引《文選》證“錮”與“固”通，用此例辨古今字之別。
二是考碑文之源，《金石萃編》所輯錄《石刻十二經跋》全為王昶題跋，考證了石經的基本情況，并考釋石經文字，考證詳細，可與顧炎武《石經考》相媲美。按語云：“案《字樣》中所引《易》《書》《詩》等，以證文義之異，實不止於九經，即張參文字，號稱五經，而引證各書亦十二經并見，則所謂五經九經者，亦括大旨而言，況參《自序》謂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此段跋文辨別張參《五經文字》、玄度《九經字樣》所刻不止標目所舉，實際上亦為十二經之數，繼而考訂石經卷數、作者、版本等信息，篇幅最大的是對石經文字的校勘，參考了鄭玄注、王弼注等古注，又引《說文》《玉篇》等字書證之。
再如《全真教祖碑》按語云：“按道家全真教至元始有此名，以王重陽為之祖。此碑蓋述重陽之道行也。撰者題云‘前金皇權密國公金源璹’，碑刻于元世祖時，故稱璹為前金。”《金石萃編》結合史料考察了王重陽創立全真教的相關情況，并考訂碑文文字。
三是補史志之闕、糾史志之誤，如卷九十四《王訓墓誌》，按語云：“按碑稱訓為琅琊人，而表不載訓之本支，則不與表所列琅琊者同系。”此碑可補《兩唐書》之闕。又如卷一百四十七《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按語云：“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師，梵僧也。”《金石萃編》以此碑補《長清縣志》之闕。
糾史志之誤，如卷二十四《廬江太守范式碑》，按語云：“《後漢書·獨行傳》‘式少遊太學，為諸生，與張劭為友，二人并告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據此，則劭家汝南，而式往見，并非劭至式家，況傳稱元伯卒後，巨卿夢元伯與語。”此處可糾《後漢書》記載之誤。又如《太一宮記》按語云：“按此碑題曰：華山陳摶撰，鄉貢進士宋復書，鄉貢進士陳義撰額。文多誇誕，事無可徵，似非希夷手筆，恐亦道流所托也。宋復、陳義名不見於《書譜》。”《金石萃編》以《陝西通志》《禮記樂志》《史記封禪書》等資料，證《通志》記載不實，又以新、舊《五代史》《宋書》等證《通志》存在的問題，考證諸史書與碑文不符，認定此碑乃後人偽託。
四是駁他書之說，如卷七十七《道安禪師碑銘》按語云：“《傳燈錄》：‘如來以正法付迦葉，傳至達磨，來此為初祖，暨五祖二弟子。慧能住嶺南，神秀住[嶺]北，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漸不同，故曰南頓、北漸。’此南北二宗之旨也。……《金石補錄》豈能別有所據耶？碑云：道安俗姓李，生于開皇洎夫大業。又云：‘景龍二年二月三日中夜合門，又云：弟子慧遠囗襲明承囗演末裕’云云。並非追敘緣起之語，又不似別一道安疑不能明也。”這段按語結合道安法師的生平經歷與碑文及其他史料對勘，駁斥《金石錄補》的疏失。
五是補文集之無，校文集之文，如卷一百四十七《宋京太清閣詩刻》按語云：“按《宋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不及此石刻。”再如卷一百七《皇甫湜浯溪詩刻》云：“此刻與《全唐詩》不同者二字‘溪口啼素瀨，徙倚如有賴’《全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別也。”卷一百三十五《蘇文忠獨遊南山詩》可與《蘇軾詩集》相互校勘，按語云：“此首在續補遺卷中，題云《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此題則云《壬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彼此互有詳略……詩中與集本不同者，‘花開酒美曷不醉’，《集》作‘花開酒美盍不歸’，此顯然是《集》誤。”以碑文校勘蘇詩，可以窺見詩歌的原貌。
六是考訂碑刻真偽，如卷一百二十三《慶唐宮延生觀勅》按語云：“按此碑語多鄙猥，無論其他。即唐太宗初諡文武聖皇帝，後增諡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又云‘節淮該部請旨以違御筆欽此。遵聖旨著禮部重刊榜文欽此欽遵’等語頗不類宋初人製作，疑是後世村庸道流所偽託，姑錄存備考。”《金石萃編》以碑文語言風格不合宋初人習慣，判定作疑後人偽託。
綜上，《金石萃編》綜合“目錄、存文、集釋、考證”四位一體，兼具存目、錄文、摹寫、跋尾之長，又能辨別各家之說并下按語，體例完備，堪稱金石學集大成之作。
注释：
[①]（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6頁。
[②]（清）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944頁。
[③]（清）陶樑《紅豆樹館詞》卷五，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
[④]（清）金武祥《粟香隨筆》，光緒七年（1881）刻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
[⑤]史善長（1750—1804），字誦芬，號赤厓，江蘇吳江人，諸生。鑒裔孫，少好為詩，從其父客遊秦隴。嘗與金石學家畢沅交游，足跡遍及陝西、山東、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經歷湖廣苗民起義，有《弇山畢公年譜》《味根山房詩鈔》《翡翠巢詞》等著作。史善長曾為王昶輯《青溪書院志》。王昶於嘉慶五年（1800）擔任青溪書院主講，並於嘉慶六年（1801）開始編訂《天下書院總志》，《自序》云：“浙江巡撫阮君請主敷文書院，課士之暇，隨發前此彙錄者，囑同志參校考訂，勒成，共若干卷。”見王昶《天下書院總志序》，《[光緒]青浦縣志》卷二十八《藝文》。
[⑥]彭兆蓀（1769─1821），字湘涵，號甘亭，江蘇鎮洋（今太倉）人，有《小謨觴館全集》《潘瀾筆記》《懺摩錄》《南北朝文鈔》等。《彭湘涵先生年譜》（嘉慶七年）：“冬，赴青浦客王述庵司寇三泖漁莊，校刊《湖海詩傳》《續詞綜》及《陳黃門全集》……與嘉定錢同人孝廉侗交。”見繆荃孫《彭湘涵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130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629頁。
[⑦] 陳興宗（生卒年不詳），字烈承，諸生，青浦人。王昶弟子，潛心考據之學，曾為《珠里小志》作序，與王肇和、曹組成相友善。王昶所輯書，皆經陳氏校勘，《松江府續志》卷二十五《古今人傳》：“凡昶所輯諸書，興宗實校讎之。晚歲與張禮、楊宗濂並以詩文名。禮字竹塘，宗濂字蓮塘，皆諸生。”見博潤、姚光發等纂《松江府續志》，《中國地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545頁。
[⑧]郭麐（1767—1831），字祥伯，號頻迦，亦號白眉生，江蘇吳江人，附監生。能詩善詞，生平最服膺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亦好金石之學，曾被陳鴻壽邀至幕中，曼生壺銘多由其主刻，有《金石例補》《樗園消夏錄》《江行日記》《詞品》《靈芬館集》等著作。《思益堂日札》卷九《王司寇幕客》：“王蘭泉司寇昶官浙時，修《湖海詩文傳》《續詞綜》諸書，延禮臧在東、顧千里、彭甘亭、郭頻迦、吳同人諸名流館之萬松書院。”見周壽昌撰，許逸民點校《思益堂日札》，中華書局，1987年，第177頁。
[⑨]（清）徐世昌等《清儒學案》第四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3181頁。
[⑩]（清）李遇孫《金石學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2420頁。
[11]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考訂朱文藻在乾隆三十年（1765）就開始在振綺堂參與鈔書、校書工作，見徐著，三聯書店，2012年，第193頁。
[12]（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續修四庫全書》168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4─385頁。
[13]戴環宇在《朱文藻<說文繫傳考異>研究》中詳細列舉了朱文藻的著作，雖然朱文藻著作大都未刊行，但多數都有稿本傳世，見氏著，寧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14]《金石萃編》還引用了朱文藻《蘇碑考序》，此文亦不見傳本。
[15]（清）朱文藻《校訂存疑》第四冊《隸釋》卷八，第九葉，南京圖書館藏乾隆抄本。
[16]（清）朱文藻《校訂存疑》第四冊《隸釋》卷三，第五葉，南京圖書館藏乾隆抄本。
[17]朱文藻還有未刊稿《金石補編》上下卷，全著錄元碑，與《金石萃編未刊稿》內容相同。見《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第1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22─67、351─388頁。
[18]（清）徐世昌等編著《清儒學案》第四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3334頁。
[19]姚椿《錢同人墓誌銘》：“於青浦王侍郎家，君方為侍郎纂《金石萃編》，侍郎稱其才，予每過侍郎家未嘗不與君傾倒極論也。”陳金林、齊德生、郭曼曼著《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94頁。
[20]（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99頁。
[21]（清）周郁濱纂，戴揚本整理《珠里小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青浦縣志》卷二十二：王濤，字定山，嘉定人。工書，能小詩，又善形家言。王昶丁憂里居，招致之，隨之滇、陝。昶好金石文字，購置二千餘通，編排繕錄，濤一人任之。濤少受業同里陳鎔之門，鎔著《四書就正錄》十九卷，濤抱遺書，手寫數過後，得附存於《四庫全書》目中，濤之力也。《光緒青浦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中國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9頁。
[22]（清）王昶等纂修《[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四《藝文》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69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3]（清）王昶《湖海文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9—210頁。
[24]（清）王昶《湖海詩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06頁。
[25]（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十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8頁。
[26]（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十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0頁。
[27]（清）王昶、周維德輯校《蒲褐山房詩話新編》，齊魯書社，1988年，第177頁。
[28]（清）周家楣、繆荃孫等編纂《[光緒]順天府志》卷一百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33頁。
[29]（清）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739頁。
[30]（清）陶樑《紅豆樹館詞》卷五，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
[31]（清）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中國書店，1988年。
[32]（清）陶樑《紅豆樹館詞》卷六，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
[33]有關《金石萃編》的編纂體例亦可參看宋凱《金石萃編研究》第四章部份內容，他指出《金石萃編》體例三個特點：1、存目、摹錄、錄文、跋尾四種體例通纂而成；2、所錄金石資料形制交代明確；3、對同類性質的金石資料作集群性考察。本文分目錄、存文、集釋、按語四部份，基本涵蓋了宋氏提出的特點。當然，宋文亦用很大篇幅介紹了金石著作體例情況，這部份內容基本借鑑了朱劍心《金石學》。
[34]（清）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20653頁。
[35]（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六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57頁。
[36]（清）李遇孫《金石學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2415頁。
[37]（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38]（清）王昶《湖海詩傳》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5頁。
[39]程渤《清代雙鉤寫法研究》，《美術學報》，2014年第5期。
[40]（清）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考略》，雍正七年（1729）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41]（清）翁方綱纂、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42]趙成傑《<金石萃編>引書考》，《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七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226頁。
[43]《金石萃編》中僅有王昶按語的石刻材料一般以佛塔銘和造像記為主，這部份資料佔到三分之一強。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子项目“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卷”（项目编号：18ZDA246）阶段性成果。
相关链接：
赵成杰：《金石萃编》校订考——以罗振玉、罗尔纲、魏锡曾为中心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11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成杰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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