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文学中的种族、性别与文类 ——雪莉•塞缪尔斯教授访谈录

Original 郝运慧塞缪尔斯外国文学研究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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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雪莉·塞缪尔斯是康奈尔大学英语文学与美国研究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重点关注种族与性别方向。她是美国内战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之一，在这一领域出版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专著和章节，包括《文化证词与内战》（2020）、《解读1780-1865年间的美国小说》（2012）、《亚伯拉罕·林肯剑桥指南》（2012）、《直面美国：图像学与美国内战》（2004），“文学与内战”（收录于《美国文学指南》，2020）、“审视林肯”（收录于《美国内战文学史》，2016）等。在本次访谈中，塞缪尔斯教授介绍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内战文学书写的流变，聚焦于该文学谱系中的种族、性别和文类三个重要议题。她指出了近几十年间内战文学在种族和奴隶制问题上的深化与新颖研究。同时，她格外关注了女性作家（包括非裔女性作家）对内战的记录与书写，以及日记和奴隶叙事等时常被人忽视的文类。她还建议内战文学的学者们将视野置于更为广阔的19世纪美国历史及文化语境，拓展理解内战文学的疆界。

关键词

美国内战文学；种族；性别；文类

作者简介

郝运慧，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雪莉·塞缪尔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文学与美国研究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的美国文学与文化，在内战文学领域成绩卓著。

Title

Race, Gender, and Genre in American Civil War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Shirley Samuels

Abstract

Shirley Samuels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 is mainly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ith much emphasis on race and gender. She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 in “Literature and the Civil War” with extensive and seminal publications. Her focalized and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on this topic include the following books and book chapters: Cultural Testimony and the Civil War (2020), Reading the American Novel 1780-1865 (2012),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braham Lincoln (2012), Facing America: Iconography and the Civil War (2004), and “Literature and the Civil War” in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2020), “Looking at Lincoln” i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l War Literature (2016).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Samuels introduce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ivil War literature over the sesquicentennial history, with an emphasis on race, gender, and genre in its genealogy. She pointed out the deepening and new research on racial and slavery issue in recent decades. Meanwhile, s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ivil War documenting and writings of women writers (includi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s well as the often-neglected genres such as diaries and slave narratives. Professor Samuel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Civil War literature scholars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broade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the whole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and extend the borders of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literature.

Key words

American Civil War literature; race; gender; genre

Authors

Hao Yunhu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aoyh@bjtu.edu.cn;

Shirley Samuels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Her reput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her research in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Civil War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Email: shirley.samuels@cornell.edu

郝运慧（以下简称郝）：塞缪尔斯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可以说，作为一场手足相残的战争，美国内战在美国历史以及文学史上都是极具创伤性的事件。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内战与文学相互交织，催生了大量与内战相关的文学书写，而这些书写在再现和重构这场战争的同时，也在重构着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文化和民族记忆。回望内战至今逾一个半世纪的历程，您能否介绍一下从19世纪的内战写作至当下，其书写存在着怎样的流变吗？

雪莉·塞缪尔斯（以下简称塞）：这一问题比较宏大，也相当有难度。在美国，人们通常将内战定义为历史事件并探讨其带来的结果，展现内战与文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是很有挑战的，这可能需要思考和整合（synthesize）这场战争的影响。然而，关于美国文学如何再现这场战争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正如我在“文学与内战”（收录于《美国文学指南》，2020）这篇文章中所讲，起初，这场战争的极端复杂性似乎淹没了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它的种种努力。举例而言，以茱莉亚·沃德·豪（Julia Ward Howe）的《共和国战歌》（1862）为代表的爱国歌曲这一文类，似乎已成为流行文化领域研究内战的重要基调，但是，人们依然认为哈里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是激起民众情绪去终结奴隶制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而在当时，林肯总统是支持奴隶制的合法地位的。与此同时，林肯总统又因发表“葛底斯堡演说”（1863）而广受赞誉，在演说中，林肯在悼念战场上阵亡的将士的同时，对“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呼吁也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但是，林肯在总统竞选时对奴隶制合法地位的认可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颇具争议。我在几年前的一本著作《亚伯拉罕·林肯剑桥文学指南》（2012）的引言中也讨论过林肯这一种族立场的模糊性问题。此外，沃尔特·惠特曼和赫尔曼·麦尔维尔关于内战的诗歌书写为世人所熟知，特别是《桴鼓集》（1865）和《战事集》（1866），是内战文学的重要成就。近些年来，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也不断被置于内战的视角下进行重新阐释，这些解读关注远方的硝烟战火以及生命的消逝对美国景观带来的影响。

内战之后，展现悲痛（grief）的主题出现在诸多畅销小说中。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当属伊丽莎白·斯图尔特·菲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1844-1911）的小说《门半开着》（The Gates Ajar,1868）。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玛丽·卡伯特悼念其在内战中丧生的兄长。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对悲痛和信仰的冥想，就故事本身而言，它主要以家中最后得以幸存的两位成年女性的对话体写成，别具一格。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读者产生了共鸣，在家庭成员不断因战争死去的情况下找到了信仰。死后的生命寄托给他们提供了一片文学家园。

对20世纪或者21世纪的读者而言，他们了解的内战书写可能是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1895），以及其中对年轻男性气概的矛盾性展现。因风格的创新（常被视为自然主义的典范之作）和第三人称独白的使用（这一技巧使书中的英雄主义变得可疑），这部小说长期以来成为了战争小说的试金石。有趣的是，克莱恩本人从未入伍，却将内战写的栩栩如生。与之相比，内战老兵作家的写作则更加辛辣，比如，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4)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更加讽刺的风格，使读者更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荒诞。他的短篇小说《奇卡莫加战役》（“Chickamauga”, 1899）和《鹰溪桥上》（“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 1890）位列最负盛名的内战小说之列。比尔斯对非常规时间顺序、意识流和转折式结尾等手法的实验性运用也是让这些小说成为经典作品的重要推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格和概念转变的影响非常巨大，其影响也体现在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1936）和娜塔莎·特雷塞韦（Natasha Trethewey）的《国民卫队》（Native Guard，2006）之中，这两部作品也是现代时期对战争文学进行思考的文学典范。

郝：在内战百年纪念之际，美国曾出现了内战文学研究的一次高潮。对内战文学的失望情绪在批评界不绝于耳，有的学者认为内战是“美国文学史中未完成的一章”（Lively, 1957），有的学者认为“关于南方和联邦军队，没有《战争与和平》，甚至没有《永别了，武器》，有的只是《飘》”(Rubin, 1967)这样的流行作品。内战研究的权威学者丹尼尔·亚伦认为内战是“未被书写的战争”(Aaron, 1973)。您能否解释一下内战文学缺乏杰作和研究深度的可能原因都有什么？

塞：批评家丹尼尔·亚伦指出，“史诗”般宏大的作品是批评家们对内战文学的期待，但事实上内战缺乏文学意义上的杰作。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人们期望诗人能够基于内战和其后新国家的诞生创作出史诗般的诗作，但是尽管有几位诗人有所尝试，这一愿望还是因很多因素而落空。内战结束之后的混乱状态和林肯总统被暗杀之后的骚乱景象，种种诸如此类的迹象都表明关于内战的大量书写并没有产生赋予内战史诗文学的潜质。内战中贯穿着数以百计的零散战斗或许不适合用史诗的线性叙事形式来表达，比如，在《桴鼓集》（1865）和《战事集》（1866）中，惠特曼和麦尔维尔都将诗作诉诸于短小精炼的表达，书写历史史诗或者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对国家战争进行典范书写的愿望似乎被满眼焦土和遍地伤残的景象摧毁得支离破碎，以至于内战文类的框架似乎因此而转变。就小说家而言，他们没有转向罗曼司书写，而是转向了融合政治演说元素的历史叙事。

郝：在内战百年纪念至今又已经有半个世纪，关于内战研究的最新成就有什么？您能否再介绍一些近来的内战文学书写？

塞：近几十年来，内战文学书写层出不穷。一些知名作家，如多克托罗（E.L. Doctorow）的《大进军》（2005）聚焦战争洪流下的个体命运，通过对卷入这场战争的男男女女跌宕命运的描写再现了充满创伤悲悯的内战历史碎片。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地下铁路》（2016）巧妙地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寓言书写，再现了奴隶制的残酷，也为当代美国发声。其他关于内战的书写，尽管有些以流行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等文类来呈现，但影响巨大，代表性作品包括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冷山》（Cold Mountain,1997），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的《已知世界》（The Known World,2003）以及迈克尔·沙拉（Michael Shaara）和杰夫·沙拉(Jeff Shaara)的《内战三部曲》等。

内战百年纪念后的几十年里，文学批评是非常丰富的。总体而言，批评家们重归战时作家们对战争的关注，回归到暴力、身体、国家、自由和公民身份等问题。在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里，出现了很多与“史诗”立场相对立的研究，比如科尔曼·赫奇森的《美国内战文学史》（2016）、伊丽莎白·杨的《解除国家武装：女性写作和美国内战》（1999）、以及古格里·拉斯机的《不合时宜的民主：奴隶制之后的进步政治》（2017）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杨的著作在内战文学研究中颇具开创性的。她注意到，在内战文学研究中，素来强调白人男性气概的生成力量，在她的这部著作中，她通过阐释哈里特·比彻·斯托、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伊丽莎白·柯克利（Elizabeth Keckley），洛雷塔·珍妮塔·维拉茲克斯（Loreta Janeta Velázquez），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以及玛格丽特·米歇尔等女性作家和罗曼司、备忘录等不同文类的作品，指出女性作家们特别地充分挖掘了“家/国内”（civil）这一词的象征可能性。

想了解关于内战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可关注《重新思考内战时代：研究方向》（2018）这一著作，这本书不仅阐释了当下的内战研究，且对未来研究也颇有启示。我也乐于推荐《美国历史杂志》上的一些书评，在这一杂志上，关于内战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题不断出现，比如《记录战时岁月：阅读南方女性的内战日记》（2018）和《女性的战争：美国内战亲历录》等。有关公民身份的话题也是最新研究动向之一，我最近发表在《美国文学》上的一篇书评文章“美国早期的书写与民主”（见《美国文学》2020年9月刊，92:3,571-584）就谈到这一话题。

值得提到的是，近十几年来，在中西部现代语言学会上，“内战文学核心会议”（“Civil War Caucus”）一直是充满生机的学术团体。作为这个核心团体的带头人，爱荷华大学的凯斯琳·迪芙莱（Kathleen Diffley）在有关内战的视觉文化与文学文化的交叉研究上成绩斐然，更多内容可参见《内战的文学文化》（2016）和《荣光的幻像：语言和图像里的内战》（2019）。这一论坛优先关注复兴的作品、美学及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新领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内战研究中新声音的平台。

郝：文学研究领域经常引用林肯总统在会见哈里特·比彻·斯托时的诙谐名言——“你就是写了一本书从而酿成一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1862）。关于这本书在美国内战爆发中的真实作用，林肯的评论显然是夸大的（apocryphal），但是这句评论确实强化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您能否谈一谈这本书在美国内战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塞：谈到女性作家与美国内战的话题，已经很难忽略林肯总统会见废奴主义小说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所说的这句话。这一令人存疑的开头，开始时旨在达到催泪的效果，现在有时已被凝聚为读者需要坚持道德上正确（morally right）的情感定位，这种定位忽视了这种小说呈现的重新定位的困难模式。因为对非洲裔美国人物形象的贬损呈现和方言的使用，在美国的课堂教学中，《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直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由这部小说改编的戏剧影响巨大（内战后的几十年在全国巡回演出），这部小说的文化意义所指也影响深远，再加上这是19世纪美国最畅销的作品，所以探究一下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依然意义重大。

小说中关于奴隶买卖以及逃亡奴隶北逃加拿大之路对读者理解奴隶贸易绝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也可以被视为地理学著作，正如玛莎•斯库曼（Martha Schoolman, 2014）所指出的，这部小说也是关于逃亡奴隶的地理路径和奴隶的追击者以及保护者所见证的风景的故事。这些风景既包括具有威胁力的自然风景也包括家庭内部空间，前者如俄亥俄河上漂浮的冰块，后者如贵格派教友家中的栖身之所。

郝：谈到美国内战和内战文学，种族和奴隶制问题应该是要探讨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在19世纪以及后来的文学书写中是如何呈现的？您能否介绍一下典型的拥奴和废奴文学的书写？

塞：在拥奴文学中，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创作恐怕要属小托马斯·迪克逊（Thomas Dixon, Jr）。他创作了三K党三部曲，在《同族人：三K党历史演义》（1905，被改编成著名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和《豹斑》（1902）等作品中，他将南方白人至上主义浪漫化，反对黑人对平等权利的诉求。早期的拥奴文学可追溯到玛丽•亨德森•伊士曼（Mary Henderson Eastman）的《菲利斯阿姨的小屋》（1852），这本书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同年出版，是一本典型的“反汤姆”小说，可视为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最直接回应。在这部小说里，种植园主和奴隶们互相尊重，共同生活在一片田园牧歌的景象之中。当然，这部小说所宣扬的奴隶制是友善的制度这样富有争议的概念遭到了一些历史学著作的挑战，比如我的同事爱德华·巴提斯特（Edward Baptist）在其著作《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2014）一书中展现了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内战的奴隶制度演进史，为读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史料支撑。

废奴主义社会活动者们的写作从地域上来讲，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废奴写作发表的主要阵地有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主编的报纸《北极星》（The North Star，1847-1851）和废奴主义的宣传类书籍《自由钟》（1839-1858）等。詹姆斯•罗素•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也参与到废奴运动中，在废奴主义的报纸如《全国废奴标准》（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上发表文章，他也在诗集《比格罗诗稿》（The Biglow Papers，1848）中表达了个人的废奴主张。对女性作家而言，哈里特•比彻•斯托除了发表了引起强烈废奴情绪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外，也在废奴主义的报纸《国家时代》（National Era）上发表《自由民的梦想：一个寓言》（“The Freedman’s Dream: A Parable”, 1850）这样的随笔作品。在这篇随笔中，斯托夫人从宗教的立场来反对奴隶制。废奴主义和女性权益社会活动家莉迪亚•玛利亚•柴尔德（Lydia Maria Child,1802-1880）发表了诸如《为被称为非裔的美国阶层请愿》（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 1833）以及一些其他的报纸文章,在其后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柴尔德一直积极投身于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的社会活动中。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将奴隶制中的日常事件戏剧化，创作出《奴隶的母亲》(“The Slave Mother”, 1854)等令人难忘的诗行，在诗中她展现了倍受束缚的奴隶母子关系——“他不是她的，尽管她是他的生身母亲”。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也参与到废奴文学的写作中，她基于自身参与战地后方医护的经历写成的短篇小说《我的逃亡奴隶》（“My Contraband”，1863）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情。

郝：黑人问题是内战的核心问题。但是，一些批评家指出，相比于其他问题，黑人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或成就吗？

塞：内战文学著名研究者丹尼尔•亚伦（Daniel Aaron）曾指出，没有奴隶制问题，就没有内战。对很多作家而言，种族和奴隶制问题在内战文学中被置于边缘位置，主要是因为在聚焦战场和白人男性气概的文学书写中，种族问题产生了一种令文学见解模糊化的情感上的抵制。亚伦认为，无论是南方作家还是北方作家，都没有揭示内战的意义，尤其是内战的道德意义。

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看，这一议题有很多进展。对很多内战历史学家而言，无论关注的是南方还是北方，他们过去的研究都聚焦于军队行动，尤其关注白人男性士兵这一群体。近来，这一现象有缓慢的转变，研究者们开始从非裔美国军队的英勇事迹来透视这场战争，电影《荣光》（1989）便是其中一例。但是，从黑人女性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的英勇事迹来思考内战的案例表明，有关黑人的内战事迹正在不断的得到挖掘和展现。塔布曼通过地下铁路把亲戚和朋友运送到北方，之后她又到联邦军队为北军充当间谍，她的传奇经历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这也意味着许多故事也正在浮出历史的地表（2019）。

郝：您于2019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十九世纪美国的种族与想象》（Race and Vision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您在这本书中对内战文学中的种族和奴隶制问题也有阐释吗？

塞：这是一本编著，收录了12篇文章，没有直接探讨内战，主要探讨与奴隶制和公民身份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作品。在之前的一本著作《面对美国：图像学与美国内战》（Facing America: Iconography and the Civil War, 2004）中，基于影像技术的发展，我比较翔实地探讨了与内战相关的种族与视觉影像作品的交集，主要展现了视觉图像如何影响了美国内战后在性别和种族方面国家认同上的转变。对19世纪标志性影像的细致观察可看出其在种族、性别和性上的焦虑。在这本书中，我也探讨了实体意义和比喻意义上的国家身体，指出内战促使19世纪的美国实现了从一个女性化的国家到一个阳刚的国家的巨大转变。

郝：19世纪的男性经典作家在多大程度上投入了内战文学创作？他们都写了什么作品，其中的核心点是什么？

塞：丹尼尔•亚伦对19和20世纪涉猎过内战创作的美国男性作家进行过梳理。他指出多数作家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提到内战，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对内战的悲剧内涵进行了书写，前者包括亨利·亚当斯、亨利·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后者包括赫尔曼·麦尔维尔、沃尔特·惠特曼和威廉·福克纳。惠特曼像一位疗伤者一样，将士兵的苦痛写入他的诗篇，将林肯总统刻画为国家再生仪式上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的祭物”。麦尔维尔坚持一贯的讽刺和悖论性风格，在他的诗歌中讲述着通过炮弹和死亡换来的代价高昂的启示。

在我撰写的“文学与内战”这一文章中，我前面曾提到，我解读了惠特曼和麦尔维尔的一些内战诗篇。我的观点是，长期以来，惠特曼的诗展现出身体与风景、充满渴望的情感和战争的残酷伤亡之间的困惑。在《桴鼓集》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几首诗都有叙述者的手握着士兵的手的场景。这种渴望将年轻人的身体与国家连在一起，与国家身体连在一起，使战争变成了充满阳刚气息的迷恋。惠特曼在战争中还记有笔记，后来稍作修改出版，定名为《典型的日子》（1882）。要弄清楚内战如何影响诗歌，就要厘清书写这场战争的诗人的语言中呈现的亲密行为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惠特曼使用复杂的语言使前景（foreground）和背景(background)转换位置，以至于在《哀伤者》（“The Wound Dresser”）一诗中，男性士兵间的身体接触显得亲密而又具体，或者可以说他们能够取代留在内战战场上的数以千计的尸骸。

风景与身体的融合也出现在麦尔维尔的诗篇《夏依洛：安魂曲》（“Shiloh: A Requiem”，1862）中。这首收录于麦尔维尔《战事集》（1866）中的诗歌，通过零散、简朴的诗行把“夏依洛”与战场的景象连在一起，激战过后，焦土遍野，自然的秩序依然在延续。“痛苦中绞死的焦尸”（“parched ones stretched in pain”）这样的战斗描写就像惠特曼诗歌“列队急行军与陌生之路”（“A March In the Ranks Hard Pressed and the Road Unknown”）中的景象一样，把读者从开阔的天空带到已被改为战地医院的教堂这样的封闭空间中。麦尔维尔继续着他对士兵痛苦的关注，在死亡中彼此遭遇的士兵们发现个人名声与国家利益，并不是他们最为关注之事。寂静弥漫着原野，“夏依洛一片死寂”。

除了关于士兵故事的隐喻表达，书写内战的作家们也常常将林肯总统置于他们的创作背景之中。惠特曼或多或少迷恋式地将林肯定义为内战的悲剧性人物。对惠特曼来讲，美国的自然风光、花草树木都呼唤着诞生于这片土地的林肯。惠特曼为林肯写的挽诗《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前绽放》，像他早期的诗歌《从永久摇晃的摇篮里》一样，鸫鸟（thrush）般哀鸣着死亡。在这首诗中，四月丁香花开放，惠特曼缅怀着“我爱的他”的消逝。惠特曼的诗会令读者想起圣徒传记（hagiography），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的暗杀行动，消除了林肯身上的争议，使他成为了耶稣的化身。通过这首挽歌的不断呈现，惠特曼重现了内战。随着战争在他脑海中的不断闪现，年轻人生命的消逝和民族主义的危机不断侵蚀着惠特曼。面对原野上遍布的尸骸，惠特曼陷入了沉思，指出他们的生命已经融入这片土地。

除了诗歌之外，小说家约翰•威廉•德•弗雷斯特（John William De Forest, 1826-1906）在其小说中描写了内战的残酷现实。德•弗雷斯特创造了“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术语，被认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先驱，他将自己参与联邦军队残酷的战争经历写进了他的代表作《拉韦内尔小姐从分裂到忠诚的转变》（1867）以及《血腥的深渊》（1881）之中。德•弗雷斯特通过描写战斗前的沉闷，展现战斗中难以名状的恐惧以及战地医院屠场版的血腥场景，开创了书写战争的新空间。

郝：尽管多数时候战争都被认为是充满阳刚的男性书写，但是，事实证明，女性从未置身内战之外。她们不仅在后方，甚至也在前线上参与着战争，同时积极参与内战的文学书写。女性作家是如何书写内战的？

塞：我也在“文学与美国内战”一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关于女性作家的内战书写，哀悼（mourning）是那时挥之不去的主题。探讨19世纪美国文学中哀悼的话题意味着必不可少地要把奴隶制问题审视在内。一些女性作家对奴隶制和内战都有所思考。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她的短篇小说《兄弟》（1863）以及偏于家庭小说的《小妇人》（1868）中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思考。《小妇人》中对贝丝的哀悼和《兄弟》中战场上死亡的并置与斯托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小伊娃”的哀悼和她另一部小说《德雷德，阴沉地大沼泽地的故事》（1856）中对失去的孩子的哀悼构成了一种平移形式，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奴隶制问题。哀悼主题也贯穿于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 1825-1911）的诗歌之中，她的诗歌既有对内战伤亡的哀悼，也有对内战前奴隶制所带来的摧残和死亡的哀悼。关于内战中南方女性的生存状况，流传最广的小说当属奥古斯塔•埃文斯（Augusta Evans,1835-1909）的《玛卡里亚，祭坛》(Macaria, or Altars of Sacrifice,1864)，这部小说也在重复和挑战着哀悼的母题，同时埃文斯展现了南方士兵的大量阵亡以及随着而来的南方女性的崛起这一相互嵌入的历史现象。埃文斯在这部小说中也表现出了对南方伟大的“未竟事业”（Lost Cause）的哀悼，显然这种哀悼与之前谈到的哀悼是不一样的，因为埃文斯是支持南方的奴隶制的。从伊丽莎白•柯克利（Elizabeth Keckley）的传记类作品可以看出，她深陷于对林肯总统逝去的哀悼之中，她哀悼的话语与和解(reconciliation)也成为了内战文学的一部分。

女性参军的书写也是内战女性文学中重要部分。弗兰克•摩尔（Frank Moore, 1828-1904）的小说《战争中的女性：她们的英雄主义和牺牲》（1866）主要讲述了战时女性如何为男性士兵提供医护和物资补给的故事。这本书还在叫做“女性士兵”的一章中讲到女扮男装参军的故事。萨拉•艾玛•艾德蒙斯（Sarah Emma Edmonds, 1841-1898）在《中性性别：或者，女性士兵》(1864)一书中展现了更为不凡但也存在着争议的女性战争经历的书写。作者自称这本书是基于个人的真实经历，书中详细地描写了她作为“逃亡女奴”（作者为加拿大白人，逃亡实指其逃离家庭的逼婚和虐待）的经历以及其后她女扮男装在内战中充当一个充满矛盾心态的南方士兵的故事。女性参军书写的另一个典型代表是洛雷塔·珍妮塔·维拉茲克斯（Loreta Janeta Velázquez,1842-1923），她基于自身女扮男装在联邦军队服役的经历出版了《战斗中的女性》（1876）。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扮男装参军的女性并没有在战争中留下多少可寻的踪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大都来自农村、工人阶级或者是移民，自身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有限。

关于内战的女性书写，近来被重新发现的领域是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研究。内战爆发的早期正是狄金森诗歌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狄金森的诗歌是与当时的内战绝缘的，但是近些年来，批评家们已经开始探究她的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内战对后方家园的影响。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希拉•沃洛斯基（Shira Wolosky）是首批将狄金森的诗歌引入内战文学经典的批评家之一，她修正了狄金森作为一个隐遁的古怪诗人的形象，指出狄金森在其诗作中深刻地回应了战争的暴力。她认为，“我小时候,/一个女人死了/她的独生子——今天/从波多马可河逆流而上/脸上写满凯旋”这样的诗句对战争有着明确的所指，这首诗与《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一样，都展现了对死亡的追忆。长期以来，狄金森的上述诗作都被认为是孤独中的沉思，批评家们已将这些诗歌的解读与战争的影响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解读为对新英格兰的年轻人战场赴死之时的悲伤反思。内战时期是狄金森诗歌最为多产的时期，因为战争为她的期望与悲痛都提供了冥想的素材，在她的《我为美而死》这首诗中，看似是理解真理和美的隐喻关系，但是如果将这种美理解为民主理想之美或者青年男性之美，又何尝不可？同理，《我觉得脑子里有一场葬礼》这首诗中的冥思也映射了诗人家乡小镇上的哀鸣鼓声以及丧葬队伍的行进，毕竟当时对家人和同胞的哀悼之情充斥着每家每户。

郝：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有色人种女性是被双重或者多重边缘化的群体。有色人种的女性是否也参与了内战的文学书写？她们的书写情况是怎样的？

塞：内战之前，有色人种的女性对奴隶制的书写最负盛名的著作当属哈里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 1813-1897）的《一个女奴的生平纪事》（1862）。这本自传体的作品记录了她作为一个母亲和逃亡奴隶的生活，也讲述了她和她的孩子如何获取自由。这本书曾一度富有争议，因为它触及了奴隶制中年轻女性的题材以及对拘禁（confinement）的白描式书写。这本小说也被认为是奴隶叙事文类中的重要作品之一。

内战之后，一些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关注备受争议的奴隶制问题，着手创作历史小说和其他文类的作品。弗兰西斯•哈珀出版了久负盛誉的小说《升起的阴影》（Iola Leroy, or Shadows Uplifted, 1892）；哈珀还出版了短篇小说《表姐妹》（“The Two Offers”,1859），这篇小说被认为是文学史上黑人女性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哈珀的诗集《南方生活札记》（Sketches of Southern Life,1872）描述了奴隶制以及战后重建时期黑人女性所面对的严酷的生存条件。

郝：就文类而言，美国内战文学是多样混杂的。除了小说和诗歌，威尔逊（1962）指出，内战“确实催生了各类杰出的文学，包括演讲和宣传册、私人信件和日记、个人回忆录和新闻报道等”(ix)。您能介绍一下各类文类的主要成就吗？

塞：内战文学形式多样，各种类型的文学在建构内战记忆和遗产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历史和记忆的交汇是很多内战文学的主题。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比如爱丽斯•法赫斯（Alice Fahs）和伊丽莎白•杨（Elizabeth Young），致力于研究关于内战的流行文学。她们主要关注《哈珀斯周刊》和《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杂志上的文学书写，从罗曼司或冒险小说的叙事模式角度来探讨期刊小说，做出了新发现。

从本质上来讲，尽管日记和备忘录在文学中是高度个性化的，但是这些书写呈现了个人经历战争的方式或者他们希望战争被记住的方式，因此也是内战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在战前和战后出版的日记中，关于医院生活的记录是独树一帜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医院札记》（Hospital Sketches,1863）以一个新手护士日记直接重现的形式，展现了她在华盛顿为期六周的医院医护生活。联邦军队护士凯特•康明（Kate Cumming）的战时日记——《医院生活日志》（A Journal of Hospital Life,1866），可以称得上中最引人注目的战时医护日志，然而这本日记却在读者市场遭受了滑铁卢，部分原因在于她对士兵极度渴求医疗补给令人心碎的描写，以及其中对南北方领导人（Yankee and Rebel leaders）的批判。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方作家玛丽•博伊金•切斯娜特(Mary Boykin Chestnut,1823-1886)于死后出版了关于南方生活史诗般描写的《迪克西日记》（A Diary from Dixie,1905），这本日记以宏大的场景和深邃的智慧对南方的心理进行了文学上的揭示。另外，更多的此类书写还在不断挖掘之中，威廉•古尔德（William Gould）的《逃亡奴隶日记：一个黑人水手的内战历程》（Diary of a Contraband: The Civil War Passage of Black Sailor, 2002）向读者展现了罕见的逃亡奴隶的海上生活经历。

就备忘录而言，作者包括将军、士兵和平民等，也展现了多重的书写动机和声音。就文学意义而言，伊丽莎白•柯克利的《幕后：为奴三十年年和白宫四年》（Behind the Scenes, or Thirty Years a Slave and Fou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1868）和苏茜•泰勒（Susie King Taylor, 1848-1912）的《吾生营地回忆录：一个非裔美国人的内战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My Life in Camp: A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Civil War Memoir, 1902）都出自被解放的黑人奴隶之手，意义重大，前者因与林肯家族的联系而闻名，后者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黑人士兵同时为北方和个人自由而战的英勇、奉献和智慧等方面。

当下，美国研究领域产生了丰富的有关内战流行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将目光转向了歌谱、富有爱国元素的针织物，信封装饰物等方面。特别是歌谱，与19世纪美国的诗歌传统密切相关。《共和国战歌》在几周之内便在北方军队中广为流传，成为士兵最爱的歌曲之一。南方作家也将流行歌曲进行改编来表达其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唐•艾米特的《我希望我在南方的土地上》（“I wish I Was in Dixie’s Land”）以多种版本在联邦军队中流传。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对黑人歌曲、灵乐和其他形式的非裔方言歌曲进行收集，汇编成《黑人兵团的军旅生活》（Army Life of a Black Regiment, 1869）。因为这些“文本”已经变成了人们对文化作品不断变化的期望的一部分，所以也产生了将其进行文学“定位”的日益复杂的批评阐释。

郝：奴隶叙事包含了种族、性别和文类三个元素，构成了内战文学繁荣景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能介绍一下奴隶叙事的重要成果吗？奴隶叙事的文学意义又是怎样的？

塞：所谓的奴隶叙事，现在有时也被称为解放叙事，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联邦作家工程”(Federal Writers’ Project,1935-1939)采访了大量被解放的奴隶，形成了若干卷的历史证词。这种叙事早期在美国南方流传范围有限，1840年后，也就是废奴运动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奴隶叙事在北方开始有更多的读者群，奴隶叙事也刊登在废奴主义的报纸如《全国反奴隶制标准》（The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和《解放者》上（The Liberator）。

最著名的也是最具标志性的奴隶叙事当属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自述》（1845）。这部书已经在美国文化中留下了强有力的印记，特别是道格拉斯对黑人监工科威先生说出的反抗宣言——他“已经变成了人”，而不是奴隶，令读者印象深刻。内战之前，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奴隶叙事还包括《非洲人奥洛达•依奎阿诺，或古斯塔夫•瓦萨有趣的生平叙事》（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s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1789）、《亨利•比布：一个美国奴隶的冒险与生活叙事》（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Henry Bibb, an American Slave,1849）以及所罗门•诺瑟普的《为奴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1853）。《为奴十二年》在2013年被改编成了一部认可度很高的电影。内战之后，道格拉斯的两部自传体叙事——《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1855）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与时代》（1881），尽管近来也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但是这两部作品已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使能量聚焦，不及1845年的叙事那样具有标志性。在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奴隶叙事当属布克尔•华盛顿(1856-1915)的《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 1901），尽管它与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关于战后重建的书写背道而驰。奴隶制下女性的脆弱出现在多部作品中，比如雅各布斯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平叙事》以及《索杰纳· 特鲁斯：一位北方奴隶的叙事》（1850）等。在当代，产生了所谓的新奴隶叙事(neo-slave narrative)，玛格丽特•沃克的《禧年》（又译《欢乐》）（Jubile,1966）以及托尼莫里森的《宠儿》（1987）是这一文类的杰出作品。

谈到奴隶叙事的意义，因其对奴隶制的残酷现实和废奴必要性的关注，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库。奴隶叙事是了不起的历史记录，对白人读者而言，这些叙事也承载着见证暴力和奴隶叙事的作者们所亲身经历的非人待遇之间的细微差别这一沉重的负担，这些叙事表达诉求直接强烈，但是没有疏离读者。从文学上来讲，奴隶叙事采用了早期布道修辞、囚掳叙事（captivity narratives）、宗教皈依叙事（conversion narratives）和个人叙事的模式，毋庸置疑，它滋养了非裔美国文学的传统与实践。

郝：您能介绍一下目前美国内战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视角吗？您对从事美国内战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有什么建议？

塞：在解答之前问题的时候，我就内战文学作品已经给出了一些建议。但是，目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向是对战后重建这段痛苦历史的关注。学者们试图把内战当作一个有着开始、进展与结束进程的独特事件，对内战以前美国有些地方的奴隶制已经存在百年之久且造成无数人悲惨生活的状况关注不足。这种关注意味着把美国文学划分为“战前”和“战后”的做法看起来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在关于内战的流行文化研究中，以内战招募兵源的海报为例，其中便以美国纠集军队入侵墨西哥的美墨战争(1846-1848)为策略，激发更多人参军入伍。随着这种军国主义的蔓延，美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又入侵了菲律宾（1898-1902），目前看来，这种军国主义似乎不仅源自19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边境的关闭，而且也表明美国试图强行把白种人身份定义为国家身份。这些历史标致的转变也意味着不同的作家都可以为书写内战的影响做出自己重要的贡献，内战文学的外延得到了扩展，举例而言，这其中就包括墨西哥裔美国作家玛利亚•鲁伊斯•德•伯顿（Maria Ruiz de Burton,1832-1895），她在其小说《谁曾想到?》（Who Would Have Thought It?, 1872）里对林肯总统进行了讽刺性的刻画，对战争的谋利者进行了愤怒的鞭挞。

郝：谢谢您的宝贵见解和时间。

塞：不客气。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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