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大卫·达姆罗什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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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大卫·达姆罗什，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涉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圣经与古代近东文学、现代欧洲与全球英语文学。他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方面著述丰富，代表作包括《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如何阅读世界文学》（2009）、《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020）等。他倡导的“流通说”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陈礼珍教授就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与全球文学的最新讨论等话题采访了达姆罗什教授。在访谈中，达姆罗什教授捍卫了自己有关世界文学的观点，并对现今批评界试图用“全球文学”和“星球文学”取代“世界文学”的构想进行了评论。达姆罗什教授重申了他的世界文学理念和立场，修正了自己早先将世界文学视为在全球市场内一种传播与阅读模式和一种过程的主张，更加关注世界文学如何走进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市场。
作者简介
陈礼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理论、文学话语传播。
大卫·达姆罗什，美国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Abstract
David Damrosch is Ernest Bernbaum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World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theory and method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ry studies, Bible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literatures, modern European and global Anglophone literatures. He has written widely on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long with his numerous articles, his books include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9) and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for a Global Age (2020). His theory of circulation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world literary studies. He is interviewed by Chen Lizhen on the issues of world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recent discussions of global literature in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of China.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Damrosch defends his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critical inclinations of replacing “world literature” with “global literature” or “planetary literature”. Professor Damrosch reiterates his stress on world literature. B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way in which world literature comes into a given national market, he tries to modify his earlier proposition of taking world literature as a mode of circulation and reading as well as a process in the global market.
Authors
Chen Lizhe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Email: lizhenchen@hznu.edu.cn
David Damrosch is Ernest Bernbaum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World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Email: ddamrosc@fas.harvard.edu
陈礼珍（以下简称陈）：达姆罗什教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进行本次访谈，我谨代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对您表示感谢。世界文学显然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过去几年间，您的一些访谈记录也曾发表在中文期刊上，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借此机会，跟您探讨一些目前倍受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您曾将世界文学重新定义为一种传播和阅读的模式，为世界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疆界。一些学者试图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来避免带来负面含义，并取代世界文学。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甚至主张“星球文学”，并“主张用星球来重写替代全球”（Spivak 72）。此举很有启发。但是这一构想或许值得商榷。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并为“世界文学”辩解。我知道您曾与包括斯皮瓦克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进行过对话。在您看来，“世界文学”有危机吗？我们应该做什么来直面这个问题呢？
大卫·达姆罗什（以下简称达姆罗什）：首先，我想说，在新世纪，人们再次对世界文学充满热情。我们有1999年帕斯卡尔·卡萨瓦诺（Pascale Casanova）的著作，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2000年和2003年的论文，还有2003年我的专著。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反响都颇为积极。但是，在过去几年中，人们也从各个角度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质疑，特别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以及从欧洲文学理论的角度。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的著作《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就兼顾这两个角度。我个人认为与其说危机重重，毋宁说它是关乎对文学及其传播的更全面的思考。如果说世界文学意味着疆界的开放，那其中一些抵制世界文学的想法，在我看来是它们认为世界文学研究在过分地假想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些批评观点未免过于仓促和片面。比如，在艾米丽·阿普特的《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一书中，她谈及了世界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她认为翻译研究假设了一种轻易的可译性，她强调不可译性。但是，她几乎没有讨论任何过去15年间的翻译研究领域作品。可以说，她并没有关注多少该领域最新进展。我觉得，提出质疑固然很好，不过，我们应该尝试从各种角度看问题。
陈：那如果用“全球文学”取代“世界文学”，您认为如何呢？
达姆罗什：术语问题很有意思。正如您所说，斯皮瓦克还曾在她的书中提到星球文学。
陈：嗯，还有一些别的学者喜欢用“全球文学”。
达姆罗什：没错。在我看来，每个术语都有其特定用法。如果说只能用这个或那个，并不合理。有的学者提出只能用某一术语，对此我尤其不敢苟同。文学研究理应是多方位的。至于说“星球文学”，斯皮瓦克认为“星球文学”是个完全摆脱国界的方法。她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法国学者艾田蒲(René Etiemble)曾写过一本法语书《星球比较文学刍议》(Ouverture(s) sur un Comparatisme Planétaire)。这本书讲了真正的星球文学。作者不仅是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的专家，也熟悉欧洲文学。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写了很多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相关的作品。考虑到比较文学的研究重心集中在欧洲，他倾向于用“星球文学”这个术语，以此避免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隐含意义，因为在西方国家，世界文学通常就是指欧洲文学。至于说“全球文学”，我喜欢用它来指全球视角下写成的作品。对于当今有全球化视野的作家来说，“全球文学”这个术语很合适。不过，很多世界文学并不能算是全球文学。比如说，唐朝诗人、甚至是鲁迅，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来自全世界的读者。这是当今的现状，只有一些作家有全球化视野。15年前，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其名篇《什么是世界诗歌？》中这样评论北岛先生：北岛写诗是为了翻译。但是北岛作品的第一位译者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告诉我说：“北岛开始并没有想过出版自己的诗歌，哪怕是中文出版，也没想过要出版这么多。”因此，北岛的作品，算不上是全球文学，或者说，在全世界传阅开以后，我们才能称它为全球文学。
陈：那可以把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互文交流或对话吗？
达姆罗什：我也经常这么想过，但是，有些作品并不算是直接交流。魏樸和（Wiebke Denecke）曾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多重经典世界文学：日本-中国和希腊-罗马之比较》（Classical World Literatures：Sino-Japanese and Greco-Roman Comparisons），此书2013年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作者的汉语和日语很流利，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很好。她认为这一传播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虽然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是，我们仍然能通过对比不同区域来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在那本书里，她不仅对比了日本作家和罗马作家，也对比了日本作家和罗马作家是怎样分别运用中文互文文本和希腊互文文本。
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达姆罗什：是啊，魏樸和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当今的全球文学中，这一点很重要。近十年，我没有想太多关于全球流通的事情，而是更加关注，通过这样一种流通方式，世界文学走进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市场。所以我认为，实际上，世界文学不应该主要是从全球化或全球文学的角度来考虑，这只是世界文学的一种，而世界文学却有很多种。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文学，因为读者能阅读什么，这取决于哪些书被出版，在哪里出版，接受何种教育。
陈：您觉得，世界文学应该使用复数形式吗？
达姆罗什：我认为复数形式的世界文学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那一辈作家的作品就是属于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世界文学。19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与德国、美国的世界文学看上去迥然不同。今天也依然是如此。
陈：是啊。在中国，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普遍性的讨论非常激烈；它们都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概念。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我们谈论世界文学时，应始终强调主体性和民族特性。达姆罗什教授，您曾在书中讨论过这些问题。最近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达姆罗什：相比于各种民族文学，我对各种民族的文学市场越来越感兴趣。如果你真的从物质方面考虑文学在市场中的作用方式，市场仍然主要是民族的，即使是在销售进口商品的时候。一些作品在全球都有市场，特别是侦探小说之类的流行文学。很少会有人可以成为像莫言或帕慕克（Orhan Pamuk）这样的真正的全球作家。这确实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大多数作家都是为本国市场创作。然而，研究民族文学的学者们往往会把民族文学限定为用该语言写作，并在该国出版的作品。对于那些使用多种语言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通常会涉及到不同文化，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中，新文化运动就是如此。许多外国作品经过翻译后在北京或上海出版，或者从国外引进。因此，我想说，理解中国民族文学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看当时人们所写和所读的一应作品，包括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以及本国人用不同语言写的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最近，我刚完成了一本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书，是由美国出版商出版的。举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为例。她是20世纪中叶伟大的法国作家，首位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女性 ，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著有畅销书《哈德良回忆录》（Mémoires d'Hadrien）。她在美国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是美国公民，余生都是在美国。但是，她只用法语写作，美国学者从来没有关注过她的工作。虽然她在美国写作，是美国公民，但因为她是法国人而被忽略了，只有法国学者关注过她。我认为，这是非常狭窄的民族主义。
陈：文学的传播永远离不开政治和国家机制。在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和传播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和资源。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派遣文化使者，以促进本国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典”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的关键词之一。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多个重大项目，来研究世界经典文学传入中国和中国经典文学传向世界文学的过程。达姆罗什教授，您曾将世界文学归为三类：经典、杰作和窗口。如今，经典常常被忽略。您觉得，还有必要学习经典吗？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一些人提倡为了当代的创新，我们应该重拾经典传统，您怎么看？
达姆罗什：我认为，国家应该重视本国的经典文学，这很重要。经典文学经常被忽视，我对此甚为忧心。近些年的世界文学作品往往只与现代小说有关，多数与近二十或三十年内创作的小说有关。世界文学作品在逐渐与前现代主义时期甚至二十世纪初的作品失去联系。如果未来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或对任何文学的研究仅仅是研究现代时期的，我会感到非常失望。能直面当代境遇的作品固然重要，但我觉得，经典作品也可以帮助直面当代境遇。这既是教学问题，也是学术问题。胡适说过，经典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要想真正处理好现代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白话文经典，它们起初并非经典。而现在，《红楼梦》已经成为白话写作的经典作品。有趣的是，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就有了这个观点。他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但并没有说我们应该模仿那些文学作品。他读但丁、马丁·路德金和乔叟的作品，意识到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作白话文学。胡适总结说，现代国家需要有自己的白话文传统，而中国应该回到白话文传统。因此世界文学启发了他重读16或17世纪的白话文小说。此外，我认为古代经典作品也很重要。了解古代经典的话，可以深层次地分析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陈：那么，读经典和读现代文学这两件事，是互有裨益的吗？
达姆罗什：确实如此！学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在学术学科中却又常常被分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跟中国古典文学没多大关系。莫言在他的著作《红高粱》中思考着中国古代小说、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当代小说。这些作家一直将前现代与现代结合在一起，而我们学者经常落后于他们。因此，我认为，不仅要告诉学生读经典文学作品，而且还要将经典与当代作品放在一起，并向学生讲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陈：弥合经典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距离非常重要，中国在经典化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大多数朝代，皇帝或政府都会让最优秀的学者来做经典化的工作，文学作品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例如，老子和孔子所写的书备受推崇。但是21世纪不太会发生这种情形。大约200年前，歌德提出了他的世界文学概念。在您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与21世纪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现状，有很大的不同吗？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文学作为一个重新被发现的文学研究领域，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达姆罗什：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在当时属于一种未来的现象，它方兴未艾。在我看来，他的这一设想现在已经成真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通过讨论世界文学，我们发现歌德的理论存在问题。德国犹太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发表于1952年的论文《世界文学语文学》（“The Phil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中说道，处于战后时代的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英语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他担心，尽管歌德的世界文学梦想成真了，但如果我们丢弃了民族文学或者当地的传统和语言，歌德的这一梦想也就幻灭。所以说，要想发展歌德的思想，我们应该推广和保护小众文学，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学，世界文学不应该局限于大国文学。一个很好的转变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小语种、不同背景下的作品，比如说在南南合作中加以理解，而不仅仅是关注某个国家与西欧或西方作家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在中国会有更多人对梵文研究感兴趣，对东南亚研究感兴趣。目前，致力于研究越南文学、泰国文学和印尼文学的中美学者并不多。世界上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我们应该去发现他们。
陈：是啊。中国正在尽力改善这种状况。刚才我提到了中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国内都会有很多项目，据我所知，我们鼓励学者去研究那些“冷门国家”。
达姆罗什：那很不错！我猜这是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刚发生的。
陈：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进行的世界文学研究还只局限于大国，对小国文学的研究还不够。
达姆罗什：对，一些其他国家也是这种情况。Kim Jae-young在四年前左右创办了一个新的韩国全球文学期刊，他曾在期刊的引言部分写道，世界文学总是以欧洲为中心，这本期刊主要关注全球六个不同地区的全球文学，包括文学和批判性论文。慢慢地，中国的期刊也更加开放包容。同样地，由荷兰的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出版，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IWL)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也不只讲美国及其他世界上几个大国的世界文学。
陈：是啊，像卡萨诺瓦一样，我们在将文学比作世界。她说，“世界文学”并不是世界文学本身，而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文学体系，其存在与文献归档确实依然并不明晰”（Casanova 72）。那么，这是一种世界空间吗？
达姆罗什：是的，她正为此而受到批评。因为她假设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世界共和国，只有一个中心的世界空间。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网络关系，不同的境况正在产生，我想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
陈：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息息相关。歌德在1827年创立世界文学理论时，曾谈及那个时代的中国小说。他对比了中国文学、德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有过梁启超、鲁迅、钱钟书、吴宓等一流学者。如今，我们有乐黛云和张隆溪等学界泰斗。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也在茁壮成长。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摆脱“影响的焦虑”？不同文化有着很大差异。考虑到德蒂安提出的“比较不可比较的”(Detienne vi)，涉及移民文学时，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知道您的新书《多种比较文学》讲了每个比较文学研究者须知的东西。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能为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做什么？
达姆罗什 ：那本书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我讲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文学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我花费了一章的笔墨来论述在研究比较文学过程中，学术移民的重要性。在美国，这种故事总是在讲欧洲人来到美国的故事。但是，我讨论了胡适和林语堂等来美国和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他们是一直打算回到中国的移民。因此，说比较文学全来自西方是不正确的。那不是事实，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之所以认为世界文学研究是一种美国现象，是因为那些批评家们过于关注美国，而忽视了中国、韩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波兰等其他地方的世界文学发展。现代世界文学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就比较世界文学而言，比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过程，理解相似性和差异尤为重要。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丢弃地方传统，全球化帮助传统作家结识其他作家，甚至走出国门。来自土耳其的帕慕克是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土耳其语不是欧洲语言，在土耳其以外也未广泛使用。正是由于全球化，他才得以年少成名。莫言也是很早的时候就出了名。一些来自小国的作家也是如此。我刚读过韩国作家韩江的两本小说。她的小说《素食主义者》（The Vegetarian）曾获2016年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这位年轻韩国女作家在国际上很出名，她的作品语言有韩国特色，作品主题有普遍性，在国际上有不少读者。一味追求民族特色就是固步自封，另一方面，模糊的普遍性则使一切都看上去像美国和法国。因此，比较将大大有助于避免这两个极端。
陈：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以及跨文化研究于20世纪初正式成为我们国内的一门学科。显然，这是为了顺应“一带一路”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希望能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学和文化。与此同时，希望世界听到“中国声音”。中国文学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另外，在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中也能找到中国文化元素。在您看来，世界文学背景下的中国文学有哪些特征？
达姆罗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当鲁迅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他也在翻译德语书和日语书。上海是个国际化都市。再往前看，比如说，吴承恩的《西游记》和玄奘大师写的西行之旅的游记。游记讲的是西取佛经并翻译佛经的故事。一千年后，吴承恩据此写下了小说《西游记》。现在，这本小说又有了一些新的改编版本。很有意思，从佛教的角度及中国与印度和韩国的关系来看，中国始终不是自我封闭的。
陈：古老的丝绸之路就像桥梁，将中国与几十个国家相连。
达姆罗什：确实如此。几年前，我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的时候，见过一道菜，小饺子里有汤汁和肉。我说：“这像广东饺子一样。” 主人说：“当然啦，因为有丝绸之路。”这样类似的故事很多，是世界全球化之前就有的交流。
陈：人口迁徙、翻译与世界文学的传播密切相关。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学都与那些翻译自印度、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世界文学作品有关。您曾指出，世界文学的形成实际上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这个观点很有新意。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用英语或其他语言所写的作品之间的差异？
达姆罗什：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我没怎么关注当代中国作家在法国、英国或其他地方写作的情况。我认为，将文学和移民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是个普遍过程，不仅个人作家如此，民族传统也是如此。丹麦学者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写于19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讲移民作家，那些推动了新文学发展的移民作家。那时候，世界上就已经有很多移民文学作品，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移居他乡。移民作家们或是继续使用其母语写作，或者用新语言来写作。最近在东京举行的世界文学暑期学校上，东京大学的沼野充義（Mitsuyoshi Numano）教授做了一个关于移居日本的作家选择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演讲。我没想过会有外国作家愿意用日语写作，有趣的是，很多作家都在尝试用日语写作。这是个新情况。
陈：对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来说，这并不鲜见。有些作家在中国并不那么有名，但在全球市场则享有盛誉。另外，有些在中国很有名，但在他们居住的国家却不太为人所知。
达姆罗什：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就曾写过一篇论文，他在文章中抱怨说，外国读者似乎不青睐备受欢迎的本土作家。拿丹麦文学举个例子，外国人喜欢读安徒生童话，而在丹麦本国人眼里，安徒生却属于一个三流作家。他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对易卜生和克尔凯郭尔这两个更伟大的作家了解却不多(Brandes 61-66)。正如歌德预见的那样，面对同一本书，与本国读者相比，外国读者的观点会有所不同。因此，检验一部作品够不够经典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看看外国读者怎么评价它，往往他们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当然，也并不是说全盘接受外国人对作品的看法。
陈：给作品分类是奠定世界文学框架的重要途径，2004年出版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中，您用了不同的主题来划分文学作品，例如逆流、观点和共鸣。在您看来，对文学进行分类，有什么益处？
达姆罗什：从实践和教学角度来看，多数文学选读都只关注名篇，那些很经典的作品。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尝试让学生阅读和老师教授那些鲜为人知的作品。不过我们也得理解教授们往往不愿意讨论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因此，在选集中，我将作品分类集合在一起，比如说把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和名家名篇联系起来。例如，在《朗文世界文学选集》中，有一个部分讲19世纪的“民族诗人”，包括歌德和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在这个作家群中，我提及了阮攸（Nguyen Du），他是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越南作家。讲到歌德和普希金这些知名作家的时候，我顺带提及了波兰作家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我们应该广泛涉猎各国文学。
陈：是啊！广泛阅读各国作品很重要。目前，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主题有：怎么定义世界文学、全球化、传播、翻译、普适性、民族特性、世界主义、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身份政治。毫无疑问，这些主题都有较高理论价值。要想推动世界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我们该如何超越像“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样的二元对立呢？
达姆罗什：依我之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比如说王宁和曹顺庆，开始关注您刚刚提及的那些问题，开始讨论中国学者们对全球话语的贡献，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在日本，情况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是中心，在某些方面是边缘，在某些方面是一个交汇点。我认为，这些新举措为发扬中国传统，建立中国与世界的多元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要把目光投向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原因。近期，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在开展一个项目，研究拉丁美洲和非洲文学，当然也包括重新探求这两个洲的文学史。自万隆会议伊始，毛主席就开始向全世界推介社会主义文学。像诺贝尔奖首位亚洲得主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这样的人物，他去过拉丁美洲，影响了拉丁美洲文学发展进程；他也来过中国，却并不是那么受待见。
陈：对。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林徽音等人曾陪同接待。据我所知，泰戈尔此行颇有争议。他成了左翼人士的抨击目标，不少人批评反对他的演讲。在那个年代，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殖民迫害。而泰戈尔所倡导的东方理想竟与西方列强提倡的有着契合之处，这自然会引起左翼人士的不满。
达姆罗什：对，左翼作家并不赞同他。不过，咱们可以批判性地看待这段历史。
陈：不可否认，他的诗在中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很受欢迎。我小时候就读过他的诗呢。
达姆罗什：今天依然如此。
陈：是啊，他的诗在中国依然受欢迎。达姆罗什教授，您在中文版《什么是世界文学》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当时您在为北京大学第一届世界文学暑期学校做准备。光阴如梭！继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举办了第八届和第九届的世界文学暑期学校之后，下一届将于2020年7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召开（笔者注：由于疫情原因目前已改为线上会议）。全世界的学者们都在关注着世界文学。在您看来，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紧跟时代文学潮流，为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长足发展做出贡献呢？
达姆罗什：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研究机构有着紧密联系。研究所的第一届世界文学暑期学校就是由北京大学举办的。这些年，世界各地的几所著名大学都承办过暑期学校，其中就包括哈佛大学。我相信，不久之后，该暑期学校会再次在中国举办。看到有这么多人对世界文学感兴趣，真是很欣慰。参加世纪文学研究所的暑期学校还能帮助青年学者们重构自己的研究。世界文学不仅仅是文本的聚合体，而且是一种塑形方法，它可以在世界维度上重新考量某些特定作家。我认为，年轻学者不光要关注国内的重要期刊，同时，如果语言条件允许的话，也得关注外国的期刊。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建设颇有成效，比如说创办了《世界文学杂志》。我们欢迎世界各国学者的参与，尤其是中国学者。我热忱希望大家踊跃赐稿，并期盼有更多机会相聚并进行平等的交流。
陈：达姆罗什教授，您的见解对年轻学者来说意义非凡！非常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此次访谈。
达姆罗什：谢谢您的采访！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原以英文发表，访谈者应本公众号之约，将其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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