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失根”迷途： 当代英国华人文学的身份困境与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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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历史叙事是当代英国华人文学的显性特征，其书写与族裔身份密切相连。当代英国华人作家时常在书写历史时紧扣身份问题，融身份认同与历史意识于一体，在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英国华人这一群体所关注的历史之维，同时展演了自己与族群在离散中的“失根”之痛和族裔政治。英国华人特有而复杂的多地离散经验和次族裔分歧使其认同困境雪上加霜，更加赋予历史叙事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借助历史叙事，英国华人作家追寻并建构族裔主体性，以期实现走出“失根”迷途的自我救赎。
作者简介
肖淳端，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英国华人文学；蒲若茜，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英国华人文学之历史叙事研究”（13CWW029）
Title
A Way Out of the Dilemma of Being “Rootless”: Narrating historie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One salient feature of British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he practice of narrating history, in which the writers weave the identity problem into the narration of “histories.” Through examining this obsession among British Chinese writer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writing not only unfolds the history that British Chinese writers have been mostly fascinated by, but also signals their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ir politics of surviving in diaspora in Britain. The fact that most British Chinese are immigrants or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stirs up the question of multiple diaspora,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ub-ethnic cultural divergence within the British Chinese community makes the issue of identification even more complex. Therefore the narration of history attaches tremendous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 of identity for the marginalized British Chinese. By narrating histories, British Chinese writers stumble yet aim to find their way out of the dilemma of being “rootless.”
Author
Xiao Chund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British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txchd@jnu.edu.cn
Pu Ruoqian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tprq@jnu.edu.cn
综观当代英国华人文学作品，历史叙事①在其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成为该类创作的典型特征。无论是来自内地、港台还是东南亚，也无论是属于哪个代际，几乎所有英国华人作家都热衷于从历史寻找题材以驰骋笔墨。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扮演着历史学者的角色，要么挖掘各种关于中国甚至亚洲的史料，要么搜寻当代较少被人关注的华人流散史实，并埋头其中饥渴钻研，巧妙构思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在异域他乡重塑东方与族裔的历史。这些创作所叙的历史既有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文革等中国近现代的公众历史，如《孤岛占有》（An Insular Possession, 1986）、《鹊桥》（The Magpie Bridge, 2003）、《东风之妻》（Wives of the East Wind, 2007）、《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1992）、《饥饿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River, 1999）、《中国的好女人们：隐匿的声音》（The Good Women of China: Hidden Voices, 2003）等，也有对华人（包括族群和个人）的流散境况的记录，如《酸甜》（Sour Sweet, 1982）、《和谐绸庄》（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2005）、《中国絮语：英国地下劳工的真实故事》（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2008）、《隐身人：英国的性工作者移民》（Invisible: Britain’s Migrant Sex Workers, 2013）等，甚至还有民国逸史、中英文化交流史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等，如《上海王》（The Concubine of Shanghai, 2003/2011）、《K》（K: The Art of Love, 1999/2002）、《散沙：中国农民工的故事》（Scattered Sand: The Story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 2012）等。那么，这一以历史叙事为主的创作特征与作家的族裔身份是否有关？身处英国场域，英国华人作家面临哪些身份问题，会使他们时常在创作中观照历史？而在这一种创作中，他们力图陈述什么？事实上，英国华人文学中历史叙事的勃兴，与英国华人的离散困境和认同危机密切相联。英国华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不仅生动地再现了英国华人所关注的历史之维，更镶嵌了英国华人真切的认同体验，同时也透露了他们力图陈述的历史意识以及在离散境遇中的生存诉求与族裔政治。本文拟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挖掘英国华人作家复杂的身份观，探询其进行历史叙事的主观动机，以及历史叙事对英国华人身份建构的作用。
01
身份困惑与“失根”书写
尽管英国华人的代际、祖籍、居住地不尽相同，他们却共同遭受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扰。由于离散境遇和生存现实的不同，英国华人面临的身份困惑似乎更甚于美国华人。在英国力办华人文学杂志《聚言集》（Brushstrokes）的主编陈敬亮（Graham Chan）指出：“英国华人（或所有非白人）②要比美国华人难得多”，英国华人时常需面对“我是谁？”、“我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又去往何方？”等问题的追问与迷惘。③这一连串问题远非普遍意义上的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拷问，而是剑指族裔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与弊端。另一英国华人作家吴洪强（Paul Wong）对此也有颇多感慨：“就我个人而言，我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中国人，心情好时我为自己是新的产物而高兴：一个个体，没有种族和文化界限的个体和新的国际主义者，低谷时我会非常迷惘，孤苦无依，没有归宿”（qtd. in Kinoshita-Bashforth 255）。可见，与华裔美国人强烈的美国认同感迥然有别④，英国华人对自己的身份非常犹豫不决。英国华人短篇小说集《点心》（Dim Sum, 1997）中，刊出了所收录的英国华人作家的简介，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英国华人作家内心对自己的身份的纠结。如：
〔陈敬亮〕他出生在苏格兰，游历多国，但他却从未感到自己属于哪一个地方。由于他只会讲一点粤语，唯一一处让他感觉绝对自在的地方是新加坡，因为那里大多数人都是华人，而且他们讲英语。
〔陈美琪（Mei Chi Chan）〕原籍不详。香港、尼日利亚、英格兰和台湾的心理—生理组合〔……〕最终归属地未知。（Chan 111）
实际上，这种身份的困惑时常见诸英国华人作家笔下。比如，三次入选布克奖短名单的毛翔青（Timothy Mo）创作的大多数人物都受困于身份认同，不管是《猴王》（The Monkey King, 1978）中的华莱士，还是《勇气的徒劳》（The Redundancy of Courage, 1991）中的吴阿斗，都以“局外者”的姿态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与主流阶级及主流意识形态等相去甚远，并时常为了获取“局内者”的认同处心积虑，备受煎熬。作为一名出生在香港的中英混血儿，毛翔青迁到英国时只有十岁。他本人和小说里的角色一样，也深处文化、种族、阶级的纠结之中。他自称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而非母语⑤。在一次访谈中，毛翔青表示：“走在亚洲的街上，我更有回家的感觉：人们笑容盈盈，所有人的个头都和我差不多——这可是过去时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⑥可以说，正是他亲身体会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挣扎，其作品才会细腻地影射自我归属的迷惘。
再以入选格兰塔“最具实力的英国年轻小说家”的欧大旭（Tash Aw）为例，他所创作的角色，同样总是深陷身份认同的泥沼。他们要么漫无目的，茫然自失；要么居无定所，无处落根。《和谐绸庄》中的人物雅斯培、林强尼和皮特，可以说都承载了作者对这样一种身份焦虑的刻画。雅斯培作为近打河的政治经济大鳄林强尼的儿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总是郁郁寡欢，甚至怀疑自己的身世，并对父亲鄙夷贬斥。在雅斯培的口中，父亲是一位“恶魔”、“强盗”、“卖国贼”。他对父亲痛恨之极，甚至“再过一千年”，“也不能理解他犯下的罪过”（欧大旭 40）。雅斯培对父亲的谴责，反映了这一对父子出乎常理的疏离关系，而他对自己身世的质疑，直接而深刻地揭露了小说的题旨——身份的“失根”与迷惘。实际上，小说中谜一样的林强尼，亦是一个身份认同困惑的典型象征。在他最亲的亲人（包括妻子和儿子）和挚友眼中，他的形象各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疑云重重。直到小说最后，即使每个角色对林强尼的叙述完毕，主人公的形象依然支离破碎，无法得到完整、明晰地形塑。不止这些华人离散者遭受身份困扰，就连英国人皮特也难逃离散、“失根”的煎熬。皮特幼时丧父，常年缺乏亲恩，于是决定远走他乡，不再回英国。在马来飘零六十余年，却出乎意料地对马来语和华语一窍不通，对英语也日渐疏离，甚至最后处于几近失语的状态。而到了耄耋之年，他依然在为他毕生的理想——建造一个能够让灵魂安顿、让心灵归属的“天堂花园”——设计规划。这一种对过去的逃离、对现实的回避、对母语的抵触以及对归属的向往无不深刻表露了小说人物对身份的不安和茫然。
欧大旭的第二部小说《隐形世界的地图》（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 2009）依然是以小说人物的“失根”之痛为其最鲜明的特征。主人公身上无时不笼罩着家园感的缺席、身份的茫然和回忆的创伤，而这种“失根”感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并在反荷兰殖民统治、反共、印尼内战等历史背景中得到升华。六十年代的印尼虽然摆脱了荷兰长达 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但是这个刚刚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却面临着诸多问题。首任总统苏加诺挥霍无度，他的独裁统治使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民不聊生，再加上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曲折的历史、多民族的冲突等，使得当时的印尼时局动荡、剑拔弩张，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中。小说的主人公亚当，自幼由荷兰画家卡尔在一个印尼小岛收养长大，1965 年印尼政变前夕，卡尔无辜被捕而下落不明。亚当发现自己顷刻间又成了孤儿，便只身前往雅加达求助卡尔的昔日爱人玛格丽特。正当他们试图营救卡尔时，却被卷入这场举世闻名的政变……和他的国家一样，亚当面临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家人是谁”等看似简单却异常困难的问题。亚当的命运，从一开始失去亲人，到被收养而有了和异族人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到再次失去家园，无不是印尼的国家命运和历史的隐晦的投影。族裔的家园失落、国家的何去何从与个人的身份迷失缠绕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寓意深刻的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的乐章。
02
历史叙事：一场对身份的寻根问祖之旅
对于作品人物的“失根”之痛与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联系，欧旭并不遮掩，他坦承在角色身上投注了自己内心关于身份认同的影子。在《和谐绸庄》的后记中，欧大旭写道：
暮年的皮特回想起自己悲惨的童年。他一生都在努力逃离在英国时的孤独感，他觉得自己几乎成功了，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却发现早年的印象变得异常清晰——实际上，这些记忆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像皮特一样试图逃离自己的过去，但童年的回忆却惊人地历历在目。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事情仍然藏在记忆中，如水晶般清晰透明地印在了脑海里。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十五年之久，但我最深刻的记忆却仍然是马来西亚乡村那些傻乎乎的、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点漫无目的，他们都离开了自己原来生活的地方。从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我的影子。和他们一样，我满足于日复一日的快乐生活，甚至似乎朋友也比这些人物多几个。但是，年轻时在马来西亚的一幕幕不断地侵入我的大脑，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是那个世界的人，不属于现在居住的伦敦。（259—260）
在此，欧大旭透露了自己的离散心境，这位父系来自海南，母系来自福建，出生在台湾，后由马来西亚迁移至英国的华人作家，不止和他创作的人物一样面临无根的折磨，也时常陷入“我属于何方”的精神困境。在历史叙事中将这种身份焦虑移情到笔下的人物身上看似是作者下意识的行为，但是这一种写作可以通过叙述身份问题来释放叙述者自己的身份焦虑，通过再现历史来辨清再现者自己的身份迷途。实际上，此类写作之于身份追寻的意义已为不少英国华人作家所察觉，虹影即是其一。她写道：“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来”（虹影 2）。虹影在英国出版的作品时常围绕自传性质的历史叙事，恰好体现讲述过往、讲述历史之于作家自身一项追根溯源、抵抗身份焦虑的功能。在《文化身份与族裔离散》一文中，霍尔揭示了文化身份的两种属性，在霍尔看来，文化身份既是游离多变的，它时刻处于一种进、形成的动态之中（becoming），同时又离不开过去的定位（being），“文化身份来自于某处，享有历史”。而叙述历史与过往，恰恰能够揭露“人们如何被定位，以及如何定位自己”（Hall 23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叙事为英国华人作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过往的方式，让他们得以从中对自己的身份展开一场寻根寻祖之旅。于是，华族历史、华人流散境况成为英国华人作家笔耕不辍的创作题材。
英国华人文学的叙述题材高度体现了英国华人作家对族裔之根、离散缘由的关注与追寻。而在这一场对身份的寻根问祖的行旅中，英国华人作家表达了自己作为少数族裔在英国离散境遇中的创作诉求与族裔政治，使其历史叙事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在鸦片战争题材中，由于长期以来英国主流社会刻意淡化、扭曲史实，不少英国大众以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正义之举，于是英国华人作家极力将这一既定的“范式”问题化。他们在创作中质疑历史再现与真实、真实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为匡正被言说、被曲解的族裔历史发出自己的呐喊。其中，毛翔青在其第二本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的小说《孤岛占有》中，以 19 世纪两位美国人在十三行的所见所闻，再现了一系列重要的鸦片战争事件如禁锢十三行、虎门销烟、沙角炮台战役等。除了一个时隐时现的全知叙述声音，小说还动用多种形式的“史料”——报章、信札、日记、绘画及摄影过程等，并在叙述中多次呈现关于鸦片贸易正义与否的讨论（既有亲历这些历史事件的小说人物对此论题的高谈阔论，也有不同报刊对相关问题的时评等），其用意十分明显：一是重现当时西方盛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二是通过多次对该问题的讨论并提供不同的声音，强力质疑西方有关这一话题的主导叙述，颠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合法性。另一位作家刘宏（Liu Hong）则将鸦片战争这一民族耻辱当作个人与家族的耻辱，在《鹊桥》中刻画英国华人饱受的幽灵般时时相随的跨代创伤。小说塑造了参与建造圆明园并亲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花匠五保和梅，从遇害者的角度记录下这一场历史浩劫，从而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另类叙述，并从中思考作为遭遇这场历史惨剧的华族后代流散英国时如何面对民族历史之重的命题。上述两位作家通过文学的想象，企图通达鸦片战争的历史原场，来还原被扭曲或淡化的民族历史真相。而在这些作品中，在重现鸦片战争的虚实相间之间，都投射了英国华人作家自己的历史观，一是求真质疑、颠覆正典；一是不忘过去、渴望和平。在书写即匡正（writing is righting）的文学武器的助益下，他们壮大了自己族裔的“对抗记忆”，动摇了官方叙事的“真理”地位，使得历史不再只是胜利者的历史。
又如关注鲜为人知的当代英国非法华工苦难遭遇的《中国絮语》，该作品用文学的想象力细腻地为英国华工的历史事实作补充，并以新闻纪实写作的方式使英国华工在英国文学世界里留下历史足迹。《中国絮语》展现了在英国雇主的剥削和宰制下，非法移民华工卑微、危险的生活，堪称一幅血淋淋的现代奴隶制剥削图。这些无证华工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血与汗，可是既没有公民身份，又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与同情，他们成为一个既受制法者制裁，又受违法者欺侮的社会夹层。作者在此深感自己作为一名族裔作家肩负的道义职责，她极力向主流社会传递这一地下华工团体的隐匿之声，为这一哑言主体代言。
事实上，不管是官方的鸦片战争叙述，还是华工被奴役现状，都映射了英国华人的“失根”困境：前者是被歪曲被淡化的族裔历史之“失”，后者是被消音、被无视的族裔现状之“空”。为自己的族群立史，既是一种离散情感的自然流露，又是一种族裔创作的本真表述，更体现了英国华人作家为自己与族群的历史发声，建构身份的努力与奋争。
03
多重认同困境与自我救赎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华人内部复杂的身份背景更是让英国华人的认同困境雪上加霜。英国华人不止要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其身份认同中的断痕错节也随处可见。我们知道，英国华人既有本土出生的华人后裔，又有来自内地、港台及其他地区的华人及其后裔。最具特殊性的是，其中不少人来自英属殖民地，如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及中美洲的英属殖民地等。有些人甚至不止是从第二地迁往英国，而是经历了多次离散之后定居英国。这一多重离散背景与英国殖民历史密切相关，其结果既让英国华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华人，也造就了英国华人错综复杂的多重认同。对这一群体来说，他们的母国经验不再限于中华，而夹杂了其他迁徙地的往事；而他们的文化身份，也深深烙印着中间迁徙地的历史文化印迹。英国华人对自己的身份不止更加困惑犹疑，还要同时应对常见的移民认同问题，以及个体身上母国、归宿地以及不同迁徙地之间的身份混融问题。这也导致了英国华人文学中除了常见的认同主题外，还出现了更为复杂的中间地历史叙事、多重家国身份和泛亚叙事等题材。比如，欧大旭的《和谐绸庄》便是透过马来西亚华人林强尼的一生，展现作者离开台北之后、迁入英国之前所离散的中间国——马来西亚的历史。出生在英属殖民地几内亚后又迁移至英国的华裔作家金美玲（Meiling Jin）和珍·骆·率本（Janice Lowe Shinebourne）的作品如《船娘之歌》（Song of the Boatwoman, 1996）、《教母的故事及其他》（The Godmother and Other Stories, 2004）等都离不开对中国、英国和加勒比海地区等的多重家国身份和历史文化的表达。而另一种题材——泛亚历史叙事，即在书写自己民族的族裔历史之外，还涉及到亚洲其他国家、族裔的历史题材，也常见诸英国华人作家笔下。其中，欧大旭的《隐形世界的地图》以印尼 20 世纪中期的政治动荡和军事政变为背景；毛翔青的《勇气的徒劳》、《面包果大街的灯火管制》（Brownout on Breadfruit Boulevard, 1995）、《变节者或光环》（Renegade or Halo, 2000）和《纯》（Pure, 2013）等则将笔触迁移至东帝汶、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的历史大舞台上。⑦
多地离散使英国华人的身份问题迷雾重重，使其内部极其缺乏群体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族群的集体“失根”。而即便只有中英两地离散经验的英国华人，由于出身地缘的历史文化不尽相同，亦同样遭受族群“失根”的煎熬。据社会学家考察，英国华人在基于不同地区的次族裔（sub-ethnic）文化上的分歧明显，四邑人、北方人、广州人、客家人等都各自为营，尽管都是华人，彼此之间却各有刻板印象和文化成见⑧。从刘宏的《鹊桥》可窥见这一份藏匿于英国华人内部的身份焦虑。小说中，骄梅每次想家了，男友肯（Ken）总喜欢带她去唐人街。然而，唐人街不但不能疏解她的思乡之苦，反而让她更加落寞孤独。因为在唐人街，骄梅感受到了港粤与内地在文化、语言上的巨大分歧，她发现自己和那里的华人根本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每次发现我想家，肯总会提议带我去一趟唐人街，可是每次去完我却更加觉得孤独，因为这里的人虽然看上去和我长相相似，却操着我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普通话和广东话有着天壤之别”（Liu 54）。华人对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认同尚且如此，其他地区之间的认同裂缝不言自明。
“身份认同的建构基于对与他人或群体的共同起源或共享的特质的认知”（Hall and Gay 2）。而英国华人面临的多重认同困境，恰恰使追寻族裔身份、回溯民族历史对英国华人的族裔主体性建构产生了深刻的意义。黄万华将华人作家的历史叙事比作对“心灵安置地”的新构建，他指出：“历史是安放民族心灵的天地，历史的保存在于后辈的记忆。不然，后辈会永远失去历史，心灵也就会永远处于漂泊之中”（90）。而德里达也写过：“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缺少一项，怎么思考另一项？”（1）可以说，英国华人的历史叙事不止是起到唤起后辈的共同记忆的作用，更关键的是通过追述华人共有的历史和文化，英国华人得以认识先辈，认识民族，从而在离散中通过确认集体认同来确认及找回“自我”；同时，通过记录个体记忆，通过叙述个体的历史来唤起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英国华人文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华埠叙述、泛亚叙述等，都是英国华人身份追寻、主体性建构的一种文学呈现。而正如何南指出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建立“必须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以分享共同的经验进而形成‘生命共同体’，才构成正式的‘民族国家’”（转引自生安锋 47）。叙述历史，正是英国华人作家借助个人与过去的联结，搭建英国华人之间可以联系的桥梁，营造共享的族裔集体意识，强化民族凝聚力，以此来疏解身份焦虑，并建构族裔主体性。
综上可知，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族裔背景使英国华人作家处于身份“失根”的深渊，其中，与英国殖民历史密切相关的多地离散经验及英国华人内部的次族裔分歧让这一认同困境更加雪上加霜。英国华人作家认识到向西方叙写族裔历史、再现民族文化的必要性。一方面，历史叙事成为英国华人作家一件重要的文学武器，让他们在面对任人言说、空白的或不公正的民族历史与族裔形象时可以再现故国之患、异国之困与生存之艰，从而为英华族裔这一长期哑言的主体还原历史、修正历史、补充历史；另一方面，历史叙事给予饱尝“失根”之痛的英国华人作家一种地缘上的回归，使其通过叙述自我与民族的历史与过往，对自己的身份展开追寻、求索，并得以建构新的民族历史与族裔身份。通过追溯共同的族裔历史文化，英国华人渴望化解内部的次族裔分歧，建构族裔集体意识即想象的共同体，从而通过确认集体身份认同来找回“自我”，通过疏解身份焦虑来获得心灵的救赎。
注解
【Notes】
①“历史叙事”指的是对过去的事件的叙述。因此，历史既包含古代、近代的历史，也包含当代的历史。本文亦参考哈琴的历史观，即历史既包括公众的历史，又包括个人的历史，参见Linda Hutcheon, “Subject in/of/to History and His Story,” Diacritics 16. 1 (1986): 78-91。哈琴在论述中还区分了大写的历史（History）和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本文英文用了小写的 histories，以更好地区别英国主流社会相关的官方历史叙事。
②由于势单力薄，英国华人在历史上曾长期被英国主流社会当作是与黑人混同的群体，甚至被统称为“英国黑人”（Black British），陈敬亮在此用“非白人”来呼应英国主流社会对英国华人的模糊称呼，尽显作者对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与处境的不满与无奈，其中杂味纷呈。
③ See Kinoshita-Bashforth 240.
④ 20 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泛亚运动后，华裔美国人以“Chinese American”的身份诉求来强调他们的美国属性（不少人甚至声称自己是“美国人”），同时弱化自己的中国属性，以向美国主流白人社会争取更多的平等权益。而在英国则完全是不同的情形，英国华人更多用“British Chinese”自称。有关华裔美国人和英国华人的身份意识之别，以及“英国华人文学”的学理命名，可详见肖淳端：《英国华人文学：学理命名与指涉内涵》，《暨南学报》11（2016）：17—22。
⑤ See Simeon Dumdum et al., “In Conversation: Cebuano Writers on Philippin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23.1 (2004): 191.
⑥ Maya Jaggi, “Mixtures Like Candied Napalm: Interview with Timothy Mo,” The Guardian 7 Oct. 2000, 12 May 2012, <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0/oct/07/fiction.mayajaggi >.
⑦ 应该指出的是，英国华人文学中的泛亚叙事的成因除了与上述的作家的多地离散经验有关外，也与英国白人社会惯有的对亚洲不同族群的同一化以及亚裔作家渴望亚裔各族群的泛族裔团结来对抗主流群体的歧视和不公有关，当另文详论。
⑧ See Gregor Benton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29.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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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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