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曦丨黄宗羲《授书随笔》考实
黄宗羲《授书随笔》考实
江 曦
内容摘要：《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国家图书馆藏题为“黄宗羲辑”的《授书随笔》，实为方中履的《古今释疑》。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力辟黄宗羲授阎若璩《尚书》并撰成《授书随笔》之说，认为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说的《授书随笔》当为误传，黄宗羲根本未撰写过此书。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引用《授书随笔》十则，为黄宗羲确曾撰有此书之铁证。梁启超称《授书随笔》为辨伪《古文尚书》之作，乃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先导。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所引十则，为对《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胤征》《仲虺之诰》诸篇义理之阐发，《大禹谟》《胤征》《仲虺之诰》皆在伪古文二十五篇之内，其中又有为伪古文辩护之语，则其非辨伪《古文尚书》之作。
关键词：黄宗羲 《授书随笔》 阎若璩 《尚书》
黄宗羲《授书随笔》，梁启超称其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先导，“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1]，而钱穆认为黄宗羲未曾撰写过此书（其说详下）。黄宗羲是否撰写过《授书随笔》，其内容如何，讫无定论。解决这一问题，于黄宗羲研究和《古文尚书》辨伪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引用《授书随笔》十则，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一、《授书随笔》之著录与伪本
《授书随笔》一书，最早著录于朱彝尊《经义考》，题“《书经笔授》二卷”，注云“存”。《〔雍正〕浙江通志·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则作“《书经笔授》三卷”。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作“《授书随笔》一卷”，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史稿·黄宗羲传》同。《授书随笔》与《书经笔授》当为一书，卷数则有一卷、二卷、三卷之异。
《授书随笔》虽见于著录，但今未见传本。台北汉学中心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图”）藏有一部题为黄宗羲所撰的《授书随笔》十七卷，钞本，每卷题“姚江黄宗羲编辑”，卷首录黄宗羲门人万斯大所撰《黄氏世谱》一篇。此本旧藏张钧衡适园，《适园藏书志》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著录，题“黄宗羲撰”，提要云：“此书未见著录，自经史子集无不订定，颇与《日知录》相似。”[2]此本所钤“菦圃收藏”朱文印，即张钧衡之子张乃熊藏书印。民国三十年，张氏书售予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此书即其一，后又被运到台湾。余英时考订其非黄宗羲《授书随笔》，实为方中履《古今释疑》。“《授书随笔》之名，当是书贾妄改，假梨洲之名以索善价也”[3]。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此本时，采纳了余英时的意见，将其定为方中履的《古今释疑》[4]。
此本为方中履之《古今释疑》，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张寿镛已有定论。《中国古籍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国家图书馆藏题为“黄宗羲辑”的《授书随笔》十七卷抄本，中有张寿镛题识，其云：“此即桐城方中履所著《古今释疑》也。昔岁余与张冷僧访适园，见有《授书随笔》，题黄梨洲著。梨洲固有此书，余记忆卷数甚少，何以有十七卷？卷首此钞有门人万斯大述，必梨洲作。冷僧遂慨然任钞，余极喜。比钞毕，告余云，中有‘履按’字样，甚为可怪，恐坊间冒梨洲之名耳。一日，余于沪上访得方氏《古今释疑》，取以校对，果无异也。爰告冷僧，相视一笑。《古今释疑》得此佳钞，岂方氏及料耶。甲申秋约园。”[5]甲申为1941年，冷僧为张宗祥。则此本为张宗祥钞录，其所据者正是台图所藏的那部抄本。张寿镛将之与《古今释疑》对校，认定为方中履之书，乃书贾冒名作伪。此本前录万斯大《黄氏世谱》，凡例改“履少遭家国之难”之“履”为“羲”，每卷题黄宗羲之名，皆书贾所为。方中履《古今释疑》虽曾刊刻，但在乾隆时期被定为禁毁之书，流传甚尠，而黄宗羲《授书随笔》则仅见著录，无有传本，书贾如此作伪，难以被发现。《中国古籍总目》题此本为“黄宗羲辑”，仍沿旧误，当改正。
二、对黄宗羲撰《授书随笔》之怀疑
因为《授书随笔》仅见著录，未见传本，所以便有怀疑其为误传者，认为黄宗羲根本未曾撰著此书。钱穆最早提出此说，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力辟黄宗羲授阎若璩《尚书》并撰成《授书随笔》之说，认为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说的黄宗羲撰《授书随笔》当为误传，朱彝尊《经义考》所著录者“盖亦得之传闻”。钱氏列出六证：第一，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不著录《授书随笔》“著作年月”；第二，黄宗羲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撰写的序中，“无一语道及笔授《尚书》事”；第三，阎若璩《南雷黄氏哀词》“拜哭称弟子，亦不及授《书》一字”；第四，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引黄宗羲语，“不见有所谓授《书》者”；第五，《南雷文定三集》中，“载当时问学书夥矣，亦无潜邱问《书》事”；第六，阎若璩之子阎咏《先府君行述》未及授《书》事。至于全祖望何以误传此书，钱氏认为：
余疑潜邱《哀词》有云：“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翦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所谓“小子有书一卷”者，即指《古文疏证》；其翦讹乱，乃潜邱自诩翦昔人之讹乱也。岂当时乃误会文旨，谓梨洲有一卷书为潜邱悉翦《疏证》之讹乱乎？若果如是，以潜邱之矜才自负，决不肯坦白云尔矣。谢山去梨洲、潜邱不远，而已有此误传，何也？要之梨洲授《书》，与受业亭林同一不可信。[6]
钱氏推断全祖望之“误传”，或因其误会阎若璩《南雷黄氏哀词》“小子有书一卷”，是黄宗羲有书一卷被阎若璩用来纠正《尚书古文疏证》中的讹谬。
钱穆此说影响甚大，余英时、戴君仁、林庆彰等皆从之。余英时云：“钱宾四师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颇疑其书乃出误传，说盖是也。”[7]戴君仁曰：“又全谢山的《梨洲神道碑》谓《授书随笔》一卷，则阎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钱穆氏跋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附辨黄梨洲《授书随笔》，谓谢山弄错了，梨洲根本无此书，他的话大约是对的。”[8]林庆彰曰：“根据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似以黄氏另有《授书随笔》一书，惟清以来学者和目录书，皆未叙及，钱穆先生以为全氏误记，大抵可信。”[9]皆申钱穆之说，认为黄宗羲未曾撰《授书随笔》。
阎若璩是否曾向黄宗羲请教过《尚书》，今已难以考证。黄、阎二人之交游，可考者有二事：一是黄宗羲曾为阎氏尚未完成的《尚书古文疏证》撰序，二是黄氏卒后，阎若璩执弟子礼。但是，如钱穆所论，黄宗羲、阎若璩著述中皆未提及授《书》事，且《潜邱札记》《尚书古文疏证》中多有对黄宗羲不恭之语。《潜邱札记》引黄氏之语多直呼“黄宗羲曰”，其中有不少批评黄宗羲之词，如在《与刘颂眉书》中称“太冲之徒粗，此其一班”[10]，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嘲笑黄宗羲对伪《古文尚书》的观点前后不一，称其为“一人议论有先后互异，若南北背驰者”[11]。所以，钱穆怀疑黄宗羲未曾授《书》给阎若璩，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黄宗羲未授《尚书》给阎若璩，并不能说明他未曾撰写《授书随笔》。从著录来看，并非如林庆彰所说的《授书随笔》“清以来学者和目录书，皆未叙及”。如前所述，与黄宗羲同时代、且同为浙江人的朱彝尊（1629-1709）在其《经义考》中即已著录此书，且云“存”。《经义考》将所著录书分为存、佚、阙、未见四类，其所知见者注云“存”，不知存佚者注云“未见”。《授书随笔》注“存”而非“未见”，则朱彝尊虽不必见过，至少确信黄宗羲撰有此书。朱彝尊与黄宗羲有无交游，今不可考，但《曝书亭集》中有《黄征君寿序》一篇，乃朱彝尊受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所托，为黄宗羲八十寿辰所作。其云：“先生长予且二十年，予童稚时即知先生名……先生顾性好聚书，传钞不辍，则与先生有瓷芥之合。明年归矣，将访先生之居而借书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12]则朱彝尊仰慕黄宗羲，与其子黄百家有交游，其作《经义考》著录黄氏著述，仅“得之传闻”的可能性非常小。
全祖望不仅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说黄宗羲有《授书随笔》，还曾致书万经，谈论黄宗羲全集之编刻问题，其《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云：“以某固陋所见闻，其在经学，则有若《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春秋日食历》《四书私说》诸种；其在史学，则有若《待访录》《行朝录》《思旧录》《汰存录》《从政录》，以至《公历假如》《测望》诸种，其所未闻见者，尚应多有。”[13]全祖望非常推崇黄宗羲，曾继承黄宗羲未竟之事业，修订增补《宋元学案》，也不至于误传黄宗羲的著述。
三、以《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证黄宗羲曾撰《授书随笔》
虽然朱彝尊、全祖望是否见过《授书随笔》已不可考，但至少有一个人是肯定见过这部书的，此人便是万经。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人，万斯大之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据《清人著述总目》（未刊稿），万氏著有《辨志堂新辑易经集解》《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增补礼记集解》《前汉书随笔》《汉魏碑考》《分隶偶存》《澄碧堂诗稿》等，并与修《〔雍正〕宁波府志》。其事迹俱全祖望《提督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九沙万公神道碑铭》。
万经撰写的《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六卷，据其兄万言之序，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原有康熙二十八年刻本，今存者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西爽堂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科院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此书“折衷于《会编》《要旨》《经翼》，而以己意自为贯串，要使疏通畅达，以庶几不失古圣人立言之意”[14]。是书分为上下二栏，下栏全录蔡沈《书集传》，上栏则辑录诸家之说，包括“《注疏》《大全》《会选》洎宋元经解，近代则多采《日记》《要旨》《经翼》及《会编》四书”[15]，而清初著述，则录孙奇逢《书经近旨》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书引用了黄宗羲《授书随笔》十则。
万经在此书《例言》中说：“《尚书》有今古文之异，故先儒著撰特多，余家自兵燹数更，遗书散失。乙丑冬，谒南雷黄先生于姚江，始得借观宋元明经解数十家，更手示所著《授书随笔》一卷，其于人心道心之辨，关系千古学术不浅，今已谨录辑中。”[16]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万经时年二十六岁。
鄞县万氏与黄宗羲有四世之谊。黄宗羲在《万祖绳墓志铭》中说“余与万氏交四世矣……忽忽六十年”[17]。康熙十五至十九年（1676-1680），黄宗羲在鄞县讲学五年。万经之祖父万泰“与黄宗羲交谊甚厚，既是复社同道，又是抗清同志。他对黄氏父子的气节学问十分敬仰，曾多次率领子弟到黄竹浦拜访宗羲兄弟，请教学问”[18]。“在现存的南雷诗文集中，有黄宗羲为万泰、万斯年、万斯选、万斯大作的墓志铭，还有多篇为万氏祖孙著作所写的序跋、题辞及论学书、唱和诗。宗羲还将孙女嫁给了万斯年之孙万承勋”[19]。万经为万斯大之子，曾受过黄宗羲的教诲。全祖望为万经所撰《神道碑铭》云：“（万经）少随诸父读书，南雷黄子方移证人书院于鄞，申明蕺山之学，公择（万斯选）先生兄弟最称高座。公剑负侍于席末，豫闻格物传心之教。”[20]以万氏家族与黄宗羲之交谊，万经借观黄氏藏书，并得见《授书随笔》，当无可疑。
黄宗羲《瘦菴徐君墓志铭》云：“余客语溪，无山水之观，而瘦菴为其子筑屋读书……其子辕缙、甬上万公择，朝夕于斯。……乙丑之冬，公择语溪来，辕缙乞铭其父之幽石。”[21]。黄宗羲所云乙丑乃康熙二十四年。万公择乃万泰之五子、万经之伯父万斯选。万经《例言》所称谒见黄宗羲的时间恰为康熙二十四年冬，则万斯选拜访黄宗羲时，万经或随其伯父前往，其间得见《授书随笔》，并抄录入《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
四、《授书随笔》非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先导
关于《授书随笔》之内容，诸家多是揣测，并未能明言其具体情况。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只说此书“发前人所未发”；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说它是“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因之，说阎若璩向黄宗羲请教《尚书》，黄宗羲作答而有此书，仍未明言其具体内容。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始谓：“《授书随笔》一卷，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先导。”[22]明确了它的内容是考辨伪古文，且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受其启发而作。与梁启超同时的黄嗣艾亦主此说，其《南雷学案》云：“（百诗先生）年二十，请业于南雷公之门。南雷公披导榛芜，撰《授书随笔》一卷付之。先生始恍然得其症结所在，著《古文尚书疏证》，南雷公序之。”[23]其说至今亦有因之者，如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云：“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真伪过程中，毫无疑问是请教了黄宗羲的。黄宗羲有《授书随笔》1卷，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明言是‘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24]
如前所述，钱穆力证此说为非，虽然他认定黄宗羲未撰写《授书随笔》一书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授书随笔》非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先导这一点是正确的。刘起釪亦曾对梁启超此说产生过怀疑，其《尚书学史》云：
全祖望《梨洲神道碑》谓此系因“淮安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意谓阎氏之说出黄氏所授。其后清人亦有承此说者(如江藩、李元度等)，但全氏生在梨洲身后数十年，其撰此碑去黄、阎已远，而与黄、阎同时的朱彝尊所撰《经义考》并无此说，只著录梨洲有此书，接着录阎及姚际恒与钱煌三人书，但说此三人皆攻击古文，未言及黄，此为同时人的记载，显见阎之疑古文非由黄授。[25]
刘起釪根据《经义考》并未明言《授书随笔》之内容如何，而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古文尚书通论别伪例》、钱煌《壁经辨疑》三书后，明确指出“三家皆攻《古文尚书》者”，从而怀疑《授书随笔》并非为辨伪古文《尚书》而作。刘氏之推断甚为有理，但仅就《经义考》著录而生疑，仍无可靠的证据。
今观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所引十则，为对《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胤征》《仲虺之诰》诸篇义理之阐发，其中《大禹谟》《胤征》《仲虺之诰》皆在伪古文二十五篇之内。其中又有为伪古文辩护之语，如在万经所引“梨洲黄先生曰”第一则中（详见下文），黄宗羲认为吴澄《书纂言》按照文词难易把《尚书》分为两部分是不妥的，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中的《甘誓》《牧誓》《金縢》也文从字顺，不当以梅书二十五篇文词平易便定其为伪造。这一观点显然是与阎若璩相左的。所以，《授书随笔》不是为辨伪《古文尚书》而作，自然不是梁启超所说“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先导”。阎若璩子阎咏所撰《先府君行述》，谓“梨洲见《疏证》而奇之，叹曰：吾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26]，可见，黄宗羲对伪《古文尚书》虽有所怀疑，但至读阎书方彻底解开疑团。果如此，则黄宗羲非但不是阎若璩之“先导”，反而是受阎若璩的影响才疑伪古文。
梁启超之说盖源于全祖望“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之说，而全氏虽知黄宗羲有《授书随笔》，但他在黄宗羲卒后十馀年方出生，未必见过此书。因见黄氏曾给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撰序，有辨伪《古文尚书》之语，且阎若璩自称黄宗羲之弟子，故有此误欤？
五、《授书随笔》佚文辑录
《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以下简称“《集解》”）所引“梨洲黄先生曰”凡十则，当系黄宗羲《授书随笔》之佚文，其证有四：第一，从《集解》体例来看，全书分为上下二栏，下栏全录蔡沈《书集传》，上栏则分节辑录前人之说，然后串讲本节大意。其所辑录诸家之说，皆冠以书名或人名，书名多用简称，如“注疏”（《尚书注疏》）、“大全”（《尚书大全》）、“会选”（《书传会选》）、“日记”（《尚书日记》）、“近指”（《书经近指》）等；人名则加“某某曰”，多用字号，如“朱子曰”（朱熹）、“吴氏幼清曰”（吴澄）、“马氏贵与曰”（马端临）、“郝氏仲舆曰”（郝敬）、“朱氏长孺曰”（朱鹤龄）等。其中冠以“梨洲黄先生曰”者，即系黄宗羲之言，不称“黄氏梨洲曰”者，尊之也。第二，《集解》所引十则黄宗羲之言中的第一则，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亦曾引用“夫圣人之言”至“可为伪者哉”一段，称“黄太冲尝谓”，可证此确为黄宗羲（字太冲）之语。第三，上引万经《集解》例言中明言黄宗羲曾“手示所著《授书随笔》一卷”，“今已谨录辑中”，说明《集解》中确实辑录有黄宗羲《授书随笔》。第四，《集解》所引“梨洲黄先生曰”十则，皆不见于收录黄宗羲著述最全的《黄宗羲全集》[27]，且除了《授书随笔》外，未见黄宗羲有其他《尚书》类著述。
《授书随笔》今已亡佚，万经《集解》亦传本颇罕，国内仅见二家图书馆有藏，故辑录其佚文，补《黄宗羲全集》之阙，以期为研究黄宗羲者提供新材料。
吴草庐分伏书二十八篇为一集，梅书二十五篇为一集，以其文词不同。夫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义理无疵则文词不害其为异也。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即以文词论之，伏书之《甘誓》《牧誓》《金縢》诸篇，又何尝不文从字顺也？故知梅书真妄错见，不可该以一例，在读者辨之而已。
按，此段为总论所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夫圣人之言”至“可为伪者哉”一段。
舜受终文祖，禹受命神宗，于此可见上古郊庙之制。舜有天下而仍尧之祖庙，禹有天下而仍舜之祖庙，如今之历代帝王庙也。至于私亲则另设宗庙，以承祭祀，两者未尝合一，并行不悖。故舜之所郊者尧也，而私宗则瞽瞍；禹之所郊者舜也，而私宗则鲧。若如后儒所言，有虞氏禘黄帝则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则舜有无父之嫌；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则夏后氏有僭上之非。自两庙不分，于是司马迁遂傅会尧舜禹汤同出一祖，而婚姻授受无不乱矣。
按，此段为《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节引。《史记·五帝本纪》以为尧舜禹汤之祖皆黄帝，黄宗羲以为此乃司马迁之附会，这是由于司马迁于郊庙、宗庙不分造成的。
五刑之目，因五教而有也。一曰不亲之刑，二曰不义之刑，三曰不序之刑，四曰不别之刑，五曰不信之刑。《孝经》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不亲之刑也。后儒因《吕刑》之文，遂以墨劓剕宫用为五刑。夫此五虐之刑，有苗所作，唐虞有此，不是格有苗，乃为有苗格矣，岂可通乎？流宥五刑者，举其至重至轻者言也。五刑之中，重者至于流，轻者至于宥，虽贼刑亦不过流之而已。当时怙终者宁有甚于共、驩、苗、鲧，而流、放、窜、殛，总皆流也。或曰殛似乎杀，曰殛苟是杀，则肆于市朝不当言殛之于羽山矣。孔子言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后去杀，以尧舜相继为治，不啻善人。斯时也，宇宙间尚不免有刀锯血肉之祸，吾不信也。
按，此段为《舜典》“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节引。“五刑”，伪孔传、蔡沈《书集传》皆以《吕刑》墨、劓、剕、宫、大辟当之，黄氏以为《吕刑》之五刑，乃五虐之刑，为有苗所作，唐虞之世，不当有之。乃以《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中的亲、义、序、别、信当之，以为不守此五教者所受之刑为五刑。
太虚中只此一气流行，生生不息，而为人为物，至于成质，生生不息之机，乹知大始，非至善乎？所谓形而上者也。成质而为人物，坤初六之阴始凝，所谓形而下者也。人得此气以生，其形而上者，与天相通，则是道心也。其形而下者，不过在此血肉之间，则是人心也。人能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守之不失，则发而中节，无往而非人心，小人之下达也。心只是一个心，离此血肉之间以求生生之机，不可得。犹之夫天离此流行者以求生生之易，亦不可得也。故以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截然分为二者固非，而气质与义理所以合处，亦不宜笼统言之耳。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好恶与人相近者几希，学脉正在微处。微与粗相对，粗则易于夹杂，微则其间不容一毫渗漏。圣贤相传，只此些子，不是以其难见而曰微也。
不知离却人心，无所为道心，而必欲二之，则动于血肉者，反是其所固有。而义理之心，反从勉强而得，未有不流于义外者。
人心道心，无如孟子分得最亲切。口目耳鼻四肢，此人心也，有生而具，故曰性。然滞于血气，则是形而下者，属于阴阳五行为之命，君子不以此认作性也。仁义礼知天道，此道心也，即在此血气中，故曰命。然形而上须求之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始见此性，不于血气中认取，不谓命也。
按，此为《大禹谟》“人心惟危”节引。此即万经所说的黄宗羲“人心道心之辨”。黄宗羲关于人心道心之说，散见于《孟子师说》《南雷文定》等著述之中，未有如此处集中阐述者。黄氏于此谈人心道心之精义，而《尚书古文疏证序》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为理学之蠹甚矣”，亦证《授书随笔》非阎若璩书之先导。
“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数语，圣人好生之心，宛然如画。犹幸此意留之后世，法家苟不至于甚残忍者，亦多为可出之途，求以生人，是圣人之泽至今未竭也。世儒必以有罪者免，则奸民之犯法者益众，不宜事于姑息。不知此非姑息也。古之圣王，不恃法而恃此法外之意。尧舜之世，五刑之前有五教一段工夫，黎民敏德，苟有罪而不刑，则感于上者愈深，而自不忍犯，不宜以东汉因赦杀人之事概之尧舜之民也。
按，此段《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节引。《南雷文定五集》卷三《姜定庵先生小传》称赞姜希辙上书主张薄刑慎罚后评曰：“《书》曰‘罪疑惟轻’，曰‘宁失不经’，蔡传谓‘二者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法’，先儒以为即此一言，蔡传可废。先生之言，岂蔡氏所敢望哉。”[28]与此意同。
有苗之格，全在班师振旅处，彼以为天子兵威何难加于我，忽然班师而去，置我于度外，其德量真不可测，乃始感动以受戎索耳。
按，此段《大禹谟》“三旬苗民逆命”节引。黄氏此说与伪孔传、蔡沈《书集传》同。
太虚中生生之气即是和气。故人之耳目好恶，皆自太虚中来。既自太虚中来，则人之聪明明威，即天之聪明明威也。若说天寄于人，便不知所从来矣。或曰气何以有知？曰由气而后有人。气无知，则人亦不应有知；人有知，则气之有知可知也。盖无不能生有，不可因其不可见闻而遂谓之无。横渠《太和篇》深得此意。
按，此段《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节引。黄氏此处所言“太虚”“气”等，与其《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太极图讲义》所论相同。
《左传》称羿因夏民代夏政，盖太康既失河北，则羿以方伯代夏政耳。其河南尚所未及，胤侯掌六师，其为河南之方伯焉。
按，此段《胤征》首节下引。黄氏此说，盖据《五子之歌》语。《五子之歌》“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疏云：“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入国，遂废太康耳。”[29]
吴氏疑有脱误，盖因错解爽为明，而言有商受命，昭明其众庶，故与下文不续。经义固不然也。爽，失也。夏王矫诬布命，帝不以为善，使商受命，以丧失夏师，与殷之未丧师同，则上下原自贯通。
按，此段《仲虺之诰》“夏王有罪”节引。吴氏当为吴棫，此语或出其《书裨传》。《书裨传》已不传，蔡沈《书集传》引曰：“‘用爽厥师’续下文‘简贤附势’，意不相贯，疑有脱误。”[30]伪孔传、蔡传亦皆解“爽”为明，黄氏解“爽”为失，如此则上下贯通，似较伪孔传、蔡传为优。
先儒谓虺恐汤忧愧不已，作诰以解释其意。愚谓不然。夫汤之伐夏非耶，虺不闻诤之于前，而徒解释于后，是佞臣也。伐夏是耶，又何解释之有。盖汤之惭德，不为夏不当伐，自惭不能感化乎桀，以至于伐。此其心中不安处，乃来世之口实也。虺正恐天下来世疑汤之惭，惭在夏不当伐，故告天下所以作君之意。为民而立君，则民为本，君为末。末乱而本伤，自宜去末以存本，以明桀之不可不伐也。有汤之惭，以见圣人之造道无已；有虺之诰，以见天下非一人之私。
按，此段《仲虺之诰》末节引。《仲虺之诰》对商汤“惟有惭德”之解，伪孔传以为其“惭德不及古”[31]，蔡沈《书集传》以为“承尧舜禹授受之后，于心终有所不安”[32]。黄氏则以为商汤之惭，乃因“不能感化乎桀，以至于伐”，则较前人之说，更能体现商汤的“圣人之造道”。黄氏此处强调“民为本，君为末”“天下非一人之私”，与其《明夷待访录》“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是一致的。
综观上引十则佚文，知《授书随笔》当为黄宗羲讲授《尚书》之讲义。《南雷文定》卷四《答万充宗质疑书》即有“向讲《尚书》”之语。全祖望《书明夷待访录后》云：“征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什九。”[33]《授书随笔》即亡者之一也。
《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所引者仅涉《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胤征》《仲虺之诰》五篇，而于《周书》诸篇，皆未之及。《授书随笔》诸家著录有一卷、二卷、三卷之异，万经言所见者为“一卷”，不知是否完书。但既然其于黄宗羲家中见到该书，作者本人“手示所著”，所见似乎不当有缺，或黄氏《授书随笔》本非讲解全经欤？诸家著录《授书随笔》虽有卷数之异，而对其涉及《尚书》的哪些篇皆未明言，黄宗羲其他著述亦未之及。《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辑录“《注疏》《大全》《会选》洎宋元经解，近代则多采《日记》《要旨》《经翼》及《会编》四书”[34]，对诸书皆为选录，并非全抄，此十则盖亦为选录，非万氏所见《授书随笔》之全豹。此虽片言只语，弥足珍贵，可据以探究《授书随笔》的真实面貌。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八，民国五年（1916）刻本，第14页。
[3]余英时：《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跋影印本所谓“黄宗羲〈授书随笔〉”》，《书目季刊》1972年第3、4期，第64页。
[4]详参屈万里：《影印〈古今释疑〉后记》，《书目季刊》1972年第3、4期，第72页。
[5]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卷三，《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年，第8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244页。
[7]余英时：《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跋影印本所谓“黄宗羲〈授书随笔〉”》，《书目季刊》1972年第3、4期，第59页。
[8]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9年，第81页。
[9]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10]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五，清乾隆刻本，第71页。
[11]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5页。
[1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一，清康熙刻本，第8页。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清嘉庆十六年刻本，第22页。
[14]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例言》，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第1页。
[15]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例言》，第1页。
[16]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例言》，第2页。
[17]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三，清康熙刻本，第25页。
[18]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19]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第82页。
[20]全祖望《鲒埼亭集》，清嘉庆九年姚江史氏借树山房刻本，卷16第16页。
[21]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册，第205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6页。
[23]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七《阎百诗先生》，《清代传记丛刊》第26册，第647页。
[24]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第194页。
[25]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2017年，第355页。
[26]张穆撰，邓瑞点校：《阎若璩年谱》，中华书局，1994年，第134页。
[27]《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8]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四，清程志隆刻本，第18页。
[29]题孔安国传、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3页.
[30]蔡沈撰，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31]题孔安国传、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291页
[32]蔡沈撰，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第77页
[3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一，清嘉庆十六年刻本，第20页。
[34]万经《辨志堂新辑书经集解·例言》，第1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江曦老师及编辑部授权发布。购买《文献》杂志，可以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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