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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什么说襄阳是历史上的移民城市

2016-05-15 汉江创客




由于襄阳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比较富庶的自然条件,加上原住民的包容性格,使本地多次成为全国性移民的主要地区、重要波及区和必然过渡带。



史前时期:融合南北文明

在传说的五帝时代,部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其中“禹征三苗”的战争最为持久,《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这一次夏人向南推进大概止于汉水流域。到了商代中叶,约武丁之时,由于国势的强盛,为了打通通向南方特别是长江中游的通道,曾一次次讨伐南国的荆人。祝融的后裔季连所率的部族,大概就在这一阶段,从中原迁徙到包括襄阳在内的江汉地区,并留居下来。今宜城还有一个村子的名称叫“季连村”,这就是最好的明证。史学家认为,正是以“禹征三苗”为契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两大文明起源紧紧地联合为一体,才有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东汉末年:人才洼地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了两次大的移民,严重地波及了襄阳地区。一次是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西迁长安,将数百万人强行西迁;同时还有青、徐二州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大迁徙,这些难民逃脱了董卓的军队的逼迁,纷纷南下,今山东西部和河南的人口大量迁至荆州(治襄阳)一带。第二次发生在公元192年,王允杀董卓之后,引起关中大乱,致使数十万难民逃离关中。其中有一部分南出秦岭武关经南阳盆地迁入襄阳地区。


在那时的两次南迁中,河洛与长安的大量难民,特别是有识之士,都是冲着荆襄地区的富庶和荆州牧刘表保境安民的政治环境而来的。《后汉书·刘表传》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聚集荆州,使荆州首府襄阳替代洛阳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据《类说》“冠盖山”条:“汉末,尝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一黄门侍郎、三尚书、六刺史,朱轩高盖会山下,因名曰冠盖山。”如此众多的朝廷重臣聚集襄阳,他们的住宅“朱轩骈辉、华盖连延”,从襄阳岘首山南到宜城上百里路上,全是高门大户。可以想见,从京都洛阳迁入襄阳的移民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


这次移民最大的特点是高素质的人才流入,使襄阳一度成为吸引全国人才的洼地。刘表是山东高平人,所以当时迁来大量的山东人。如王粲、王凯兄弟及后来定居襄阳的晋太医王叔和,他们都是高平人。还有诸葛亮等,也是山东人。其他著名人物有:古文经学家、颖川人司马徽和章陵人宋忠,音乐家、河南人杜夔,颖川人徐庶等,都是一代俊杰,社会精英。在刘表治荆州的近二十年间,外来襄阳寓居的移民对襄阳本土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侨人”流入

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迫使西部老百姓越过秦岭进入汉水流域,襄阳地区是其主要移入地之一。


东晋时期,由于关中地区战乱不息,秦、雍两地流民大量南迁至襄阳一带。由于移民人数多过土著,朝廷不得已,在襄阳采取了侨置州、郡、县的管理措施(所谓侨置州、郡、县,是指东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即南迁人口,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流入地,暂时借地置侨人原籍的州、郡、县行政机构,并仍用旧名,叫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侨立”)。直到南朝宋时,今襄樊地区分属13郡,35县,其中侨郡9,侨县18,侨置郡县数超过土著郡县。来自西北的移民,已经远远比当地人多。而且这次的移民后来大多定居下来,因此可以说,今天不少襄阳人的祖籍都属西北的陕西甘肃山西等地区。


再从移民实例看,襄阳的康姓,来自西北。汉朝时期,居住于大宛西北,大月氏之北,西晋时从陇西迁入西北。南朝宋永初年间(公元420年-422年),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迁至襄阳岘山之南(今欧庙尚有康湾村),朝廷为之设华山郡(侨置宜城境内)。康穆之子元隆、元抚先后被移民推选为华山太守。南朝齐永元元年,康绚起兵响应萧衍(南齐治襄阳的雍州刺史,从襄阳起兵反齐,建梁朝的梁武帝)时,可以出动“敢勇三千,私马二百五十匹”。可见康氏在移入襄阳以后的繁衍能力是很旺的。笔者曾询及康氏后裔,他们亦称其祖上本为西域之人。杜甫的祖先杜氏家族的南迁襄阳,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杜氏本世居京兆杜陵,杜甫的十一世祖杜逊于东晋初随晋室南渡迁至襄阳定居。这也是杜甫及其祖父杜审言都称自己为襄阳人的原因。


两晋南北朝期间的大移民,历时一百多年,若计其余波,则更长达近300年。但北方移民南迁的路线始终有自关中越秦岭经汉中盆地顺汉水而下,最后聚于襄阳一线。虽继续南下者不在少数,但综合相关资料分析,流入襄阳一带的移民前后不下数十万,以至移入人口多于土著。



唐代:战乱导致移民

唐代进入襄阳地区的移民,其南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安史叛军始终未能越过汉水淮河一线。江淮以南就赢得了相对安宁,从而接纳了无数的南下难民。史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阳)、邓(州),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当年南迁襄阳的高官,最有名的要数刘晏,刘晏是山东曹州人。历任吏部尚书等职,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才华横溢、名噪一时,被唐玄宗钦点入仕。我们熟知的《三字经》里,“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说的就是他。晚唐迁入襄阳的还有一个名人叫段成式,他的《酉阳杂俎》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奇葩,今宜城尚有段家营,据初步考证即为段氏后裔。但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襄邓地区也燃起了烽火,这就使襄阳一带的人民卷入了移民大潮,本来已迁入襄阳的“两京衣冠”和“襄、邓百姓”,纷纷南逃。广德元年,吐蕃乘虚攻取了河西及陇右,并于九月攻入长安。代宗仓皇出逃。官吏百姓和散兵纷纷逃入秦岭,其中一部分顺汉水河谷,逃入襄阳。


安史之乱南迁的北方移民人数大于250万人,襄阳地区的难民不下十万。当时荆襄一带人口剧增,据《旧唐书·地理志》:“荆南井邑,十倍于初。”在唐代后期,“南渡之民”已是襄阳人口的主体。



宋代:行政性移民

由于唐末和五代时期的战乱,襄阳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状况遭受严重破坏。直到北宋中期,襄阳及唐邓一带的地广人稀的现象也未能够得到根本改变。宋太宗、真宗和任宗三朝,都曾下诏,要求唐、邓、汝、襄等州流亡者返乡,劝农垦荒,这应算是一次行政性的移民。天圣七年,契丹发生饥荒,边境饥民大量流入宋境,朝廷诏湖北转运使,“令其分送唐、邓、襄、汝州,以闲田处之,并令所过日人给米二升”。


靖康元年年底,金兵攻陷开封,从而导致北方难民的大规模南迁,其规模超过西晋永嘉之乱和唐代安史之乱。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兵进逼开封,沿途官吏弃城而逃,百姓纷纷弃家避乱。史载:“士族携老提幼,适汝、颖、襄、邓逃避者莫知其数。”谷城进士王之望返乡时,“相逢访亲旧,十百不一遇”,他不由地发出“岂无新人民,往往皆旅寓”的感慨。可见土著人口数量严重下降,而外来移民已成了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在宋蒙联合灭金之后,又出现过一次北人南迁的浪潮。如淄州人杨宏道(以诗与元好问齐名,为北方巨擘)、平州人王元粹(著名诗人)、韩若拙(著名画师)都是在此时避乱襄阳。绍定四年,襄阳府九华寺有数百北方乱民暂居其中,一个寺院之内竟寓留乱民达数百人,那么,全襄阳城、整个京西南路所容留乱民之数便可想而知。



明代:流民运动

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军以襄阳为根据地起义,又一次使襄阳地区成为人烟稀少之区。朱元璋曾“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正因为有了朱元璋的空地政策,才使襄阳地区没有成为洪武大移民广泛涉及的区域。所以,直到洪武二十六年,襄阳地区的人口仍未得到有效补充,整个襄阳府86878人,加上军籍人口,一共才13万余人。


流民进入的最初几十年中,襄阳地区还是相对平静的。随着流民人口的增加,民事纠纷和冲突随之增加。


到弘治年间,荆襄地区的流民运动有扩大的趋势。朝廷处理的办法是:愿“附籍者当给与户由”。成化以后到弘治二年,两次共安置流民人数达92万。减去周边地区如郧阳府等地的部分人数,襄阳地区的人数应在60万到70万之间。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南漳、保康、谷城大山之中的诸多山寨,均系当年流民淆乱荆襄的产物。



清代:商人纷至沓来

清代襄阳的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清初延续了明代的流民,二是因康雍乾三朝带来的盛世繁荣,大量移居襄阳的南北商人。


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并未使困扰荆襄的流民问题得到迅速改变。襄阳地区依然是流民运动最为集中的所在。我们仅从康熙朝《荒政丛书》中收集的湖广布政司参议俞森撰写的几篇公文中,就可以窥见襄阳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一是多处提到了当时流民的数量:流民“远来襄境。自夏迄今,日渐其多。昨阅各州县造送清册,比夏间多至十倍。而又有日日续到,未及上册之人”。每日约万余人口粮“用于赈济”。甚至上报省里的册子刚收到,“续来者,又万余人”,“以谷二万八千八百石救流民四万人”,“照得郧襄地广人稀,荒土居多,迩来外省饥民,流离至此,不下数万”。第二是当地政府的无奈,在劝谕饥民的告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如今意欲赈济,官府并无此等无碍米谷;意欲劝赈,襄阳地方没有富户;除非指望官府,奈官府之俸,俱系除荒。本道每年只得俸银三十余两。本道为汝等再四踌躇,日不安坐,夜不安眠。”因为担心引起流民暴动,湖广布政司曾三次向朝廷请求开仓放赈,甚至不惜“先斩后奏”。湖广布政司是清代两湖地区最高行政机构,面对流民,既不敢剿,又无力抚。


随着康雍乾带来的盛世繁华,由于襄阳的交通优势,引得南北各路商人纷至沓来。樊城会馆多建于康乾时期,到清末已有十九家之多。襄阳南船北马的交通优势,在这一时期得到真正的体现。南方的瓷器、茶叶、丝绸,北方的皮货、陈醋、各种药材,等等,汇聚襄樊这个汉江上的古老码头,使襄阳成了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如印染、盐业、布匹、鞋业、缝纫,等等,这样又招来各地的大量工匠。整个樊城临江一带,成了南北商人和工匠们的生活区域,现在依然基本完好的陈老巷,就是活生生的见证。随着襄阳市场的饱和,他们的同乡又散至各县。一时间襄阳市区及各县,几乎所有的手工业作坊和商号,均系外来移民所开设。他们带来了各自原籍的先进技艺和商业文化,从而奠定了襄樊近代的工商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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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襄阳老乡汇

编辑:宋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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