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典与后经典之争——国际学术视野下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

Original 金冰外国文学研究 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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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申丹教授在“隐性进程”理论基础上，通过融合理论与实践，并结合其在叙事学、文体学与翻译领域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建构了“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模式，实现了理论范式与批评实践的双重演进，超越了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围绕“诗学”与“语境”展开的论争。在其最新力作《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一书中，申丹教授选取欧美近百年来的经典短篇小说作为分析实例，兼顾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两个表意轨道，阐述“隐性进程”与情节之间的互动关系，突破叙事研究的单向维度，揭示“双重叙事进程”对作品认知重构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该理论模式的建立挑战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叙事学传统，极大地丰富了经典叙事诗学的理论范畴，同时为后经典叙事学提供了新的阐释工具,从而实现了经典与后经典的融合，不仅为全球叙事学领域做出重大理论贡献，更彰显了国际学术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

申丹；隐性进程；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经典与后经典融合

作者简介

金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与文学跨学科研究。

Title

Transcending the Polemic: The Theory of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bstract

By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long with her theoretical findings in narratology, stylistics, and translation, Shen Dan went one step further in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based on her concept of “covert progression” and making a double progress in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critical practice. What she achieved here transcends the polemic between classical and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 over “poetics” and “context.” In her latest book, A Study of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she explores som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lassic short stories in the last century as case studies for the two tracks of narration, namely, plot development and “covert progression,”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reaking through the one-dimensional approach in narrative studies, and revealing the critical role that the theory of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could play in reshap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works. Her construction of this theoretical model is nothing short of a challenge to the Western narratological tradition since Aristotle because it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theorical scope of classical narratology while facilitating a new interpreting mechanism for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thereby, an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What Shen Dan has done is not just making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narratological stud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ut more importantly showcasing the Chinese wisdo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Key words

Shen Dan; covert progression;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n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and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

Author

Jin B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specializ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 jinbing2001@hotmail.com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迅猛发展，其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成为中西方叙事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申丹教授于 2003 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的《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一文中，指出两者之间并非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在叙事学内部形成一种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92）。申丹新作《双重叙事进程研究》（2021，以下简称《双重叙事》）就是一部体现两者之间发展与共存关系的力作。

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的理论部分共七章，前两章进一步阐述了作者前期研究中所着力构建的“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理论，从不同层面勾勒出“隐性进程” 有别于其他相似概念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在此基础上，后四章分别从文字、结构与翻译三个层面探讨了双重叙事进程（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对以往相关理论的挑战，详述了应对的措施，并针对不同的叙事元素建构了多种双重模式。下篇的作品分析部分则精心选取了八篇西方经典短篇小说，从多个维度对上篇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应用与验证。

申丹所构建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框架，兼顾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两个表意轨道，并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突破了叙事学领域现有研究框架，也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其本人前期相关研究，丰富了叙事诗学的理论范畴，同时为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阐释工具，堪称国际叙事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隐性进程”：揭示情节发展背后的叙事潜流

长久以来，文学研究者尝试以各种方法，挖掘小说情节背后蕴含的深层含义，并为此建立了五花八门的理论模型。本书第一章“隐性进程与以往深层或反讽意义之不同”历数此类尝试共九种，一一论述它们与隐性进程的区别，并借此廓清隐性进程的特点。隐性进程既非情节的局部或分支，亦非单纯为情节内容提供解释，而是隐藏于小说情节背后，与其并行发展，且贯穿作品始终，它一方面构成独立的表意轨道，另一方面又与情节产生互动。此外，隐性进程也不同于反讽（irony）。传统的反讽一般出现在作品的局部，且效果比较明显。相较之下，隐性进程的反讽性贯穿作品始终，其效果通过语言细节的前后呼应，以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常常不为人察觉。由此可见，挖掘隐性进程对评论者的细读功底要求颇高。

《双重叙事》延续了申丹创立的“整体细读”（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之精髓。就“细读”而言，不仅要兼顾作品的文体与叙事手法，同时还需注重局部元素与整部作品之间的联系。而若要满足“整体”的要求，则要从文内、文外与文间三个维度对文本进行阐释。以第十四章“《苍蝇》：象征情节背后对个人的反讽”对英国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的短篇小说《苍蝇》（“The Fly,” 1922）的分析为例，以往的评论家虽从不同角度分析小说中老板父亲与苍蝇的象征含义，但没能跳出情节的框架，基本都是围绕着作品的象征手法与反战主题展开讨论。通过细读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叙事手法，申丹挖掘出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即对主人公虚荣自傲的反讽。作品中微妙的遣词造句，微观到一个起强调作用的破折号，宏观到作品开篇与结尾处的文字风格对照，虽在情节发展中显得无足轻重，却在隐性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有的与陆续出场的情节元素（人物、空间布置，以及动物元素）相结合，在叙事潜流中衬托出主人公的虚荣自傲，有的则暗暗地反映出叙述者对人物的反讽与批判态度。若不纵观作品整体，孤立地看待这些文字，隐性进程不仅无从建立，且毫无反讽效果。西方解构理论巨擘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2021）称道申丹的研究拓展了“新亚里士多德派”（Neo-Aristotelian）修辞性叙事研究传统，不但突破了该传统自身的理论禁锢，同时还特别注重文本的文体分析与创作语境（Miller, “Forward” ix-x）。通过研究作家书信，申丹发现曼斯菲尔德对虚荣心的反感态度，这也从文外证实了作家对这个主题的关注。隐性进程的揭示，不仅使人物走出作为象征符号的扁平框架，赋予其更加鲜活的人性维度，还凸显出两种进程间叙事距离的张力。情节的共鸣效果与隐性进程的反讽一体两面，令读者的反应在同情怜悯与道德批判之间来回摆荡。

申丹的理论建构过程，从“潜文本”（subtext）到“隐性进程”再到“双重叙事进程”，其演化路径可以借由三篇阐释《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 1843）的文章窥豹一斑。《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09，以下简称《潜文本》）一书的第六章“坡《泄密的心》中的不可靠叙述、戏剧反讽与道德寓意”分析了这部作品的潜文本，即作品对“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佯装的反讽。就“我” 的精神问题，申丹指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从两方面〔对叙述者佯装的反讽与‘精神病抗辩’（sanity defense）〕对叙事加以特定建构”（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154），以符合“效果统一”（unity of effect）的唯美主义要求。事实上，从这个“特定建构”中，便已经能够隐约看到双重叙事进程的影子。在此后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2014, 以下简称 Covert Progressions）一书的第一章“Style, Unreliability, and Hidden Dramatic Irony: Poe’s ‘The Tell-Take Heart’”中，申丹修正了对叙述者伪装的定位，将之重新定性为“隐性进程”，从而使其获得更大的独立性。该“隐性进程”与坡对“精神病抗辩”的批判立场一道，构成了小说情节背后的双层叙事潜流。比较而言，潜文本依附于小说情节，不像“隐性进程”那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由于遣词造句与情节发展之间亲疏关系的不同，潜文本隐性特征强度较弱。然而，“隐性进程”的提出，虽打破了围绕情节阐释作品的批评传统，规避了其与潜文本的混淆，但在 Covert Progressions 中，作者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隐性进程的挖掘，忽略了其与情节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苍蝇》的双重叙事动力之间所呈现的互补关系，不论单独关注哪一个，都会失之偏颇。因此，在《双重叙事》第十一章“《泄密的心》：同向性的三重叙事动力”中，申丹基于之前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了这三个叙事动力之间的关系：情节处于明处，两个隐性进程处在暗处，它们在主题方向上同向运动。只有从作品的整体观出发，综合考察双重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更为全面地掌握小说的丰富内涵与美学价值。

“双重叙事进程”：突破叙事研究的单向维度

在本书第二章“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的不同互动关系”中，申丹梳理了双重进程之间的两类互动类型——互补与颠覆，并在随后几章中，就不同的文体与叙事元素，建立了多个双重模式。文体层面主要涉及文字不同的象征意义、褒贬涵义以及主题作用等；叙事层面涵盖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主要包括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叙述视角以及“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等元素。在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之间或补充或颠覆的互动中，作品传达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复杂。

通过第八章“《判决》：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名篇《判决》（“Das Urteil,” 1912）的分析，申丹向我们展现了隐性进程中，迥异于情节发展的事件冲突与张力。在遣词造句的巧妙作用下，情节框架中父亲对儿子的贬低，在隐性进程中却变成了他为减轻社会压力所表现出的病态心理。两种性质不同的冲突在双重叙事进程中并列前行，不但互为矛盾与排斥，又彼此制约与补充。在《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écrit, 1983—1985）一书中，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Muthos）视为将现实世界中的异质成分（the heterogeneous）整合为一个时间总体（temporal whole）的原动力。凭借情节编排，作家得以实现“时间塑型”（temporal configuration）（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2:8）。作为情节编排的关键，模仿（mimesis）被利科扩展为三个阶段——“预塑型 ” （prefiguration）、“塑型”（configuration）以及“再塑型”（refiguration）（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1:53）。借由利科的“模仿三段论”，作家、文本与受众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进化循环（72）。若是遵循利科的模式，读者对作品所展现的世界的阐释和拓展，不可能超越情节观念的限制，阐释的进化也无法达成实质性的突破。显然，利科所遵从的亚里士多德式情节观，“是对故事结构本身的建构，而不是在话语层次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申丹、王丽亚 34—35）。相较而言，隐性进程在表层故事结构的基础上，为作品增添了一层新的理解维度，使读者看到利科所谓“时间塑型” 的话语层面，以及借两个进程各自“异质成分”间的复杂互动所体现出的丰富内涵。此外，申丹的阐释还解开了学界对该作品的长期困惑——如对父子冲突的解读，为批评家与读者厘清了思路，从而规避了许多误读现象的发生。最后，申丹选择《判决》作为分析对象，也有其独特用意。与其他七篇英美经典作品不同的是，《判决》属于非英语类作品。虽然隐性进程的挖掘极度倚赖遣词造句的分析，而作品的文体与叙事技巧也会受到语种的极大限制，但不同语种的创作者若想运用这一手法，自会充分发挥该语种在叙事性作品中的文体优势，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评论家也当然会结合特定语种的属性，对文本进行合理分析。由此可见，不论是作为作家的创作手法，还是作为学者阐释的出发点，双重叙事进程具有超越语种的普遍价值。

从《判决》的解读可以看出，如果仅关注情节发展一个叙事运动，就无法从事件结构的角度，合理解释此类具有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进而也就无从领略小说人物的复杂形象。而作者在第十五章“《巴克妈妈的一生》：苦难煎熬背后的社会性别转换”分析曼氏的《巴克妈妈的一生》（“Life of Ma Parker,” 1921）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依照人物行为举止的呈现方式，隐性进程中的男女主人公表现出与自身性别身份相悖的性格特征。依据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模式，双方的行为举止与说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性别二元结构。如果看不到情节背后的这股暗流，我们不仅会武断地认为巴克妈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角色，进而掩盖了她的复杂性，使人物形象变得扁平，更不可能认识到作品对性别政治的颠覆。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该作品，且只关注文本的表面情节，作品仅能呈现出女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及其隐忍的性格特征，从而唤起读者的同情；但若同时留意到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巴克妈妈的形象则变得更加丰满，隐忍的背后也有其坚强的一面，读者也会在同情的基础上，更加钦佩这个人物。申丹在论著中曾论及“心理型”与“功能型”这两种占据西方学界主导地位的人物观，前者关注人物作为人的主体性，但较少从作品的形式结构出发探讨人物形象。后者虽重视作品的结构分析，但却走向了客体化的极端，完全抹杀人物的个性。此外，“功能型”人物观往往仅注重故事情节的归纳分析，忽略作品的话语层，这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当中表现尤为突出。申丹对巴克妈妈的分析，一方面关注其心理变化与性格特征，并兼顾她的性别与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又能够从作品的结构入手，深化对人物的理解。在关照故事与话语层的同时，融合两个叙事进程的颠覆关系，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另外，对比契诃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的《苦恼》（“Tocкa,” 1886），申丹还扫清了一个认识误区，即仅拥有单一叙事进程的作品似乎就略逊一筹。不论单一或双重叙事进程，作品“选择采用某种叙事模式的原因，可能会因语境的不同而变化”（Shen 149）。曼斯菲尔德于 20 世纪初从事创作，其作品受众深受父权话语体系束缚。因此，作家采用隐性进程这一叙事策略来表达颠覆性的内容，除美学考量之外，势必有其社会原因。

相较于在线性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实现视角的越界或转化，具有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可以在不同的表意轨道上进行视角的并置，以达到出人意料的美学效果。申丹由此在第十二章“《心理》：双向暗恋背后的单项投射”中，借分析曼斯菲尔德另一篇短篇小说《心理》（“Psychology,” 1919）的遣词造句，呈现双重进程中两类人物视角的巧妙并置。在情节发展层面，视角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来回转换，双方互相暗恋，却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纯洁友谊。而在隐性进程中，聚焦方式由情节中的轮换式内聚焦，变成了女主人公的固定式内聚焦（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89）。女方把自己的激情投射到始终未动情的男方身上，双方对彼此的暗恋变成了女主人公的单相思。作为一种叙述技巧，视角的转化早已有之，如《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中不断变化的有限人物视角，或是《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1847）中耐莉（Nelly）从回顾视角向体验视角的转换，这些“感知者”的转换只能是线性的，且在许多作品中是暂时的。“谁在看”这一问题，“涉及语言与现实（被描写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52）。视角借文字实现，以体现某个“感知者”特有的、对现实的感知、认知与情感（申丹、王丽亚 94）。因此，理解视角转换的关键在于对作品语言的解读。在《心理》中，体现不同内聚焦模式的文字，线性地交替出现于整部小说。随着隐性进程的发展，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也在其情感的投射下逐步变化。从开头的浪漫幻想，到中间部分幻想与现实的挣扎，直至结尾由激情向友情的转轨，情感的演变在女主人公转换的视角下徐徐展开。隐性进程在整体性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动态感。而视角并置的效果，也是凭借其整体性实现的。然而，许多批评家囿于单一视角，无法把握曼斯菲尔德在隐性进程中，借微妙文字所展现的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活动，甚至误解曼氏高超的创作技艺，指责其视角技巧笨拙不连贯。双重叙事进程使我们对叙述视角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维度——视角的转换摆脱了情节发展的线性结构，进入由双重进程提供的双重文本空间，从而形成视角的并置关系，进而呈现出一真一假、一虚一实的互动效果，既彼此互补，又互为颠覆。

双重叙事进程使“隐含作者”的立场变得更加隐蔽与复杂。第九章“《空中骑士》：反战主题背后的履职重要性”对比分析了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1842—1913）发表于同年的三则短篇小说——《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 1891）、《峡谷事件》（“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与《一种军官》（“One Kind of Officer”），阐明作者借由《空中骑士》隐性进程所传达的、迥异于另两部作品的立场与态度。《空中骑士》描写了一个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弑父故事，表达反战的主题。这个结论已在批评界达成共识。而情节背后的叙事暗流却是作者对军人履行职责的强调，它与情节发展呈现既补充又颠覆的互动关系。比较而言，《峡谷事件》与《一种军官》的故事均在单一的情节轨道上发展，且都是对军人盲目履职的强烈反讽，作者立场与《空中骑士》有很大不同。如果囿于传统的批评模式，对弑父行为的解读就易于失之片面，进而认为这三部小说背后的隐含作者对这一问题持相同态度。“隐含作者”概念是韦恩·布斯（Wayne Booth, 1921—2005）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布斯将其定义为“作者的第二个自我”或者说理想化的文学化身，他是作者通过艺术创作投射出的形象，也是读者可以依据小说的修辞选择推演出的形象。“隐含作者”不但是文本的意义源头，更体现出“每一次行动的道德与情感内涵，”他以隐蔽的方式介入文本，巧妙地将自己的意愿、信念、规范和价值施加于读者（Herman, et al. 239）。在第六章“当代修辞叙事理论：禁锢、潜能与重建”中，申丹一方面匡正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误解，还“隐含作者”以本来面目，并为其与生俱来的语境化倾向正名。另一方面，在肯定“隐含作者”与读者间多重对话的基础上，申丹试图通过“双重叙事进程”帮助读者更加有效地识别文本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多元性。

具有双重叙事进程的文学作品如同一枚硬币，正反两面纹饰的不同，不仅体现在文体层面，还彰显于文本的叙事技巧，进而展现出迥异的美学风格、主题含义与作者立场。而粘合硬币两面使其成为一体的材料，则是作家使用的文字。有些文字仅作用于情节发展；有些文字看似与情节无关，却在暗处构成“硬币”背面隐性进程的关键纹饰；还有些文字，因其多义性，或是象征含义的丰富性等原因，在“硬币”正反两面均有体现，例如小说《判决》中父亲房间高墙下的“阴影”在双重叙事进程中体现出迥异的象征含义。大量表达叙事潜流的文字之所以被评论者忽视，不仅源于隐性进程的遣词造句相当微妙，主要还是由于顽固的情节研究传统难于被突破。如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运用“复调”理论（polyphony）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的小说一样，申丹也建立了自己的叙事学“复调”理论，从而“将各自独立的声音统合在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中”（Bakhtin 21）。

除上文论及的四个方面，《双重叙事》上篇的理论模式建构还涉及“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叙述口吻、叙述技巧、故事与话语的关系、读者认知，以及“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等。而在下篇的作品分析中，除上文提及的六部作品，还包括第十章对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1—1904）《一双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1897）的三重叙事动力的分析，以及第十三章对曼氏《莳萝泡菜》（“A Dill Pickle,” 1917）的隐性进程中双轨反讽的阐释。此外，第七章“双重进程与翻译：挑战与变革”还单独探讨了双重叙事进程对文学翻译的挑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若无法看到双重叙事进程，且仅在情节一个表意轨道上展开翻译工作，便会大大损耗乃至抹杀作品通过关键性的文字细节所构建的叙事潜流（这些文字细节犹如架起桥梁的桥墩）。因此，申丹借双重进程呼吁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教学的变革。这些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均融入到下篇各章的作品分析当中。通过对八篇经典短篇小说的分析，申丹不仅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双重叙事进程这个长久被人忽视的创作手法，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它的多重样貌，这与申丹对这八部作品的精心挑选不无关系。首先，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每部作品均对不同的文体与叙事元素有所侧重。其次，不论是双重叙事进程的互动类型，还是叙事进程的层次数量，亦或叙事运动在主题方面的不同走向，都在这八部短篇小说中均匀呈现。最后，就小说作者而言，申丹一方面照顾到不同性别、国籍、语言的创作者；另一方面，还特意挑选曼斯菲尔德的四部作品，以展现同一位作者在双重进程这一创作手法上所能产生的丰富可能。

综上所述，《双重叙事》集合了申丹在叙事学、文体学、翻译领域所获得的诸多成就，尽显其在文本细读与分析方面的精湛造诣，堪称其理论研究与阐释实践的集大成之作。

理论范式与批评实践的双重演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理论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便是摒除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在语境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将理论与批评相融合，进而构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主体，即“理论 + 批评”，也就是“借鉴、改造或新建叙事结构模式，将之用于叙事批评”（申丹，《关于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的思考》96）。《双重叙事》的上篇是理论探讨，下篇是作品分析。从理论到实践，前后呼应，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依据，后者则为前者在实践层面提供有效支撑。不同于前作中侧重理论评介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与《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2010），或是关注作品分析与阐释的《潜文本》与 Covert Progressions，《双重叙事》中理论与批评的比重不分伯仲，而“理论 + 批评”模式也使该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与说服力。申丹紧跟当下叙事学的研究趋势，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建构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可谓全球叙事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在《双重叙事》中，申丹选取的分析对象都是欧美经典短篇小说，且不限于单一叙事的类型或流派。文本的多样性与理论的普遍性形成鲜明对比。这恰恰说明，申丹在提炼“双重叙事进程”的形式特征时，成功地“把文本从相应的语境中分离出来”，从文本的“组合轴”（syntagmatic）推理，还原出作者在创作“聚合轴”（paradigmatic）的普遍规律，并使之“进入叙事诗学”（申丹、王丽亚 207），进而拓展了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范畴。与此同时，该理论模式的建立，也使语境化的阐释更加合理。例如，本书通过分析《巴克妈妈的一生》与《空中骑士》中的隐性进程，使我们看到前者对性别政治的颠覆及后者对战争主题的复杂化呈现。这充分体现出申丹长期倡导的形式叙事学与语境叙事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双重叙事进程模式的建构使后经典叙事学的阐释更加顺理成章，而这些阐释又反过来凸显该阐释工具的有效性。

在Covert Progressions的前言中，米勒指出：“若忽略隐性进程，对文本伦理内涵、美学价值与作者修辞宗旨的理解将会受到严重影响”（Miller, “Forward” xi）。同布斯的“隐含作者”一样，申丹的“双重叙事进程”也在叙事与伦理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20 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人文学界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伦理转向”，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1947— ）的“诗性正义”理论、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等都凸显了当代哲学领域伦理意识的复兴及对道德与伦理价值的关切，而在叙事学领域，这一转向同样十分显著。在《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2005）核心条目中，“伦理转向”的界定包含三个维度，即“从道德哲学角度对叙事性及叙事文学的特别关注；叙事学自身对伦理与小说关系日益深化的思考；以虚构叙事作品中的伦理议题作为关注焦点的批评实践的相应增长，这些议题关涉他者化、自我塑形、价值、责任及暴力”（Herman, et al. 142）。米勒的“阅读伦理”、亚当·纽顿（Adam Newton, 1957— ）的叙事伦理以及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on, 1951— ）的叙事判断理论等都可归入此列。布斯则通过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修辞性叙事诗学理论，使其成为连通艺术与道德问题的中介。他主张读者通过与“隐含作者”的交流，“在其引导下，改进我们的‘欲望模式’”，从而强化主体的道德领悟力（Booth, “On Relocating Ethical Criticism” 79）。然而，正如布斯所言，鉴于“小说从伦理的角度审视人类各种可能的欲望形态”，我们需要“新的现代术语”为该形态命名，但似乎除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之外，“适当的术语尚未出现”（Booth, “‘The Way I Loved George Eliot’” 17-18）。显然，申丹的“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进程” 的提出，预示着这个命名时刻的到来，至少对于含有这种叙事运动的作品而言是如此。

在本书第三章“双重进程被忽略的原因和挖掘方法”中，申丹在“整体细读”的五点要求之前，首先建议进行两方面的心理建设：一是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二是打破对作者的定见。这也反映出她一直秉持的文学批评精神。不论是打破以情节发展为核心的叙事批评传统，或是冲破评论界对某部文学作品的固定看法，抑或是对作家书信与日记等文外材料持谨慎态度（如卡夫卡本人对《判决》的介绍与评论），《双重叙事》均体现出申丹不迷信权威的批判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绝不为顺应特定的理论方法、批评立场，或社会历史语境，而对作品生拉硬套式解读。更为可贵的是，对于个人以往的研究成果，申丹也始终报以审视的态度，力求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路径。这充分体现出米勒论及的阅读之伦理。这种伦理首先表现在对文本的充分尊重，既不受外在因素的诱导，同时又排除了个人的动机。其次，则是借阅读唤起的“行事”责任，即促进行为发生的主体责任（Miller, “The Ethics of Narration” 39）。“双重叙事进程”显然是申丹教授在对文本负责的基础上“行事”的成果。正是以这样的阅读伦理为基础，通过文本内外细致的“修辞性阅读（rhetorical reading）”（Miller, “Forward” x），才能厘清那些与情节纠缠不清的异质因素，进而实现极富革新性的理论建设。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学者在西方理论界曾长期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自觉意识 , 文学伦理学批评等本土理论创新体现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有我之境”。“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提出，旨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引发国际学界持续关注。2019 年底，美国《文体》（Style）期刊向申丹发出邀请，请其撰写题为“‘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的主题论文，并随后邀请全球多位叙事学权威以及其他学者分别撰写专文加以回应。申丹的论文连同 16 位学者的回应于 2021 年春季刊登出。作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文体》开辟整期的容量探讨中国学者首创的理论，体现出该理论在国际学界的引领作用。《双重叙事》的出版不仅为全球叙事学领域做出重大理论贡献，更彰显了国际学术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为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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