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时辰似乎如此漫长”——《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钟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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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存在大量的时间表述用语，莎士比亚通过区分戏剧人物对不同计时方式的使用，既在还原历史语境的意义上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旧时间观念的碰撞，也在超越历史现实的层面上对时间修辞进行了整体性反思。细致考察该剧如何征用文艺复兴文化结构之中的“钟表时间”可以发现，在彰显“钟表”所象征的强烈个体主义意识、信息的高度精确性以及科学自信力这三重文化内涵的同时，莎士比亚亦超脱出由钟表意象衍生出的、以“机械”和“循环”为特征的“机械隐喻”模式，通过保留人物丰富的时间官能感受和肯定“此在性”生存内涵的方式对抗理性时代迫近而导致的人的异化，从而开拓了有关时间修辞的美学想象空间。

作者简介

尹兰曦，南开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戏剧与修辞学研究。

Title

“Sad Hours Seem Long”: Clock Time in Romeo and Juliet

Abstract

Romeo and Juliet contains a great many time references. By distinguishing his characters’ different measurement of time, Shakespeare demonstrated,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concepts of tim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period, while reflecting on the time rhetoric as a whole beyond historical realities. A careful exploration of how the “clock time” with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 of Renaissance is used in this play may lead us to a discovery that while highlighting the triple cultural implications symbolized by the “clock”, namely, the strong sense of individualism, the great prec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onfidence in science, Shakespeare goes beyond the mode of “mechanical metaphor”, which is  generated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clockwork  and  characterized  by  “mechanical”  and “circular” motions, to confront the human alienation due to the fast-approaching era of reason by  preserving  his  characters’  rich  sensibilities  toward  time  and  confirming  “Dasei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thus opening up the space of aesthetic imagination for the time rhetoric. 

Author

Yin Lanxi is currently a PhD candidate in the Program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Her  primary  field  of research includes the studies of Shakespeare and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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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以来，随着叙事学的流行，在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研究中，时间问题受到特别关注。据统计，该剧至少有103处关乎行动时间的表述，可谓是莎剧之最（Driver 364）。但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戏剧的整体节奏角度来分析这些时间表述的功用。即布伦慈·斯特林所概括的，如此频繁的时间表述使得该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迅疾主题”（the haste theme）①。该观点在后来的坦瑟尔（G. Thomas Tanselle, 1934—）和索默（Steve Sohmer, 1941—）等人的研究中均得到了辅证与延伸。

但是，尽管前人找出了文本中的时间表述并做了大量的功能分析，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即这些时间用语在不同人物那里所表现出的迥异形态和涵义。进而言之，这些用语的差异体现出两种时间观念的对立：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主要使用以小时作为单位的“钟表时间”（clock time），而以老一代家长为代表的其他人物则使用以天数作为单位的“日期时间”（calendrical time）。看上去，仅仅是计时的细分与粗化之差，而实际上，计时方式的差异不仅涉及到如何具体地划分戏剧节奏——而非强调一种整体观感上的“迅疾”，还凸显了不同计时方式背后各自承载的文化意义，进而体现出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普遍的“机械隐喻”（mechanical metaphor）的征用与超越。本文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钟表时间”成为体现剧作者怀疑论立场的有效载体：一方面，代表着全新时间观念的“钟表时间”被赋予了个体主义和科学自信力的内涵；而另一方面，莎士比亚通过保留不同时间线索之间的弹性，避免了戏剧人物时间感知能力的冷漠和僵化，超越了“钟表”修辞固有的机械性和循环性特征。

01

由“钟表时间”牵动的戏剧节奏

20 世纪六十年代数篇发表在《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上的论文引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间研究的第一个高潮”（Lewis 247）。以上述斯特林的观点为代表，研究者们认为莎士比亚在创作中明显压缩了故事主线的时间跨度，剧情迅疾发展，形成了所谓的“迅疾主题”。这一提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戏剧主旨相契合，但会出现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一，将剧中所有时间指示词的功用并置，研究者们认为它们共同服务于“迅疾主题”的呈现，会模糊文本所显明的不同计时方式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之间的差异。其二，由于戏剧情节不是均衡分布的，“舞台时间”（stage time）和“戏剧时间”（dramatic time）的浓缩比例也并非一以贯之。②这就意味着整体性的“迅疾”和作为情节发展段落的“迅疾”之间出现了断裂，二者不能被混淆。因此，应当先来考察每一个戏剧段落中人物计时语汇的特点，以便说明“钟表时间”是如何作用于戏剧结构和戏剧主题的呈现。

在开始分析文本中的“钟表时间”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仅仅强调时间官能上的“迅疾”有何不妥。诚然，从戏剧设定来看，莎士比亚很在意营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迅疾”氛围。尤其是和阿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于 1562 年创作的长诗《罗密斯与朱丽叶哀史》（The Tragicall Historye of Romeus and Juliet）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莎士比亚将原来九个多月的时间跨度缩减至短短几天（Brennan 67）。③对“迅疾”的特别兴趣也延续到了戏剧背景的选择上，根据斯蒂夫·索默的研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时间设定在 1582 年，而“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人都知道，1582 年是努马·庞皮利乌斯于公元前 666 年修订历法后欧洲历史上最短的一年”（Sohmer 415）④。通过运用“迅疾主题”，既加剧了戏剧效果，也从代表“迅疾”和“压迫”的时间性概念暗示了恋人们爱情故事的悲剧性收束。

叙事学视角的介入深化了此前对“迅疾主题”的表征及功用的探讨，却反而凸显了这一解决思路的弊端。雷蒙·查普曼提出在该剧的时间设置上，莎士比亚使用了“双重时间线索”（double-time）的结构方式，即在剧情快速发展的表象下隐含了事件的真实间隔时长，并且有意将二者混淆（Chapman 372）。例如，剧中约翰神父因为瘟疫爆发而被隔离滞留了一天，但是根据文艺复兴时期有关瘟疫滞留的文献，真实的滞留期至少为 28 天（Tanselle 350）。至于混淆的目的，一方面从艺术效果层面增强了戏剧的紧迫感；而另一方面，较长的时间线索能够“缓解事件本身的紧迫感并且为情节营造出真实可信的效果”（Chapman 374）。但是查普曼所指出的“较长的真实时间”（the longer time reference）之所以能够被感知，需要相关的背景知识提供支持，并非作为叙事线索明确出现在剧本中，这就意味着，“双重时间线索”恰恰印证了“迅疾主题”所存在的问题：过分强调“迅疾”反而突出文本中出现的时间间隔与现实生活常识之间的矛盾，从而牺牲了事件的可信度。换言之，对戏剧节奏的错误理解，正是造成许多论家诟病《罗密欧与朱丽叶》缺乏真实感、过于“浪漫”的根本原因。

可事实果真如此么？梳理文本中明确出现的时间指示词就会发现，实际上，文本中确实出现了“双重”计时方式：通过“钟表时间”与“日期时间”交替出现的方式，在保持迅疾氛围的同时，也通过时间概念上的弹性缓解剧情的奇异，从而有力扭转了该剧“不可信”的刻板印象。具体来说，属于“日期时间”范畴的时间指示词包括“今天”、“明天”、“星期三”、“星期一”、“今晚”等；属于“钟表时间”的则包括“九点钟”、“一小时后”、“三小时的（妻子）”等。而梳理可得的规律便是，以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为首的年老一代的戏剧人物主要采用“日期时间”，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围绕他们恋爱事件所出现的人物）则主要使用“钟表时间”⑤。这一不同寻常的特点意味着，莎士比亚在时间观念上的区分绝非偶然。莎士比亚很清楚，“有关计时器械在设计、制造和流通等任意环节的快速发展都会相应地投射在社会意识的变化上，尤其是对宇宙秩序、共同体利益和人类个体的生理与心理机能状况等问题的认知”（Cohen 149）。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使用“钟表时间”这一现象背后，有着重要的文化诗学内涵。

那么根据“钟表时间”的使用特点，它又是如何作用于戏剧结构和戏剧主题的呢？汤姆·德瑞佛将戏剧切分为“两个快速阶段和两个慢速阶段”（Driver 364）：从开场到第一幕第三场凯普莱特舞会开始之前剧情发展较为缓慢，是第一个慢速阶段；从第一幕第四场（舞会开始）到第三幕第一场是第一个快速阶段，剧情包含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初遇、定情、结婚，街头打斗过程中提伯尔特和茂丘西奥死去等重要事件；随后剧情再次进入慢速阶段，从第三幕第二场到第三幕第四场，在这段时间中人物谈话或独白所占比例重于具体的行动，而随着罗密欧在第三幕第五场被放逐、朱丽叶被父母告知婚讯，戏剧发展至第二个快速阶段，在余下的八个场次中，涵盖了包括朱丽叶向神父求救、凯普莱特将婚期提前、朱丽叶喝药假死、罗密欧返回维罗那、帕里斯死去、罗密欧自杀、朱丽叶醒来并自杀、众人和解等一系列事件。德瑞佛对“舞台时间”的切分如下图示意：

从剧情节奏来看，这一结构分析大致正确，不过缺陷在于对舞台时间的切分失衡严重，尤其是在比照“戏剧时间”进程时可以看出，第二组的慢速阶段和快速阶段的跨度过于悬殊，而划分的节点之间也缺乏一致性特征，使得划分较为随意。如果采取将剧情节奏和影响剧情走向的事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整，即由第一慢速阶段（德瑞佛称之为“罗瑟琳阶段”）迈入快速阶段的节点为第一幕第五场罗密欧与朱丽叶初遇，快速阶段的戏剧时间为 24 小时左右，在第三幕第四场——也就是罗密欧准备被放逐、帕里斯求婚被凯普莱特应允时结束；接下来再经过 24 小时，到第四幕第二场凯普莱特决定提前举行帕里斯和朱丽叶的婚礼，这是第二个慢速阶段，由于帕里斯的婚事主导了这一天内剧情的发展变化，那么相应的，该阶段可以被称为“帕里斯阶段”；最后的快速阶段是由第三天凌晨朱丽叶喝下药水到第四天天亮戏剧结束，间隔大致是一整天零两到三个小时。调整之后的阶段划分如下图所示：

如此划分不仅在戏剧时间的分割上更为均匀，也可以看出，主要的重大变故多发生在夜晚或深夜，阶段间隔以 24 小时为基准。这样一来，在两个快速阶段里，起主要作用的是“钟表时间”，它们推进剧情的发展和变更。而在“罗瑟琳阶段”和“帕里斯阶段”，“日期时间”成为主导的时间叙事方式则导致剧情节奏明显放缓。

显然，尽管帕里斯伯爵在年龄上属于年轻一代，但是他所表述出的时间观念仍是老一代的。在时间词汇使用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帕里斯在整部戏剧中从未使用过钟表时间，他在进行时间安排的时候——无论是和凯普莱特、朱丽叶还是劳伦斯神父，都只使用日期时间。相比之下，罗密欧则经常提及确切时间。最明显的对比体现在帕里斯与罗密欧同样提及要迎娶朱丽叶时的用语：

朱丽叶 明天几点钟我该遣人找你？    

罗密欧 就在九点钟吧。（II.ii. 169-170）⑥ 

帕里斯 朱丽叶，星期四一早我就来叫醒你。（IV.i. 45）

他在和老凯普莱特讨论婚期定在星期三还是星期四。而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人则感到哪怕是几个小时等待之后举行的婚礼已经度日如年（“挨到那个时候，该有二十年那么长久！”（II.ii. 211）。

计时方式不仅成为了戏剧节奏划分的重要依据，还有效地强调了戏剧主题。无论是戏剧文本中借他人之口（例如劳伦斯神父和茂丘西奥），还是在后世评论看来，罗密欧爱上朱丽叶似乎并不具有必然性，这种爱情与他在戏剧开头对罗瑟琳的单恋没有区别。但是罗密欧在“罗瑟琳”阶段发出了“悲伤的时辰竟然如此漫长”的感慨，却在两个快速阶段中频繁使用“钟表时间”，积极地行动；同样的，朱丽叶在“帕里斯阶段”中分别面临即将与帕里斯成婚和罗密欧被放逐这两个情境时，她依然延续了使用不同计时方式的时间指示词的修辞习惯。这就说明，以使用钟表时间为典型特征的较快时间感受，伴随着对人生易逝、相思难耐等激烈情绪的感慨，而该情绪自然而然地会强化罗朱爱情的排他性和必然性。

通过上述对钟表时间的使用和情节结构起伏形成同构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达成了结构方式和戏剧主题的统一——该“主题”既可以理解为“爱之死”（Liebestod），也是指一种全新的戏剧体裁：以爱情本身作为悲剧主题。罗兹特在《悲剧结局的喜剧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 > 和 < 安东尼和克里奥派特拉 > 的自杀场景》一文中写道，这种戏剧体裁在 1590 年代的英国舞台上刚刚出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很有可能是将爱情作为悲剧主题的首次尝试（Rozett 152）。综上分析，和单一的强调“迅疾”氛围相比，准确理解爱情主题、戏剧情节的起伏与“钟表时间”的使用之间所达成的同构关系，才是把握《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时间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

02

 文艺复兴文化结构中的“钟表时间”

在文本层面上，莎士比亚频繁使用了“钟表时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机械隐喻，但将其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结构之中便可发现，剧作家在肯定科学效率的同时也传达了对工具理性是否会加剧人的异化的隐忧。

“时钟，而非蒸汽机，才是迈入现代工业时代的核心机械”（Mumford 14-15）。在16 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工业的状况还逊于当时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但是在此之后局势便被迅速扭转。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指出，英国工业在该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巨大涨幅得益于外来技术的引进和本国资本的倾倒：“一旦引入技术，就为它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广阔活动天地：企业规模增大、厂房高大宽敞，工人人数达到几十乃至几百人，投资相对膨胀，动辄以几千英镑计”，促成了一些学者口中的“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革命”（698）。以此为背景，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由于外来钟表机械设计师（以瑞士和法国为主）和日益增多的英国匠人们的共同努力，使得英国机械钟表制造业在短短一个世纪内迅猛发展（Cipolla 66）。

与此同时，由于钟表行业的兴盛，以“钟表”的机械性特质作为喻体的“机械隐喻”（mechanical metaphor），也渗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和文学创作之中。莎士比亚早年在文法学校提供的修辞教育中很有可能接受过“由古典、中世纪传至早期现代的修辞学家创建的以机械比喻人体、思维、国家政体乃至宇宙构成的一整套表达观念”（Cohen 2）。在《理查二世》《哈姆莱特》《麦克白》和《暴风雨》等戏剧中，莎士比亚对“机械”的本体或喻体的运用屡见不鲜且颇为规整，是为明证。

由此可见，钟表制造、时间观念和“机械隐喻”的修辞表达构成合力，其结果便是文学作品中“钟表”意象的风行。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是简单地将人类个体比作钟表机械，意在强调个体生命机械而自动化地运转。例如与莎士比亚同时期的英国剧作家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 1572—1632）曾在《伦敦七重罪》（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 1606）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人的机械性特质会渗透到潜意识之中，构成人的本质属性：

人的身体即使在熟睡的状态中仍然像安装了警铃的钟表一样，机械的齿轮仍在不停地运行。尽管那躺着的躯体陷入麻木不再跳跃，但意识依然在行走、飞旋、运动。他的脉搏还在规律地跳动，宛如机械之锤仍在一下下敲击着运动神经，所以即使在睡梦中，人也在做着些什么事情。（Dekker 30）

但是，正如萨缪尔·梅瑟所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对“钟表隐喻”的使用显然没有止步于简化的对应，他的关注点在于用“钟表运行方式”（clockwork）来归纳戏剧人物的认知思维或行动逻辑（Macey 130）。从而进一步深挖机械意象的文化史内涵：“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弥漫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个体主义和科学自信力（Aveni 36）。结合文化批评视角可以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钟表时间”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与此相呼应，可以被分化为三个层次：高涨的个体主义意识、信息的高度精确性以及理性 / 科学自信力。

之所以将“钟表时间”与“日期时间”区别开来，正是因为人物所使用的这两种时间语汇影射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结构中的新旧之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表现的新旧时间观念之间融合又冲突的矛盾状态，确实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复杂性的真实写照：“即使是在 16 世纪，也就是钟表的精确性和普及程度都有所提升的阶段，旧有的时间观念依然大行其道。出于对新兴商业利益的追求，新的时间观念突显了对时效性的强调，而相比之下，旧有的遵循自然变化的计时方式更着重突显了基督教化的观念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Fletcher 76）。这就意味着，罗密欧、朱丽叶和其他戏剧人物时间观的对立，首先体现为钟表使用的去宗教中心化。

早期的机械钟表主要用于礼拜场所（如天主教教堂），英国境内最早的被记录在册的机械塔钟为 1392 年制造的威尔大教堂塔钟（Wells Cathedral Clock）。在此之后，欧洲境内的大型机械塔钟越来越多，到了 1500 年左右，几乎每一个城镇的大教堂、大寺院和修道院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塔钟，用于宗教事务和召集市民。作为权威和规则的象征，钟表使得本市市民们遵从相对一致的生活节奏和生活内容。不过随着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大型塔钟和家用机械时钟逐渐分流。根据相关记载，英国家用钟表制造业在 1575 年开始疾速发展，家用机械表很快成为上流家庭的必备。修道院的钟鸣对信仰生活（如祷告、忏悔、读经等）进行规范，而家庭使用的时钟则与世俗生活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怀特海概括道：“16 世纪迎来了西方基督教信仰生活的衰落以及现代科学的兴起，这与教堂逐步失去了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相关，一种全新的原则开始统领人类的世俗生活”（Whitehead 11-12）。

对时间进行私人化的支配与世俗欲望的复苏息息相关。理查德·奎因诺在《文艺复兴时间观念探索》里写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着意表现世界的永动性，人物则饱含着欲望和意念，这些特征都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变化的时间观念紧密相联”（Quinones 8）。因此，对举行婚礼的迫切可以被视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欲望和意念”的直接体现。此外，从行为条件上来看，这也与个体主义价值观导向下的家庭结构转变有关。阿伦·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体主义的兴起》中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亲属关系特征概括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网络”（ego-centred networks），也就是说，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个人会以自我为原点进行考虑，而非完全顺服长辈的安排。换言之，这种体系是横向外延的，而非自上而下的（Macfarlane 145）⑦。时间的私人化分配和配偶选择的自主权，使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年轻一代行动快捷果断，忠于自我。

其次，戏剧中精确时间的运用意味着时间成为了信息载体。由于抽象的时间概念被切分成更为细小的部分，这就要求精确到点钟的时间所背负的信息需要被正确传递。由于开场诗就点明了剧中人物的结局，使得戏剧张力主要体现在既定的悲剧命运与偶然性事件的碰撞之中，戏剧情节的推动主要依靠计划的精细制定。因此，该剧中的时间指示词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计划中的时间安排，每一个时间指示词都对应了某种为了达成目的而必须被准确传达的信息。其效果便是，使用的计时系统越精确，容错率就越低。这与机械钟表在 1600 年前后的境遇不谋而合，它之所以在文化语境中扮演了重要地位，“不仅仅因为它能够计量时间的流逝，更是由于它提供了一整套关乎预知性概念理解的完整信息”（Sawday, Engines of the Imagination 33）。钟表的物理性特征（圆形表盘、指针运动轨道的循环、刻度等分）决定了时间标识方式是既定的，而计划本身却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因素，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冲突被精确地刻画在戏剧当中：尽管提伯尔特的死亡是整体叙事线索的转折点，在情节逻辑层面上却并未充当该剧悲剧性走向的关键。在第四幕第二场，劳伦斯神父为朱丽叶制定了严密的出逃计划，然而到了第五场，两个未被准确传达的信息导致了整个计划的脱轨。这两个错误从属性上来看都是时间性的：一个提前——仆人到达曼多亚时并未带上劳伦斯神父的口信，说明他来早了；一个则滞后——约翰神父由于被瘟疫隔离没有准时到达曼多亚。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神父在隔离解除之后并没有接着赶往曼多亚，而是返回了劳伦斯神父那里。这一折返暗合了时间与信息匹配性的隐喻：一旦错过了正确传达信息的时间，那么该信息即刻无效，口信实际上便失去了传递的必要。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文学作品中，对时间或地点精确性进行强调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海洛与利安德》（Hero and Leander，后由乔治·查普曼续写）中也表达了对错失精确信息传递而导致的悲剧性结局的关注。海洛立于黑暗中所持的火把是对海岸所在方位的标记，只有为利安德指明前行方向，他才能得救。而当强风吹灭了这束小小的火把，与翻滚的海浪进行博弈的利安德便失去了判别自我与世界相关联的依据，从而走向被毁灭的结局。

再次，“钟表时间”的隐喻也折射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主题与科学自信力的关联。最能体现这一文化内涵的戏剧人物便是劳伦斯神父。一方面，他精密地把控和推算着时间，成为除了男女主人公之外使用“钟表时间”最为频繁的人物，逻辑严谨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出逃制定计划；但是另一方面，事情的进展朝着他未曾预料到的方向推进，打乱了既定的时间安排。这就表明，知识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劳伦斯神父甫一出场的独白暗示着恋人命运与草本药物在不确定性上形成的同构，罗密欧在随后的台词中声称，神父手中所握的是“两种解药”（II.iii. 47-48）——不仅解除人体的病痛也能改变他的悲剧性命运。“不幸的是，‘解药’的性质却是极其危险的。这不仅是由于劳伦斯神父本人的专业判断力——观众会质疑他能否准确诊断和弥合创伤，更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药物本身所具有的正反两重功效：能够治愈病症却也能导致死亡（killing as curing）。这就使得营救行为可能适得其反”（Pollard 32）。劳伦斯神父进退两难的困境还体现在，他所主持的婚礼尽管是符合圣礼要求的，却一直笼罩在宗教伦理的隐忧之中。“由神职人员独自主持的私人婚礼虽然不至于前所未闻，但依然是非常罕见的社会现象。举行这种隐秘婚礼基本只可能由于新人尚未成年”（Halio 17）。这种忽隐忽现的罪恶感一直伴随着劳伦斯神父，也就是说，这个拥有精密思维的人反而被置于某种悖谬之中。

频繁出现的钟表时间，显然成为了现代科学自信力的体现，一种快速的、精准的计时方式能够更好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年轻人带去便捷。但就在自我掌控时间的能力带来的自信不断膨胀的同时，另一些不可抗的危险因素却在一步步逼近。由此可知，《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钟表时间”具有的上述三重文化内涵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其结局却昭示了仅仅沉迷于科学自信力所可能导致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在面对“时间”这一概念时，随着认知愈加深入反而操控起来愈加无力的局面。维特洛指出，“到了 16 世纪，人们惯于以一种解构或悲观的心态来认识时间”（Whitrow 132）。捕捉与记录现实动向，却又对风行的文化立场抱有隐忧，这正是莎士比亚一贯的创作特征。

03

莎士比亚的“反钟表”(anti-clockwork) 修辞：

超越机械与循环

尽管频繁使用精确的钟表时间，但莎士比亚在创作中仍然保留了人物敏锐的时间感知力和丰富的时间性表达。这就说明，莎士比亚在肯定作为一种时间观和生存进化方式的钟表时间的同时，却也对象征着精准、严苛、不留审美空间的“钟表修辞”加以警惕。因此在戏剧中，尽管罗密欧与朱丽叶主要使用了标志着快速、精确和规整的“钟表时间”，但却依然运用其他时间概念（且往往是以扭曲现实中的时间长度的方式）来表达情感。换言之，莎士比亚在此剧中对涉及时间认知的种种表述，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对机械性和循环性的超越，从而形成独特的“反钟表”（anti-clockwork）叙事。

“机械”与“循环”恰恰是钟表本身、也是由此意象衍生出的“机械隐喻”的突出特征。灵魂与机械之间的复杂张力一直是文艺复兴时期“机械隐喻”的核心问题。时间的两面性——对时间的官能性感知和机械化的计量尺度构成了这一张力的关键。但由于在15 世纪晚期，机械论哲学（Mechanical Philosophy）尚未成型，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在作品中提及机械以及“机械隐喻”时并不受制于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这就使得在何种程度上分配、表现上述的机械两面性带有了主观化的色彩（Wolfe 1）。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冬天的故事》等多部作品中对“时间相对论”进行了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表述，即“根据不同的人物以及在不同情境下人物情绪的起伏，时间以不同的速率在流逝”（Cohen 146）。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使用了较为夸张的修辞方法来体现人物对时间的感知。第一种方式是在较短的客观时间中加入较长的体感时间，用以表现情感的浓烈与急迫。这很典型地出现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台词当中。例如：

朱丽叶  我必须在每一天的每个钟点听到你的消息，因为一分钟就等于许多天。（III.v. 44-46）

罗密欧  可是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悲哀的后果，都抵不过我在看见她这短短一分钟内的欢乐。（II.vi. 4-5）

另一类表现方式为，面对同一客观时间长度，不同人物或同一人物在不同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时间的强烈的个人化感受：

班伏里奥  什么悲哀拉长了罗密欧的时间？

罗密欧  因为我缺少了可以使时间变为短促的东西。（I.i. 161-162）

朱丽叶  恋爱的使者应当是思想，因为它比驱散山坡上的阴影的太阳光还要快十倍〔……〕要是她是个有感情、有温暖的青春的血液的人，她的行动一定会像球儿一样敏捷〔……〕可是年纪老的人，大多像死人一般，手脚滞钝，呼唤不灵，慢腾腾地没有一点精神。（II.v. 4-6, 12-13, 16-17）⑧

这种强烈的情感进一部深化为，人物在短暂的瞬间或只言片语中感知到无限。量级形式的反差使得戏剧情绪的传达更为生动可感。

朱丽叶  一千次的晚安！

罗密欧  晚上没有你的光，我只有一千次的心伤！（II.ii. 154-155）

朱丽叶  “罗密欧放逐了”——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无穷无际、无极无限的死亡，没有字句能够形容出这里面蕴蓄着的悲伤。（III.ii. 102-104）

最后一种凸显时间弹性的表述手法可被归纳为，年老的戏剧人物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让几十年前发生的小事听起来好像就在昨天，但正如坦瑟尔的观点，“以十数年为记的光阴在年轻人口中就是一句夸张的、充满想象的感慨，却是老年人真实度过的时间”（Tanselle 352）。通过“还原记忆”（visualize memory）的方式有效地缩短了时间跨度：

乳媪  正是，一点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不先不后刚巧在那一天〔……〕瞧我的记性可不算坏〔……〕要是我活到一千岁，我也再不会忘记这句话。（I.iii. 22; 24-25; 29; 46）

凯普莱特族人  这话说来也有三十年啦！

凯普莱特  什么，兄弟！没有这么久，没有这么久〔……〕我难道不知道吗？他的儿子两年以前还没有成年哩！（I.v. 33-34; 39-40）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时间感受的敏锐根源于他们强烈的情感起伏。问题是，该如何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之间碰撞出的巨大的情感能量？从长辈们对朱丽叶婚嫁问题的理解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婚娶仅仅出于自然时间发展框架下，所必须做出的生理性和社会性反应。这种反应实际上与某个个体没有太大关系——而朱丽叶在遇见罗密欧的瞬间就做出了清晰且坚定的选择：“去问他叫什么名字 / 要是他已经结婚 / 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I.v. 79）；与具体的遇见爱情的时间也没有关系——正如帕里斯和凯普莱特一再将帕里斯与朱丽叶的婚礼提前，被改变的也仅仅是这场仪式的时间，而非“被爱情击中”的那个使得自我发生异质性突变的瞬间。

借用海德格尔提出的哲学概念，莎士比亚在该剧中表达了对“此在性”（das Dasein）的肯定，用来区别于执着追求本质的“存在”。当然，我们在此讨论的“此在”是其文学性的变体，即抛弃抽象共性、对特定个体或特定时刻的审美与官能性体验，从而对抗上述工具理性框架内的目的论生存原则。在面对爱情恐或遭遇盈亏与损耗时，对此在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这在朱丽叶阻止罗密欧对着月亮起誓时有着清晰的体现：

罗密欧  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果树的梢端，我发誓——

朱丽叶  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

罗密欧  那么我指着什么起誓呢？

朱丽叶  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优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会相信你的。（II.ii. 107-115）

朱丽叶所质疑的不是罗密欧的姓名和誓言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唯名论者，她所相信的是当下转瞬即逝的感受与个体的独特性，而非阶级、类型与概念性的生存体验”（Levin 53）。而戏剧前期的罗密欧仍带有明显的“十四行诗爱情”的特征；修辞的固化模式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间达成了趋同性效果，无怪乎有学者将维罗那称为“十四行诗的世界”：“在谈话中加入引文、陈词滥调、格式工整的十四行诗成为维罗那社会中主流的思维方式”（Berry 40）⑨。一旦失去鲜活的、个体性的情感知觉，情爱的表达也会显得刻板而腐朽。因此，当罗密欧视形式为保障时，朱丽叶则要求他放弃起誓，因为此在性——灵魂之间瞬时触发的激烈碰撞才是提供存在确据的唯一方式。

关于机械的隐喻传统植根于机械性的身体认知。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修辞传统的“人体”在长达千年的西方文化结构中被理解为一个“微观宇宙”，更为宏观的群体如家庭、政府、教会等也是由这些“微观宇宙”所组成并协同运作，由此形成了“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之间层层包围的“同心圆”模式。⑩这就使得人的身体始终被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人的存在也被纳入到更为宏阔的目的之中。而同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产物的解剖学的兴起——无论是作为艺术绘画中的人体解剖构图，还是作为生物学研究基础的解剖学，都在逐步过滤掉人的意识与官能，将其切割为纯粹的“机械”。因此，人同时拥有了两个“身体”：社会性的和机械性的，却都加速了人的异化（Paster 3）。乔纳森·索代在归纳 17 世纪通行的“身体―机械”隐喻时写道：“身体作为机械，像是一座钟表，或一台自动机，自身是没有智性的，它只是沉默地按照机械原理运行”（Sawday, The Body Emblazoned 29）。原本作为新时代个体主义和科学理性载体的“钟表”，已然沦为损害个体精神自由的帮凶。

面对现代性和修辞传统共同催生的“异化”，莎士比亚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随着剧情的推进，罗密欧较为机械的、程式化的示爱逐渐被鲜活的肉身意象所充满。到了第五幕再次提到“迅速”的概念时，罗密欧的表述如下：“请你给我一点能够迅速致命的毒药，厌倦于生命的人一服下去便会散入全身的血管，立刻停止呼吸而死去，就像火药从炮膛里放射出去一样快”（IV.i. 59-65）。整段话充斥着肉身之痛，令人不禁联想到《哈姆莱特》中老哈姆莱特的鬼魂对自己死状的描述。⑪罗密欧释放了那一个沉迷于“十四行诗式”修辞的自我，保留下一个脆弱的、有朽的、有着官能感知的自我，最终让“身体”成为身体。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对“这一个”肉体的强调、对机械性修辞传统的修正，归根结底是对个体生命异化过程的反抗。

莎士比亚“反钟表修辞”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循环性的否定。对此在性的强调体现了对时钟运行方式所象征的工具理性秩序的弃绝。维罗纳作为文艺复兴欧洲世界的缩影，人们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生存，生活轨迹如刻度和指针一般精准、固定、雷同。代际间的传承是如此机械而麻木，每一代人保持着周而复始的生活形态。跳出家族的范畴，维罗纳城市的发展亦通过类似的循环和累积而不断强化社会伦理存续的意义。以此反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主题”会发现，正如戏剧的序曲、劳伦斯神父对促成秘密婚事动机的独白以及戏剧结局所暗示的那样，爱人的结合本身也被纳入“重修旧好、安定社会”的限定性秩序之中；而朱丽叶执着的、对“此在”的强调所体现出的是理性主义目的论建构下的秩序与私人情感自由之间的博弈。而遗憾的是，在戏剧结尾，所有对抗“意义”的努力连同主人公肉体生命的陨落化为泡影，通过两个年轻人的死亡为城镇和平所成就的“意义”却以冰冷雕像的形式永存，这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剧之所在。

在今天看来，对“此在性”的强调似乎与文艺复兴时期时间观念的更新之间不谋而合，不过通过对戏剧发展形态的考察可以发现，正是文艺复兴戏剧在时间叙事上的新特点强化了“此在性”的概念。具体来说，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剧情连续性上的强调衍生出了一种剧情线索的新模式，即突出线性或曰因果性线索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反驳了循环逻辑。《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层层推进的剧情结构便是明证。而作为社会结构中突出体现时间意识的群体，同时期的历史编纂者们则普遍认为“此刻”不过是对过去的循环，也是一种宗教 / 道德性的映射（Kesler 474）。例如，路易·勒·罗伊和托马斯·布朗均就历史循环理论进行过如下表述：

现在是结束该论述的时候了，它清楚地显示了所有人类事务——武器、文学、语言、艺术、国家、法律、道德——的浮沉，以及如何永不停息的兴衰优劣交替。

——路易·勒·罗伊，《人事浮沉》（1579 年，ff. 112）

人世间像是有轮回（Metempsychosis）, 人的灵魂，似能转胎于他人之身，某些观念，在岁月更迭之后，往往又得其徒众，而他们的头脑，恰如始作俑者一般……人是再世之人，今日之世界，亦昨日之世界。

  ——托马斯·布朗，《医生的宗教》（1635 年）⑫

 莎士比亚通过戏剧的线性模式否定了历史循环论的虚无，但这种线性也并不一定指向终极意义的追问与生成。在创作中，“莎士比亚始终将关注点放在受造的世界中，得到了一种有关一切能量终将陷入衰乱的熵变理论的洞见”（格里尔 267）。在这种背景下，“此在”成为了可以暂时存放意义的载体，而每一个“此在”凝结而成的、铺向未知的叙事之路，暗合了莎士比亚的基督教怀疑论立场。

彼得·艾什在《莎士比亚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的绪论中提到，莎士比亚作品中始终缺乏统一的、被“新天文革命”更新后的宇宙时间观，而联系到莎士比亚对当时生活细节的敏锐洞察力，便显得不可思议（Usher xix-xx）。这就留下了两种解决思路，要么就是像艾什在该研究中所做的那样，用丰富的史料和文本对照来加强莎士比亚与当时主流的宇宙观之间的联系；要么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因为莎士比亚真正的哲学观就是怀疑主义 ,“如果真有所谓的‘伊丽莎白时代世界图景’，莎士比亚一定会质疑它、抨击它，秉持新科学的核心精神：没有什么‘思想来源’或既定的概念进入到莎士比亚本人的表达时是未曾经历过批判与巨变的”（Cavell 37）。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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