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蒙树木崇拜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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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以俄蒙为主体的草原丝路带上葆有深厚的树木崇拜传统。俄蒙交互重叠的历史文化地层决定了多神教、萨满教等原始信仰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世界树”及其衍生出的“生命树”、“人类树”、“谱系树”、“萨满树”等诸多变体共同寄寓着人类对自然母亲的感恩和敬畏，这是人类至真至纯的精神底色。无论是现实生活文本，还是神话、史诗等民间口头创作和文学文本中的种种树木崇拜，都呈现出多神教、萨满教的观念与佛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态势。原始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为现代人提供了借鉴，欧亚北方大地上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是森林树木乃至整个大自然的守望者，向这些原始信仰回归或许是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

作者简介

梁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草原丝路上的自然与生态书写、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神话诗学、西方文学的原型与流变。

Title

The Origin of Polytheism and Shamanism in Russian and Mongolian Tree Worship

Abstract

There is profound tradition of tree worship on the grassland Silk Road with a focus on Russia and Mongolia. The overlapp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yer between Russia and Mongolia provides a deep influence from primitive beliefs, such as polytheism and shamanism, on the national spirit of Russia. “World Tree” and its derivative forms, “Life Tree”, “Human Tree”, “Family Tree”, “Shaman Tree” and many other variants, embody human gratitude and reverence toward the Mother Nature, reflecting the most true and pure spiritual core of human beings. The various kinds of tree worship, either in real life or in myths, epics, and literary texts, have shown the evidence of mutual penetration and assimilation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Polytheism and Shamanism and those of Buddhism, Orthodox Church, and Islam. The value of primitive culture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offers a lesson for modern people. Polytheism and Shamanism in northern Eurasia are the guardians of forest trees and even the whole nature. A return to these primitive beliefs might be an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modern times.

Author

Liang Ku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ecological writings on Prairie Silk Road, mythological poetics of Mikhail Bulgakov’s novels, the prototype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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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笔者参加了“江格尔—2017”历史、文化、民间文学国际合作田野调查项目，与蒙古国、俄罗斯学者一行10人次沿着蒙古人祖先的足迹（草原丝路）寻访蒙古史诗《江格尔》的遗存，随考察团成员穿越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经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翻过乌拉尔到达乌法、萨马拉、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埃利斯塔，然后到达戈尔诺—阿尔泰斯克和科什·阿卡奇，又进入蒙古国西部的科布多、乌布苏。这些地名串联起从亚洲到欧洲，从贝加尔湖到叶尼塞河、鄂毕河、伏尔加河，从泰加森林、南俄草原、阿尔泰山地到蒙古草原的长达两万公里的途程。辽阔的地理空间是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证：俄罗斯森林占世界森林面积的20.4%，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泰加森林绵延2150公里（欧洲部分800公里），是俄罗斯面积最大、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带。与河流、草原一样，森林是俄罗斯民族的摇篮。森林涵养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气候，保护了河流和原野。它不仅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而且决定了其文学、文化及其心理底色。在广袤的地理空间驰骋，仿佛是在古远的历史时空中穿行。进入历史文化地层深处，则领略到多神教和萨满教等原始信仰与东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主流宗教同时并存的多元文化景观及其对森林保护的意义。

01

交错重叠的俄蒙历史文化地层

随成吉思汗的子孙走进历史的烟云，总会感受到岁月沧桑带来的强烈震撼。13世纪，蒙古人的祖先金戈铁马如狂飙般席卷欧亚大陆，建立起空前绝后的强大帝国，金帐汗国存在了237年（1243—1480），首都萨莱·巴图（Сарай Бату）这座极其美丽繁盛的城市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在辽阔的帝国领土上，中世纪一直沉寂的欧亚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联系又密切起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相遇。如今在南俄伏尔加河畔的荒漠上昔日辉煌的宫殿只遗下一些残砖碎瓦。2012年，在当年宫殿所在地建起了一座影视城，拍摄的大片《汗国》（Орда，安德烈·普罗什金执导）唤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再次反思。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评价不一，多数人以“蒙古—鞑靼桎梏”而全盘否定，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并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欧亚主义者则持肯定态度，其代表萨文茨基（П.Н. Савицкий, 1895—1968）认为，欧亚主义文化世界最早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成吉思汗帝国时期。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人的政治文化遗产，成了欧亚主义世界新的统一者。因而，“俄国是伟大汗国的继承者，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事业的接班人，是亚洲的统一者，它的体内同时兼有定居性和游牧性两种历史自然因素”（Савицкий 334-335）。

俄罗斯作家阿列什科夫斯基（Петр Алешковский, 1957— ）的长篇小说《城堡》（Крепость, 2005）可以认为是欧亚主义在文学上的回响。作品讲述的关于金帐汗国繁荣与衰落的双重历史梦境。考古学家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马利措夫在俄罗斯北方小城捷列夫斯克发现了蒙古人建造的一座古堡，并在那里展开考古发掘工作。主人公同时在写一部关于金帐汗国历史的著作，把金帐汗国军事强人马麦耶夫军队中一位年轻骁勇的蒙古战士的命运作为书写对象。根据家族传说，他就是那个蒙古战士的后代。当历史的烟云散尽，当年辉煌的金帐汗国只剩下一座有待考古发掘的古堡，尔后，幸存的古堡连同它忠诚的守护人一起被碾压成齑粉。2016年小说荣获俄语布克奖，意味着欧亚主义的历史情结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萨莱•巴图的影视城就是被复活的古堡，向人们宣示着那一段历史的存在。

（一）民族文化起源与草原森林文明

在那片绵延不绝的山川大地和森林原野，更容易理解俄国欧亚主义的学说。萨文茨基曾提出“发展空间”（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的概念，认为俄国是特殊的文明形成地，是一块“中间世界”，是欧洲和亚洲之外的第三块大陆——欧亚洲，它是一个独立世界，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现实意义。俄国是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在一定空间—时间连续性中的结合体。每种文明所在的地理环境对该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动物、植物和矿物界与人、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之间‘ 存在着’ 永恒的联系”（Савицкий 278）。古典欧亚主义学说的继承者和新欧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列夫·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рев, 1912—1992）将这一理论补充为“包容性地理环境”（вмещающийландшафт），即指一个民族或超级民族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诸如森林、草原、河谷、沙漠等（袁勋 66）。古米廖夫发掘地理环境对文明类型的决定作用，认为突厥-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在地理方面是作为森林和草原的历史联盟而实现的，因而恰恰是森林和草原地缘政治的结合构成了俄罗斯历史的实质，预先决定了俄罗斯的文化、思想、政治命运及文明的性质（陈树林 70）。

考古学发现则证明了东北亚地区拥有历史文化的整体性。一百万年以前，西伯利亚就居住着突厥语系、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以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为主）的30多个土著民族。上万年前，西伯利亚曾经是东北亚重要的文化中心，贝加尔湖是核心区域。在旧石器晚期，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蒙古、阿尔泰、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广袤区域，人们为狩猎而奔波，因气候而迁徙，相互间交往方便，很难说是从哪里来的。史前原始渔猎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对自然极强的依赖性决定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态度，形成了萨满教。在各种宗教传入之前，萨满教是西伯利亚信仰最普遍的形式，几乎独占了北方的古老祭坛。最崇拜萨满教的地方是伏尔加河流域、芬兰人种居住的地区、西伯利亚，核心地带为东北亚和中亚，以及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①。

学界一般认为，蒙古人主要源自阿尔泰草原游牧民族和通古斯山林狩猎民族。波斯史学家拉施特艾丁在《史集》中，把12—13世纪蒙古和突厥各部落分为森林部落和草原部落。诞生了史诗《江格尔》的卫拉特和布里亚特均属森林部落，称“林中百姓”。当时，斡亦剌惕部居住在今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一带的八河流域。《江格尔》中既有藏传佛教的元素，也有包括树木崇拜在内的萨满教观念（如腾格里崇拜、土地崇拜、汗宫崇拜等），以及萨满教宇宙神话和灵魂观念。

俄罗斯民族与第聂伯何、伏尔加河上游的原始森林相伴相生，其祖先是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公元882年统一的基辅罗斯国家建立，发展了东斯拉夫人共同的文化，多神教上升为国教。关于多神教的起源，列昂诺夫（Л.М. Леонов, 1899—1994）在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中借林学家维赫罗夫之口解释道：

人们把对原始生活的感知，编成了神话传说。在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方面，这些传说的价值绝不亚于物质文化的遗迹，他们是无价之宝。我们的远祖，如同呆在黑暗里的婴儿一样，总是怀着惊悸恐怖的心情注视着四面八方并不存在的凝滞不动的面孔，有的阴沉、狰狞，有的和蔼可亲。而由此也产生了象征恐惧和虔诚的多神教。（列昂诺夫 323）

蒙古人的西征和俄罗斯人的东渐使得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地层交错重叠，伴随着历史风云际会的是宗教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萨满教和古斯拉夫多神教都属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原始信仰，是原始社会宇宙观的集中体现，被一神教取代后地位日渐边缘化，却成为这片广袤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精神潜流。二者虽泾渭分明，分别统领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却有着共同的核心，即基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二）多神教和萨满教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两次塑造

维尔纳茨基（Г.В. Вернадский, 1888—1973）指出，俄罗斯文化吸收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拜占庭的宗教文化”，二是“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服饰、武器、歌曲、故事、军事体制和思维方式”（Вернадский 156）。萨文茨基强调欧亚文化的独特性和自足性，“欧亚文化”不是纯粹斯拉夫的、纯粹东正教的、纯粹欧洲的或纯粹亚洲的，而是由多种文化元素整合而成的（萨文茨基 69）。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精神经历的两次塑造就是整合的契机。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塑造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受洗前斯拉夫人关于人、关于人们周围的世界和天上与地下的诸神概念已经充分形成。他们信奉多神教，相信神灵无所不在。种种自然现象都被奉为神明，受到顶礼膜拜。罗斯集体受洗，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保存了基督教最原初的传统，一方面通过拜占庭教会吸收了古希腊的宇宙本体论成分，另一方面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代斯拉夫多神教的自然崇拜遗产，东正教与原始多神教的综合导致多神教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的异教化。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在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高耸着许多教堂，挺立着无数的圣者和长老。但这片土壤仍是自然主义的，生活仍是异教的”（别尔嘉耶夫 12—13）。

蒙古人对俄罗斯两百多年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精神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公元1242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蒙古鞑靼军队进攻基辅罗斯，攻陷十几个公国，建金帐汗国，迫使罗斯各公国臣服。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在蒙古汗国时期开始接触到藏传佛教，元代蒙古帝王都崇信佛教。但藏传佛教成为蒙古民族宗教还是16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人和蒙古人等贸易、通婚频繁，宗教文化也随之互相渗透和交融，从萨满到圣愚，从游牧到漫游，处处可见蒙古鞑靼文化成分与东斯拉夫文化的综合。在巴什基尔，有两位当地司机认同自己的蒙古人血统。在阿尔泰山上的村子，科什·阿卡奇（Кош Агач）遇见的一对俄罗斯情侣从新西伯利亚驱车六小时专程到谢明斯基山口（Семи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寻访萨满，说那里的萨满能量强大。在奇克·塔曼山口（ПеревалЧике-Таман），考察团成员遵从戈尔诺—阿尔泰斯克的一位女萨满指点，向四方抛洒牛奶祭献天地万物。蒙古史诗《江格尔》唱响在俄罗斯大地更是典型的文化遗存。

自中世纪以降的漫长岁月里，东正教、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信仰体系先后被植入到西伯利亚各个民族中并成为主流。那里的土著居民还是保留了他们传统信仰和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在喀山拜访的两位鞑靼萨满，一位家里的红角供奉着东正教圣像画，另一位家里播放着《古兰经》的诵经声。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植根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斯拉夫多神教和萨满教仍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是无形态的、无意识的自然势力，不仅存在于传说、史诗、宇宙论的故事等民间口头创作、前哲学的形式和文学作品中，而且存活于人们的礼仪行为、生活与思维方式、原始巫术、民间节日如谢肉节、伊万·库帕拉节（Иван Купала）中。

02

树木神话

列昂诺夫在写作《俄罗斯森林》时曾查阅大量科学文献，在第七章第二节以40页篇幅讲述俄罗斯森林衰落的简史。如他所述，我们考察所经之地包括黑海岸边原来皆为森林。俄语中的问候语“您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的字面意义是“祝你健康”，最原初的意义则是“愿你和好树在一起”或“来自好树”。翻过乌拉尔山离开乌法，树木渐少而农田愈多。过伏尔加格勒，地面植被变得越来越低矮。及至卡尔梅克，就已经过渡到草原和荒漠的游牧地带了。人类的活动是森林逐步退却的主要原因。戈尔诺-阿尔泰斯克的科什·阿卡奇意为“告别树木”，年轻的《江格尔》传承人巴依尔（Баи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Турлунов）说，原来那里曾经有很多树，1801年人们在这里建村，树木被砍伐殆尽，几乎变成了不毛之地。从“来自好树”的期许到“告别树木”就像是一种隐喻，表征着现实的落差。就森林生态而言，那片广袤的土地上确实发生了很多盗采滥伐的事件，但是毕竟保存下泰加森林这一地球上蔚为壮观的自然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蒙古人和俄罗斯人都在森林中繁衍生息，多神教和萨满教对于守护泰加森林居功至伟，树木崇拜的因果关系在那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一）“宇宙山”和“世界树”

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思维中，或多或少都有着对树木的崇拜。树木崇拜源于自然崇拜，关联着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多神教和萨满教的内容。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观之，山林是北方氏族部落诞生与成长的摇篮，一如第聂伯何、伏尔加河上游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宽阔清澈的江湖水域之于俄罗斯人，额尔古纳河东南岸的高山峻岭和茂密的原始大森林之于蒙古人。在萨满教信仰中，树木崇拜始于山林崇拜。词源学的考察可知山林崇拜本为一体两面。泰加森林（Тайга）出自与突厥语“тау”相同的阿尔泰词根，“даг”即“山”（гора），在突厥人那里是山脉，也是森林和苔原。“даг”的蒙语词根是“tajiga”，意为原始森林。森林和山脉、“宇宙山”和“世界树”的概念发生混淆都是正常的。与“Тайга”相连的“Тай”就意味着森林。蒙语“ой”与此类似，既是森林（树）也是山。这个词源自带阿尔泰语词根的突厥语词“агаш”（树）②。

“在蒙语里，‘大地’ 是‘万物起源之母’，高耸入云的山峰与天最为接近，所以蒙古族先民认为山是天神的居所或苍天的化身，连绵起伏的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长白山、兴安岭等所有山峰都有自己的神灵并受到敬拜。山神与天神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山神主宰着山林的一切，具有无穷的神力”（海西希 495）。我们曾经远眺的阿尔泰山正是《江格尔》中歌唱的宝木巴理想国的原型：那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饿和严寒，没有死亡永葆青春，草原四季常青，牛羊遍山，充满欢乐的世界：“高耸入云的白头山，/ 成为天和地的中心，/ 在初升太阳的下面，/ 发出白色的光芒”（109）。江格尔宫殿的选址，也彰显着树木崇拜的印记：“在白头山的西麓，/ 在宝木巴海滨，/ 在香檀和白杨环抱的地方，/ 建筑这座奇迹般的宫殿最为吉祥”（3—4）。

“宇宙山”和“世界树”作为世界中心、世界轴心的象征出现在许多文化中，是亚欧北部萨满教世界图景中的象征支撑柱。弗雷泽在《金枝》中用大量资料详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民族树木崇拜的传统。他指出，“世界中心”这一流传最为广泛的神话想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便是“宇宙山”和“世界树”。伊利亚德在《萨满教》中讲述各个民族对于“使大地和天空的交流成为可能的神话形象”“宇宙山”的想象：“阿尔泰—鞑靼族想象贝·乌尔甘住在天空的中央，坐在一座金山上。阿巴坎（Abakan）鞑靼族称宇宙山为‘铁山’。蒙古族、布里亚特族和卡尔梅克族称之为‘松布尔’（Sumbur）、‘苏木尔’（Sumur）或‘苏米尔’（Sumer）”（266）。在古代阿尔泰神话传说中，亦曾流传有“宇宙之初，地上长着巨大的神树，万物之中心，大地的肚脐上，耸立着一颗最高最大的枞树，树梢顶上住着天神”（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949）之类的故事。“为了表述某一故事发生在远古时期，蒙古史诗的开头部分常常强调地写道：当宇宙中第一个物质刚刚形成的时候〔……〕‘宇宙中第一个物质’的实物之一，就是‘世界之树’。按蒙古神话概念亦称‘世界之一棵树’”（策仁苏德那木 126）。

萨满教和斯拉夫多神教都是原始自发信仰，没有严密的宗教思想体系和统一的教义教规，各民族、各地区、各部族和各时代的说法不尽一致，版本众多，没有形成规范或经典，但是他们的神话在核心的宇宙观上又是相通的：即把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天堂、人间、地狱）。沟通三界的除了“宇宙山”，还有“世界树”。其根在地下，树冠在天上，树干喻示人间。有部分学者从宗教人类学和萨满艺术的角度探讨“世界树”的形象，“认为鸟与树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是萨满艺术中‘世界之轴’ 或‘萨满树’的典型特征，是萨满和巫师进行祭祀时沟通天地的主要道具”（陈淳 殷敏 39—44）。“世界树”和萨满的另外的关联在于：“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认为，诸神（腾格里）以大树的果实为食。其他阿尔泰民族则认为，孩子未出生之前，其灵魂就像小鸟一般栖息在宇宙树的枝头上面，萨满到那里去寻找他们。萨满就是用宇宙树的木头制作他的鼓。萨满蒙古包前、蒙古包内都有这棵世界树的仿制品，他们还在鼓上绘有宇宙树。此外，我们还将看到，当阿尔泰萨满骑上一根仪式用的桦木枝时，他实际上是爬上了宇宙树”（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950）。

在斯拉夫神话中，各种树木都被圣化，赋予不同的寓意。橡树、桦树、红松、杨树和云杉五种树是宇宙的象征。雷神佩伦（Перун）之树是橡树（树王），象征力量和荣耀；宇宙女神和丰收女神玛科什（Макошь / Мокошь）之树红松是世界之轴、道路与命运的象征；玛科什的同伴多丽雅（Доля）之树白桦是纯洁、美好和活力的象征，寓意出生—开端—女性；另一位同伴涅多丽雅（Недоля）之树云杉是宇宙树，永恒生命的象征；风神斯特里伯格（Стрибог）之树是杨树，象征终结与死亡。象征宇宙三界的“世界树”在斯拉夫世界通常可以在木制餐具、纺车、古老的箱子、手镯和护身符上见到③。

（二）“生命树”和“人类树”

民族的森林起源直接关系着人的生命寄寓，故而树木崇拜必然蕴含着“生命树”的意味。在突厥、蒙古以及满—通古斯诸民族神话中，有很多树生人的传说将族源的想象和天神联系起来，进而升华为一种民族图腾。蒙古民间传说中，天神腾格里（Tengri）之子（有时称“外甥”）——氏族之始祖是通过树洞降临人间的。据《四卫拉特史》记载，古时候，一个猎人发现一棵大树的瘿洞里躺着一个婴儿，以漏管形的树杈滴下的树汁为食，树上唯有一只小黄鸟。婴儿被抱回家养大成人，成为部落首领，后来成为绰罗斯部的首领。在蒙古各部几乎都有这则传说的变体，称树下的婴儿就是成吉思汗，也就是腾格里之子（那木吉拉 295—298）。

在古代突厥语族的人类起源神话和一些英雄史诗中，树木也是以母亲神（生殖神）的形象出现的。用古代回鹘文记录的史诗《乌古斯汗传》中也有“腾格里之子”生于“连理枝”的类似记载。其原因在于“突厥、蒙古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自古居地犬牙交错，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其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都彼此影响”（那木吉拉 300）。据说，古代乌古斯可汗军中有位妇人、爬进生长在两河之间的一棵大树的空洞里生下了钦察人的祖先。雅库特史诗中也有神树变成女人哺乳英雄的情节。这样的例子从其它神话、史诗中也能看到。

树生人的神话衍生出去森林求子的习俗和文学母题。有些老萨满解释：天神创造人类时，曾把主宰生育、保护妇婴的乌弥女神与森林一起降到人间。去森林祈祷，乌弥女神便会使其得子。至今森林崇拜的习俗仍遗存于北方民族之中。雅库特不孕妇女到森林中求子、哈萨克人到神树前求子的习俗都是出于这一信念。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中英雄主人公的诞生也有同样的渊源。加克普巴依无子，就把老伴奇依乐迪送到森林中独居，向神祈祷，是为“额尔木”仪式。回来后果然孕育了一个女儿和英雄玛纳斯（郎樱 251—252）。

树生人的神话衍生出“生命树”的信念。古人认为，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一棵自己的“生命树”，人的灵魂附在这棵树上，生命有活力，树就根深叶茂，人死树则枯（杜勒玛211）。砍树者或当场毙命，或断手断脚、终生病弱（弗雷泽 170—171）。斯拉夫人也有同样的禁忌（弗雷泽 168）。弗雷泽在《金枝》中记载了俄罗斯仪式化了的树神崇拜风俗：

降灵节前的星期四那天，俄罗斯农民都要到树林中去在那里唱诗，舞动花环，还砍倒一株小白桦树，给它穿上女人服装，扎着各色彩带，然后举行宴会。宴会结束时，大家抬着那棵盛妆打扮的桦树，载歌载舞回到村里，把树安放在一家屋前当作全村尊贵的客人接待，从这天起直到降灵节，人们每天都来这家看望贵客。到了降灵节那天，就把她抬到小河边，扔到水里，随着把所有花环也都扔下去。俄罗斯农民的这个风俗——给桦树穿上女装——十分鲜明地表明把树人格化了，而把她投入水中这一举动，很可能就是古老传说中所说树神有降雨魔力的象征。（185）

由“生命树”的信念引发的神树崇拜在北方民族中很普遍，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在北方民间信仰中，常有高大、挺拔或树形奇特的树被奉为神树，受到膜拜。蒙古萨满教崇拜野外生长的独棵树（Oroi-yin gaGca modun 或jaq-a-yin modun）④。在史诗《江格尔》中，树木因为寄寓了生命和灵魂而具有疗治功能。江格尔看到一棵高大的神树，树叶的声音“宛如喇嘛在诵经”。他将老鼠衔来的树叶放到嘴里嚼碎：“把树叶涂在右胯上，/ 伤口立即愈合。/ 江格尔又吃了一片树叶，/ 立即站起来奔跑，/ 黑暗中看到光明”（155）。在另一章节，江格尔“从这个树杈又爬到另一个树杈”，找到香檀神树的二十片宝叶，让洪古尔起死回生：“江格尔嚼碎了神树叶吹到白骨上，/ 那白骨立刻长出了肌肉。/ 江格尔又把宝叶嚼碎吹到肌肉上，/ 立刻变成了酣睡的洪古尔。/ 江格尔又把一片宝叶放进洪古尔嘴里，/ 他却急忙躲避。/ 洪古尔开始叹息：‘ 人还会睡得这么长久吗？’ 洪古尔立即起身站立”（157）。

树生人的神话衍生出“人类树”或谱系树的表达方式。据传，有一棵树按照腾格里的旨意长出九个树枝，树枝根部生出了九个人就成为九个民族（斯钦巴图 22）。在卡尔梅克博物馆、埃利斯塔郊外的小村伊吉·布乎斯（Ики Бухус）小学和伏尔加格勒南老萨寥普塔（Старая Сарепта），我们都见到了这样的谱系树。东正教以圣母子为核心的圣像画也有类似的表现方式。

03

俄罗斯森林史诗

生态文学在俄罗斯基本上属于“乡村散文”，与树木森林有着天然的联系。代代相因的森林书写汇成了一部完整的森林史诗。19世纪“俄罗斯森林的歌手”希什金的绘画和20世纪初诗人叶赛宁的诗歌，还在一往情深地吟唱万物统一之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们笔下，如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叶·诺索夫（Е.И. Носов, 1925—2002）的短篇小说《山谷那边，森林那边》（За долами, залесами, 1966）、巴乌托夫斯基（К.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森林的故事》（Повестьо лесах, 1967）、阿斯塔菲耶夫（В.П. Астафьев, 1924—2001）的系列小说《鱼王》（Царь-рыба, 1976）、拉斯普京（В.Г. Распутин, 1937—2015）的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ёрой, 1976）、阿纳托利• 金（Анатолий Ким, 1939— ）的《森林父亲》（Отец-Лес, 1989）、亚·谢苗诺夫（А.М. Семенов, 1954— ）的中篇小说《自由驰骋的骏马》（Вольные кони, 1991）等作品，在寥廓悠远的宇宙意识和自然之子的感伤情怀之外，又通过盗伐偷猎等悲剧故事记录人性的堕落，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提出善与恶、罪与罚等生态伦理问题，表达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在作家们的思考中可以见出多神教和萨满教的鲜明印记。

《俄罗斯森林》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被公认为“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是“保护大自然的宣言书”，主人公林学家维赫罗夫就是捍卫森林的不朽勇士。他深情地阐述俄罗斯人和森林的密切关系：

我们是在森林中成长的民族，在祖国的大自然史，没有任何一种元素像森林这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确切些说，俄国人坠地伊始，首先看到的就是森林。森林陪伴他走完生命的全部历程：襁褓时期的摇篮，蹒跚学步的幼童的木履，松子和草莓，木陀螺，桦条浴帚和巴拉来喀琴，夜习女红用的松明，迎娶新娘的彩轭，陪嫁的蜂场，海龙的捕猎，俄罗斯弹拨乐器，又称三角琴。（列昂诺夫 320）

在斯拉夫多神教的观念世界，人们祈望获得风神、雷神、太阳神等诸多天神、地神以及妖魔鬼怪的佑护，更渴望获得林神的庇护：

在我们祖先崇奉的自然力中，就有作为美和善的偶像的参天古树，〔……〕人们对这些巨树怀着崇高的敬意，聚在他们的脚下，或者裁决疑难，审理案件，或者倾听歌手赞颂该部落往昔的征战壮举。〔……〕列斯要平易近人的多〔……〕身穿褴褛的树皮衣，守护着森林，栖身于粗大的树墩下。根据民间传说，他们无限热爱森林宝藏，他们之间发生征战时使用的武器是连根拔起的百年巨树。他们也有常人的弱点。（列昂诺夫 323）

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写一个游子重回故里——宽阔浩荡的叶尼塞河及西伯利亚冻土带上的莽莽森林的故事和万千思绪。他和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息息相通，认为大自然处处弥漫着神性，时常感叹大自然的伟力：“感到自己是大千一叶，和生命之树却有一茎相连〔……〕”（阿斯塔菲耶夫 22）他称叶尼塞为“生命之河”。“生命之河”与“生命之树”这两个巨大形象的根基都可以延伸到神话意识：“它们是一切存在机制、一切开端与结局，一切地上、天上和地下的，亦即整个‘宇宙志’的直观体现”（Лейдерман & Липовецкий 73）。深切的感悟中回荡着索洛维约夫融合多神教自然崇拜观念的“万物统一说”的余音。

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中描写的落叶松“树王”的形象关联着东正教的节日，其底色又是多神教和萨满教的：这是一个有灵魂的实体，是自然之魂的具体体现：“永恒地、雄壮而威严地矗立在村外半俄里远的高岗上”（216）。这是一棵主宰一方、权威无上的老树，他把马焦拉村固定在河底，固定在同一块土地上。由于心存敬畏，人们而不敢称“它”而称其为“他”。每逢重要节日，如复活节和三一节，人们便给“他”上供。“他”犹如神明的化身，一旦冒犯了“他”，便会受到报应。由于树杈被男人们砍了，被孩子们烧了，就酿出了一个男孩从帕沙树杈上跌下摔死的惨剧。两个外来人用斧子砍，斧子被弹开，用油锯锯，油锯被卡住，架起熊熊烈火，树王依然纹丝不动。当人们焚毁了马焦拉林，“他”周围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唯有“那‘树王’却静穆而雄伟地高耸在他们的头顶上，除了自己的威力外，不承认任何威力”（222）。

阿纳托利·金的长篇小说《森林父亲》是一部融汇了多神教、基督教、佛教和俄罗斯宇宙论、生物圈、智慧圈、生态末世论思想的作品。神话和寓言被作为小说的结构中心，伴随着图拉耶夫一家祖孙三代的精神探索。自然万物融合了诸多神话渊源，汇成人类与众神灵妖魔共存的奇幻世界。森林父亲的神话形象表达了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作家关于他和象征大地母亲的古希腊生育与农业女神德墨忒耳结合的想象蕴含着对森林与大地的血脉关系的理解。人死后变成了树，主人公自杀后幻化成一棵七弦琴形状的松树；树死后变成了人，“那么如果没有树，它将会成为未来的人吗？”（Ким 35）在生死转化和对照中呈现的是以森林法则为核心的生态伦理。一方面，如果顺应森林法则，那么树木、流水、大地代表的自然，可以给人“万物统一”的归属顿悟，另一方面，大地母亲屡受戕害不再丰产，洪水爆发引起的末日联想，以及怪兽出没带来的死亡阴影，则是人类面临善恶抉择时背弃森林法则必然遭受的惩罚。作家阐发他的森林哲学：“森林就像父亲一样给予我们一切，却从不索取。树木从土里生长出来，枝干为人所用，结下果实养育人和动物，甚至连树叶落下也要化成肥料反哺大地。”⑤

树是人类文化中最普遍的符号之一，树木崇拜是多神教和萨满教最古老的崇拜观念，在以俄蒙为主体的草原丝路带上这一传统尤为深厚。然而本文所考察的范围并未框限于此。笔者近年在对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崇山峻岭、蒙古和中亚草原、阿尔泰山脉和西伯利亚泰加森林、俄罗斯中部草原和中欧平原的巡礼中，见证了树木崇拜在北方各民族中的普遍存在，听到了对这一主题的广泛共鸣。“世界树”及其衍生出的“生命树”、“人类树”、“谱系树”、“萨满树”等诸多变体共同寄寓着人类对自然母亲的感恩和敬畏，这是人类至真至纯的精神底色。无论是现实生活文本，还是神话、史诗和文学文本中的种种树木崇拜，都呈现出多神教、萨满教的观念与佛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态势。原始先民是自然之子，以神灵的名义保护山河、土地、森林和一切有生之物，建立起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调解机制，并形成了诸多禁忌，其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真理的意义。原始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为现代人提供了借鉴，欧亚北方大地上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是森林树木乃至整个大自然的守望者，向这些原始信仰回归或许是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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