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芃丨古代字书中的阙字避讳

古代字书中的阙字避讳

苏 芃

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海金山亭林镇顾野王塑像，摄于2019年9月18日）

避讳，是我国固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至迟于西周时期已经出现，秦汉以降，日渐严格。避讳方式多样，最常见的是同训改字，即用意义相关的字来替代，如汉文帝名“恒”，古书中便将月神“恒娥”改成“常娥”，或写作“嫦娥”。又如缺笔避讳，将涉及名讳的字缺写笔划，这种方式主要出现在隋唐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如为避康熙皇帝玄烨之讳，遇到“玄”以及相关构件的字“弦”、“眩”、“舷”等，都省写末笔的点画。除此以外，还有变换读音、减省偏旁、空字不书等方式。

一、古代字书避讳举例

古代字书是以字为单位，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字典，是读书人学习与阅读的必备工具书。字书的避讳，东汉许慎撰作的《说文解字》已有出现。该书中“祜”、“庄”、“秀”、“炟”、“肈”五个字因为触及东汉皇帝的名讳，都不作任何解释，只注明“上讳”。从次序编排看，收在每个部首字下，如“秀”在禾部，因关涉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就将其列置禾部“禾”字后面，领起禾部其他字。（见图1）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将此类现象归纳为“凡上讳皆在首，以尊君也，故不复解其义”，即所谓“上讳居首”。此外，后世的字书还多存缺笔避讳之例，如唐代字书“世”、“民”等字缺笔，宋代字书“匡”、“胤”等字缺笔。

图1  《说文》“上讳居首”（陈昌治刻本） 

然而，字书中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避讳方式——阙字避讳，即编纂字书时，因某些汉字涉及尊长名讳，字头便不收录该字，释义中出现该字之处，也用其它文字替代处理，以至于整部字书中完全规避某字，这个现象目前最早见于梁代字书《玉篇》。

二、《玉篇》阙字避讳现象之发现

南朝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楷书字典，是继《说文解字》后又一部重要的字书。作为字典，由于要不断满足实用性的需求，历代屡遭删削修订。唐高宗上元之末，孙强对《玉篇》进行了增字减注工作，即增加字头、删节释义。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又奉诏重修，定名《大广益会玉篇》，其中书证引文删减殆尽。清末民初，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先后在日本发现并覆刻或辑印了一系列《玉篇》古写本残卷，从编纂体例看，这些残卷和后世《经籍籑诂》、《故训汇纂》较为相似，汇集大量故训资料展开释义，并且保留了大量顾野王案语，因而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残卷承袭的底本是孙强增字减注前的《玉篇》原本，将其称为“原本《玉篇》”。

原本《玉篇》现存7个残卷，散藏于日本多家公私机构，其中“卷第廿七”糸部共收字392个，这部分写卷完整无缺。然而经过检覈发现，糸部下“统”、“纲”二字皆未收录。由于《玉篇》糸部收字和《说文》有一定的承袭关系，《说文》糸部共收字248个，重文31个，其中大部分见诸原本《玉篇》糸部，甚至连排列次序也极其接近，因此可用原本《玉篇》糸部和《说文》糸部进行对比研究。 

《说文》糸部“统”字连同前后5个字按字头次序排列为：综、绺、纬、緷、缋、统、纪、襁、颣、绐、纳（见图2）。而原本《玉篇》糸部的对应部分是：综、绺、缋、纬、緷、纪、襁、颣、绐、纳，相比《说文》唯独当中少了一个“统”字（见图3）。

图2 《说文》“统”字前后文字（陈昌治刻本） 

图3 《玉篇》残卷对应文字

    《说文》糸部“纲”字连同前后5个字按字头次序排列为：緃、紃、緟、纕、纗、纲、縜、綅、缕、线、䋉（见图4）。而原本《玉篇》糸部的对应部分是：緃、紃、緟、纕、纗、縜、綅、䋉、缕、线，相比《说文》唯独当中少了一个“纲”字（见图5）。

图4《说文》“纲”字前后文字（陈昌治刻本）

图5 《玉篇》残卷对应文字

中唐时期，日本僧人空海曾来我国长安求取佛法，回国后根据《玉篇》编纂出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该书流传至今，其中的糸部里也未收“统”、“纲”二字。另外，北宋时期编成的《大广益会玉篇》，这两个字在与《说文》对应的位置上也未出现，而是增补在了糸部后面的新增字里，这些现象可从侧面反映出《玉篇》残卷不收“统”、“纲”并非一时抄写疏漏。

“统”、“纲”都是常见字，在官方编纂的字典中为何会不收？这显然是《玉篇》编者有意为之，究其原因，应该是避梁代萧统、萧纲名讳而致。根据《大广益会玉篇序》可知，《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成书之初上呈太子萧纲，而萧统在萧纲之前被立为太子，未能即位就去世了，因此“统”、“纲”皆是避太子名讳。（详参拙文《原本〈玉篇〉避讳字“统”“纲”发微》，《辞书研究》2011年第1期）

原本《玉篇》虽已残缺不全，但日本空海参照《玉篇》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完整存世，查检《篆隶万象名义》，页部“顺”字、水部“衍”字亦未收，当是避萧顺之（梁武帝萧衍之父）、萧衍名讳，承袭《玉篇》而来。

同时，在原本《玉篇》其他释义之处，遇到“顺”、“纲”、“刚”等常用字，全作同训改字的替换处理，如将“顺”字改作“从”，将“纲”字改作“维”、“紘”、“绳”，将“刚”字改作“坚”（“刚”是嫌名避讳，即避“纲”的同音字）。

以上诸种迹象表明：在整部字书中，要避免涉及梁代帝王、太子名讳的文字出现，这便是字书编纂中的“阙字避讳”。相比《说文》的“上讳居首”与唐宋字书的缺笔避讳，这种处理方式显得更为严格，意味着凡涉君主名讳的汉字将在字书中彻底消失，相当于把它们从汉字字库中删除了。

三、余论

字书中的阙字避讳，后世较为少见，但也偶有出现。如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说》无‘益’字。”《字说》是北宋王安石编纂的一部说解汉字义理的字书，盛行于当时，现已亡佚，据陆游所述，可知其中亦存在阙字避讳的现象。另据冯先思先生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金代字书《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元刊本卷十心部不收“恭”字，当是避金显宗完颜允恭之讳而致，后人翻刻不察，亦未补入。（详参氏著《金代避讳补考》，未刊稿）

自古以来，字书大都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是读书人研习经典的重要依据，也是文字使用的规范准则。字书的阙字避讳，本质是从文字识读与使用的角度，宣扬与强化尊卑秩序，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可为避讳研究提供一类新的例证。《玉篇》中如此严格的阙字避讳，也是南朝时期重视礼制的显著表现，值得重视。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5日A5版（历史学版），略有删节，此是原稿。

补记：

关于《玉篇》残卷避太子讳，结合《大广益会玉篇》所保留的顾野王《上呈玉篇启》来看，对当时统治者称颂有加，《玉篇》编纂的年代虽有争议，但绝不会是萧纲在位的三年里，且糸部全存，又不避“绎”“栋”等字，可知也不会在萧纲之后。因此，《大广益会玉篇》记载《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梁书·萧子显传》记载《玉篇》奉萧纲之命编纂都是可信的，此时萧纲正是太子，而萧统是已故太子。

关于字书避讳阙字问题，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文献就是《玉篇》残卷，但这个制度可能更早就存在了。《三国志·孙权传》记载了因避太子名讳改地名的举措：“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立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三国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所载孙休诏书，记述为了便于避讳，给皇子取名时造了一组毫无关联的新字，并且拟定读音，“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抄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在古人观念里文字是神圣的，是圣人造作，所以裴松之认为这是“造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大有淆乱文字之嫌。然而参照避太子名讳以及字书阙字等制度，这一举措看似滑稽，其实意味深远。从前揭避“孙和”讳改地名来看，吴国这方面制度谨严，那么皇子一旦成为太子，其名讳用字就成了禁脔，如果是常用字，会给文字使用带来诸多烦扰，孙休索性另造怪字给皇子取名，以解决将来因避太子讳可能带来的桡乱，这是防患未然。顾野王是两百多年后的吴地人，之所以在编纂的字书中遇太子名讳阙字不收，或许也是有所继承，并非首创。

以上谨作两点补充申说。有关本文的写作，可回溯到2008年春夏之交，我先是偶然发现了《玉篇》残卷中存在避梁讳“统”“纲”的现象，进一步旁稽查证，“衍”“顺”两字也避。后来读吕浩先生《〈篆隶万象名义〉研究》，发现他已考证了《玉篇》中避“顺”的问题，并且指出《篆隶万象名义》亦有承袭，这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发现与认识。于是写了一篇《原本〈玉篇〉避讳字“统”“纲”发微》揭示了这一现象，指出这是古书中避太子名讳的实例，投寄给《辞书研究》。审稿中编辑孙毕先生来信质疑关于避太子讳的论证，使我又作深入考察。其间还提交了南京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论坛，会上与真大成、刘君敬兄等多有讨论，文章最终刊在《辞书研究》2011年第1期。几年后，我在使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书材料时，发现亦有遇梁讳改字之处，经过梳理考证，又撰《玄应〈一切经音义〉暗引〈玉篇〉考——以梁讳改字现象为线索》一文，发表于《文史》2018年第4辑。时隔多年重新审视《玉篇》残卷的避讳问题，才意识到这还关乎字书的编纂体式，适逢《中国社会科学报》约稿，因此另立视角写了本文。今日来看，《玉篇》中的梁讳现象可以启迪许多重要问题，我这也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吧。

近日，上海金山区举办了纪念顾野王诞辰1500周年的活动，金山亭林是顾野王晚年生活的地方，因我多年来对《玉篇》的关注，有幸受邀参加。当站在新落成的顾公广场，凝视顾野王雕像时，自己不禁感慨十多年来与他的某种因缘，这种时空苍莽中的交错与纚属，是当初在汉口路万象书坊第一次翻开《原本玉篇残卷》那个傍晚无法想见的。

许慎说：“盖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201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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