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0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0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孙显斌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70后/80后？学位，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名称和职称，从业时间，代表作，其他相关内容。照片一张）

   孙显斌，1975年生，哈尔滨人。2011年取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学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工作至今，2020年任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典籍数字化和科学技术史。联合主编“中国科技典籍选刊”，合作整理《王祯农书》《物理小识》，出版《<汉书>颜师古注研究》，发表《古籍引书目录浅说》《东汉之前的道书叙录》《<七略><别录>编撰考》《古籍数据库化工作浅谈》《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等论文。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是一名理科生，本科学的是计算机软件专业，转行学古典文献经历了一段历程，也算阴差阳错。我爱好文学尤其是古诗，从小就喜欢古诗，乐于背诵，小学的时候每次语文课本发下来就先把一学期的四首诗背下来，可惜没人指导，否则那个时候记忆力好，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应该不在话下。我小学的时候用一堂课的时间就把π从22位以后到100位背下来，现在还能背。从小我就参加数学竞赛，小学的时候得过全市理科竞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一等奖。本来想长大后做一个数学家，可是到了高中发现自己数学上没有天赋。高三报志愿，这下子考什么专业成了问题，想起初中的时候曾在少年宫搞过一阵子计算机竞赛，那时候挺痴迷编程，虽然用的就是LASER和中华学习机，大概还是8086之前，后来才出来286，电脑里只有固化的BASIC程序，除了编程，啥都做不了。感觉可能对计算机有些兴趣，正好大家说学计算机好找工作，于是就决定报考计算机专业。95年的时候清华在黑龙江省计算机专业就招两个人，但是北大招六个，相对来说把握更大些。因为喜欢文学，当时也觉得上北大好，因为北大有文科，另外那一年清华本科还是五年，比北大长一年。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书，假期总去新华书店看书，也喜欢买书，可是没啥钱。因为喜欢书，二表还报了北京印刷学院。上了北大以后，慢慢觉得自己不喜欢编程，总是去听外系讲座，记得第一次知道有古典文献专业是因为去参加中文系新年的师生座谈会，那时候是分专业进行的，知道了有文献学这个专业。

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大唐、华为从事移动通信工作，感觉这不是我喜欢的生活，就准备考研，最初因为喜欢书觉得可以考图书馆系，但是因为非常喜欢古文，知道有古典文献这个专业，理解就是读古书的专业，觉得考这个比较好。2003年6月北京非典解封后我就回北京准备考研了。因为北大中文系不公布历年考题，也没有考试范围，还要考大综合，复习比较麻烦，尤其是对我这种不是中文科班出身的。还好有一个北大中文论坛，上面有考研版，在上面有一些大家回忆版的历年考题，我还做过一个文献学专业的历年考题整理，包括当时向古文献学师兄咨询考研时给我的一些历年考题。考下来还比较幸运，专业课成绩还可以，就是英语没过线，董洪利老师帮我申请了破格，那年考试上来的就是我，还有古代文学调剂过来的小林，另外三个是本校保送的。考这个专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专业好，不限方向，就是读古书的学问，现在看误打误撞，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毕业后又从事古籍工作，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在高校工作，所以一直读到博士，这是成为一位高校老师的必要条件。但是这时候高校的教职已经是热门岗位，很难找，我毕业的那年北京没有高校招聘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当然有古典文献专业的高校相对要少些。科学史所图书馆招人，于是就来了这里，干了图书馆的工作，把研究所的方向和自己学的专业结合起来，就开始做科技典籍的整理工作，目前也只是开了个头。在北大我们把古代文学、汉语史（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合称为三古专业，三古专业有个特权，就是博士期间不用学二外。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中国古典学”，这个是从西方学过来的，中国自己本来叫国学，但是这个词用得太泛。在西方，古典学特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问，那是西方文明重要的源头。如果按照“轴心文明”的理论，相应地应该有印度、中国、西亚古典学。古典学的说法有个好处，就是文史哲、艺术考古不分家，做综合性的认知和研究，这可能启发了现在西方流行的区域研究（比如海外中国学），当然除了整体性认知以外，区域研究中社会科学化是另一重要起源。这样说，文献学是中国古典学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从事中国古典研究需要有文献学的修养和训练。

古典研究不像研究当代社会，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研，而只能依靠历史的遗存，所有的历史遗存依据载体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文物和遗址、文献、图画与图像、口头流传史料（比如口传史诗），这些遗存中文献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字，能够记录语言，可以直接记录人的思想和观念，表达意义比较直接和丰富，而文物、图像的表现大都是间接的，口传史料的构成层次又比文献复杂得多，不好断代，数量也少。另一方面其他三种遗存都可以用文献的方式再记录。所以说掌握阅读古文献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里说一个听到的掌故，很有启发性。陈平原老师的课上说80年代王瑶先生讲南大程千帆先生门下以后会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因为程先生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修养比较全面，在文学研究、文艺理论（比如写了《文论十笺》）、文献学（比如和徐有富老师合写了《校雠广义》）三个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对学生的训练也是如此，可谓“三管齐下”。我想推广开来，可能各学科都应该如此吧，在做具体的学科研究同时，要注重材料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献学就是学科材料研究最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各个学科也都有自己的专科文献研究，比如中医文献、技术文献、书法文献研究等等。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在北大学的是古典文献学专业，作为建国后国内建立的第一个古文献学专业，是文史哲三个系共同倡导的，因为考虑到要有比较好的古代汉语基础，就挂靠在中文系下面，但是整个专业不偏一类的文献，有的老师做文学文献，如《全宋诗》，有的老师做哲学文献，比如《儒藏》，有的老师做历史文献，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我自己觉得古文献学能体现一种读古书的趣味，各种文献我都感兴趣，现在开始也研究一点儿科技文献。而具体的文献学研究方向，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是目录学，因为看目录能知道古代都有哪些书，目录里包括各种书，很丰富。比如我自己做汉代目录学的研究，《七略》《别录》《汉书艺文志》，我硕士做的汉志中的道书，就是后来发的《东汉之前的道书叙录》，本来我想博士期间继续下去，就做整个汉志的研究，但是老师们担心汉志剩义无多，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定论。所以就改成“《汉书》颜师古注研究”的题目。不过，目录学方面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在研究汉志的时候梳理过几个问题，后来写成《<七略><别录>编撰考》等几篇文章，我倾向认为《七略》修成在《别录》之前，《别录》中的绝大多数叙录都是刘向撰写的，但也有他死后刘歆撰写，刘歆在结束校书活动后撰《七略》奏上，同时按照《七略》把各书前的叙录编成《别录》，《别录》又称为《七略别录》正因如此。《七略》的“略”字正像章太炎所说为畛域之意，这里取其分类的意思，并非简略之义。一段时间以来目录学成为文献学的冷门，少有学者在这方面用力，最近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年轻学者，推动了目录学的研究，不由眼前一亮。

由于我本科学过计算机，所以在北大上学期间跟着中文系李铎老师做了一些古籍数字化的项目，例如“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资治通鉴》分析平台”等，对古籍数字化有一些工程经验，写了《古籍数据库化工作浅谈》。来到科学史所后，真正动手整理科技典籍，引发了自己的一点儿思考，写了《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在这篇文章的思考部分主要提出对现在通行的“定本式整理”的思考，这种方式仅考虑到校勘学“回归作者”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典籍在流传中都是以一个具体的本子在传播的（这点桥本秀美老师早就指出）。而且往往是一个通行本，不是什么善本，这就解释了我们看到有些古人笔记引文往往和我今天所见整理本不同的情况，所以如果考察典籍文本的流传情况，这时各个本子的异文就都有价值，给我们学术古籍整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我们讲文献的抄写刊印等等，其实技术史中应该有一个“文献技术史”，而文献技术系统如何影响典籍文本的流传和变动，是个有趣的问题。正是从技术史角度来看，我用以前考察《汉书》写本的例子简单探讨了这一问题，发了《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这个问题是我从理科转过来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博士中期考试我还写了一篇思考的文章，老师们劝我别思考这么大的问题，经验不多，对这一行的理解不够。的确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随着对这个学科有更深的了解，自己的想法也不断在变。一般情况下，一个学科的成立相对其他学科除了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或属性外，还要有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我们通常使用的“某某学”中的“学”很多时候并不是指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比如“红学”实际上就是《红楼梦》研究，它并不独立在文学之外，因为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超越文学范畴。应该说古文献学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古文献研究”，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文献学的研究本体是文献，是上面提到的四种史料之一种，既然文物有考古学，图像有艺术史，口头史料有人类民俗学，那么文献也应该有自己的学科古文献学。并且这几个学科在史料本体的研究上都是古典研究的基础学科或者说工具学科。但这不意味着古文献学仅是一个工具，因为它有自己的本体就是古文献，这是文史哲诸学科不研究的，与考古学可以做一个参照，考古学对待材料系年上借鉴了地质学的地层学方法以及人类民俗学的类型学方法，建构起自己的材料分析理论体系，在其上面又发展“阅读过去”的解释理论体系。实际上就像现在有些学者提倡的“古书之为物”，古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物，即有字的文物，我们不能因为关注它的内容，就忽略了文献的物质形态。而除了古文献学，文史哲诸学科完全不关注这一点，它们只关心文献的内容，有时候考古学还更关心一些。但是文献毕竟最重要的是它记录下来的丰富文字内容，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只有物质形态的文物。

分析文献的本体，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构成层次，文献是其内容信息和物质形式的统一体，物质形式又分为记录符号、记录方式以及载体形式；一个是文献的整个生命过程，包括文献的生产、传播、整理和利用的过程。这样纵横交错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分析的文献本体诸问题的矩阵，如下图：

图1   古文献学的学科分支

古文献学学科由理论、历史及其学科分支三部分构成。其中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对文献构成的静态层次和生命过程的动态层次的认识，相应地，古文献学的基本任务则是研究古文献的本体及其发展、整理和利用。古文献学的历史研究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古文献的发展史，这包括古文献的物质文化史、出版史、阅读史、典藏史等方面；其次是古文献研究的发展史。以上是我一点儿不成熟的思考，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我的论文《古文献学学科体系初探》，这篇文章从上学开始写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去年我分别在社科院首届历史理论论坛和北京大学古文献学新生代论坛做了报告，会议论文集里也收了全文。

5.  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对有志于从事古籍编目和保护工作的研究生，您有什么建议？

文献专业的六大专业课我们常称之为文献六艺：即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前三项即传统学问中的小学，这是阅读古文献的基础之基础，在现代学科体系下一般划归汉语史，好像不属于古文献学，其实想想也不尽然。我们这里的文字音韵训诂，是一种文献语言学，它与现代语言还是有不同的，主要就是现在没人再说这种语言了，我们只能从文献里去研究。这其实和西方的语文学（philology）是相似的，北大的古文字学曾长期在古文献专业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目录版本校勘则是古文献学核心的核心。以上就是最基本的文献学理论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践操练，首先，不能只读“文选”，要读全书，不能只读现代整理注释，要读古书古注。经学研究里有“一经深入通众经”之说，是很有道理的。我硕士面试的时候，董洪利老师就说你是转专业的，专业课考得还不错，你读过什么原典呀，我说我看的都是教科书，没通读过原典，董老师说那可不行，以后要老老实实读原典。现在想来这是不刊之论、肺腑之言。无论文学、历史、哲学，一种原典读通读透了，再看其他书就轻松多了，有时候还有相互贯通的感觉，正是勤者千虑必有一得。实践还包括其他方方面面，比如古籍编目用到的版本鉴定功夫，就要多看实物多思考，这个在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正是近水楼台，北大古籍部沈乃文老师和我说，你想研究古籍，你得和它相处，就像夫妻过日子一样，不朝夕相处很多经验得不来。而古籍保护就是纸质文物保护，需要用到很多科技的东西，可能跨学科培养比较好。

既然提到工作，我就多说两句，从事古籍研究是个很清贫的职业，唯一能支撑你的就是你的兴趣，但是有时候形势比人强，也不要太勉强。如果家境富裕，又感兴趣，那学这个正好，如果家庭条件一般，当个兴趣爱好也挺好，不是人人都能做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至少我现在已经放弃很多挣扎了。

6.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现在古文献学还是在蓬勃发展的，虽然研究良莠不齐。这种发展同时体现在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总结。工作和学习中，我很喜欢《论语》里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是一对辩证统一体。没有很扎实的古籍整理研究实践（学），整天思考（思）是不行的，同时传统的古文献学太工具化，在实践方面肯用力，缺乏理论总结的意识。没有理论的总结，就没办法把积累的经验快速传授给别人，让别人少走弯路，往往造成每个人都把弯路走一遍，学科知识的积累就没有效率。写文章说要以小见大，就是要通过典型案例推出一般的答案，如果我们的研究正好是个典型案例，那是幸运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做多了，慢慢发现一般的东西，把它提炼出来，分享给大家，用大家的案例实践去检验，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绝大多数都是成立的，那就是一个好的理论总结，它必须符合大量实践的检验。这样看，也是一种近代以来实验科学的方法了，只是人文研究面对的是复杂系统，影响因素和变量都太多，符合绝大多数情况就是一个好的理论总结了。但是和科学研究一样，我们不能放过例外，拿例外来研究，能获得更多的启发，能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都觉得自然科学很伟大，的确，但是目前自然科学最擅长的还是简单系统和有限变量，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还很初步。比如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运作，有得有失。人文研究要有理论意识，但永远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一个几乎无限变量的复杂系统，理论总结不等于简单化、抽象化，更重要的是背后的问题意识，下结论也不要那么绝对。

未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还会继续发展，我是比较乐观的，古文献学说不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学古文献学，实践是老师们会一再强调的，我们自己要注意思考这方面。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古文献除了耳熟能详的目录版本校勘，经常说到的还有辑佚和辨伪。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家就对辨伪进行了反思，包括郑良树、李学勤、李零等诸位先生，李零老师直接说与其说是辨伪不如说是古书年代学，这就是突破传统的认识，是新的理论总结。当然如果一部书是层累地构成的，那么还要先划分每个部分，再确定每个部分的年代。这里面就还有一个古书编撰和形成的问题。而辑佚除了利用引书目录，实际上是一个再编撰的问题，这种复原要考察原书的体例，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要自己定立新体例，这样才能达到辑而不乱。上面说的这些构成层次、古书体例的问题可以都归结为古书编撰的问题。我们现在深入分析一些古书，尤其是集注、类书的知识来源，其实也是一个编撰问题，不过一般叫它史源学研究。我们既然说是古文献，古就是说它是历时形成的。历时性带来了语言理解的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古书形成和传播之中的层累构成。这类问题如果都归到一个新的分支古籍编撰学中来，我想这会是一个今后非常活跃的发展方向。理论总结不仅包括认识，更重要的是方法，比如我们要断定年代，要离析文本的构成层次，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实践，给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给出一个工具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我推荐大家好好读、反复读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余先生命名自己的书斋为“读已见书斋”，充分体现了他不好奇猎异，踏实读书，勤于思考的一代学风，是我们的榜样。另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说中国古典学相当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那么西方也有自己的文献学，西方学者善于理论总结和思考，这方面可以反复读复旦苏杰老师翻译的几本书，如《西方校勘学论著选》《分析书志学纲要》等。我自己看了一点儿，但是受启发极大。青年学者应该向苏杰老师学习，把更多的西方文献学名著翻译过来，推动我们古文献学科的发展。胡适在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拉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序幕。我们现在看前人一百年前提出的主张，今天不但不过时，恰恰再精彩不过，正当其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7.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为了回答这限定一种的必读书，我在前面把我想说的其他书都先说了，如果说是必读书，对于大多数喜欢古文献学的本科生和本科不是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打好文献学基础是最重要的，可以读董洪利老师主编的《古典文献学基础》，里面讲了古文献学的学科构架和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和辨伪，也是北大开这些专业课老师的集体成果。我自己没读过，因为出版的时候我都快毕业了，我自己读过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也是言简意赅，值得推荐。

专栏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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