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和迪克逊》的空间政治

Original 王建平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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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托马斯·品钦的《梅森和迪克逊》是一部关于18 世纪美国立国时期美洲大陆地理空间变化的小说。作品通过追溯美国地理版图上最重要的分界线“梅森—迪克逊线”的形成过程，揭示了民族国家的地域想象和空间政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载体，基于“梅森—迪克逊线”绘制的地图反映了美国民族国家的疆域变迁和发展历程，同时也隐含着地图绘制过程中的殖民暴力、地域纷争、种族矛盾和文化张力。《梅森和迪克逊》通过描绘美国革命前美洲社会的空间图谱和疆土意识，戏剧性地呈现了帝国话语和民族叙事相互交织的主题。

作者简介

王建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托马斯·品钦小说研究”

Title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Mason & Dixon

Abstract

Thomas Pynchon’s Mason & Dixon traces the Mason-Dixon Line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highlighting the territorial imagination and spacial politics in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As carrier of territorial information during various periods of American history, cartographic undertakings of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based on the line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 while concealing colonial violence, land disputes, race crisis and cultural tens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The novel dramatizes the tension between imperial discourse and national narrative, implicating a critique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te capitalist American society.

Author

Wang Jianp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His field of specialty i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mail: wangjianping@ruc.edu.cn

托马斯·品钦的长篇历史小说《梅森和迪克逊》（Mason & Dixon, 1997）通过追溯美国地理版图上最重要的分界线“ 梅森—迪克逊线” 的形成，揭示了美国革命前美洲地理空间的政治张力。小说中的梅森—迪克逊线作为一种元地理概念，负载着帝国想象和话语实践，将美洲殖民地时期分散模糊的地理空间简化或汇聚为政治统一体。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载体，基于“ 梅森—迪克逊线” 绘制的美国地图还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着关于民族国家的地域想象、疆域变迁和历史进程。在美国历史上，空间政治曾是殖民者的拓疆工具, 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美洲大陆最初的东海岸核心区域到后来的西进运动，多元与统一的张力贯穿始终。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载体，基于“ 梅森—迪克逊线” 绘制的地图反映了美国民族国家的疆域变迁和社会发展，同时也隐含着其中的殖民暴力、地域纷争、种族矛盾和文化张力。《梅森和迪克逊》戏剧性地呈现这一张力的历史渊源，聚焦美国革命前美洲社会的空间图谱，聚焦民族身份建构中边疆、地理、殖民和身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演绎了帝国话语和民族叙事相互交织的主题。

《梅森和迪克逊》的背景是美国独立战争前的美洲殖民地时期，讲述英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森和勘探员杰罗米·迪克逊勘察并划定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分界线的故事。小说中的“ 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on Line）指梅森和迪克逊在1763 年至1767 年间奉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划定的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233 英里长的边界线。这条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分界线还是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与西弗吉尼亚州的东西分界线和马里兰州与德拉威尔州的南北分界线。在美国内战期间，它成为划分南方与北方、自由州与奴隶州之间的分界线，后被用来泛指美国南北方分界线。梅森和迪克逊在1767 年完成了这条分界线的测量工作，并设立里程碑作为边界标志。在奴隶制问题异常敏感的共和时期乃至后来的美国历史中，梅森－迪克逊线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

小说的第一部分“ 经纬度”（Latitudes and Departures）始于1760 年，梅森和迪克逊前往开普敦观测太阳视差，并确定地月系质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第一部分以梅森和迪克逊回到伦敦而结束。在小说的第二部分“ 美国”(America)，梅森和迪克逊奉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往美洲大陆，执行勘察任务，确定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富有争议的边界线，以便调停宾西家族与巴尔的摩家族之间的地界纠纷。第三部分“ 最后的中转”（The Last Transit）以梅森和迪克逊回到英国、迪克逊去世、梅森最终定居美国而结束。小说的开头的场景是1786年的冬天，美国费城。孪生兄弟皮特和普利尼同妹妹蒂尼布里坐在炉边聆听叔叔切里考克给他们讲述“ 美国的故事”。从情节看，《梅森和迪克逊》读起来的确像是关于这两位英国科学家的生平故事。人们不禁要问，品钦为什么要回到18 世纪去讲述一个关于梅森—迪克逊线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一部关于“美国的故事”？两个英国人与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有何关系？

当我们把作品放在18 世纪美洲殖民时期的特定语境下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梅森和迪克逊》其实是从绘图学角度来讲述18 世纪美国民族国家诞生时期地理空间变化的小说。启蒙运动无疑是小说最重要的背景，品钦锁定现代地图学的黄金时代，揭示美国革命前“地理空间的政治属性”（Jarvis 52）。小说中充满了线段、直角、等式、测量仪、地理测绘、地图学、行星运行轨迹、望远镜、微分法、对数和运算、地心引力、时间波、有限光速等地理勘测和地图绘制的语汇和情节。小说的中心隐喻是一条直线，而直线正是地图学最基本的概念。18 世纪是地图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地图学体现了启蒙理性和科学精神。17 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探寻海上通商航路、扩大殖民地，既需要航海图，也需要实测地形图，以满足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以及军事战略资源的需要，因此，欧洲各国大规模的地形图测绘成为现代地图学的主流。同时，18 世纪还是现代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时空观对于推进地理勘探学和地图绘制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还催生了天文学与地图测绘科学的联姻。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下，大地和海洋参差不齐、凹凸不平的表面被整齐划一、纵横交错的经纬线取而代之，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地球表面的地理分布乃至地球在太阳系中的运行、昼夜长短和四季变化等自然现象均可以得到精确的定位。确立海洋经纬线体现了理性时代最重要的科学成就，这在小说中被提及多次。①18 世纪还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鼎盛时期，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海洋经纬线将地球表面的方位确定下来，奠定了英国的海上优势。在新兴中产阶级兴起和现代民族国家方兴未艾的时代，地图不仅为私有财产的界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地图测绘还是展示国家版图最主要的形式，标明国家的疆域范围、边界和行政区划，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撑。

在这部小说里，“梅森－迪克逊线”有着多重含义：除了指美国南北方和奴隶制州的地理分界外，还指维纳斯星球越过太阳表面的轨迹、梅森和迪克逊两人的生活轨迹、读者所阅读的小说叙事以及人物之间神秘莫测的关系。从历史哲学层面，“梅森－迪克逊线”象征着美利坚共和国的岔路口，标志着共和国误入歧途的时刻。一方面，“梅森－迪克逊线”昭示着在美利坚共和国国土上所实施的疆界划分、极度理性化和权力统治的过程，另一方面，它还体现了美国的原罪：对黑人的奴役和对印第安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在梅森－迪克逊分界线的勘察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离奇古怪的闹剧。这些芸芸众生及其生活百态与梅森和迪克逊理想中的美利坚社会大相径庭。在勘察过程中，梅森和迪克逊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成为共和国早期历史的见证者。小说的叙述者指出，共和国早期的历史正在被人们遗忘，而对历史的遗忘也将会使后人迷失方向。《梅森和迪克森》意在抗拒这种对历史的遗忘，呈现美国革命前尚未定型的话语和思想的形成过程，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事件和场景复现了当时塑造美国国民身份的各种声音和力量，在这个人潮涌动、万象更新的历史形成期，窥探历史的种种可能性。

小说叙述者切里考克回溯历史的1786 年，正是美国的立国之父们正致力于描绘未来民族国家蓝图的时刻。叙述者试图确立一种没有任何中心和权威的“ 历史纯真”，在尚未被划定和分割的空间里呈现美国革命前民族身份的模糊性和原初状态，测度历史的玄机。在他的回忆叙述中，美国尚处于虚拟时态，“ 一切皆有可能”。他致力于揭露社会中的压迫性权力关系，对弱势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对“梅森—迪克逊线”所预示的民族分裂感到忧心忡忡。他并没有如人所期待的那样去讲述一个美国民族国家的立国神话，而是关注独立宣言之前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美国人的集体创伤。随着民族国家的轮廓若隐若现地呈现，人们也逐渐淡忘了过去的伤痛。在追忆这些伤痛的过程中，品钦重新想象了凝固于集体历史记忆背后那些令人怦然心动和危机四伏的时刻，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在《梅森和迪克逊》中，“梅森—迪克逊线”所体现的空间概念具有政治含义。在政治文化史语境下，以梅森—迪克逊线为基础绘制的美国地图作为一种秩序观念的载体，反映了国家的政治区划和地理疆域的变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它不仅仅关系到私有财产的边界和所有权问题，还揭示了空间政治在塑造资本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代空间生产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指向空间生产的逻辑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正如苏贾所指出的，“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出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反过来又作用于这些关系”（123）。社会形成并创造了空间，但又受制于空间，空间反过来形塑社会构型。梅森和迪克逊所处的时代是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和帝国资本急剧扩张时期，空间生产获得了显著和充分的发展。当然，“梅森—迪克逊线”在美国革命前尚未具有政治地图的功能，但从后来这条线被用作奴隶制州与自由州的分界线这一史实看，它在美国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则是不言自明的。

在民主共和时期以及之后的西进运动背景下，“梅森—迪克逊线”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由于美国政治版图的迅速扩张，以这条分界线为基础的地图绘制应运而生。这种地图包含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所具有的各种要素，将地理、政治、行政区划、交通、经济、人口、种族、宗教、语言、州界、领土、内水、湖泊、海湾等诸多因素纳入其中。地图作为当权者强行确立秩序的工具，反映了美国拓疆过程中的空间政治，正如亚瑟·索斯曼指出的，“地图绘制作为帝国主义的越界行为（imperialistic transgression）早已隐含在帝国的构想之中”（Salzman 65）。小说叙事者切里考克也指出，宾夕法尼亚原本只是“无法用几何学进行描述的地域”（geometrically impossible territory），但“我们却自欺欺人地把它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州’”（336）。梅森和迪克逊后来发现，美国地图不仅隐藏着当权者的政治意图，还掩盖了西部边疆的暴力、冲突和矛盾，这正是美国边疆神话中被人忽略的部分。梅森告诉迪克逊：“出于各种原因——财富、避难或冒险——来到美国的人都被剥夺了知晓这个秘密的权利，‘新世界’成了永恒的秘密”（487）。迪克逊告诉梅森，“分界线的初衷是精确勘察地界，但却事与愿违，我们被各种无法左右的政治势力和政治阴谋所利用”（688）。梅森惊叹道：“难道这就是那条公之于众并留给后人的分界线吗？”（689）

作为地理、政治、文化和种族分界线，“梅森—迪克逊线”的意义和功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美国革命前，殖民地还处于较为凌乱和松散的状态，是“一种以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政治，而不是在不列颠美国的语境下来进行的政治”(Shields 223)。勘查工作的目的是防止殖民地成为独立王国，而殖民地人则试图加速独立和例外化的进程，疆域的模糊性和话语的岐义性是这个时期美洲社会的主要特征。

品钦显然捕捉到了处于过渡时期美洲社会的张力。但是，假如品钦就此搁笔，《梅森和迪克逊》充其量只是重写了约翰·巴斯的长篇历史小说《烟草经纪人》。巴斯在《烟草经纪人》中对马里兰州地理和文化身份的描写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梅森和迪克逊》颇为相似。虽然两部作品相隔四十多年，但都试图以丰富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还原那个充满张力和可能性的时代，质疑早期美国殖民史中的民族身份建构（王建平 100-104）。此外，巴斯和品钦都借马里兰州殖民历史影射殖民主义，重写美国的边疆神话，探讨边疆神话中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元思维定势在确立边疆的空间秩序中的殖民冲动。品钦与巴斯的区别在于，品钦突破了美国早期的历史框架，着眼于殖民主义遗产在当代的延续。这种不同的写作策略使品钦和巴斯在时空的处理上有着质的区别。首先，品钦赋予地理空间以一种伦理学意义，而巴斯更专注于其语义学方面的繁复特性。极具争议的德拉维尔三角洲反映了一种伦理性空间，而它在美国历史上通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区分南方与北方、奴隶制州与自由州的界线，但这条线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已不复存在。品钦提醒读者这条18 世纪划定的疆界对西进运动和奴隶制来说是何等重要。其次，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在巴斯的小说中具有超历史的维度，而品钦对殖民时期美洲地理空间不确定性的描写则影射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强调地理空间的伦理维度是重要的历史遗产。

品钦花费了大量笔墨揭示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相互交织的张力。“梅森—迪克逊线”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美国地图掩盖了民族国家与土地私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地域纷争。《梅森和迪克逊》的叙述时间是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十年之后，梅森和迪克逊线的故事不仅对于理解美国的“ 国家地理” 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的形成也有着特殊意义。因此，边界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这便是切里考克把“梅森—迪克逊线”作为“美国的故事”来讲述的真正原因。地图史学家大卫·比萨莱特曾考据，15世纪前很少欧洲人使用地图，1600 年以后地图却成为许多职业必不可少的工具。一方面，自17 世纪以降，土地所有者对于界定土地资源和私有财产的需求与日俱增，促进了地图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地图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加大（Buisseret 1-4）。美国诞生于一个地图测绘学方兴未艾的时代，地图在美国民族国家发展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位美国国父在早期职业生涯中都曾做过勘察员。乔治·华盛顿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地质勘探，绘制过上百幅地图；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绘制过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地图，并与堂兄蒂莫西·福尔格合作绘制了第一张墨西哥湾地图；托马斯·杰斐逊的父亲是勘探员，他本人在美国革命后在英国出版了阿拉贝尔玛尔和伊利湖区间地图（Olster 297）。有人甚至把美洲殖民史减缩为地图绘制的历史：美洲殖民无非是“ 在地图上划分边界线、界定和分配所有权……将土地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过程” （Limerick 27）。在18 世纪60 年代，“梅森—迪克逊线”正是许多关于尚未被殖民的美洲西部的地标地界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大卫·斯德认为，梅森—迪克逊线是“一个催生了美国地图的地图编码中的象征性符号”（Seed 92）。这似乎从反面验证了鲍德里亚的论断：“领土不再先于地图；地图先于领土……地图生成了领土”。②在小说叙述者切里考克看来，“‘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只是抽象的概念，仅此而已”（354）。地图学服务于国家政治，通过分割和限定将虚拟空间转化为现实空间。美洲大陆的空间政治就是将北美洲大陆的土地加以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地图上的线）掩盖了殖民暴力、地域纷争、种族矛盾和文化张力。面对迅速扩张的帝国版图，迪克逊不由感慨道：

大不列颠在沉睡之中会不会做梦？美国是她的梦吗？那些在清醒的帝国中心里见不得天日的阴暗和龌龊会在这些偏远地区的梦中出现。在西部，有着大片尚未被纳入帝国版图的土地，那是人迹罕至、尚未载入史册的地方，也是被憧憬未来的人们所唾弃的地方。他们憧憬着落日余晖之下世界化为人间天堂、生命之源、圣约翰的领地和基督的王国。一切按部就班，直到西部的土地被观测，被记载，被测量，被纳入已知的体系之中，逐渐进入大陆的版图，从虚拟状态进入陈述肯定状态，把种种潜在的可能化为服务于政府意图和目的的简明的方块空间，把边陲的土地从圣土之地骗过来，纳入那个属于我们的人类家园，可那也是我们的绝望。（354）

在这段陈述中，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被赋予一种伦理学意义，历史进步就是把“尚未被纳入帝国版图的土地”变为“憧憬未来的人们”的希望之国，把虚拟、潜在和未知的地域变为肯定、已知和现实的征服者的“天堂”和“家园”。迪克逊道出了深藏于历史进步话语之下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矛盾，它构成了美国人集体身份中的永久张力。

关于“梅森—迪克逊线”的历史评价问题，在查尔斯·梅森去世的1786 年冬天，切里考克对他的孩子们说：“ 我们当时在那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是鲁莽的，其科学性我至今也无法理解，为了在两个所有权人之间划分界限，我们在荒野深处划了一条八英尺宽、朝向正西的直线，这实在是毫无意义”（325）。但在今天看来，“梅森—迪克逊线”作为文化区域的标志和奴隶制的历史记忆，已经永远地铭刻在美国的文化和地理版图上。梅森和迪克逊穿越荒野向西挺进的勘察经历本身暗示美国的西进和殖民，这些经历后来成为美国的民族叙事和边疆神话的组成分。“梅森—迪克逊线”将“ 一条直线” 横穿美洲大陆，将理性、秩序和文明带入荒野，代表着启蒙理性的胜利和壮举，产生了持久的文化影响。

不过，对叙述者来说，梅森—迪克逊线是灾难性的。最初，梅森和迪克逊对这条分界线可能具有的文化含义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是把勘察任务视为一次边疆历险和科学理性的壮举。迪克逊曾坚信，“直线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明”（219）。随着勘察工作的进行，梅森和迪克逊开始怀疑分界线的合理性。正如切里考克所说，“‘马里兰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由直线构成的图形，将无边无际的海岸线、无法测绘的海湾条块分割。同样，压根也不存在什么‘宾夕法尼亚州’，那不过是一系列针对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的历史骗局而已”（354）。梅森和迪克逊开始怀疑勘察任务的意义：“没有什么比在一个民族中间强行刻画一条线，特别是一条直线，更野蛮，更残忍，因为它会制造分裂，是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蔑视。必将后患无穷”（615）。

“梅森—迪克逊线”成就了共和国，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究竟是什么？小说中频频出现的隐喻暗示了作者的历史评价：“伤疤”（542）、“黑暗天使”、“逆天之形”（615）、“乱砍滥伐的野兽”（678)、“毁灭之路”（679)、“邪恶通道”（701)。勘探队的中国风水师张先生一语道破了地图测绘过程中的殖民暴力：“这条线违反自然，是邪恶的化身”，“边界线应该法乎自然——海岸线、山峦、河岸——遵循天道，形成地形地貌……而[ 梅森—迪克逊线] 是对土地的亵渎”(542，601)。在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里，梅森和迪克逊还预见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

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抵挡住那只在他们的土地上蔓延而至但不可遏止的巨大无形、摧毁一切的怪物。那是只乱砍滥伐的野兽，势不可挡，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开辟出一条通道，不惜一切代价杀出一条血路。它有着钢铁般锋利的牙齿，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要把西部的一切统统毁灭。（678）

《梅森和迪克逊》在展示历史进步的代价的同时，也暴露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内在矛盾。在小说中，对历史进步话语的质疑是品钦最为激进的政治策略。诚然，美利坚共和国诞生于启蒙运动的理想，勘察与测量作为一种科学理性行为，象征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隐含着理性和科学对世界的分割、划分和归类，蒙昧与启蒙、文明与非文明、自我与他者、理性与神秘也随之有了明确的界分。这种界分既是理性的工具，也是强权者的话语。在缺少统一政治基础的情况下，立国需要一种文化话语作为支撑，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既要从领土上界定民族国家的疆域，又要压制异质文化，强化那些能够代表并构成即将形成的主流族群的统一性和例外性特征。品钦借助历史想象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时并存的时代，捕捉到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瞬间。这是令人不安、充满张力的历史性时刻。梅森和迪克逊作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派遣的科学家，奉大英帝国赋予的测绘使命，肩负着科学和法律的责任。在这里，科学理性与帝国使命达成了空前的默契。但随着梅森和迪克逊向西推进，分界线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品钦有意虚化梅森－迪克逊线的时间维度，使其指涉范围更加宽泛，暗示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分界线（color line）：印第安人与西进定居者、新大陆与旧世界、选民与弃民、新教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从殖民时期开始，这条线就深深嵌入了美国人的边疆情结之中。我们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关于边疆学说的阐述中可以见出这种思维定势的延续：“边疆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点。美国民主绝非产生于理论家的梦想；也不是从苏珊·康斯坦斯号被运到弗吉尼亚，或从五月花号被运到普利茅斯。美国民主产生于美国的森林，而每次开辟了新的边疆时，它都会获得新的力量和生机”（Turner 38）。特纳是美国史学界“边疆学派”的创始人，这段引文出自特纳在1893 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美国历史中边疆的意义”。“边疆学派”为当时和后来的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国民特性的讨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英国学者托尼·坦纳曾就品钦在《梅森和迪克逊》中对美国例外论所做的历史寻根给予高度评价：“‘北方与南方’是两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典型例证。品钦认为这种思维定式对美国是灾难性的，并将其追溯到清教关于选民与弃民、救赎与惩罚、我们与他者的严格划分”（Tanner 288-289）。可以说，作为标志性的美国地理文化遗产，梅森—迪克逊线所暗示的道德空间、政治疆界和思维定势影响了美国人关于民族、国家、宗教、种族的观念。

《梅森和迪克逊》最后一部分的标题“ 最后的中转” 似乎暗示，梅森和迪克逊线的任务尚未完结，民族国家的身份也未确定。在威廉与多克的对话中，他们向父亲的在天之灵诉说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同父亲一起去边疆历险的心愿。在他们的想象中，美国仍然是神奇浪漫的国度，是实现梦想的地方，而印第安人也还是作为一种刻板的类型存在的。时光荏苒，他们对于美国边疆神话的理解并没有因为父辈的遗训而有所改变。梅森和迪克逊的在天之灵恐怕也无法安息。品钦通过威廉和多克的对话提醒读者，每一代人都需要反思美国的边疆神话和民族叙事的含义以及种族主义思维定势在美国文化中的巨大历史惯性。小说的结局是悲观的，被称之为“ 品钦关于美国梦的挽歌” 并不为过（Greiner 73）。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品钦并没有像其他当代小说家（如巴斯和多克托罗）那样，把当代人的历史惰性归咎于历史再现的问题。在品钦看来，梅森—迪克逊线不仅记录着种族分界线被强加于美国地理文化版图之上的历史，还负载着帝国的殖民暴力，将美洲大陆推向一条万劫不复之路。

《梅森和迪克逊》采取了大跨度的历史叙述，探索美国人的边疆情结、帝国话语和民族叙事中的空间政治，关注美国例外论思维定势在美国文化史中的延续性和潜在逻辑。应该说，小说延续了品钦作品一如既往的批判精神。对天定使命观、美国例外论、理性至上主义和历史进步论的疑虑是品钦最惊世骇俗的观点，因为这撼动了美国革命前理想主义的基石。这样一来，美国革命以及随后的历史也就成了严格检验自由、平等、理性和普遍人性等启蒙主义理念的案例，这在《梅森和迪克逊》之后的作品中都有深刻的讨论。

注解

【Notes】

①See Thomas Pynchon, Mason & Dixon (New York: Holt, 1997) 141, 142, 200。以下文中凡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标注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鲍德里亚把博尔赫斯关于地图的寓言演绎为仿真概念的注解：地图先于领土，地图产生了领土，地图统治了土地。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包含着明显逻辑矛盾的地图和领土的观念倒置，其结果是，符号覆盖了“ 实在” 的本源，符号统治了领土，符号或观念的暴力渗透了帝国的身份构成。参见Baudrillard 1。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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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晔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