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軍丨題周祖謨先生《中國聲韻學概要》稿本後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古典学》第二卷（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雷军老师授权发布！
題周祖謨先生
《中國聲韻學概要》稿本後
雷 軍
提要：《中國聲韻學概要》是周祖謨先生上世紀40年代講授音韻學課程的手稿，該稿對音韻學進行了整理，內容涵蓋了概要、《廣韻》韻目及反切與四聲說之起源三部分。其中既有對清人學術成果的梳理和繼承，也結合了現代語音學中的國際音標等方式進行標註，對音韻學的發展始末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是周氏在音韻學領域較早的一種撰著。通過對該稿的整理，可知《概要》很可能是周祖謨任教輔仁大學時所作，反映了周先生教習音韻學的過程和早期的學術旨趣及學術道路。
關鍵詞：周祖謨 音韻學 稿本 講義
2020年10月18日，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15週年慶典拍賣會時出現一批周祖謨先生的舊藏，其中拍品175號中有一組鈔本及空白箋，計21冊，據該公司的圖錄說明：
這批周先生的舊藏鈔本中，文字內容以《中國聲韻學概要》的記載最多。另外《景宋本刊謬正俗校記》《廣韻校勘記》二種書寫紙張，為周先生特製的《廣韻校勘記》空白書頁。又有周祖謨名片若干張，這皆說明了這批東西與周祖謨先生的關係。其中《中國聲韻學概要》及《詩音訓箋》二種皆有關音韻訓詁之作，《詩音訓箋》僅寫了數頁。在《詩音訓箋》首葉有民國二十二年（1933）秋所作題識，云：“此為初讀《詩》時仿《音義》一類之書采出《詩》之字，注以音訓，便記憶耳。書數篇乃已，無關要旨。後及。中秋前二日。廿二年秋。”[2]周祖謨先生在大學二年級撰有《詩經纂義》一書（見圖1），疑即此本。他曾言：“大學期間，課餘……著手撰寫《詩經纂義》一書，裁奪各家所說，力求簡單明確。遺憾的是只寫完十五國風而止……不復續作了。這是大學第二年的事情。”[3] 周祖謨先生1932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習[4]，大二時正值民國二十二年，由此可見周先生在大學期間就開始有意識地撰寫相關著作。
由於二書皆用同一種稿紙，此類稿紙在民國時期頗為普遍，相當於今日之草稿簿，彼時有不少人仍購買使用這類稿紙進行書寫，其延續的時間較長，但這仍為推定《中國聲韻學概要》稿本的撰寫年代有個大致的判斷，即上世紀40年代左右。
《中國聲韻學概要》（見圖2），紅格竹紙稿本，半葉九行，行十九字不等，四周雙邊，共計37頁，一萬字左右。首頁第一行頂格寫“中國聲韻學概要”七字。全稿行楷精寫，幾無改動之處，偶有添補改字處，可為稿本一證。該稿未有署名，但除去旁證外，仔細對照周祖謨先生字跡，為其所書無疑。
那麼《中國聲韻學概要》是否也是周祖謨先生求學時期所撰寫的自學式書籍呢？經過對全稿的仔細考察，這種可能性較小。不同於《詩音訓箋》是初讀《詩經》時期的筆記，《中國聲韻學概要》一稿既然稱為“概要”，便有其系統性，正如該稿開宗明義所言“此編僅就中國古今聲韻之變遷，及古韻書研究之門徑論其大概”[5]。題名中的“聲韻學”是民國時期沿用傳統語言術語的通稱，而稱之為“音韻學”則是近代“西學東漸”的新說[6]，當時最普遍的稱呼仍為“聲韻學”。從稿本的內容來看，如果是周祖謨先生自己學習音韻學所作的筆記，所述內容當不會如此正式，正如《詩音訓箋》所展示出來的內容，僅為採集相關訓釋之義注於字下，而本稿涉及的音韻學史及相關韻書研究的情況，更為宏大。在談了該稿之目的後，周先生又從周秦古音入手，云：“周秦古音頗難明瞭，欲究聲類韻部之大凡，宜先取今世所傳最古言音之書，探其要旨，進而上溯周秦，下明近世，庶可貫通焉。”[7]根據行文語氣，此稿的撰寫目的是為了呈現一個完整的音韻學概況，故名之曰“概要”，可以說有其特定的閱讀對象，如果是自己自學，似不必用此語言。根據周先生四十年代的學習工作經歷，有一段經歷和該稿的撰寫略有相涉。民國二十八年（1939），他受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聘為中文系教員，講授國文課。他曾經自述生平經歷，云：
從周祖謨先生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輔仁大學所教課程多為訓詁、音韻相關的課程，主要為二、三、四年級的學生授課，在授課之餘還對數種頗為重要的古籍進行了校釋，兼“撰寫講稿”。由此可見，《中國聲韻學概要》當係周氏在輔仁大學授課時所撰的輔導性材料（也可算是講義的一種，性質應該等同於今日的輔導書），與之配套的還有具體的講義，如其言“表參看講義”，則《概要》與《講義》相得益彰，所面向的受眾為輔仁大學的二、三、四年級國文系學生。也只有如此，方可解釋所謂“此編僅就中國古今聲韻之變遷，及古韻書研究之門徑論其大概”之說的意思。
《中國聲韻學概要》一稿既然是給學生使用的輔導類講義，自然圍繞著音韻學基礎，並建立一個與正式講義相合的框架。該稿字數上萬餘字，不過相當於今人的一篇論文。但因其用文言寫就，仍屬於傳統學人著作範疇，同時涵蓋了音韻學主要的知識點，建立了一個講授的框架，故不能以今日論文視之。該冊稿本總共有概要、廣韻韻目、反切與四聲說之起源三部分，今就該稿內容做一介紹。
（一）中國聲韻學概要。該題是全書的開始，因本稿三部分皆是音韻學內容，而此名又有統攝性，故可視為全稿總名。在這一部分，周先生開宗明義地介紹了主旨，那便是上面提到的“就中國古今聲韻之變遷，及古韻書研究之門徑論其大概”[9]。早期名稱為“聲韻”的學科，從語言學角度來說，主要就是研究聲母、韻母、聲調三類。故在介紹該門學科之前，自然要對基本的要素進行介紹。如他所言：
以上的介紹實際上是對音韻歸納後的總結，如果是課堂講授，必然會圍繞這些要點進行闡述。就音韻學的產生的背景而言，實際上系統的研究肇始於清初顧炎武諸人。其社會背景則是對宋代至晚明妄自改字以說經的反動。特別在經學領域中，顧炎武認為要正確理解聖人所言，就必須回到當時的語境中，理解古人文本真正的意義。故而他說：“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12]基於這種理念，他撰寫了《唐韻正》《詩本音》等書，開創了系統研究古代音韻的先河。其後乾嘉諸人，皆沿著顧氏的路子進行研究，在談音韻學的歷史時，必然脫離不了清人的成績，故周氏所言“周秦古韻，清人所研究之成績甚多。至於聲類，則以錢大昕之貢獻最大”，在整體的概論中，對清人音韻學的梳理也就成為該稿既重要又基礎的一個方面。也只有瞭解這個發展背景，才能夠深入展開闡述音韻學中具體的內容。
故而周先生在敘述聲類部分，首舉唐守溫字母之創，並引清儒錢大昕、陳澧二人的研究。此後又對聲類細分為喉音、牙音、舌音、齒音、唇音五種，這也是承接了宋以來乃至乾嘉學者的說法，特別是舉了清人江永、錢大昕的研究，並利用現代語音學進行了歸納，如使用當時的注音符號及國際音標，這是新派學者反映出來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一個典型案例。而此部分內容，便是在聲類中進行歸納整理，並利用表格形式進行排比繪製（見圖3），較為清楚地揭示了聲類的層次性。
（二）《廣韻》韻目（見圖4）。該稿既然前面介紹了聲類的內容，之後自然還有韻母部分。在音韻學研究中，韻母是不可或缺的內容，留存的歷史資料又最多。特別是中古時期因為科舉及詩詞創作押韻所著的韻書，為後人留下大量的研究材料，最重要的便是宋代所修的《廣韻》一書。其重要性可以說是承上啟下，書中所存音韻經過研究整理亦即今人所謂的“《廣韻》音系”。對於該書，周祖謨先生云：
《廣韻》全名《大宋重修廣韻》，乃宋代政府在隋朝陸法言《切韻》及唐代孫愐《唐韻》基礎上，由陳彭年等奉詔編纂而成的一部官方韻書。該書共收字兩萬六千餘，將之分為206韻，又有平、上、去、入四聲，亦即上文所言。《廣韻》由於是官修書，為科舉考試寫詩押韻提供了範式，為當時的國家標準。研究秦漢古音必以《廣韻》為參照往上推，而宋代以後的今音亦藉該書往後推。是一部極為關鍵的韻書。因此，將《廣韻》韻目做一系統的介紹，使學生掌握概況，是學習音韻學的基礎，同時也是重點。
由於《廣韻》韻目的系統研究也是從清儒開始，如江永有《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有《聲韻表》，故舉了清儒戴震的研究進行介紹。又前人將韻母分為開口、齊齒、合口、撮唇四類，周氏以注音符號及國際音標注諸韻之後，便於學生理解及發音。周祖謨先生在這部分中不僅對清人的研究進行了概述，還引用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如章太炎、黃侃二人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韻部具體的分合，特別是古音系統部分。他又以表格的形式對《廣韻》音系按照古本韻、今變韻進行劃分。今變韻的內容又將錢玄同的研究作為基礎，經過他的歸納，令人一目了然。
（三）反切與四聲說之起源。在對聲、韻及四聲都做了概括介紹之後，作為受眾的學生應該對音韻學有了大概的瞭解與掌握。在此基礎上，周祖謨先生又對反切及四聲說的起源進行探討。遺憾的是，在這部分中除反切有近千字的敘述外，四聲說僅有一句開頭，顯然是沒有完成的部分。在對反切內容進行介紹時，周祖謨云：
在此基礎上周氏又介紹了反切中較為困難的三種情況，如喉音之影母字，類隔切之字及上聲之濁音字，這些內容也是學生有一定音韻學基礎後才會深入學習的問題，可惜該部分並未及寫完。
晚清民國以降，音韻學的研究方興未艾，其中既有繼承前人基礎而繼續推進研究的章炳麟、黃侃諸人，即今人所稱“章黃學派”，又有在西方語言學影響下具有現代色彩的音韻之學。近些年有學者對民國音韻學研究做了恰當的概括：“具有開創意義的是，民國學者開辟了現代音韻學研究的嶄新道路，引進了西方語言學理論，尤其是歷史比較法，並將書面語言與活的方言、語言相結合，利用方言、對音、親屬語言，嘗試音值構擬和音系重建。更有學者能將傳統小學與現代音韻學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完善了歷史上各時期的語音分類體系，又向人們展示了古代可能有的讀音，並用來解釋語音史及現實語音中的種種現象。”[16]
正是在這樣一個亦古亦新、新舊交替的時代，音韻學的研究較清人有了更大的發展。姜亮夫先生曾就研究音韻學較有成果的一些學者進行總結，他指出：“及至章太炎先生與其弟子黃侃，對古韻學之研究即已過越前人。至於近代，新的語言學說輸入，聲韻學又有新的發展，關於聲母的問題，也繼錢大昕、江永而有李植、曾運乾、楊樹達、羅常培諸家的新發明。關於韻部則有趙元任、林語堂、李方桂諸家。”[17]與之相關的各種音韻學著作也紛紛問世，其中大多數書籍又多集中出現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僅就目之所及，略將當時出版的主要音韻著作列表如下（見表1）：
就上表來看，這些作者基本上都是在各個大學任教的學者。可想而知，有些音韻學著作實際上就是由上課講義改編而成。在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理解周祖謨先生的《中國聲韻學概要》稿本產生的背景，即由教學實踐進而形成書面講義（亦類似於教案），這在當時是比較普遍的事情。周祖謨先生在輔仁大學授課已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當時已經有多種相關音韻學書籍問世。如果想要購買使用他人所編的音韻學教材，在彼時的北平城應該不算是困難之事，然而他並未選擇使用他人之書當作教材，而是自己編纂講義，這也可以看出周先生在音韻學課程講習上所費的工夫。當然，雖然目前所見只是萬餘字的概要，但其所設框架及內容仍可見其音韻學的一些傾向與主張，這也是一個周先生在教學過程中留存的珍貴實物。
前面提到民國開始音韻學既有傳統及現代兩條路子，也有學者兩相結合進行研究。這些學者的研究對音韻學成為現代性學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雖然周祖謨先生在《中國聲韻學概要》中使用了當時民國政府通行的注音字母及現代語言學上的國際音標，但周祖謨先生個人的學術旨趣仍偏於傳統，其中從大量引用清儒的研究成果便可看出。周祖謨先生這一學術旨趣同樣反映在其研究的生涯中，如通過校勘古籍而成的《廣韻校本》《洛陽伽藍記校釋》《爾雅校箋》《方言校箋》，都可以算是這種學術旨趣下的產物。在稿本第二部分《廣韻韻目》中，其所佔篇幅在三分之二以上。除去前人的一些研究外，應該說同他鑽研《廣韻》亦有關係。
周先生常年在三尺講台上授課，建國後又執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講課程仍是音韻、文字、訓詁等小學類課程，在授課過程中，他同樣也留下了一些講義，這些稿子後經其哲嗣周士琦先生整理，選輯出十二篇編成《周祖謨文字音韻訓詁講義》一書。據周士琦先生言，選編的這些講義主要是周祖謨晚年學術爐火純青時的作品，有些也是首次發表，彌足珍貴[18]。在這十二篇講義中，《音韻學講義》《漢語歷史音韻學》兩種與本文關注的《中國聲韻學概要》一稿皆就同一對象進行論述，但三者側重點完全不同。顯然，前二種講義是建國後周先生所撰的音韻學講義，其中已經使用了漢語拼音註明，推測是改革開放後的講稿，同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注音符號年代已相去甚遠。另外，建國後的講義所敘述的內容也較民國時期舊講義更加清晰，這同他晚年更成熟的音韻學研究有關。正如周祖謨先生晚年在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二屆年會（1982）所言，關於漢語音韻學的研究，要跟現代方言相印證，也需藉助現代的普通語言學[19]。這些在今人認為是音韻學學習的常識，卻是前輩學者不斷地通過研究才深化認識的，起碼在周先生早年的稿本中未能反映這一想法。從《中國聲韻學概要》手稿到後來周先生的講義及發言，可以明顯感受到這種音韻學思想的轉變。不過，就周先生的學術旨趣而言，他依舊以傳統小學為根柢，這又是從未改變過的。
周祖謨先生的《中國聲韻學概要》雖然篇幅僅一萬餘字，但正如上文所言，該稿不能等同於今人的專題論文。在該稿的三個部分內容中，周祖謨先生將音韻學主要的脈絡皆已梳理清楚，部分內容雖然簡略，大多地方卻可以再深入講授，可以說，該稿是一部提綱挈領式的小撰著。當然，這又與正式出版的著作不同，《概要》仍然只是書稿的最初形態，而不是終極體現。誠然，該稿與建國後出版的周氏其他音韻學撰述有差，有些部分也較簡略，多數內容沿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沒有多少自己的深入研究。即使如此，該稿仍有不少價值。首先，《中國聲韻學概要》反映了周祖謨先生早年在輔仁大學授課的大致情況，可以看出民國學者在講授課程上所花的精力。其次，對於研究周祖謨先生個人學術旨趣及早年的經歷有很大的幫助，結合該稿的形成背景，可以看出周先生學術成長的道路。作為中國漢語學界的一代宗師，周祖謨先生正是一步步努力之下，才最終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這冊《中國聲韻學概要》正是眾多基石中的一部分，可以說，這為後人理解周先生的成就增添了一個新的註腳。
[1] 2020年10月18日，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年十五週年慶典拍賣會，第175號拍品。
[18] 周祖謨著，周士琦編：《周祖謨文字音韻訓詁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頁。
[19] 周祖謨：《關於研究音韻學的幾點希望》，收入《周祖謨文字音韻訓詁講義》，第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