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學良、榮國慶丨江瀚撰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

Original 馬學良、榮國慶书目文献 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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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四库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21年6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学良老师授权发布！

江瀚撰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

馬學良榮國慶

摘要：1927年至1935年，江瀚被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機構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聘為研究員，1931年7月開始參與撰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撰修742篇，涉及經部的《尚書》《詩經》《四書》、石經、群經總義類和史部地理類等類目。文章根據新見江瀚手稿、江瀚修撰《續修提要》、《學海堂經解提要》及江瀚各類文集等史料，考察了江瀚參與修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動機與經過，並對江瀚在修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過程中在辨偽、版本等方面表現出的理念及其經學思想進行了考辨。

關鍵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學；江瀚；

江瀚(1857年-1935年)，字叔海，號石翁，室名石翁山房、慎所立齋，亦稱慎立齋。福建長汀人，早年曾任重慶東川書院山長兼致用書院教習、長沙教經堂主持、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兼總教習、江蘇兩級師範學堂監督、學部參事、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監督兼教務提調、京師大學堂經文科教員、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總經理等職。入民國後曾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四川鹽運使、大總統府政事堂禮制館總纂、參政院參政、總統府顧問、山西大學毛詩教授、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長，京師大學校文科學長、代校長等職。著有《慎立齋詩文集》《慎所立齋詩集》《慎所立齋存稿》《吳門消夏記》《南遊草》《北遊草》《東游草》《宗孔編》《論孟要義》《孔學發微》《石翁山房劄記》《片玉碎金》等。1927年，被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機構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聘為研究員，1931年起參與修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撰修742篇，涉及經部的《尚書》《詩經》《四書》、石經、群經總義類和史部地理類等類目。

一、江瀚早期學術思想變遷

江瀚是晚清文人中遊歷最為豐富的學者之一，二十九歲開始入四川布政使易佩紳幕，一生遊歷一督三撫兩藩。1905年8月，四十八歲的江瀚在江蘇巡撫端方支持下，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次年受招入京，任學部參事。游幕生涯，江瀚以詩名著稱，其學術思想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然而，縱觀江瀚一生學術發展脈絡，他對乾嘉以來學術的思考及其自身學術思想在遊幕生活中就已完成。梳理江瀚的學術思想流變，可以充分理解江瀚晚年受聘出任山西大學毛詩教授，積極參與《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編撰等各種學術活動的動機，也可以幫助我們公允評價其學術思想與價值。

江瀚十五歲通六籍，考據經學本鄭氏而以顧亭林、江慎修為旨，並對漢學、宋學之爭提出獨立的認識。清光緒十年（1884年），二十八歲的江瀚致信經學家、尊經書院院長王闓運，對他的經學實踐表示質疑：

壬秋先生侍史：日前走謁講堂，暢聆緒論，高識偉抱，欽服無量。昭代經學，號稱極盛，然乾嘉諸老，或篤守專門，穿鑿不免；或力攻宋賢，自留罅隙。求如先生之融會貫通，獨抒義蘊者，殆不多觀也。蜀中何幸，得此良師。十年而後，效將大著抑猶有惑者？賢士尚志，器識為先。德之不修，經術安在？是故言行相詭。呂氏歎曰：不詳詁訓，徒精徐生，比於傳令。風聞肄業群英，雖治樸學，務華者多。外間物議，頗嫌輕薄。豈經漸明，行反以墮。事或非實，流弊宜防。先生氣備四時，智周萬匯，化裁鼓舞，自妙轉移，區區此言，誠為己贅。聊誦平昔所知，聞以蘄大賢之教，誨幸宥狂瞽，伏候德音。五月二十九日某頓首。（自記曰：此書蓋效壬秋文體。）[1]

王闓運 (1833-1916)是嘉道以來出現的漢學名家，與同時代王先謙、皮錫瑞、葉德輝等齊名，宗今文經學，主張通經致用，撰有《春秋公羊傳箋》一書，申張東漢何休學說。王氏認為“為學但當自治”，[2]主張舍傳棄注，直探本經；融合古今，通經致用。江瀚則對王闓運實踐提出質疑：“風聞肄業群英，雖治樸學，務華者多。外間物議，頗嫌輕薄。豈經漸明，行反以墮。事或非實，流弊宜防。”雖然指向的是尊經書院的學風，但矛頭直指王闓運代表的今文經學派打著“通經致用”“為學自治”的牌子，但“不詳詁訓”，僅求“務華”之學。在《與友人論漢學書》中，江瀚更清楚地闡釋了自己的觀點：

辱箋備論漢學之失，謂其過有甚於曩者，良知之說，是成然。夫管子，伯佐也，其言曰：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墨子，異端也，其言曰：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今之考據家於此兩言尚未窺及，便欲駕濂、洛、關、閩而上之，何其不自量歟！夫空談心性，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者，誠陋矣。彼言偽而辯，記醜而博者，豈非斯道之蠧哉？[3]

這篇文章雖沒有論及友人姓名，也不能確定其寫作的具體時間，但應當是其寓居成都時的作品。“往在甲申乙酉間，余居成都，先後識合州張式卿，新津周宇仁於渭南嚴雁峰座中。宇仁深於經，式卿邃於史，皆四川之俊也。”[4]是時，漢宋之爭流行，學者各自辯說，也必是當時學者留意談論的內容。對乾嘉以來的考據學反思是江瀚學術思想的起點，之後才有了其融合漢宋之學，考據義理並舉的學術理念。

光緒十一年（1885年）始，江瀚居易佩幕府三年，與時任四川學政的王先謙交往甚多，兩人相互唱和，引為知已。江瀚作《舟發云亭寄益吾學使即次其見贈韻》，表達對王先謙的尊崇，其詩云：

經術何人繼董劉，看君砥柱在中流。偶從申浦三朝聚，不負胥臺萬里遊。韓愈聲名欽北斗，杜陵身世托扁舟。蒼茫別思斜陽裡，獨向荒江聽棹謳。

王先謙和其詩曰：

飄零書劍暫依劉，志節應推第一流。鄉國遠承閩學派，詩人例作蜀江遊。才從吳郡窺新本，肯向山陰系小舟。我已冥心百無語，為君傾倒發商謳。[5]

王先謙是晚清重要的漢學家，在湖湘理學傳統和晚清經世思潮的影響下，其漢學迥異於傳統的乾嘉漢學，已走出純粹的考據，呈現出既趨重經史考據，又能調和漢宋、兼采古今、求實致用的多途取向。[6]朱漢民先生的總結值得關注，王先謙雖為漢學，但又能調和漢宋、兼采古今。也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江瀚的共鳴，故在《複王益吾學使書》中江瀚寫道：

瀚文質無底，竊不處揆，有起通儒之業。又嘗服膺亭林、黎洲之言，昆山論學以博文有恥為先。余姚謂讀書不多，則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7]

其後輾轉黃云鵠、龔照瑗幕府。光緒十九年（1893年），江瀚應東川兵備道黎庶昌之聘，主講重慶東川書院，成為其學術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江瀚《報趙編修書》云：

近代書院講席，類非科甲莫居。方今以布衣屍此者，惟興國萬清軒及瀚二人而已。萬君在咸豐時曾經胡文忠公揚之於朝，其年固已老矣。瀚則齒既不及而德尤遜之，此其可愧者也。然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乃抗顏三載，先後從學數百人，雖不乏穎異之士，其真能抗心希古，不為俗移者，殆未數數覯。且號為經師，諸生因學政歲科兩試皆有經解，故尤喜以是為問。

應當說，江瀚任東川書院山長，是黎庶昌慧眼識人。江瀚也得以把自己經學理念付諸實際，最終形成了融合漢宋之學，成一家之言的學術路徑。

江瀚的經學代表作品《東川書院學規》《與廖委平論古今學考書》《詩經四家異文考補》《吳門銷夏記》都完成於這一時期。

在《東川書院學規》中，江瀚集中表達了自己的經學思想。他首先對世俗流行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世俗每以通經學古為有礙科舉，不知方今功令於經策空疏者，磨勘有罰。經古之於科舉有相益無相妨也。”[8]進而依據近代各書院的經驗，提出書院教學應當以四門為主：“姚姬傅氏謂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辭章、曰考據。曾文正公論學添入經濟一門，尤為完備，四者即孔門之四科也。學者資性各有所近，當擇而為之，無論何術，但致力日久，終必有成。”東川書院，仿胡安定意設經義、治事二齋，增置近世有用諸書，成為當時新型書院的代表。關於經學，他提出：“治經貴人先後”，“說經好逞新奇，穿鑿無理，尤學者所宜切戒，此病不除，難期深造。”“詆訶前哲最為惡習。漢儒如許叔重、鄭康成、固未可輕議，即趙宋諸賢之說，亦豈得隨聲附和，妄下雌黃。朱子《詩集傳》，近儒攻之可謂不遺餘力，然嘗細審其書，實原本古說者居多，其解經務使文從字順，且有遠勝傳箋者。”[9]這些經學思想在其《詩經四家異文考補》《吳門銷夏記》中最能體現。李霖《江瀚的三家詩學及其他》指出：“江瀚《異文考補》名為賡續陳書，實則大異其趣。陳書以三家詩為主，江書以毛為主。江書之主體既別於陳，其所續補，多非陳氏所重。‘四家異文’之名目，不過套用陳書，並無深意。”[10]李霖結合晚清經學思潮，綜論江瀚《詩經》學思想，其結論自然是可信的。江瀚《詩經四家異文考補》名為異文考，實則糾正今文經學研究之誤，譴責清儒輯佚之失，一曰嗜異心切，誤讀文本；二曰見異心喜，妄斷出處。[11]

《吳門銷夏記》，傅汝礪跋云：“夫子之學以稱先則古、不立門戶為第一要義。”此論和吳慶坻為江瀚《慎所立齋文集》所作序文相類，其序云：“其論學術，盡洗漢宋門戶之習，而一出於先儒塗軌之至正，以達乎時變，而適乎用。”吳汝綸為《慎所立齋文集》題識也有“於學術則持漢宋之平而無所偏倚”之語。可以說，江瀚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他持平漢宋，無門戶之見，博征約取的學術思想。

《與廖季平論古今學考書》[12]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文章直指廖平《今古學考》中所提出的觀點。廖平 (1852一1932 ) 字季平，晚號六譯，四川井研人。《今古學考》是廖平學術思想“初變期”的代表作，主張“平分今古”。廖平曾撮述此書主旨：“據《五經異義》所立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今’‘古’兩家所根據，又多同出於孔子，於是倡為‘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說，然後二派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判然兩途，不能混含。”[13]廖平年長江瀚四歲，是時，廖平學識與思想深得張之洞推崇，一時名滿天下。江瀚卻不畏其名，致信對廖平《今古學考》提出質疑。江瀚指出：“周道既衰，孔子以詩書六藝設教，受業之徒各以性之所近轉相流衍，其于夫子之道固已不能無稍歧……今足下為《今古學考》，有孔子晚年定論之說，嘻其異矣。”而對今文學派師法之說，也提出了不同意見：“今文家於西漢皆列學官，然大小夏侯同受《尚書》，勝既非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嚴彭祖顏安樂俱事眭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其紛然不一也，如此孰為有師法邪。”[14]廖平與江瀚一直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才建立友誼，之後兩人時有唱和。

二、江瀚修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動機、經過

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江蘇巡撫端方推薦下，江瀚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兼教習。光緒三十三年(1907)，江瀚任學部參事。宣統二年（1910）出任河南開歸陳許鄭道。入民國後，先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山西大學毛詩教授，故宮博士院維持會長、圖書館館長，功名學識得到了當時學者的推崇。柯劭忞《石翁山房劄記序》稱許說：

國朝學派開自亭林，以漢學之訓詁通宋儒之義理，既無鑿空之弊，亦無瑣碎之譏,固一代之儒宗也。乾隆中，錢竹汀少詹繼亭林而起，所學益博，所詣益䆳。然偏於考訂經史，視亭林之學則有間矣。沿至今日，海內通儒皆循竹汀之軌轍者也。宣統初，劭忞承乏學部行走，始識閩中江叔海先生，縱譚學術，即知先生為亭林之學。竊幸譾陋，如劭忞獲交大雅君子，可與共學。適道擿植索塗，吾知免矣。未幾，先生出為河南開歸陳許鄭道，荏苒十年，音塵緬邈，洎再見先生于京師，陵遷谷易，萬感輻輳，無復疇曩之雅懷矣。先生出所著《劄記》六卷相示，曰子為我訂之。劭忞受而卒業，闡繹既精，援據尤詳。信乎先生之學為亭林之學也。開卷第一事為徐偉長論儒者之弊，曰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後物名從之。是言也，導魏晉說經者之先路，稍變漢儒家法矣。先生則賡其義曰：茫然大義，固為不可號稱儒者，而弗曉學僮之業，可乎？微特為偉長之諍友，抑亦古今之通論也。劭忞雖衰病，猶當勵炳燭之志，以從事斯語焉。戊午正月下浣膠西柯劭忞謹識。[15]

這一時期，因任職的便利，江瀚更注重文獻整理與研究，任京師圖書館館長時完成《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時，則完成《故宮普通書目》《故宮方志目》，而有意參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完成《學海堂經解書目提要》稿本。

1912年江瀚調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在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基礎上，刪去繆目的解題和過錄文字，使篇幅縮減過半，編成《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五冊，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收錄善本書322種，書目標注宋、元、金本的行款和版框尺寸，並首次在圖書館公藏書目中加注書的來源，如“清內閣書”、“歸安姚氏書”、“南陵徐氏書”、“海虞瞿氏書”等，詳述該館古籍善本來源。故有學者認為這部書目標誌著現代圖書館古籍書目編纂體例的建立。[16]

民國七年（1918年）至民國十一年（1922），徐世昌任民國大總統，江瀚為總統顧問。其間再次遊歷日本。面對政局新變化，江瀚思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21年江瀚作《強齋存稿序》，表達了他在新政局下的新思考：

吾國自清光緒季年即盛言興學，迄今十餘載，教育仍未普及。雖眾多有志之士思想日新，而普通人民之知識去歐美諸國尚遠。故議論雖高，按之事實，殊多不格，殆不第新舊之思想容已也。江陰史君承粢，雖為官吏，篤志教育，頃出所著《強齋存稿》相質，其中所方歷史、地理固其專長，他如提倡職業教育、推行國語亦皆具有卓識。余嘗慨今之官吏每每蔑視教育甚，且有名列教部，而心在於官，無意於教育者，此所以興學十餘載，而教育仍未普及也。余讀史君書，嘉其篤志教育，因書而歸之。辛酉九秋長汀江瀚。（新見江瀚手稿）

江瀚借為他人作序之機，闡述了他對時代變革的新判斷，以及新政局所帶來的思想變革，言語雖簡，但其綜合古今、相容中外的思想已初露端倪。1927年前後，江瀚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出版《孔學發微》《論孟卮言》，表達了中西學融合的新型經學觀念。其觀點也得到年輕學者蔡尚思的認可，在蔡尚思《孔哲真面目》一書中，專設一章，就江瀚《孔學發微》注解並表明異同，所相同者，以為孔子言論貴仁、貴公，是哲學理論，而非宗教家言論，繼承傳統，而又不同於求新創異之說。

民國十五年（1926年）江瀚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古書廿八萬七千六百九十五冊。[17]歷時四年，至民國19年（1930），江瀚完成《故宮方志目》，其序云：

方志之為書，善者少而不善者多，故學者恒蔑視之。自章實齋謂方志為國史要，且倡州縣立志科之議，乃漸為世重。至今日遂成為史學之一科矣。前清內閣所藏府州縣志已悉歸北平圖書館，其存於故宮者蓋無幾。今益以清史館近歲所收自明政德迄於清季，共得若干種，嘗以清《四庫總目》考之，惟康海《武功縣誌》見於清《四庫總目》史部地理類著錄。而沈朝宣《仁和縣誌》、趙進春《平涼府通志》則載於《存目》。如陳士元《濼州志》，呂枏《高陵縣誌》，袁世寧《耀州志》並修於明嘉靖年間，在萬歷時者尤眾。清《四庫》概未收入。蓋當日搜訪雖勤，實多遺漏。豈非帝王之力亦有所窮哉。

江瀚晚年對於文獻整理保持了濃厚的興趣。在完成《北京圖書館簡明書目》《故宮普通書目》《故宮方志目》的基礎上，開始著手撰寫《學海堂經解書目提要》。

民國以來，江瀚學識、聲名、地位已不是晚清之際遊走幕府時的形象，其學術實踐與學術思想開始受時人重視。江瀚作為老派學者，注重對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和胡玉縉等人一樣，都是在編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之前就進行了多項文獻整理與研究的人，是當時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最適合的人選之一。加之江瀚曾兩次赴日考察，與日本學界建立了較好的學術往來，其長子江庸此時為中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正是在江庸等人斡旋下，日本才同意利用庚子賠款的退還部分發展文化事業，開展《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撰工作。[18]這些因素，使江瀚成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撰的當然人選。

1927年12月26日，人文科學研究所會議通過《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著錄書目及書目搜集認領情況，江瀚列經部、史部，江庸列子部、集部。1931 年 2 月，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的日方在北平委員瀨川淺之提出邀請江瀚、胡玉縉二位研究員赴日與服部宇之吉就《續修提要》的撰寫進行當面討論。1931年4月，江瀚訪日，與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會面商定細節之後，《續修提要》寫作正式啟動。據羅琳所述，提要編寫工作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編目階段，從1928年1月至1931年6月結束，目錄分為著錄與存目；第二階段為撰寫提要，從1931年7月始至1942年1月結束；第三階段為整理提要階段，自1938年開始，直至新中國成立亦未完成。據新近發現江瀚手稿，在第一階段編目時，他就開始著手撰寫提要，完成了《學海堂經解書目提要》。在程瑤田《釋蟲小記》提要後有按語云：

以上十三種皆在《通藝錄》中，因學海堂經解各分為卷，故分別自論之，將來若續修《四庫總目提要》當更總為一篇也。石翁附記。[19]

可見，江瀚纂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明顯的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做準備的意圖。事實上，從後者《通藝錄》提要內容來看，確實是將《學海堂經解書目提要》中程瑤田十三種著錄總為一篇來處理的。

在提要進行總匯階段，北平人文學科研究所提出要力避叢書本，最好選錄原刻本，並進行圖書採購，這些提要進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也做了篩選，如學海堂經解中有所錄非全書馮景《解舂集》，《續四庫提要》則選取的是夏孫桐所錄康熙原刊本。1934年2月，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在內部公佈了《關於研究囑託編纂事項規定》十九條，其中第四條規定，除准據乾隆時進要之體裁外，其提要之論評記事，較之乾隆要尤須詳細；第十一條特別提到《皇清經解》及各叢書中摘錄者頗多，不得即據以撰提要。

值得關注的是，1931年7月，開始撰寫提要的僅有柯劭忞、江瀚、胡玉縉、王式通及另增聘倫明、楊鐘羲等6人。1933年底至1934年，增聘至30人，1938年又增聘20人，最終有71人參與了撰稿工作。[20]而江瀚最後一次交稿時間為1935年12月12日，共撰寫提要742篇，其中經部提要502種，史部類提要240種，，平均每月13篇之多。今齊魯出版社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為殘本，收錄江瀚稿本最早為壬申（1932）年1月，然其《毛詩讀三十卷》提要云：“清王劼撰，劼所著《尚書後案駁正》已見前。”《詩經補箋二十卷》提要云：“清王闓運撰，所著《尚書今議注》已見前。”查索引，不見這兩書提要。據江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手稿，所列《尚書》類目錄中有此兩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稿中收錄有提要。

三、江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撰思想研究

李霖《江瀚三家詩學》一文中從《續修提要》看江瀚的三家詩學及其他經學觀念，概括江瀚的編撰思想說：江瀚晚年所撰《續修提要》，雖以黜無根空談、重古義古訓為宗旨，又不一概屏為虛妄，可見用心之公；毛與三家之高下，江瀚亦能不偏不折，折衷古今；對清儒家法學說之檢討，至今或有之，而早在數十年前，江瀚已有此見，足見卓識。[21]這些結論，從晚清經學流變視角出發，評價公允，的為確論。綜觀江瀚740余篇《續修提要》及新近發現江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又可以考察出江瀚不拘於一家，遍取諸家以彙成其編的“折中”經學視野和開明的學術思想，對古今文之爭，辨偽學之論持一種開放態度，這是江瀚《續修四庫總目提要》最大的特點。

新近發現江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手稿《經部·書類》小敘中，他寫道：

《尚書》一經雖有今古文之分，然古代尚少異說，自閻若璩繼明梅鷟而起，力辨東晉古文《尚書》之偽而議論滋多。平心言之，東晉古文雖由綴輯而成，惟《無逸》經古訓猥有存者，故亦不能盡廢。然如張諧之《尚書古文解惑》，洪良品《古文尚書辨惑》，必爭以為真，孔安國傳則亦未免主張太過。今與惠棟、程廷祚、宋鑒、魏源諸書一併著錄，俾學將得以詳究其得失焉。至若梁上國《古文尚書條辨》，謝庭蘭《古文尚書辨》，吳光耀《古文尚書正解》，雖皆左袒古文而根柢尚淺薄，烏足與閻惠抗乎。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學者就開始疑其偽，經明代梅鷟《尚書考異》參考諸書，以為偽經，清代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列舉百二十八條證據，力證其偽。與閻若璩同時，疑古文《尚書》者還有黃宗羲、顧炎武、朱彝尊、馮景山、錢煌、胡渭、姚際恒，繼之又有惠棟、宋鑒、程廷祚、王鳴盛等人。而深信古文，著書辯護者也不少，清代以毛奇齡為代表，李光地、方苞等亦有辯護之辭，承其後者有梁上國、邵懿辰、洪良品、謝庭蘭、張諧之等。晚清學界對此已抱篤定的態度，梁啟超曰：“清初學者對於《尚書》第一件功勞，在把東晉偽《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宣告死刑。”[22]江瀚以開放心態認為雖然袒護者不足與閻若璩、惠棟抗衡，但“不能盡廢”，其提要中也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經義質疑不分卷》（光緒壬辰自刻本）提要云：“然以書序為偽託，顧不疑於東晉古文《尚書》。且稱《武成》是周家開國第一，天造地設。文字殆因乾嘉諸儒力攻古文之偽有以激之使然歟。”“其責魯隱似太深刻而筆鋒犀利，良足動人也。”江瀚心態與近代學術界對《古文尚書》重新檢討的學術思想更為接近，當代學者李學勤、楊善群、朱漢民皆以為應當把之作為“懸案”而不是“鐵案”。現存《續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有清代《尚書》學著作提要200種，不見江瀚所列條目。齊魯書社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中收錄江瀚撰寫條目685種，而據吳格先生統計，江瀚所撰提要現存742篇，東洋文庫藏“交稿記錄”顯示，江瀚最後一次交稿時間為1935年12月12日。對照稿本，其中遺失部分57篇極有可能為1931年7月至12月間的提要稿本。[23]

江瀚與當時學者交往很多，早期遊幕時期與黃云鵠、黎庶昌、王先謙、柯紹忞、王闓運、皮錫瑞、江標等交往甚密，相互觀點或有唱和，或有駁論。治經學文獻，必先有明確經學思想。江瀚是清末經學研究大家，長於思想研究與發揮，他提倡經學要與時俱進，和時代思想相應和, 融合古今文思想，不別漢宋，一洗前師之陋的經學思想追求。這一時期江瀚還完成了《宗孔編》二卷、《論孟卮言》一卷、《論孟要義》二卷、《石翁山房劄記》九卷、《孔學發微》三卷。這些著作中也或多或少的體現了江瀚的上述經學思想。

這些觀點，江瀚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寫進行了充分的發揮。在江藩《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師經義目錄一卷》（粵雅堂本）提要中說：

是編初成，龔自珍即以“漢學”名，自有十不安諍之，見《定盦文集補編·與江子屏箋》。龔謂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至為篤論。藩書推崇漢學，固當時風氣，而首列閻若璩即一大錯，無論乾隆中葉以前未有漢學名稱，況若璩實宗宋學，所著《毛朱詩說》謂朱未盡，非毛未盡是。且稱朱《集傳》一洗宋師專已守殘之陋，此其漢學，殆不僅如篇中說。[24]

江瀚所論已接近清代漢學、宋學之爭的本質問題，即漢學非漢代之學，而是不同時期學術方法與路徑追求中的傾向。“漢學”的確最早出現在南宋。南宋劉克莊在《季父易稿序》中評論漢、魏學術說，“漢學”就是“京房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之學。清江藩之前，“漢學”一詞雖被不同學者反復提及，但其內涵並沒固化，僅在具體語境中言明漢代的某種學術趨向或方法。清初學者努力要實現的學術追求有兩個：一是儒學的社會人倫的品格，一是以訓詁為核心的實證之學。無論哪一種含義，都與清初學術變遷的思相相契合。清四庫館臣最終把這樣的學術追求概括為漢學。明江藩以清代古文經學為漢學，內涵較四庫館臣之說又小了好多。[25]

江瀚對於今古文學進行了辯證思考，在《與廖季平論古今學書考書》中說：

况混合今古，固未足爲病，漢氏諸儒，顓門傳受，抱殘守缺，是其所長，膠固尟通，道仍鬱滞，鄭君崛起，實綜其全。注《古文尚書》則采今文説，箋《毛詩》則參稽齊、魯、韓，囊括網羅，一洗前師之陋善。夫陳左海曰：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雜，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此通儒之識也。[26]

江瀚融合古今文學，不別漢宋的經學思想在他三十多歲就已經形成。這一思想正是經過了乾嘉學者以漢學為宗，拘泥於考據而忽視經學大義的反證。這一思想準備，與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後的文化界相契合。這是江瀚在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較其他學者更為便宜的原因。江瀚以這一思想為指導，對乾嘉以來經學思想的演變有著清晰的認識。這樣的學術實踐，讓他對學者們有更多的認同感，也更能客觀評價乾嘉以來學者們的努力與嘗試。江瀚在《讀詩目錄》提要中對劉士毅著作沒有被四庫收錄表示惋惜，他認可劉士毅所說“古人因所遇而有詩，後人執詩而考所遇，時世已非，何複論詩。今茲所論箋，正時世，次疏文義，以後論世知人，然後作者之志可得而逆爾。”[27]，江瀚說：“此其用心甚勤，持論亦正，但其中頗多不合者。”他也不同意棄乾嘉之學而僅求大義。其在《詩序說》提要中批評龔鑑說：“考訂之功其可少乎哉？”[28]

借提要撰寫斥眾家之失也是江瀚表達其經學思想的方式之一。在王闓運《詩經補箋》提要中，江瀚評說：“闓運治經發為異說，是書亦不免此病。如《齊風·南山》篇謂文姜齊襄公女，《檀弓》曰齊襄夫人，魯莊公外祖母。明文章灼。而《左氏傳》記為不根之詞，真以《公羊》同，非吾子而影附之鳥獸之說，不知所自。大要同于囚堯殺伊子之類耳。”[29]至陳喬樅以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皆劃為魯詩，乃駁之曰：“其實向之諸書皆雜采傳記，以為必出魯詩，是猶鍥舟之見。”不論劉向、班固家法如何，其書雜采傳記，不應一概而論。反對以為“漢人一字一句皆遵從家法”的教條說法。在其《魯詩故》提要中亦云：“又曰《爾雅》是魯詩之學，亦屬武斷。”[30]

江瀚對於史志地理著作著述，則重其版本與內容，並不一味求取新意。更多指出地理著作不實記載。《西湖勝紀附西湖遺豔西泠漫聞吳山紀勝》提要指出：“《西湖遺豔》署曰名媛，乃以海甯女子朱淑真置之趙好好、蘇小小之章，殊為不倫。而《西泠漫聞》則載馮小青軼事，此實明季文士假託，初非真有其人，好事者盛傳之也。然《西泠漫聞》似亦傳疑之。”[31]地理志，尤其是地方名勝，多有假託，真偽難辯，當代地方誌所述仍有此病。在史部地理類中，江瀚更看重借山水而言民事者，《南海山水人物古跡記》提要曰：“或略於民事者哉，其言甚切，實與文人之僅言山川風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32]

江瀚歷光緒、宣統、民國，早年篤學以求科舉，中年輾轉幕府以求生存，晚年經歷民國教育之變革，學術思想之激變，暮年之際參與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編撰採用徵稿方式，雖有體例、著錄書籍版本等要求，但對書籍評價、思想選擇、文獻理論沒有任何限制，因此給編撰者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去表達自己的觀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給我們呈現了個性十足、意見各異的文本。江瀚所撰寫提要最近個性，其生平思想、個性見解，學術反思在其中都有呈現，是晚清學術思想流變與江瀚學術思想互動的產物。

[參考文獻]

[1]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36页。

[2] 王向清：《王闓運獲“名滿天下、謗滿天下”的矛盾評價探微》，《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3]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35页。

[4]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71-172页。

[5]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308-309页。

[6] 朱漢民、黃梓根.：《王先謙漢學研究與書院傳播》，《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49-53頁。

[7]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40-141页。

[8] 江瀚：《東川書院學規》，光緒癸已仲冬月刊本。

[9] 江瀚：《東川書院學規》，光緒癸已仲冬月刊本。

[10] 李霖：《江瀚的三家《詩》學及其他》//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29卷），2012年，第183-213頁。

[11] 李霖：《江瀚的三家《詩》學及其他》//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29卷），2012年，第183-213頁。

[12]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42-143页。有意思的是，江瀚至廖平的書信，在二十五年後得到了回應。民國二年（1913）六月廖平撰《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書並序》。是年，廖平六十二歲，教育部欲統一國音，廖平被推為四川代表。二月由成都赴京，從子師政隨行，至京住皮庫營四川會館。四月末與江瀚相見，且不及半日，佳客滿座，言不及私。六月初二，作《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書》。

[13] 廖平：《四益館叢書》，《四益館叢書·四變記》，清末成都存古書局刻本。

[14]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44页。

[15] 江瀚：《石翁山房劄記》，1918年鉛印本。

[16] 徐蜀：《承先啟後的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新華書目報》2019年第11期第8版。

[17] 容媛记录称：故宫博物馆图书馆自馆长江瀚，副馆长袁同礼二氏接事以来，整理内部成绩卓然。收藏古书廿八万七千六百九十五册。该馆成立之始，即以外西路之学安宫为馆址。（容媛：《廿一年国内学术界消息·学术机构消息》，北京：燕京大学出版，1932年。）

[18] 江庸（1878-1960），乳名爾鶚，字翊雲，又作翼雲，晚號澹翁，江瀚長子，1901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師範部法治經濟科，1906年，清政府派遣各省提學使赴日考察學務,江庸被派充照料員；同年畢業回國,任天津北洋政法學堂總教習,未到任,即改由學部調普通司任職,兼任京師法政學堂總教習。1907年,經大理院調任詳讞處推事,次年應學部考試,授法政科舉人。1909年,參加留學歸國學生考試,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京師法政學堂監督。辛亥革命後，留任大理院推事,兼任高等審判廳廳長。1913年熊希齡重組内閣,梁啓超任司法總長,江庸任次長。1917年張動復辟,避居天津,不久再度出掌司法。1918年,應教育總長傅增湘堅請,出任日本留學生總監督。回國後,任修訂法律館總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館館長。1925年9月,任中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其間,還曾在北京開辦律師事務所,並創辦《法律評論》週刊。抗戰爆發後,江庸拒絶偽職,輾轉重慶,操律師業。1942年,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當選主席團主席。1946年到上海,拒絶國大代表候選,仍以律師爲業。1949年8月19日,毛主席親筆致函,邀請江庸作爲全國第一屆政協特邀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解放後,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届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館館長。

[19] 江瀚：《學海堂經解書目提要》，稿本。該稿本蒙深圳寄梅堂主人王鵬先生見示，謹致謝忱！

[20] 羅琳：《〈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史紀要》，《圖書情報工作》，1994年第1期。

[21] 李霖：《江瀚的三家《詩》學及其他》，國學研究，2012年第29卷

[2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12页。

[23] 華喆：《胡玉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修撰考述——以日本外務省檔案為中心》，《文獻》，2017年第5期，第178-189頁。

[24] 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年，第1冊第218頁。

[25] 榮國慶：《〈詩經〉詮釋史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山西大學文學院，2017年，第208-212頁。

[26] 江瀚：《石翁山房劄記》卷三，1924年太原《長汀江先生著書五種》本，第二十二葉。

[27] 江瀚：《慎所立齋詩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42-143页。

[28] 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1冊第483頁。

[29] 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1冊第675頁。

[30] 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第1冊第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