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大人文”融通的思想、理路与方法——顾明栋教授访谈录

Original 焦鹏帅顾明栋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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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艺术人文学院顾明栋教授以其近四十年的学术经历，提出了“大人文”的观念，并一直身体力行。本文从学术生涯、学术理路、学术思想和学术回顾与展望等四个方面对顾教授进行了访谈，他以其自身的经历和视野，分享了他对英美两国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差异、学术训练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中国典籍英译评价的复杂性、“汉学主义”的来龙去脉、中国古典文论及思想的现代化、学术研究的概念性和原创性、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外语教学等问题的深刻见解，体现了一个华裔学者兼纳中西的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更体现了他治学理念中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其中的一些观点能为从事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的学者带来启示，也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外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些参考。

作者简介

焦鹏帅,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顾明栋，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思想及中西文化研究。

Abstract

With an academic career of nearly 40 years, Professor Mingdong Gu in the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has proposed the idea of “Greater Humanities” and dedicated himself to practicing it in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grows out of an interview with him, covering his academic career, research approaches, scholarly concepts,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orientations of the academia. Based on his own career and vision, he shares with us his view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graduate education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cholarship, the intricacies in evaluat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he genesis of Sinologism, the moderniz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and some conceptual issues concerning originality and creativity in scholarship. He has also offered his insights on how Chinese culture can go beyond China and how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can be enhanced to the next level. The interview shows an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global perspective on and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testifies to his inquisitiveness, critical sensibility, and creative spirit in academic pursuit. Some of his ideas will not only inspire scholars working on China-West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broad and help improv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Authors

Jiao Pengshua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Email: jps888@126.com;

Mingdong Gu,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School of Arts and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Richardson 75080, USA).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omparative thought, and China-West Cultural Studies. Email: mdgu@utdallas.edu

焦鹏帅（以下简称焦）：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有关您的学术生涯、学术理路、学术思想和学术总结与展望的访谈。顾教授，您从1981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现在，已在学术之路上默默耕耘了近四十年，致力于中西文化、文学、思想的融通工作，提出并批评修正了诸多国内外学界有影响力的观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理路和方法。您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师从老一辈英语语言文学专家、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范存忠教授。我想知道的是，您的学术生涯中，范教授对您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

顾明栋（以下简称顾）：谢谢焦博士。范存忠先生是我国外语界、也是比较文学界的老前辈，他早年获得“庚子赔款”的资助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他去世。我是在他晚年——八十岁高龄后成为他的学生。范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那一代学者学问做得非常扎实精细，特别是英语书写十分地道，但也有个问题，就是一些老一辈学者的英语口音很重。但是范先生不一样，他的语音语调很纯正，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全能型外语人才。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像他那样的学者——从语音语调到语言运用能力，再到对英美文学的了解，还要兼顾中国文学。为了达到像范先生这样的“全能型”学者水平，我从那时起就以范先生为榜样，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尽量博览群书，不断充实自己。范先生的“全面发展”对我学术生涯的影响是很大的，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学问和治学路径最早开启了我对“大人文”的兴趣。

在我出国之前，去跟范先生告别，他对我说：“你们这一代出国留学，跟我们那时不一样。我们那时英美文学界还是很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发掘史料和传统批评的方法,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理论层出不穷，而且新的批评路径也不断涌现，希望你不仅要学英美文学某一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人家治学的方法和路径。”他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一直关注英美文学的治学方法和路径，不仅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这是范先生对我的另一个影响。

焦：感谢您分享范先生的故事。您八十年代中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是为数不多具有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双博士学位的学者，能否请您谈谈什么原因促使您攻读了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专业属性相近的博士学位？另外，还想请您就您的求学经历谈一谈英美两国博士培养教育方面的差异。

顾：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从英美文学转向比较文学？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其一，我初到英国时研究的是英美文学的现代文学，主要侧重的是单一作家研究。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和D·H·劳伦斯（D. H. Lawrence）。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写完博士论文后，我感到有点茫然和失落，暗想如果我一生的学术研究就放在一两个作家的身上，是不是太过于狭窄？后来读到赛义德的话更加深了另辟蹊径的想法。赛义德曾谈及有关知识分子的身份作用时说过，博士期间聚焦于某一个方面，是培养研究能力所不可或缺的，但如果终身研究某一个方面，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诗，就不值得上学所花的学费。

其二，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并不在文学史料发掘或和掌握某一方面的文学知识，我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对文艺批评非常有兴趣。在英国读研期间有几个导师，其中一位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的马克·金基德－威克斯（Mark Kinkead-Weekes）教授，他最早的研究方向与范存忠先生研究的是一样的，都是18 世纪英国小说，他的专著《塞缪尔·理查森：戏剧小说家》（Samuel Richardson: Dramatic Novelist，1973）是英国18 世纪文学研究的力作。他的研究路径是以史料为主。他当时尚在撰写另一部研究——三卷本的《劳伦斯：从凯旋到流放：1912—1922（剑桥D·H· 劳伦斯传记）》（D. H. Lawrence: Triumph to Exile 1912—1922: TheCambridge Biography of D. H. Lawrence，1996），我在钦佩之余感觉到自己的长处不在于此，我的兴趣在于思想、观念、理论，在于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这使我决定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我后来去了伦敦大学的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师从罗斯玛丽·萨姆纳博士（Rosemary Sumner）, 原因是她既是一位托马斯·哈代研究专家，也研究D·H·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写过《托马斯·哈代：心理小说家》（Thomas Hardy: Psychological Novelist，1981）。我当时对精神分析十分着迷，看过她研究哈代的专著，是用心理学视角做文本评论的，很合我的心愿，就想跟他做哈代研究，她当时也在完成另一部专著《通向现代主义之路：哈代、劳伦斯和沃尔夫》（A Route to Modernism: Hardy, Lawrence, Woolf，2000），当时的潮流仍然是单个作家研究，她让我集中研究劳伦斯。

再来谈谈英美两国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差异，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与中国比较类似，但英国硕士阶段只有一年，中国起码有二至三年，英国培养时间上比中国少得多，而且一年期间，两个学期上课，一个学期写论文，这是极其仓促不够的。英国的博士阶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旁听一些课程，但没有指定必修学习课程。有人以为只要写出博士论文就可以，好像比较容易，其实不然。试想，英国的本科三年，加上一年硕士，对于文科博士生来说，基本功训练是不够的，甚至有些人进入博士阶段后都不知道写什么，更不用说怎样写。这样在博士阶段直接进入科研，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不只是我的看法，一些在英国做过研究生的美国学者也和我有同感，认为英国的博士生入学时不少人尚不具备撰写博士论文的能力。这种培养制度被人称为“Sink or Swim”( 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常常有人半途而废，就是因为写不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

相比之下，美国的博士培养机制对学生来说好像更合理一些。这是因为，首先要获得美国的硕士学位一般要两年。同时，进入博士阶段并不是说马上就让你写论文，而是要花两、三年时间修课程，修满规定的学分以后，再进行博士资格考试（field exam，又叫qualifying exam 或comprehensive exam），通过之后才能说你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然后就和国内一样，进行开题报告，美国叫Dissertation Proposal Hearing。英国博士期间主要是一个导师带，有点像中国的师傅带徒弟，而美国则是三到四个教授组成的博士委员会，从准备资格考试时就开始指导，指定阅读书目，规定考试范围，当然主要负责的是主导师。如果说英国博士培养像中国一样是师傅带徒弟，我可以把美国的博士培养机制比做“传送带上的成品制造”，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过，最后有几个质量检查员把关，以保证成品质量。即便这样，美国仍然有不少博士生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就是写不出符合要求的博士论文。因此，博士阶段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焦：您曾在芝加哥大学师从余国藩（1938—2015）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您的回忆文章《芝加哥大学治学理念的践行者》（《读书》2015 年第12 期）让我深受启发。余国藩教授学贯中西，精通近十种语言，更是芝加哥大学少见的五个院系的合聘教授，能否请您谈谈余国藩老师的什么品质让您最为感动、最受教益？

顾：我这一生能有幸在几位大家指导下完成学业，自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余先生是让我终生受益匪浅的一位老师。他让我最为钦佩的是他的“学术至上”的精神。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读书》上发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他对学术的精益求精的事例，他不仅对学生要求精益求精，对自己也是如此。他的学术著作并不像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那么多，但他做出来的学问，可以说都是精品，这点我是非常钦佩的。余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特别是治学态度方面，我把他这方面的影响概括为一句终身信守的座右铭：“学者的桂冠不是耀眼的学术头衔，而是令同行真正钦佩的学术”。

在另一个方面，他与范存忠先生对我的影响是一样的。范先生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者，而余先生是一个学术涉及领域更加广泛的学者。他不仅熟谙英美文学，而且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研究、神学、东亚思想、西方思想、理论都有令人惊羡的掌握，在这点上，我一直把他作为我前进的标杆，激励自己去涉猎更多领域。他让我知道了学问之间是相互贯通的，当你把不同学问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的研究路径。关于他对我的影响，我在纪念他的回忆文章里有详尽的记述，以后有时间，我会把他治学的一些其它故事和细节分享给读者，希望能对学界产生一些启发和裨益，特别是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对于国内当下浮躁的学风能起到一些矫正作用。

焦：我注意到，从2010—2016 年，您用了10 余篇文章来探讨汉学和汉学主义，从概念、认识论、方法论、知识生产论、批评、跨文化交际、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深入探讨“汉学主义”，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我认为，您之前的中西文学文化融通研究与“汉学主义”本质上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能否请您谈谈这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汉学主义”的提出，并且将之区别于“东方主义”，您是受到后殖民主义大师赛义德的直接影响吗？您这样做是不是一种彰显中国学术话语的举措？

顾：你的观察和推测是很准确的，我的“汉学主义”研究与中西文学、文化融通是有内在的联系，当然也是受到后殖民主义大师赛义德的启发与影响。“汉学主义”与中西诗学、文化融通的研究是我出国之后不久便萌发的想法。1986 年，赛义德刚好到肯特大学讲学，我依然清晰记得他访问期间做公开讲座以及与教师学生座谈的情景。其实，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虽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其中一些观点当时即便在英国也未得到消化，但这次讲座却对我如何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些视点和启发。由于当时主要任务是完成学业，就没有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思考。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便去了佛罗里达大学教书，有了时间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到了美国之后，我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出现的误读、误解和扭曲、甚至还有一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偏见，这让我感觉有必要做点什么以澄清纠正这些偏颇的观念和学术。于是我专门做了一个标题为“汉学主义”的文件夹来收集相关材料，把随时想到的感想放在里面，那还是90 年代的事。赛义德曾说过，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也是“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我一方面同意这一总的判断，另一方面又觉得有所不同，因此就有了思考的欲望。这就是我产生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的初衷。

从90 年代初萌生“汉学主义”的念头到21 世纪初开始撰写专著，再到2012 年底出版，此间过了20 年。你可能会问为何等了这么长时间？这里有一点内幕故事。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时曾和余国藩老师说过想撰写以“ 汉学主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他告诫我，这样批评西方的汉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的主题，对我的学术生涯会很不利，他劝我至少在理想的大学获得终生教席之前不要撰写出版这本书，可以先做准备。后来，我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发表的不少文章都带有“汉学主义”的批判视角，逐渐凑够了一本书，2009 年获得正教授以后，已无后顾之忧，就决定把书稿发给卢特里奇出版社。

焦：我发现，从您的《< 周易> 明象与现代语言哲学及诠释学》(2009）、《古代的开放诗学: 司空图“含蓄”篇的后结构主义解读》(2011）和《文气论的现代诠释与美学重构》(2014）等文章可以看出您试图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西方文论来阐释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这种“ 以今诠古，以西释中” 的方法，是一种“ 中国古典文论、文化的现代化”。但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古典文论、文化脱胎于中国特有的汉语思维，高度概括性、隐喻性、象征性、重主观感悟、轻科学实证，“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其典型特征，如何将这些具有中国汉语思维特征的文论、文化现象与可逻辑实证的英语思维进行桥接？在“ 中国古典文论、文化的现代化” 过程中，是否必然会出现某些“ 失真” ？如何避免这些“ 失真”？

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太容易回答。过去20 年，我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文论和思想向现代化转型方面的工作。正如你所说，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的还是很不一样的。简言之，西方文论重抽象思辨的，而中国文论重直观感悟的。如何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向西方介绍，同时保持不“失真”，这一直是国内外不少学者所思考的问题。中国传统文论里的一些概念，如“气韵生动”在很多中文文献里都没说清楚，更不要说让西方学者、读者明白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阐释传译，而是如何进行阐释传译。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学者如宇文所安先生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成绩斐然。我认为，我们要走出中国传统文论印象式、直观式、感悟式的批评路径，借用西方分析式的方法把中国传统文论的概念和思想用现代的语言诠释表达出来。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某种失真。可是我认为中西学者首先都是“人”，对审美、艺术、文学都有类似的感受和追求，存在某种对接的可能，问题是我们如何将其做得更好。这当然需要我们下大气力和工夫去研究的。

我在已发表的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化的研究中提到中国古典文论和现代文论的承先启后的大家——王国维先生，王先生的文论上承中国古代诗话，下接西方现代诗学，对现代中国的文论现代化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但作为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和现代文论的第一人，他仍然跨在传统诗话和现代诗学的门槛之上，其诗歌理论仍然带有传统文论感悟性评点和印象式批评的特征，尚未来得及触及古典诗歌的深层机制。他的《人间词话》，只要浏览一下，就会发现仍然是传统文论的印象式评点。他提出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观念，并没有用概念性语言予以定义、解释、分析，而是使用具体诗歌案例来说明，比如他用“池塘生春草”和“空梁落燕泥”来说明“不隔”，用“谢家池上，江淹浦畔”来说明“隔”，还用了许多诗句来说明“隔”与“不隔”的差别，但他就是不从概念上解释，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感悟，他的诗学概念对现代读者有一种“隔膜感”。

古代文论不乏精彩的美学思想，如何把那些思想“概念化”，也就要对其进行描述、定义、分析，然后再借助具体的实例来说明，这才是现代文论的表达习惯，是一种分析性概念性的路径。西方人好定义，而中国人则乐于把概念直接抛出来，然后由读者自己领悟，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就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了，我在给《诺顿文论选》推荐选文时，先推荐了刘勰、陆机等古代文论，编委会的反应就是我所描述的“隔膜感”，最后不得不用现代文论，选用了李泽厚先生的文章。

焦：我发现，您的《中西之“一”——作为中西比较研究之理论基础的道与逻格斯》(2001)、《后理论时代对理论的抵抗及范式构成》(2007)、《诗性无意识：跨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石》(2012)、《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价值》(2014)、《审美愉悅的初始之源》(2015) 等文章充满了纯理论思考和研究特征，您的这种纯理论研究思维是如何获得的？年轻一代学者如何才能培养出这种纯理论研究思维呢？

顾：纯理论的思辨能力不是容易获得的。我自己的学习是分为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语言，学好英语、汉语，然后进入英美文学专业。在专业学习的时候，我的早期导师们的研究的路径是文学史料的发掘，我自己的兴趣点则是在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由于自己先天不足，只好恶补，我阅读了大量的理论书籍来提升抽象思维。但一开始不能从很深的著作开始，比如康德的美学原著或福柯的原著，因为这样做很容易看不下去。所以应当从入门的著作开始，然后去读一些较易理解的原著，慢慢地构建起理论思维的基础。学者应当对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有实事求是的判断。如果自己的爱好不在抽象思维这一块，最好不要去做文艺理论，那就去搞文艺批评或文学史料研究，对于立志从事英美文学批评的初学者来说，不妨去读一读《文学研究的种种路径》(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第6 版）, 我在文学入门阶段无意间在旧书店买到这本书的第一版(1966 年)，阅后获益非浅。

焦：您还有一些涉及语言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系列文章，如《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2013）、《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对汉民族文字性质的哲学思考》(2015）、《< 周易> 明象与现代语言哲学及诠释学》(2009）、《从模仿再现到离形得似——中西表演艺术差异之哲学与美学根源》(2015），我发现，这些文章一方面展现了您打通文史哲的“大人文”学术观，体现了学术批判思维和理论创新能力。我发现您对中国汉字和传统学术的民族性的强调，但又试图在哲学层面打通中西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沟壑，在哲学层面，是否存在文学、文化的民族性呢？如果存在，我们要如何才能平衡中西融通与保持民族性的问题呢？

顾：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每个民族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又都有共性。这里的个性与共性之间，并不是完全二元对立的，是辩证的、相互联系的。比如，我对西方语言哲学很有兴趣，但发现机械地套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汉语，有时是方枘圆凿，这也是我写《走出语音中心主义》的原因。我觉得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在书写方面。中国的汉字和西方的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这种差异。同时，汉字无论与西方拼音文字如何不同，都是在传达思想，都是意指和表征的工具。在意指和表征的过程中，汉字与西方文字的一致性正是符号学、语言哲学研究的领域。在这个方面，西方的语言哲学研究是可以跟中国的语言哲学结合起来的。这也正是我所做的一些研究。西方的语言哲学为我提供了新视角来审视中国的语言文字。你刚才提到打通文史哲方面的隔阂，实际上中国人常讲文史哲不分家，西方在以前也是这样的。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等思想家以及其他学者，他们许多人集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于一身，而且还有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

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有的人搞生化研究，毕生研究一种疾病，甚至是一个基因，这就要求学科划分非常细，否则根本无法深入，做不出原创的成果。但这种自然科学的细化分工不应该嫁接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来。我提倡人文学科应该是一种“大人文”。人文学科的细分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在语言学研究中，现在有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而且在这些门类中又有更深的细化，跟以前的语言哲学研究十分不同，只有熟悉该领域的人才能理解各自的研究，这就失去了人文学科最初的意义，甚至可能出现钱钟书先生在一篇小说中嘲讽的连眼科也分左眼和右眼的分科现象。我前面提到赛义德的一篇文章，批评文学研究分工过于细化，支离破碎，晦涩难懂，他甚至认为文学研究仅局限于一个很小的方面，是不值得读大学、研究生所花费的学费，我深以为然。

随着近代人文学科和文化的发展，西方曾出现了“科学取代宗教”的现象。大家往往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于是出现了科学主义的趋势。在中国，曾出现以美学代替宗教的倡议，但这对解决现代化带来的精神问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是“人的异化”，尤其在数字化的当下，如果我们人文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将会导致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所以我认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应当不断融合，成为“大人文”，可以弥补斯诺（C. P. Snow）早在50 年代就指出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

我所说的“大人文”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可以说是提倡 “大人文”的先驱，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一书中，他在探讨古典知识体系如何演变成现代知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类似于“大人文”的思想。我们现在将人文科学视为包括语言、文学、历史、人类学、哲学和艺术等在内的一大知识门类，但福柯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知识定型之前，人文科学的观念与我们现在的看法很不相同，它有三大门类：语言学、经济学和生物学，我们知道，经济学和生物学在现代知识分类中属于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福柯的研究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我认为，如果德里达所预言的技术体制最终会吞噬人文学科，那么福柯所论述的古典人文学科或许会在数字化时代以我所说的“大人文”的形式回归。尽管自然科学正在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产生了许多分工精细的学科，但是我认为，人文科学应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人文学科的内在相关性有足够的内在动力逆转其越来越细的分科。人文学科就是普通“人学”，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专业化的语言所能达成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也不是专业化的知识所能满足的。我相信，只有在广义的人文方面，不同领域的人们才会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话题，进行超越个人专业的交流互动，才有可能获得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以至心灵契合。因此，我倡议提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新媒体和数字人文在内的大人文（Greater Humanities）, 并冒昧预言：文学研究最终或许会被并入广义的人文学科，文化研究的流行就是一个明证。我提出“从小文学走向大人文”的观点还受到一位国内学者十分熟悉的大家米勒教授的直接影响，米勒教授痛感电讯时代文学的衰弱并为此而奔走呼号，但他对后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不持排斥态度，而是反思在电讯时代如何振兴文学，在STEM 学科的重压之下如何复兴文学研究，我曾受他的邀请参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并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 后来在他的启发下又写了几篇相关文章，对后文学时代传统文学的现状和出路做了一些探讨。

焦：从您大量的文章里，我读到了批判思维和问题意识，由此生发出的格局宏大的、纵横中西、包纳古今的理论观点。问题意识和批判思维对一个学者来说相对容易，但如何将自己发现的问题，运用相关理论，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形成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这就不太容易，关于这方面，您能否给后辈学人一些建议？

顾：中国人其实并不缺乏批判意识，批判自己文化的意识就很强烈，众所周知，如陈独秀、鲁迅、胡适、柏杨等。但当下的一些学者，唯西方马首是瞻，言必称希腊。我面对希腊文明时，很早就产生怀疑，二千多年前，怎么会有那么多学者写出那么多哲学著作？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几百万字，而且体系结构非常完整，从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形而上学、逻辑学，到政治学、伦理学、诗学、美学、修辞学和语言学等，现代科学的大门类几乎无所不包。我当时就想，在人类尚处于幼年阶段这怎么可能？即便可能，这些思想当时的载体是什么？当时没有造纸术，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造纸印刷术的出现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先决条件。与古希腊同时或更早的中国，文字的载体是石器、甲骨、青铜器和竹帛，这样的载体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上古时代著作不可能是鸿篇巨制。我们还知道，最早的《圣经》写在羊皮纸上，一个教堂一部古《圣经》藏本会占一屋子。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及众多的思想家的著作加起来几千万字，印在什么地方呢？有些学者认为，希腊文明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根据时代需要，依托当时的科技思想发展而作伪“制造”出来的。如果确有古希腊的鸿篇巨制，怎么在“文艺复兴”前会荡然无存呢？有人说，希腊文明通过阿拉伯世界得以保存下来，后来转译过来。可是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也找不到相关的证据呢？仿佛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不值得去怀疑吗？可是直到不久之前，为什么中国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呢？是国人缺乏质疑精神吗？

国人当然有怀疑批判精神，但主要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比如从顾颉刚先生开始的四大发明也被人质疑，但国人对西方的文化很少怀疑，一旦有人质疑，不是被冷嘲热讽，就是被视为不存在。可能我的这些看法会让一些学者感到不快，但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要怀疑自己的文化，也要质疑外来文化，质疑精神是创造性的第一步。“疑古”运动一直延续到当下，我在网上看到，甚至是培根等西方思想家承认的中国四大发明也被人质疑，但国人对西方的文化很少怀疑，一旦有人质疑，不是被冷嘲热讽，就是被视为不存在。可能我的这些看法会让一些学者感到不快，但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要怀疑自己的文化，也要质疑外来文化，质疑精神是创造性的第一步。

焦：您在《原创性是学术最高成就的体现》(2010) 一文中提出“原创性是学术最高成就的体现”，我深表赞同，但原创何其难哉，如何做到学术原创呢？

顾：首先学者要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但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不是凭空的、任意的。我注意到国内有些学者对李泽厚先生“三大积淀”( 原始积淀、艺术积淀和生活积淀) 理论的批评，纯粹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甚至不无借批判名人以上位的嫌疑。这是因为批评者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弄懂就批判，这一不能让人信服，二不可能产生原创性的知识理论。我一直认为，要有原创的思想，学术质疑和批判必不可少，这就是所谓“破”。“不破不立”没错，但有些人认为“破”字当头，就“立”在其中了，这是偏颇的。旧房子被推倒了，新房子就会自动建立起来了吗？“破”只是前提，“立”要提出自己的新思想观点，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从来不认为批评别人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自己的创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批评别人的基础上，系统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这才可能有原创。

原创性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学术成就的最高体现，我想如果我们把原创性视为衡量学术成就的最高标准，国内许多不良学术现象，如“浮躁”“抄袭”等现象就可以得到纠正。虽然国内学术研究目前欣欣向荣，但存在不少“学术泡沫”，甚至是“学术垃圾”。如果将原创性作为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发表标准，那么，“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就会被清除出学术界。在这点上，西方的学术刊物录用的标准首先就是判断你的文章是否有新的东西。把原创性作为学术成就的最高准则，国内学界很多奇怪的现象会很难存在。

焦：从您的文章中不难看出，您对中西文学、文化和哲学都有深入研究，一篇论文中经常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中西，读者读下来，既了解了您的学术观点，又增长了其它学科知识，如何由“杂”做到“精”呢？

顾：我认为“杂”与“精”是辩证的。初涉学术研究，还是以“精”为主。回顾我走过的路，常有人问我是从事哪方面研究，经常觉得不好回答。有时回答说是“jack of all trades”( 杂家)，我的研究确实没有仅限于某一方面。但是初涉学术的时候，我的研究聚焦于英国文学，前面有述，聚焦而精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学术能力，有了能力之后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有了能力涉猎到其它学科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学科之间是相互联系，触类旁通的。了解不同学科不仅可以使你产生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而且发现自己会有原创的东西出来。反之，如果一开始做学问就“杂”，你的研究就不能深入下去，最后只能是“半瓶子醋”。

焦：目前国家提倡中国文化“ 走出去” 国家战略，学者们纷纷献计献策，提出各种方略建议，并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普通大众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与学界完全不同的“ 失语症”，您如何看待这种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呢？

顾：关于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学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妄自菲薄，一个是妄自尊大。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回到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汉唐盛世，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没落。我认为这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表现。另一种则是妄自菲薄，中国目前虽然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有目共睹，妄自菲薄的现象有所消退，但这仍然是主流。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妄自菲薄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是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主要障碍。我的“汉学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化无意识”，既针对西方人，也针对中国人。虽然，目前国人在有意识层面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低劣的人并不算多数，但在无意识层面，自卑感始终存在于内心深处。这种文化自卑感就表现为一种“无意识文化”，表现在许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迥然不同：一方面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贬低嘲弄。

目前，不少学者有一种焦虑，认为中国文化始终处于西方文化学术交流接受的一端。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行双向平等交流是一种很困难的事。曹顺庆先生曾探讨过中国文化“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失语症”阻碍中国文化走出去。造成“失语症”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学者在思想上有一种主动放弃的观念在起作用。我对他的焦虑深有同感。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来，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西方文化输入为主，中国文化处于接受端，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如滚滚洪流，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是涓涓细流。我提出“汉学主义”就是想给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的“失语症”把把脉、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出谋划策。

对于“失语症”，我想从不同的视角谈谈自己的不同看法，“失语症”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不够的问题，也不只是中国学者主动争取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得不够的问题，还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如语言问题。时下的“失语症”主要是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出发，我想从文化心理和语言学的视角谈这个问题。文化心理上，中国文化自先秦以后就有一种思想惰性，对前辈开创的事业持高山仰止、顶礼膜拜的态度，“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述而不作”。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告诉我们，“失语症”是大脑处理语言时在组合轴（axis of combination）和选择轴（axis of selection）上出了问题，丧失了遣词造句的组合能力和聚合能力。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层面，中西文化交流的“失语症”是中国学者在外语的“组合轴”和文化的“选择轴”上出了问题。“失语症”首先是字面意义上的“失语”，即说不出话来。字面意义的“失语”有两种情况，一是真“哑”，当然说不出话来，另一种就是不会外语造成的“哑”。虽然中国有几亿人在学英语，每个大学都有庞大的外国语学院，但是真正能够具备向西方有效介绍中国文化的人很少。中国教育有一个现象：外语学院培养出来的学者日常口语流利，但不具备将中国哲学、文化、艺术、历史向西方做深度介绍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院培养出来的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艺术有深厚的功底，但不具备向外传译即“说”的能力。这两个专业的学者自身能力的缺陷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语症”现象。我在国外经常看到外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说不出有深度的子丑寅卯，文学院毕业的学生因为英语不灵光而茶壶煮饺子——肚里有货“道”不出来，两种人都被性质相反的“失语症”所困。

几年前，卢特利奇出版社委托我主编《卢特利奇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南》，召集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和中国的近五十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共同撰写。在对提交的论文进行编辑审定时，我发现其中一些学者虽然在国外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还拿到了国外大学的终身教职，但不少人的英语书面表达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听、说、读、写、译，写作最难。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外国语学院的学者没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外译汉就不可能有让西方人欣赏的译文，我们的“失语症”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焦：刚才您谈到了我们外语教育的问题，我们知道，您出身于外语专业，从教几十载，人虽在国外，但一直与国内外语教育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您如何看待国内学界、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现状呢？

顾：从我初学英语到现在，确实与国内外语教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国内外语教学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刚才我们谈到了外语能力的问题。再来说一点。我认为国内外语教学不能仅仅着眼于英语语言本身，应该将外语教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结合起来。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学语言，然后学一点文学，而是应该将文学教学贯穿于英语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文学提高语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文学语言是最为丰富的，通过文学学语言，不仅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的语言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综合归纳、文本分析、批评阐释、文学审美和抽象思辨能力，可以有效医治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出现的 “失语症”。我与国内一些外语学院院长谈及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但这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其实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用中国小说的英译本来做教材，比如我们对鲁迅的小说中文内容很熟悉，现在我们来读他的英语译本，这样一来容易懂，二来学生讨论起来有话说，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就培养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批评分析能力，甚至翻译能力，慢慢就会在中文承载的内容和英文表述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传译能力。

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脱节，不论是语言研究，还是翻译研究，或是文学研究。很多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他们的英语能力与学术成果不成比例，连基本的听说读写都很有问题，这对非外语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尚情有可原，但对于是英语专业出身的学者而言是说不过去的。同样，不少搞翻译研究的学者，对时髦的翻译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无论是英译中还是中翻英都差强人意，甚至无法卒读，这说明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是脱节的。这当然与论文至上、项目至上、忽视教学、评估机制偏颇的外部大环境有关。

在此想谈一下科研考核。很多年轻学者一进博士阶段或者平时单位考核就要求发CSSCI 文章，这样势必导致他们的精力和重心不能放在学习和研究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国内学界大力向西方教育界学习，照搬西方教育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又不学人家的具体实施机制。比如在学科评估、学者评价方面，为什么不采用西方沿用多年的有效评价方法呢？其实人文社科研究不应该用理工科的“量化”考核方法，而应该采用同行评价的方法。为什么一方面强调要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在学术评估上不学西方有效而且已为实践证明促进学术的做法呢？在此再谈相关的一点，就是国内本科毕业生都要写毕业论文，没有论文就拿不到学位。在美国的大学，本科毕业并不要写论文，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只要修满学分，完成规定的学业，就可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只有少部分优秀生才在导师指导下写毕业论文。在国内，其实绝大部分本科生并不具备撰写论文的能力，没有办法，只好东拼西凑，东抄西抄了事，既耗费学生时间精力，又败坏学风，还让老师们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建议各大学废除本科毕业必须有毕业论文的制度，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充实知识，培养能力。

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要为年轻学者请命。听说现在众多大学规定博士生毕业，必须要发2 篇CSSCI 文章才能拿学位，这其实是非常不合常理的！据我所知，在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里，博士生没有发文章的要求，至少英美两国没有。我们亦步亦趋学习的英美大学都没有要求博士生发文章的要求，为什么我们要求国内博士生发文章呢？而且很多CSSCI 期刊首先要看作者的背景和牌子，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潜规则”，甚至是毫不掩饰的规则：不是副教授以上的、没有博士学位的不发。这就造成了一个学界的“第22 条军规”现象：没有CSSCI 文章，博士就毕不了业，评不上副教授，而评不上副教授又发不了CSSCI 文章，这是不是很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所以，我们向西方大学学习，就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不能只学皮毛，让年轻学者苦不堪言，甚至完全绝望, 不再从事科研, 只是教教书, 得过且过打发日子。在此，我呼吁教育部和各大学制定评审规则的人废除这些对学术进步不利的规章制度，让年轻学者们专心从事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在学术以外的事务上耗费精力和才智。

焦：感谢顾教授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相信您的观点对国内学界、学者治学都会有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顾：也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回顾学术生涯，上面所说的只是一孔之见，姑妄听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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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主要论文摘要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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