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因卡《反常的季节》中的社会政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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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的长篇小说《反常的季节》描绘了一个公社制的乌托邦，并把神话结构和季节的周期性循环嵌入文本叙事，但这种创造性的叙事方式没有很好地与小说的政治主题相融合，政治理想的稀薄、抽象与丰富的宗教、神话、仪式以及从传统中抽象出的“再生哲学”等因素相分离，理想社会的建构最终消解为一种象征性的神话拯救，社会再生的力量寄托于大自然的周期性循环。尽管被批评为一部“失败之作”，但这部左翼小说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曾经是非洲社会道路的选项之一，展示了非洲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进行探索的另一种方向。 

作者简介

宋志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文化、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Title

The Socio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Soyinka’s Season of Anomy

Abstract

Nigerian writer Wole Soyinka’s novel, Season of Anomy, depicts a communal utopia and embeds the mythical structure and seasonal cycle into the textual narrative, but such a creative narrative mode fails to blend well with the political theme of the novel. The political ideals are flimsy and abstract, separated from other ample factors, such as religion, mythology, ritual,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generation” extracted from tra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al society is eventually dissolved into a symbolic mythical salvation. The power of social regeneration hinges upon the cycle of nature. Despite being criticized as a “work of failure”, this left-wing novel not only shows that Marxist ideology and communism used to be one of the options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but also reveals another direction in which African intellectuals could explore and pursue their social reform. 

Author

Song Zhim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Email: [e-mail]

《反常的季节》（Season of Anomy）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1973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索因卡在尼日利亚内战中被囚禁两年多后出狱，对非洲的社会政治极度失望，兼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非洲影响广泛的时期，一度被很多非洲知识分子视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济世良药，很多“非洲社会主义者祈求其特殊性而探寻社会主义道路”（格拉泽 111）。这些因素促使索因卡在思想上出现了明显的左翼倾向，评论界普遍认为，出狱后的索因卡进入了一个激进的“意识形态时期”（Biodun, Wole Soyinka: Politics, Poetics, and Postcolonialism 62）。

《反常的季节》因描写了一个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农业社会而引人注目，但也遭遇很多负面评价，在非洲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看来，这部作品并没有达到“政治正确” 的要求，因为它既没有从阶级理论也没有从经济基础去分析非洲社会的矛盾，而只是一味地揭露暴政和屠杀，“怨气和复仇的愤怒〔……〕似乎无限制地释放而缺乏艺术调节”（Biodun, Wole Soyinka: Politics, Poetics, and Postcolonialism 188），而在西化的批评家的眼中，宣传共产主义一开始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面对来自两个阵营的批评和否定，一向桀骜不驯的索因卡最终竟意外地妥协了。他说：“写作《反常的季节》是因为我在那个时期不可能在戏剧方面有什么作为。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是小说家。小说这种形式对我来说不是很投缘。基本上，我甚至不喜欢这部小说”（qtd. in Biodun, Conversations with Wole Soyinka 158）。《反常的季节》成为索因卡庞大的作品群中的一部“失败之作”似乎已成为定论。

然而，对这部具有鲜明的左翼政治倾向的小说来说，这一所谓的“定论”显然不能排除当时国际上东西“冷战”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今天看来，这部作品独特的神话结构以及所表现的非洲传统价值观等因素仍然值得探究，尤其是作品中所描绘的“理想国”式的乌托邦社会，虽然并不清晰，但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非洲的一种回响，揭示了非洲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进行探索的另一种方向。

01

乌托邦和政治寓言

小说描绘的原始公社制的农业社会叫埃耶罗（Aiyero）。20世纪初期，在尼日利亚翁多（Ondo）州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公社制的部落（Biodun, Wole Soyinka: Politics, Poetics, and Postcolonialism 191），这一社会原型给了索因卡虚构埃耶罗这一理想社会的灵感。在索因卡的笔下，埃耶罗具有先天的地理位置优越性，它位于大河的三角洲地区，远离城市，从而摆脱了现代国家政体的控制和腐化，“长期自治和自我监管〔……〕对政府既无威胁也无义务”（Soyinka, Season of Anomy 2）①，居民们共同劳动，共同参与集体仪式，同时也共享财产，“简直连每个居民衣服上最后废弃的线头都属共有”（2）。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非洲传统的部族多为等级森严的“半封建酋长制”（Hunt 79）的社会，存在着残酷的奴役和阶级剥削，但索因卡笔下的埃耶罗显然是一个“另类”，这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公社制，其平等、共享的价值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它的居民无论离散到世界何地，最终都会回来，而且都不会被现代物质主义所污染，他们把经验和新技艺分享给族人，赚来的财物则归于公共基金。埃耶罗的长者阿伊米（Ahime）说：“我们在这儿，我们繁荣昌盛，我们知道和谐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建立埃耶罗为了寻求真理、更好的生活以及人类都在追求的美好事物。他们也都相信我们会找到的。这也正是我们的孩子们外出后总会重返埃耶罗的原因”（9）。

阿伊米是埃耶罗的实际领导者，地位类似于传统的酋长。在埃耶罗之外的其他部族中，酋长是被神化的王者，是“祭司和法术师，是统治者和立法者，是战争的指挥者和财富的赐予者”（帕林德 72），但阿伊米却鄙视这种被族人膜拜的传统威权主义，他一心为公，事实上根本不使用酋长的头衔，而他治下的埃耶罗也没有很多的职务，即使拥有头衔也并不意味着拥有特殊的地位，而只是为了界定它为公众服务的职责。

除了这些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上的原始公社制特征，埃耶罗的“经济基础”是农牧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但阿伊米却心怀远大，他说：“我们是一个农业和渔业的社群，所以我们承认对地球和海洋的义务〔……〕我们的道路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它穿越了所有的时代以及遥远的地方”（11-12）。值得注意的是，阿伊米从中国找到了理想社会的榜样，他在深夜还在阅读毛泽东的书，他对来访者说：“我喜欢你们的毛。你看，我一直在阅读一些东西，以便确定我可以在你们的立场上理解你。他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中国人，不是吗？一个拥有简单的真理和进行巨大的农业实验的人。我头一次想去旅行，去认识一个我只在书页上遇到过的人。总之，在我的生命中，是时候去了……”（27）这里的“农业实验”显然是指中国从1958年开始所进行的“人民公社”等一系列以农村为基础的社会运动，非洲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在这里显露出来，阿伊米期望像现实中加纳的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坦桑尼亚的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等一些著名的非洲共产主义者一样，来中国拜访毛泽东，完成一次朝圣之旅。

但阿伊米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还是模糊朦胧的，埃耶罗只是“不科学的公社主义，原始而令人尴尬的情感样板”（2），这甚至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分子的嘲笑。埃耶罗的蓝图需要新的力量来规划，这种新的力量来自小说的主人公奥费伊（Ofeyi）。小说的第一章——“种子”（Seminal）中描写奥费伊留学欧洲，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世界带来了模式”（12），返回非洲后在一家可可（cocoa）公司任职，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使他成为异端，公司强制他离职，让他在外推销可可产品，实际是“放逐”了他。奥费伊来到了埃耶罗，急需“新鲜血液”的阿伊米立即接纳了他，并给了他埃耶罗最重要的职位——“谷物保管员”（4）。奥费伊对阿伊米的回报是对埃耶罗进行变革，他认为“原始”的埃耶罗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提升。他说：“埃耶罗的水需要冲破它们的堤坝。谷物必须找到新的种子，否则就会萎缩和死亡”（6）。“新的种子”在这里显然指他从欧洲带回的马克思主义。奥费伊从阿伊米那里借用了一些人作为革命干部进行培训，并联络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埃耶罗居民。在奥费伊的想象中，这些人将成为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埃耶罗的边界之外，这些种子将发芽、生长，散播再生的孢子，在其他地方结出果实，使革命的信念传遍整个国家。

但奥费伊的变革路径是缓慢的、渐进的，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蒙，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反映了当时非洲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困惑，即摆脱殖民的独立后非洲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正如有非洲学者所质询的：“哪条道路适合非洲？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赋予人民权力接管政府从而实现结构的变革，最终通由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人道的共产主义社会？抑或一个以领导人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方案——一种‘新的激进主义’, 它欢迎不同的思想，目标是分步进行的、持续的、渐进的社会变革？”（Okolo 136）奥费伊显然倾向于后者，因为他起初是反对暴力的，主张对社会进行逐步改良，而其中首要的是对埃耶罗的居民进行一种人道主义式的思想启蒙。索因卡赋予主人公的这种“启蒙主义” 可以从法农那里找到思想的来源。法农在其多部著作中曾提出“新人类”（new human beings）的概念，认为自由解放的非洲人民要成为这种“新人类”，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激进的“政治教育”而意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压迫性（qtd. in Rabaka 269）。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解放，塑造一种“完整的人”革命的人道主义（李佃来 32）。

为弥补奥费伊仅进行“精神变革”的不足，小说塑造了另一个人物——“毛式游击队员”德马金（Demakin），这个人物把暴力因素引入了埃耶罗的理想社会。德马金以前是一名牙医，奥费伊和他初次见面时，他刚刚暗杀了一个腐败的政府法官。他的逻辑简单而直接，认为变革就如同拔牙一样，是“干净、激烈的手术”（109），他和他的游击队员确立了一种“选择性”的刺杀模式，即暗杀邪恶势力的首脑人物。他和奥费伊争论时说：“别问有我有什么设想，除了消灭那些活着即是一种破环性的罪恶的人以外，我什么都不想。那以后该怎么样就是你这样的人的事了”（112）。奥费伊和牙医的争论是暴力与非暴力、精神教育与彻底的革命行动之间的争论，他们形成了一种互补性的人物关系。至此，从作为埃耶罗的社会基础的原始公社主义，再到奥费伊和平、渐进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最后辅之以牙医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小说从这三个方面为埃耶罗绘制了一幅虽然并不怎么清晰但却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治乌托邦的理想蓝图。

然而，埃耶罗的这种“萌芽”式的政治图景很快就淹没在“卡特尔”掀起的血雨腥风之中。卡特尔（Cartel）是小说中的一个巨大的公司，垄断着全国的可可生产和销售，依靠暴徒般的军队和警察维持其残暴的奴役和压榨。卡特尔操纵着一个名叫杰库（Jeku）的政党，以羚羊的蹄脚作为徽标，暴徒们因此获得灵感，把忤逆卡特尔的各地的公司代理人砍去双脚以示惩罚（109）。卡特尔的运作主要是代理人模式，代理人既包括代表传统威权的酋长，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酋长巴塔吉（Chief Batoki），也包括政府的税务官等官员，以及偏远地区的底层农民。这表明，卡特尔的势力无处不在，已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其顶层的管理者则是国际主人。

卡特尔的触角很快伸向了埃耶罗，它在一次人口普查中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决定拔除这里危险的异端思想。奥费伊和牙医组织了武装抵抗，动员全体埃耶罗的居民在三角洲的大坝遗址上构筑防御工事，这一幕展示了埃耶罗集体主义劳作的“宏大” 场面。但他们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埃耶罗旋即变成了人间地狱，卡特尔对它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杀戮或者残害毫不费力气，只是掩埋尸体却得费些周折。深井和暗湖贪得无厌地吞没了它们。尸体在街上已经堆积如山……”（193）面对这一场景，奥费伊被失败的沮丧击倒，并开始怀疑自己本就不完全赞同的牙医的暴力思想的有效性，“一种无能的感觉滋生蔓延着”（243），他觉得一切早就“注定是一场闹剧和笑柄，一场白日梦般的耻辱”（243）。卡特尔的屠杀是索因卡对自己刚刚亲身经历过的尼日利亚内战的一种转换性书写，这次内战中尼日利亚北部的比夫拉（Biafra）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导致至少 100 万人死亡”（法洛拉 115）。这表明小说中的卡特尔不仅是国际资本主义体制的象征，也是非洲普遍存在的军事暴政的一个隐喻。

索因卡对埃耶罗和卡特尔的描写虽然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在小说中主要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代表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这种象征性使得小说更像隐喻两种政治模式对峙的寓言故事。卡特尔的残暴表明埃耶罗所处的后殖民非洲的政治现实依然是严酷的，一方面是继续对本土进行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国际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化的资本主义的本土代理人的独裁政权，双重的压力使得埃耶罗这个具有“社会主义雏形”或者朦胧影子的社会成为“一场白日梦”，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埃耶罗和卡特尔，仿佛是这一政治寓言故事的“善”与“恶” 的两极，理想主义终究不敌现实中的邪恶。这似乎预示着，在后殖民非洲，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霸权体制，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新型的社会理想都将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际东西“冷战”的结束，非洲社会迅速发生“西方转向”，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非洲迅速消退，大部分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了完成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蒋晖 87）。这一史实似乎也佐证了小说所要表现的政治寓意。索因卡后来谈到《反常的季节》时说：“我描绘了毁灭的场景，我描绘了人们心中的沮丧，甚至那些致力于这些变革并积极参与这些变革的人的沮丧”（qtd. in Biodun, Conversations with Wole Soyinka 40）。但无论如何，索因卡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并置了实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正如他所说：“那是非洲大陆的一个潜在的理想社会的例子，那些仍在寻求理想的社会模式的人，应该仔细研究那个社会的有机革命” （qtd. in Biodun, Conversations with Wole Soyinka 42）。

02

神话结构和“黑色的俄尔普斯”

如同在戏剧、诗歌等其他作品中一样，《反常的季节》再次展示了索因卡对神话的偏爱，所不同的是，这次索因卡没有把本土的神话作为主要资源，而是把希腊神话嵌入了作品的整体结构。索因卡由此把主人公与来自西方的英雄神灵相对应，从而隐喻本土的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说，《反常的季节》实际上创造了两个神话，一方面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革命政治神话，另一方面是非洲版本的希腊英雄神话。

这表现在小说除了社会变革的叙述主线，还有另一条线索，即主人公奥费伊的爱情故事。奥费伊来到埃耶罗时带着一个宣传可可产品的乐队，他爱慕乐队中的“舞蹈女王”艾丽伊丝（Iriyise），最后发展为恋人关系。二人的名字以及音乐信息清晰地表明索因卡“挪用”了古希腊俄尔普斯（Orpheus）（又译奥菲斯）的神话故事，小说中的“奥费伊——艾丽伊丝”叙事对应着“俄尔普斯（奥菲斯）——欧里蒂克”的希腊神话故事。在希腊神话中，俄尔普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缪斯女神卡利俄帕之子，是一位艺术家英雄，依靠七弦琴艺和歌声战胜了许多邪恶，最后为拯救落入地狱的妻子欧里蒂克而死（刘世洁 25—26）。埃耶罗抵抗卡特尔的镇压失败后，奥费伊的“私人生活”开始成为小说的叙事主线，作品的神话结构也在这里开始凸显。艾丽伊丝被酋长巴塔吉的暴徒绑架而关入监狱，奥费伊在牙医的帮助下进行营救，他们穿过监狱中的看守、麻风病人等几道关卡，这几道关卡象征着希腊神话中俄尔普斯进入地狱，营救欧里蒂克必须穿越的那道“死亡走廊”。奥费伊最终救出了陷入昏迷的艾丽伊丝，小说就此结束。通过这一线索的故事叙述，索因卡把奥费伊与象征着“拯救者”的古希腊英雄——俄尔普斯联系起来，试图把他塑造成为一个 “黑色的俄尔普斯”（Black Orpheus）的形象。

“黑色的俄尔普斯”是非洲黑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萨特，他在评论塞内加尔黑人思想家和诗人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的诗作时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萨特在评论中用希腊俄尔普斯神话隐喻黑人的处境，认为殖民历史囚禁、束缚了这个富有音乐天赋的黑色民族的精神和灵魂，造成了黑人“主体性”的丧失。为了恢复自己的灵魂自由，黑人必须像希腊神话中俄尔普斯那样，穿越地狱中囚禁欧里蒂克的那道死亡走廊，这道死亡走廊象征着囚禁着黑人精神的白人文化，穿越了它，黑人就可以从精神根源上摆脱殖民主义导致的异化（Izevbaye, Black Orpheus 243）。索因卡在小说中受到萨特的启发，他试图把奥费伊塑造成一个黑色的俄尔普斯，就使得这个拥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不仅具有非洲大地上的“拯救者”的英雄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把这种拯救的意义与非洲的一个普遍的历史话语——反抗殖民主义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应注意到《反常的季节》中的神话结构不是单一的，小说中还有另外一个相对“隐含”的神话结构，这就是奥费伊与牙医德马金的人物组合，这一互补性的人物关系对应着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和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后，被宙斯锁缚在高加索山，他的兄弟赫拉克勒斯打开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斯（施瓦布 9）。这里需要提及索因卡于1965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阐释家》（The Interpreters）②，小说塑造了一个表达非洲“后独立幻灭”（Post-Independence Disillusionment）情绪的知识者群体，他们都曾留学欧美，拥有知识和卓见，但社会腐败、权力滥用以及公共道德的堕落使他们意志消沉，大都沉溺于知识分子自我的精神世界，成为疏离于社会的异化者，这个艺术家群体是非洲的普罗米修斯，从欧洲盗来了新思想的火种，却被极权束缚。有研究认为索因卡对在第一部小说《阐释家》中采用普罗米修斯的主题不满意，因而随后在《反常的季节》中转向了俄尔普斯，但索因卡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说：“说我对普罗米修斯不满意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这些关于人类的行为、人类与社会和宇宙的关系的各种解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我尝试着用其他社会的文学来解释这些品质。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隐喻，就像俄尔普斯一样”（qtd. in Biodun, Conversations with Wole Soyinka 40）。可见，从主观意图而言，索因卡在《反常的季节》中主要借用了希腊俄尔普斯的神话原型，取其“拯救者”的喻义，但同时也借用了普罗米修斯作为“盗火者”的神话意义。对塑造奥费伊这个人物形象来说，从“盗火者”到“拯救者”的转换意味着主人公性格特征的一种提升。

这主要表现在与《阐释家》相比，奥费伊在《反常的季节》中是一个“转型”人物，即从知识分子的个人精英主义转向革命的行动派。《阐释家》中的艺术家群体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个人主义的艺术品味成为他们逃避社会责任的庇护所，对神话、仪式的崇拜是他们的私人精神疗法，他们反映了“后独立幻灭”时期非洲知识分子的根本弊端——缺乏直面现实的责任感和行动力。索因卡在《反常的季节》中试图作出反驳，实现“从质疑到行动的救赎力量”（Mpalive-Hangson 161）的转变，尝试把奥费伊塑造成一个把理想付之于行动的拯救者——黑色的俄尔普斯，而不是虽盗取了火种却被铁链锁缚住的普罗米修斯，期冀奥费伊的共产主义思想能成为建设理想社会的真正的火种，并且以切实的“行动主义”脱离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精英思想而服务于社会公众。

然而，虽然小说在努力表现奥费伊的这一转变，但他仍然保留着《阐释家》中艺术家人物形象的不足，这就是他一方面从欧洲带来了先进思想的火种，是一个觉醒者、 “精神先知”和“盗火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尚需承担起行动的重任。正是后者表现出了奥费伊的缺陷，他与牙医关于暴力的争论旷日持久，尽管最后似乎已被牙医说服，决定武装抵抗卡特尔，但真正行动时却又迟疑而彷徨，失败后又发生思想动摇。当卡特尔摧毁埃耶罗在堤坝上的防线时，小说以四页的篇幅描写了奥费伊长时间的冥思，他对暴力产生了恐惧：“两者似乎都宿命般地回到了出发点，对变革的拒绝带来了绝望的时刻〔……〕吸干航行者进行挑战的勇气〔……〕奥费伊喃喃道：欺骗！”（91）与此同时，他开始怀疑自己与牙医联合的正当性：“这种失效的能量〔……〕这种暴力〔……〕我到底做出了什么选择？他试图向那散发着盐腥味的池塘寻求答案”（90-92）。

小说塑造牙医德马金这个人物的意义就在于打断奥费伊的这种脱离现实的精神探索，试图以果决和冷酷克服奥费伊的恐惧和犹疑，他如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一样，砸碎锁链，解救了自己的兄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所不同的是，这里牙医要砸开的是束缚着奥费伊的精神锁链——一种知识分子恐于行动的软弱病症。奥费伊对牙医的怀疑不仅是暴力和非暴力的革命途径的论争，也提出了像奥费伊这样的知识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能否真正地与激烈的革命力量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牙医实际上可视为奥费伊的另一个自我，其一是致力于人的精神改造的思想启蒙，其二则是通由暴力实现革命的目标，这两个自我在奥费伊的心中彼此冲突，争论不休。二者如能统一起来并与埃耶罗虽然原始但持久而坚实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结合，则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抵制以卡特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方阵。

但这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尽管神话结构的嵌入似乎增加了小说的复杂性，但埃耶罗的政治实验依然是抽象和朦胧的，可以说是一种简化而狭隘的乌托邦主义。虽然作品开篇引入了毛泽东的“巨大的农业实验”，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因素，埃耶罗的公社实验既无指导路线，也无具体的实施方法，它仍然只是一个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公社制社会。奥费伊的“政治教育”也是极为简单和模糊的，并没有清晰而具体的内容和宗旨。而牙医和他的“毛式”游击队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游击主义，他们“拔牙手术”式的暴力思想以及残忍的报复行动，实质上只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暗杀，难以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者等同起来。这样，埃耶罗的政治理想陷入某种空洞、抽象的宣传的嫌疑就难以避免。与此相关，奥费伊、牙医、艾丽伊丝等主要人物形象也表现出明显的“简单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有评论指出：“这些人物更适于一个寓言故事，他们是由大纲和功能定义的，而不是由细节的密度和主题的含混所填充”（Moore 126）。相反，倒是阿伊米、酋长巴塔吉等次要人物更给人以“真实” 的力量。主要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和“失真”是《反常的季节》被批评为“失败之作” 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很多左翼文学作品的通病。

总体而言，嵌入神话结构是《反常的季节》的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叙事形式，但也正是这一叙事形式导致小说的结构出现了裂隙。埃耶罗乌托邦社会实验的失败意味着社会的主导政治体制——资本主义的腐败和由此导致的灾难，社会和政治重建的希望在哪里？这的确需要一种“拯救性”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索因卡的笔下，这种拯救的力量最终并不是奥费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行动，而是一个神话。隐喻着希腊神话故事的奥费伊对恋人的解救这一情节，是一种“私人”性质的、象征性的“神话之旅”，与小说前半部分所描绘的革命行动相脱节，这种象征性的“神话拯救”使埃耶罗的社会实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丧失了其意识形态的力量，而退变为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善恶对抗。小说原本所要表达的激进的政治理想与奥费伊拯救恋人的“神话隐喻” 处于两条平行的轨道之上，难以建立起明确的意义关联。这就造成了小说结构上的前后分离，导致小说的后半部分偏离了探索理想社会的政治主题。小说原本要突出表现的是主人公奥费伊的革命理想和行动，试图把他塑造成创造新型社会的英雄，但结果却使作品整体上看仍然主要是奥费伊人道主义的精神探索以及追求爱情的“个人秀”，作品追求的政治目标并没有达到，而是更多地突出了一种神话意义。有评论认为：“部分的问题是〔……〕索因卡给自己背负了一个极度个人主义的艺术家英雄的西方神话，而这一神话并不容易与埃耶罗的革命政治神话协调起来”（Wright 132）。

03

季节的周期性循环和社会的再生

埃耶罗的乌托邦政治想象不仅最终消解为一种象征性的神话，而且也被纳入大自然的周期循环之中。小说共有五章，分别以种子、萌芽、触须、果实、孢子命名，从种子到孢子，小说在季节的一个周期循环中完成了它的叙事，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在森林中，生命又开始了涌动”（320）。这表明孢子又开始播散，种子再次进入大地，大自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如果说乌托邦社会实验和希腊英雄神话使《反常的季节》看起来有一种明显的“域外”或欧洲的特征，那么季节的循环叙事可以说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矫正，突出了本土因素，使它看起来更像一部非洲小说。这些本土因素无疑都源于古老的非洲传统文化和宗教，表达了索因卡的“再生哲学”、某种大地崇拜的“土地情结”以及一种必须通过血液的洗涤才能完成的“净化仪式”的观念。

小说“种子”一章中描写阿伊米为埃耶罗的一位奠基者举行葬礼仪式，众人吟唱古谣，“大地以颤抖的腔调回答〔……〕在每个十字路口的陶罐里，鲜血、香油、可乐果红白相间，在每个奠基者陨落、牺牲或最终栖息的地点宰杀鸽子〔……〕逝者被安抚、崇敬、欢迎，被抚摸并被带回到生者当中”（12）。仪式的高潮是宰杀公牛，飞溅的鲜血和泡沫使族人陷入迷狂。这种富有原始意味的“血液崇拜”表明埃耶罗人认识到血液在生命的延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而公牛作为仪式的重要道具，则是因为族人们相信“土地和公牛的联合”代表着“健康和再生的承诺”（18）。

索因卡把大自然的循环与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再生联系起来，实质上是非洲传统的 “万物有灵”论的一种反映。在《神话、文学和非洲世界》一书中，索因卡把本民族约鲁巴（Yoruba）的宗教神话抽象为一种非洲的宗教宇宙学，认为形而上的“约鲁巴宇宙”是和谐、统一的，世俗的物质世界和超验的神灵世界相互通达，死者、生者、未生者可以通过某个“转换的深渊”（transition abyss）或“通道”实现循环和再生（Soyinka, 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26），而仪式则是完成这一“转换”的重要途径之一。索因卡说：“仪式，与再生相关的仪式〔……〕作为持续生产力的保障，不仅在宗教层面上对人们至关重要，而且仅在生存层面上也是至关重要的”（qtd. in Biodun, Conversations with Wole Soyinka 84）。上述葬礼仪式中，盛满鲜血的陶罐象征着奠基者的魂灵，通过族人的触摸和传递，逝者的精神便在生者的身体里再生，这可以说是宗教意义上的再生。与此同时，这种精神的再生与部族“生产力的持续”也密切相关，作为农牧社会的一种原始生产力，公牛的血液洒在大地上便是一种大自然持续和再生的象征符码。小说中在仪式上吟唱的古谣显示了这种精神再生和自然再生的联系：

把你的手插入红色的陶罐里

神灵得以食用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土地上

我得以雨水的沐浴

〔……〕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身体上

我的健康得以护佑（18）

索因卡的“再生哲学”中还蕴含着事物在再生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净化的含义。索因卡论戏剧艺术时说：“仪式戏剧是一种净化的、粘合的、公共的、再生的力量”（Soyinka, 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4）。这说明再生、净化以及仪式在他眼中密切相关。索因卡的部族——约鲁巴人在庆贺传统新年时，司掌集体净化的“负罪之神”——阿科奥贡（Akogun）（Wright xvii）首先要进行一种净化仪式，他把部族一年来的疾病、灾殃和所犯下的罪恶收集起来弃于河流，从而完成对整个族群的净化，这样新的一年才能到来，社群才得以再生。现在，索因卡把这一净化理念也运用到小说艺术中。《反常的季节》的“果实”一章描写了卡特尔对埃耶罗的屠杀，然而小说所展现的并不是革命行动失败的悲壮，而似乎主要是一种仪式的庄严。面对族人尸横遍野，阿伊米的反应是屠杀公牛，“他移动于公牛之间，鲜血喷泉般地跳跃着”（176），而奥费伊则感觉这是一场死亡的“盛宴”，期待着雨的降临，把鲜血冲刷入土地，他嗫嚅道：“什么时候重新开始？”（176）这是一场血的祭祀，索因卡由此把政治行动的失败演变为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净化仪式，族人的牺牲成为卡特尔罪恶的祭品，他们的鲜血似乎洗涤了腐败和邪恶，净化了卡特尔的物质化社会所带来的污染，并因此成为社会再生的条件。同时，政治实验的失败被融入大自然的连续性和更新的力量之中，鲜血的浇灌丰饶了大地，死亡和再生将在下一个季节的周期循环中继续。

源于传统的“再生哲学”使埃耶罗的“政治传奇”增加了新的叙事维度，然而，与本文第二节所述索因卡试图创造一个希腊英雄神话的非洲版本一样，这里出现的问题是，自然循环的叙事框架与埃耶罗的乌托邦政治想象在多大程度上是关联的？关联的意义又何在？索因卡的“再生哲学”强调的是物质和生命在死亡之后的循环再生，这就意味着埃耶罗的理想社会如同大自然中一粒种子，经过萌芽、结出果实、播散孢子的周期循环后，终不免要落入死亡的结局，然后种子发芽，再次进入新一轮的周期循环。就此意义而言，索因卡的结论是埃耶罗的政治理想只是一场以灾难告终的社会实验，这种社会实验可以重复进行，但新的社会模式终究不能抗衡卡特尔的资本主义秩序，失败是它无法逃避的宿命。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往复的环状结构，索因卡把埃耶罗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置于这样一种结构中，实质上抹杀了奥费伊等人为崇高的社会理想而付出的努力，质询埃耶罗失败的原因已无意义，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像季节的周期循环一样的自然过程。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循环”论，是索因卡妥协于后殖民非洲严酷的社会政治现实而对非洲的未来丧失信心的某种反映。

事实上，索因卡并非首次在小说作品中表达这种历史的宿命论和循环论，早在1960年，索因卡就说出了历史是“人类愚蠢的周期性循环”（Soyinka, “The Writer in a Modern African State” 19）的名言，1967年又提出了“莫比乌斯之环”（Mobius Strip）之说：“莫比乌斯之环是一个数学之圆，它在自我重建中无穷尽地成为独立而相互联系的圆〔……〕是一个幻象而不是一个诗意的形象〔……〕一条自吞其尾的蛇的意象的进化，这条蛇绞缠着自己的脖子，象征着重复的命运”（Soyinka, “Note on Idanre” 90-91）。《反常的季节》中的季节循环的叙事结构可以说是莫比乌斯之环的一种变体，激进的政治实验在其中不过只是一个幻象，因为非洲历史已陷入一种邪恶的循环，战乱、政变、瘟疫等社会乱象在一种闭锁的结构中反复纠缠，不断重复而无逃脱的可能。

04

结语

在索因卡已逾六十年的创作经历中，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作品并不多见，而《反常的季节》可以说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部。这表明，面对后殖民非洲的深重灾难，索因卡曾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期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秩序之外，探寻到一种“理想社会”的影子。同时，这部小说也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实践对非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小说的乌托邦实验以失败而告终、最终消解为一种神话的象征主义，但如小说所描绘的，大地的深处已播撒下一粒理想的种子。在文本叙事中嵌入神话结构和季节的周期性循环是这部小说富有创造性的特征，神话结构所给予它的是一种寓言式的象征主义，而季节的周期性循环则使其在自然环境转换以及传统文化的表达中突出了“非洲元素”。然而，这些叙事的独特之处终究未能很好地与小说的政治主题相融合，埃耶罗的共产主义理想看起来仍然是简化、稀薄和类型化的，这种抽象、狭隘的乌托邦想象与丰富的宗教、神话、仪式等传统因素的脱离，是它被批评为一部“失败之作”的主要原因。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在任何一点上，小说都没有批判地质询埃耶罗是否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想象地适用于一个诸如尼日利亚这样的复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留下的一个疑问是，索因卡在两种情形下被撕裂，其一是写一部关于屠杀、内战及其所导致的错误的半自然主义的小说，其二则是写一部寓言小说，它的灵感来自神话，而不是当代历史的实际事件”（Moore 134）。

责任编辑：杨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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