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寓言》中的文本含混与伦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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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福克纳的重要后期代表作《寓言》（1954）被认为是其文学创作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福克纳本人曾宣称世人要花上五十年才能理解到它的价值所在，但其文本含混性表征却使国内外评论界始终不得其解。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含混性本身构成了一个伦理悖论，其根源在于作家自身伦理立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作品整体上的寓言性写作意图，连同穿插于其间的三段寓言叙述，勾勒出其相对稳定的伦理内核，即福克纳根植于南方传统价值的伦理参照系；另一方面，三位一体、两两对位的人物自身前后抵触、相互之间矛盾的伦理选择则折射出南方传统价值在现代性语境转换中遭遇的伦理困境，人物身份认同上看似难以捉摸的转换就在于其自身的伦理选择。由此可见，意义含混的背后是南方社会转型期的现代性多元价值体系，各种基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矛盾冲突的伦理选择混杂交织在一起，使得文本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性。
关键词
福克纳；《寓言》；含混性；伦理悖论；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林斌，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语国家文学、后殖民与性别研究。
Title
Textual Ambiguity and Ethical Paradox in William Faulkner’s A Fable
Abstract
A Fable (1954),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in the late stage of Willian Faulkner’s writing career, is believed to epitomize all of his key ideas on literary writing. Faulkner himself once claimed that it would take the world fifty years to understand its real significance. Yet its textual ambiguity has baffled critic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ll along. Jud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mbiguity itself constitutes an ethical paradox that is rooted i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writer’s own ethical position. On one hand, the allegorical intent of the novel as a whole, together with the three allegorical narratives interspersed in between, delineates its relatively stable ethical core, that is, Faulkner’s ethical reference system origin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the American South;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lf-contradictory and mutually exclusive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the main characters, who are portrayed as a trinity or in a contrapuntal relationship, reflect the ethical dilemma encountered by the traditional Southern values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the seemingly elu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identity lies in their own ethical choices. Therefore, behind the ambiguity of meaning is the pluralistic value system of modern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ciety, and various ethical choices based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re mixed and intertwined, thus generating a kind of paradoxical ambiguity prevalent within the text.
Key words
Faulkner; A Fable; ambiguity; ethical paradox; ethical choice
Author
Lin B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IFLL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postcolonial and gender studies.
Email: christinelb@xmu.edu.cn
美国现代派扛鼎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后期代表作《寓言》（A Fable, 1954）虽然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及普利策小说奖，但它一经问世就被贴上了“意义含混”的标签，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相关批评也便围绕这个问题渐次展开，使得这部作品在后现代批评语境下越发呈现出“不确定性”的文本表征。在伦理维度上，如果说《寓言》的早期批评者试图在善恶之间的抗衡中找寻一个明确的胜负结果，那么现今则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而着眼于福克纳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并把它还原到特定的伦理语境中加以阐释，从而导致了先前的善恶二元论的破产。作为福克纳的后期小说代表作，《寓言》是作家倾注了十年心血写就的殚精竭虑之作，被认为是其毕生文学创作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福克纳借助于战争与殖民背景，再现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伦理悖论，展示出现代性对传统人伦关系的强大破坏力。本文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下审视新批评“含混”概念的伦理关联，从作品所呈现的伦理悖论出发，通过叙事主线中穿插的三段寓言构成的伦理参照系对比及人物对位关系分析，尝试从伦理选择的角度解开文本含混性之谜，以揭示福克纳根植于南方传统价值的伦理取向及其在现代性语境转换中遭遇的伦理困境。
01
伦理维度之问：“含混”的伦理关联
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逊在他的成名作《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里提出了“新批评”派的一个核心概念——“含混”，并将造成含混的文体因素大体上分为参照系含混、所指含混、意味含混、意图含混、过渡式含混、矛盾式含混、意义含混等七种边界模糊、时有交叉的类型。在学界看来，这一概念对于20世纪中西文学批评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它“既被用来表示一种文学创作的策略，又被用来指涉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既可以表示作者故意或无意造成的歧义，又可以表示读者心中的困惑（主要是语义、语法和逻辑等方面的困惑）”（殷企平 54）。作为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理念派生出来的一个特定产物，这种文本特征此前往往被看作一种很可能会使整个作品沦为失败之作的风格瑕疵或文本缺陷，而燕卜逊则将其擢升为一个带有褒义色彩的文学批评术语，用以界定某种文学写作技艺，即它“既可以指我们在追究意义时举棋不定的状态，又可以指同时表示多个事物的意图，也可以指两种意思要么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两者皆可的可能性，还可以指某种表述有多种意思的事实”（殷企平 55）。这一意义反转与现代主义的文学主张本身密切相关。一战后，西方文学艺术中出现了审美和文化品味的根本转变：由于科技创新、工业化大生产、自由竞争等资本主义发展因素彻底击碎了维多利亚时代稳定有序的世界图景，随之产生了信仰丧失、人性异化以及意义不确定所带来的普遍迷惘感，这便相应激发了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求异，包括支离破碎的非线性时间呈现、多重视角的不可靠叙事、（潜）意识流动下的分裂自我、模糊而复杂的语言表述等（Perloff 158）。由此，“含混”概念着重强调的正是在这些矛盾歧义之中找寻文本内在稳定统一的自洽性。
如殷企平所言，“含混就在我们的阅读当中，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将继续带给我们形形色色的困惑，同时又不断敦促我们寻求人类共同的意义。含混是一种悖论”（60）。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框架下，所谓“含混”可以理解为一种伦理悖论的文本表征，即作品的伦理含混为厘清作者的伦理立场制造了障碍，但它又促使读者在多重意义带来的含混中不懈探寻作者伦理态度中潜藏的价值冲突。从定义上看，“伦理悖论”是指“在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它是由伦理矛盾而不是逻辑推理引起的”，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一般而言，伦理悖论要在特定的伦理环境或语境中经过伦理选择才能产生”，而文学作品正是在悖论得到解决的过程中弘扬伦理主题，因此也就具有了伦理价值（聂珍钊 254—255）。伦理意义上的“含混”实际上往往源自于作者的意图含混，终将归结于文本内外的意义含混，其表现形式则既有文字表述方面的因素，也包括超越文字本身的语境设置。不同的语境就意味着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判断标准，以及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一系列差异最终会“把文本意义上的矛盾推向极致”，从而导致伦理悖论。简言之，现代小说叙事以含混性为主要特征之一，而作为悖论的“含混”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下亦可呈现出多种形态，其根源往往在于叙述者本身所承载的现代性价值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含混也不失为一种伦理选择。
一般认为，福克纳对于现代派文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福式文本以摆脱外部时空限制、顺应内在心理逻辑为导向的创新性写作手法。从文体特征看来，《寓言》这部小说行文中显得颇为混乱的人物关系、朦胧含混的意义堆叠和抽象理念的大段铺陈之间的内在逻辑直到结尾处才浮出水面，这是福克纳小说的惯用笔法。这种笔法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等作品里得到了极致运用，迫使读者积极投入到文本意义生产的过程之中，自觉去发现现实的复杂多面性和真相的无限多重性。然而，它的运用在《寓言》中却相形见绌，意在升华的大结局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似乎未能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唯起到了强化整部作品的寓言性、抽象性和普适性的作用。基于20世纪的评论界主流论调，小布莱恩特在1997年指出，尽管传记资料明确无误地显示福克纳把这部作品看作自己的一大主要成就，可文体本身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小说一开始只是就他感触颇深的问题所写的一部简单的道德寓言，后来发展到他所掌握的所有叙事技巧都无法令人信服地将其在一部小说的篇幅之内讲清楚的地步”（Bryant, Jr. 115）。借用评论家的话来说，《寓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竟然降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含糊不清的寓言故事”（辛格 466）。从文学伦理学视角来看，小说叙事围绕着个体的一系列伦理选择展开，但整体上却陷入了一个伦理悖论，即由伦理矛盾引起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作品以一战期间发生在法军战壕里为期一周的一场“兵变”为核心事件，详尽交代了法、英、美三国军队将领如何联手调查此事，与德军高层秘密会晤，想方设法企图掩盖真相，并通过暗箱操作下的权力运作让战火延续的全过程。其叙事沿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渐次展开：前者聚焦于包括法军最高统帅在内的众多人物在面对战争机器及其与资本逻辑的勾连对人性的碾压时所遭遇的伦理困境，以及他们在危机时刻不得不做出的各种伦理选择；后者借助于盟军最高统帅与其私生子（即发动兵变的那名下士）这对父子之间的伦理价值对抗反映出了英雄主义在现代性语境下所面临的生死抉择。而发生在老元帅与下士之间的那场有关生命与信仰的终极对话则把这两条叙事主线合二为一，并将价值冲突推向高潮，由含混派生出一个伦理悖论来。
表面上看，《寓言》的含混是指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述，但实质上应归咎于作者的伦理立场。如肖明翰所言，福克纳在此“要表达的是，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他马上就会被再次钉死在十字架上。福克纳想以耶稣的故事为参照，从反战的观点出发，进而表达他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看法”（22）。这部作品将背景置于现代战争这样一个高度浓缩了人类现代性危机的社会权力场域，其反战意图昭然若揭。然而，如果说反战小说通常的伦理选择是基于战争与和平、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冲突，而天平总会倒向“善”与和平之间那牢不可破的联姻，那么福克纳的意图并不止于此——他曾亲口宣称《寓言》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反战作品。他在为小说初版所做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这不是一本和平主义的书”（《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33）。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目的与寓意……它是想用富于诗意的类比和比喻来显示，和平主义是不起作用的”（33）；在为《寓言》写的未被出版商采纳的封面推荐文字中，他也同样宣称，“和平主义没有用，对付不了制造战争的那些力量”（陶洁 165）。他认为，考虑到人类好战的天性及其固有的权力欲，“不想要战争的人可能必须武装自己准备上战场，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打败权力联盟”，其中能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还是自身的人性动机，“因为他们害怕战争，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自己——不是作为国家、政府或是政治意识，而是作为简简单单的人、很可宝贵不应战死与受伤的人——会首先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34）。这样一来便由小说的“反战”主题衍生出了一场有关“英雄主义”这个传统概念的现代性伦理拷问。相应地，作者基于耶稣复活的神话模式打造了下士的人物形象和传奇经历，将这煽动兵变、宣扬和平的普通士兵描绘成一个为信仰献身的耶稣式人物，但在结尾处他却又安排这名被依军法处死的下士成为代表所有无名阵亡士兵受国葬的“无名战士”，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并借助于凯旋门地下的长明灯火焰意象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这似乎构成了对其反战立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根基的否定。正是这前后不一致、无法兼容乃至相互矛盾的伦理参照系造成了一种反讽效果，从而引发了有关作者伦理立场的“含混性”质疑。
与此同时，除了下士形象塑造的“意图含混”以外，老元帅的形象构建也存在着“意义含混”的文本表征。作为战争机器和资本逻辑的代言人，这位法军最高统帅位高权重，在芸芸众生面前惯常以上帝自居，而在特定的反战语境下，他无疑是掌握着人类生杀予夺大权的恶魔化身。然而，令学界不解的是，在父子对峙的终极对决场景中，老元帅的大段慷慨陈词与福克纳本人的诺奖演说词之间竟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从叙事主体的角度上看，他似乎充当了作家核心思想的代言人，善与恶由此在他身上产生了模棱两可的交融。这场终极对话借老元帅之口表达了作家本人有关人类不仅会长久而且会战胜一切的信心，而小说中这一段落与诺奖演说词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说人类会因为他的巨大骄傲和愚蠢而完胜，后者则称人类会因为同情和牺牲而完胜，二者同样都包含了有关人类“坚忍”（endure）的溢美之词。有评论家认为，老元帅“身上没有本质的邪恶；他更像是旧约圣经中耶和华的一个现代的人类的版本，大权在握，爱惜自己的权力，独断专行，意识到人类‘那沾沾自喜的、无法根除的愚蠢，以及他被引领、被迷惑和被欺骗的不灭激情’。如此看来，他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身上兼具正面和负面的特质。这种特质强化了小说的一个主题，即：把善恶看作人类天性和经验中固有成分的哲学二元论”（Tuck 152）。从效果上看，单就这部小说的伦理维度而言，福克纳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制造出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伦理悖论，在突出人物多面性、立体感的同时将其置于伦理道德的灰色地带，激发了有关人性的无尽追问。
02
伦理悖论之谜：寓言叙述的伦理参照系
尽管《寓言》这部小说有着明显的宗教和反战两大主题，但涉及到它的体裁类型，评论界却不敢妄下论断。波尔克认为，基于下士与老元帅之间的道德抗衡的整体情节设置让它更适合归入“哲学小说”或“思想小说”的范畴（Polk 120）。由于其中的哲学思考并非是用抽象字眼来表达的，更多是通过人物和情节来传达的，故所谓“思想”便显得格外纷繁复杂，涵盖了作者有关宗教、政治、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再加上现代性叙事颠覆时间框架的写作手法，以至于文本呈现出含混的诸多特征。西方学界由此展开了众说纷纭的猜测和争议，其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这部小说的寓言形式；而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正是解开上述伦理悖论的一把钥匙。可以说，作品整体上的寓言性写作意图，连同穿插于其间的三段寓言叙述，为理解整部作品的意义含混和伦理迷局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从效果上看，寓言叙述一方面增加了作品叙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颇为有效的互文注释。
早期评论家从这部小说的标题入手，对福克纳的寓言表征及其抽象内涵进行了深刻剖析。文本的寓言特征主要表现在情节设置的超时空性、人物塑造的去个性化、语言风格的说教性等方面。比如，皮塔韦发现“人物多半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淹没在人群里，而人群本身则具有一种复合的面孔和（人格）力量。理应是主人公的那位‘英雄’下士的身影依稀出现在远处，始终没有血肉，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刻也是如此”（Pitavy 382）。也有评论家注意到这部小说作为寓言的内在缺陷，尤为突出的是其寓言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性。从形式上看，作品“诱导读者将其看作寓言，可故事却在福克纳式的复杂情节和纠结修辞所编织的迷宫里缓慢而笨拙地展开，以至于它最为明显缺失的一个特征就是寓言情节的单一线性发展”；从内容上讲，“小说旨在肯定人类的才智和本领，却从未解决高调的积极态度与耶稣受难故事重述可能会带来的悲惨结局之间的矛盾”（Howe 269）。更多评论家着眼于小说的寓意探索。赖斯将其看作一个南方寓言，因为尽管“福克纳离开了约克纳帕托法的微观世界，来到当代社会的广阔空间”，但在这张“偏执古怪、不切实际”的陌生地图上仍可见福克纳所熟悉的南方地标和价值根基：“受难的仆人变成了普通士兵或欧洲农民；冥顽不化的愚人化身为军用机飞行员、特技飞行员或职业军官。高度浪漫化的美学愿景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道德：软弱的人或许会继承这个地球，但‘贵族’式的美德无论受过怎样的玷污，都会得到小说家的忠诚支持”（Rice 670）。沃尔普则更看重寓言的普适性意义，认为“从象征意义上看，下士及其追随者谋求停战的行动虽有着特定的时空限定，但它表达了一种更高的普适境界：人类心灵相通的同胞之爱要通过去除从个体到国家的各个层面上的一己私利才能够达成”，他进而指出，“在这个创作阶段，福克纳倾向于做出有关人类和生命的抽象论断，故很多段落都枯燥得令人生厌”（Volpe 282-30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标题“寓言”的英文原版使用的是“fable”一词。根据定义，它是借此喻彼的虚构故事，更多强调的是普适性的道德寓意，福克纳的创作意图和思路或可从中窥见一斑。从《寓言》的内容上说，除了耶稣受难周的框架故事以外，文本中还貌似有些突兀地穿插了三段与动物相关、颇具民间传奇色彩的轶事，分别涉及到骆驼、赛马和小鸟，而且均为基于人类自由理念、关乎个体伦理选择的罪犯故事。它们与战争相关情节之间有着颇为紧密的意义关联，从侧面烘托出作品中潜在的伦理价值取向；可以说，寓言叙述构成了作为整部作品伦理依托的一个互文参照系。
首先，一头骆驼带来的启示对战争机器背后的现代性伦理悖谬及其引发的人性异化提出了深刻质疑。故事是从身为老元帅军校同学的老军需官的角度讲述的。早在四十年前，老元帅刚从军校毕业，自愿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来到法国北非殖民地一个最偏远的沙漠哨所担任指挥官。他手下的士兵是“十六名没有国籍的亡命徒”（234），其中一名隐姓埋名、逃脱法网的罪犯与当地部落的一个女人通奸并杀死了她。酋长掳走了指挥官的骆驼坐骑，并给他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勒令他在第二天黎明前交出主犯，否则就要一举摧毁他的哨所和卫戍部队。指挥官当即派遣这名肇事者趁着黑夜去搬救兵，以军人荣耀之名把肇事者送进了对方手里惨死，事件因此也得以平息。不料，尽管他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却因为那头骆驼的缘故遭遇了平生第一次重创，上司以未能“保全政府财产”的失职行为给政府造成了财产损失为借口罢免了他（235）。就这样，在军人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初步见识了权力秩序的残酷真相，领略到战争和资本二者共通的工具理性内在逻辑，之后流落到西藏喇嘛庙忏悔疗伤的参悟结果便是接下来的事业飞黄腾达，直至抵达权力的巅峰。这段早年经历显然预示着老元帅与体制同流合污的未来发展走向，即最初的受害者自身为达到目不择手段乃至不惜违背人性的潜质得以开发，最终蜕变成了非人性体制的帮凶和化身。
第二段插曲是三条腿赛马的奇闻轶事，同样包含着近乎荒诞的成分，其寓意则直接阐明了作者立足于南方传统文化的伦理立场。事情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河谷腹地，背景又回到了福克纳所熟悉的那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故事主要涉及哨兵参军前当马夫的一段传奇经历，由黑人牧师萨特菲尔德向传令兵讲述。这名英国马夫因着机缘巧合，变成了一名笼罩着英雄光环的盗马贼。一匹在赛事中无往不胜的阿根廷烈马只肯服从于此人的驾驭，首次在南美夺魁破纪录时被一名美国石油大亨高价买下。马夫来到美国以后与牧师和一个身为骑师的黑孩子一起护送赛马，不料火车失事，赛马虽说死里逃生，却不幸摔瘸了一条腿，他们从此便踏上了一段长达两年的逃亡漂泊之旅。他们四处转战于南方各地的民间赛马场，只为创造一个生命的奇迹，并非出于盈利目的。赛马靠着三条腿依然神勇无敌，奇迹般地接连获胜。就在被捕前夕，马夫亲手杀死了它，以免它落入合法主人手里，被当作种马而活在屈辱之中。面对这名桀骜不驯的囚犯，联邦执法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和宽容；对他来说，生命本身的尊严和自由远远超过了铁面无私的法律。在马主人的威逼利诱下，这位执法官宁愿选择辞职，他与律师、狱吏合伙放走了盗马贼——因为“也许是公正，当然是正义，或许还没有占上风，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已经占了上风”，“真相、爱、牺牲，以及甚至比他们还更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或人对他的手足兄弟产生的情谊，甚至比松松垮垮地箍在人类那摇摇欲坠的地球上的金制镣铐还要坚固”（152）。
最后一段故事出自老元帅之口，意在劝说下士改变心意，放弃反战初衷，由此将作品中内在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伦理冲突推向了普适主义层面。小鸟与死囚的故事场景同样设定在密西西比。老元帅在自由和权力的诱惑均遭到下士抵制之后，拿出了最后一道杀手锏——个体对自身生命的责任。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小鸟与死囚的寓言被用来强化这一存在主义理念，以此证明信仰在生命面前的虚无。在老元帅的叙述中，一名谋杀犯拒不认罪，直到在神父的反复感化下“杀人凶手最终交代了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从而与上帝达成了和解”，“怀着信念和不可动摇的信仰”准备好坦然接受死刑带来的救赎和解脱；但在行刑那天早上，他在监狱院落里看到一条探入高墙的枝桠上突然飞来一只小鸟，这让他顿感生命的可贵，于是信仰瞬间坍塌，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在他的阐述中，小鸟象征着脆弱的生命，但它的价值在于生生不息，他借此奉劝下士珍惜短暂的生命。那么，在生命和信仰之间，二者相较取其轻的结果如何呢？老元帅提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存在主义命题，在上下文中产生了与作品主题直接相关的两重含义，即生命虚无与精神荒原。一方面是生命虚无。没有了信仰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只是“简单地呼吸、简单地活着”（326）。如老元帅所说，“你早晚会变老，到那时就会看到死亡。然后你就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什么〔……〕——权力、荣耀、财富、享乐，甚至没有痛苦的自由，像简单地呼吸、简单地活着那么珍贵，即便有不得不回忆的遗憾和无法修复的衰败躯体；单是知道你还活着”。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息：在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肉体始终处于次要从属地位，而身体所固有的记忆功能使人类从根本上难以摆脱历史的重负（Ladd 44）。在这个意义上，小鸟就不单单是生命的象征了，它更是昆德拉笔下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另一方面则是精神荒原。窗外那“一片灰暗”和那条作为生命依托的“孤零零的枝桠”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在这个语境下，与死亡相比，活下去似乎需要一种更大的勇气。老元帅为下士勾勒出一幅极具未来主义科幻色彩的末世荒原图景，并指出这是人类失去信仰后肉身存在于世的猥琐生命状态，而这一切皆源自于人类作茧自缚的恶行与愚蠢，唯一的应对方法只有“坚忍”（endure）。这也是反复出现在福克纳全部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关键词。在灵与肉的终极较量之中，福克纳强调的是灵魂带来的永生：归根结底，让人类获得永生的还是信仰，这是对抗精神荒原的唯一力量。
简言之，从对与错，到善与恶，再到生与死——这一连串古老的哲学命题潜藏于《寓言》的含混性伦理语境之中，制造了有关战争与英雄主义的一个伦理悖论，而福克纳的答案或许就隐含在这碎片化的寓言叙事之间。他在现代性语境下赋予英雄主义一种持久的生命力，与荣誉、尊严、道义、公正、信念、信仰等南方传统文化价值密不可分。
03
伦理选择之解：现代性语境转换下的价值取舍
如吴冰所说，《寓言》“讲述的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福克纳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人物和战争，同时系统地运用基督教传说和象征体系以及并列对照、时空交错、内心独白表达他对人、对战争、对世界的看法，批判当今世界的腐败、堕落、贪婪和冷酷”（4）。战争和殖民背景的设定为现代性叙事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颇为恰当的语境，基督教神话原型框架和寓言叙事手法的运用又构建起一个传统价值参照系，将现代性的内在价值冲突推向极致。从伦理维度上看，意义含混的背后是现代南方社会的多元价值体系；各种伦理选择混杂交织在一起，总体上难免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价值导向，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伦理悖论还要回归原初的社会历史现场加以剖析。笔者认为，福克纳的伦理立场就建立在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界定英雄主义的命题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造成文本含混性的问题关键在于，现代性的反战思想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本身是不可调和的。
在“把男人视为侠义骑士”（辛格 11）的美国南方文化中，反战思想几乎等同于英雄主义的反面。福克纳作为贵族乡绅的后裔，“他所承载的19世纪的文化抱负，要远比美国文学界中他的同代人沉重”（34）。对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首先来自于他的家族，而“这份遗产的核心”是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福克纳上校（昵称“老上校”），一位内战中南方的战斗英雄（34—35）。因此，在福克纳心目中，战争与英雄主义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相反，他需要为反战思想的萌芽找寻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南方宗教传统的框架下说服自己接受二者的分离。于是，《寓言》中的兵变事件背后的故事与基督教《新约》中的耶稣复活经历形成了互文类比。发动兵变的法军下士被置于基督教圣经原型的互文语境中，先是被塑造成一名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反战“英雄”，后又被擢升为代表民族主义英雄的“无名战士”。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英雄”一词的伦理内涵在前后两种语境的转换下已悄然引发了类似于偷换概念的意义含混。
在这部小说的众多其他人物当中，福克纳本人曾特别提到了其中三个——年轻的英国空军飞行员莱文、军需总长和英国传令兵，并指出他们“代表着人的意识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莱文“象征着虚无主义的那个三分之一”，老军需官“象征着被动的那个三分之一”，传令兵“则象征着主动的那个三分之一”（福克纳，《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34）。因英雄主义理想幻灭而自杀身亡的莱文“在虚无与邪恶之间〔……〕宁愿选择虚无”，他在毁灭自我的同时毁灭了邪恶，但也毁灭了世界；与莱文的心路历程颇为相似，被老元帅派到监狱去说服下士的那位随军牧师遭受了宗教信仰幻灭打击而选择了“毁灭自我”——他一度假借信仰之名，信誓旦旦地奉劝下士放弃信仰，等到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在羞愧、迷惘和绝望交织的复杂情绪驱动下自杀身亡。盟军元帅的军校同学、诺曼农民出身的老军需官一生都是老元帅的忠实拥趸，却在对方的战争逻辑面前落入两难的伦理选择困境，他在作品结尾处说“我不是在笑。你们见到的其实是眼泪”，他对世界上存在的恶与世界本身都选择加以忍受，并为它们感到悲哀。自愿从军官做回普通列兵的传令兵后来成为下士的追随者，或曰精神传承者，他最后拖着残破之躯宣称“我不打算死——永远也不打算”（34—35），对于世界上存在的恶，他采取了抗争的姿态。显然，在面对老元帅所代表的战争机器的邪恶行径及其带来的信仰危机的压力之下，莱文、军需总长和传令兵的做法既体现出人类个体身处逆境时通常所做出的三种不同反应，也代表了现代性语境下弱势群体截然不同的三种伦理选择——或放弃自我，或委曲求全，或抗争到底。
与福克纳其他作品的典型人物关系如出一辙，这些人物之间分别构成了两两对位的二元关系，其中包括老元帅与下士的父子对抗、老元帅与军需总长的同学情谊、传令兵与哨兵的敌对关系。他们的不同伦理选择外化了人类个体所拥有的互为矛盾的情感冲动，折射出人性的多面性，同时也证明了善恶之间并无绝对界线，其身份认同和转变就在于自身的伦理选择。
其一，下士与老元帅的父子对峙场面不啻为善恶力量的一场终极道德交锋。在这一幕中，老元帅以无所不能的上帝形象自居：对于芸芸众生，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类“那沾沾自喜的、无法根除的愚蠢，以及他被引领、被迷惑和被欺骗的不灭激情”（325），自信能够将其玩弄于鼓掌之上，使用暴力将普通士兵有能力自主选择和平的希望扼杀在摇篮之中。在那段颇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大段独白中，他以自由、权力和生命为筹码，提出要拿整个世界来换取下士的回心转意，劝下士面对现实，通过背信弃义来保全性命，并威胁说：“我明天早上就能毁掉你，保全我们自己——暂时保全。确切地说，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但只是暂时。如果我必须这样做，我就会去做。因为我在人类的能力和局限的范围内信任人类。我不仅相信他有忍耐力，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他必须忍耐，至少坚持到他为自己发明、开发、制造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好的工具来代替他”（323）。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几乎掩盖了他作为战争恶魔的化身的本来面目。而作品中两次出现了老元帅如同一个“华丽俗艳的玩偶”的外在形象描述，如：“面色苍白、衣装闪亮的孤独的老将军看起来像一个华丽俗艳的玩偶”（302—303），“老将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衣着像儿童玩偶一般俗丽”（309）等。这一类比使之无异于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象征和工具理性的载体，相当于揭开了殖民权力的体制化面纱。
其二，作为至高权力的代言人，老元帅从上帝到恶魔的形象转变还在他与老同学军需总长的对位关系上得以间接表现。这位老军需官眼下已年逾七旬，年纪比元帅大五岁，曾与老元帅是军校同学，并视之为天之骄子、救世主。这位仰慕者一路追随他的足迹而来，三年前被老元帅亲自任命为军需将军，但目睹对方在战争中不择手段的所作所为——与敌军将领合谋挫败反战行动、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兵变士兵、下令处决下士等——却由于自身的怯懦而未加阻止，事后在懊悔自责之下当面质问对方，试图递交辞呈。他痛切地向对方发出警告：“散布在地球上的我们这个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小物种整体，不仅不再属于人类，而且甚至不再属于地球本身，因为我们不得不孤注一掷地下了这个最后的卑劣赌注，为了保住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席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位置”（304）。然而，对方故意拿下士为信仰忍辱负重、勇敢献身的行为大做文章，老军需官张口结舌，无从辩驳，在自身的怯懦中再次败下阵来。即便如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元帅及其代表的权力顶层所对抗的正是“简单的人那简单、一致的希望和梦想”（307），这种极具人本主义内涵的说法表达了饱受现代化战争摧残、遭受现代性价值冲击的人类心灵的向善渴求。
其三，英国传令兵也在炮火的洗礼中经历了一场思想蜕变，他与老军需官相比虽说身份迥异、地位悬殊，但二者在人本主义精神内核上是共鸣相通的；他与哨兵之间发生的矛盾对抗也是理想与现实、善与恶之间价值冲突的体现，而二者的身份转变也消解了善恶之间的绝对界线。面对军队的权力阶层与普通士兵之间自然分化而产生的对抗两级，传令兵先是通过放弃军官身份选择了后者的阵营，尔后又选择了继承下士的衣钵，发动了第二次兵变，却招来一场血腥屠杀；他本人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在重新开战的炮火中严重致残，半边身子变成了一个“直立行走的伤疤”（405）。哨兵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赛马骑师，参军前后判若两人。参军后他在士兵中间发展兄弟会成员，让那些没有法定继承人的士兵自愿把他当作人寿保险受益人；且利用士兵们在战场上生命朝不保夕、趁自己还活着便及时行乐的普遍心理，广泛开展了高利贷业务，以牟取暴利钱财。在二次兵变前夕，传令兵给哨兵讲述自己了解到的停火真相和亲眼目睹的军方高层筹备秘密会晤的情形，劝说对方参与和平行动，利用自己在士兵中间发展的兄弟会的影响力来支持二次兵变，结果却遭到咒骂和殴打。实质上，哨兵打着“法国全球众友会”的幌子，假借兄弟情谊、博爱慈善之名，以士兵们的生命做赌注大发战争财，这种做法与庞大的战争机器中的资本运作方式及其背后的工具理性逻辑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战争与资本在人的物化方面颇具相通之处，其勾连共谋也是必然的结果，老元帅自身作为实业大亨和实权政客之后裔的强大家族背景也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传令兵与哨兵的这场对决暴露出少数人借助多数人谋利并实现其个人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与人本主义价值之间本质上的对立关系。
总之，《寓言》尽管在故事的背景设定上貌似脱离了南方语境，但其伦理立场仍与之不无关联。这部作品一方面情节穿插了南方传奇的线索，一方面主题渗透着南方文化的精髓；由于它试图在两种不可调和的价值体系之间达成和解，因此也便承载了福克纳思想中所固有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福克纳曾在作品即将完成前夕宣称“新作是一部真正的‘巨著’”（卡尔 926），他还断言它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得到世人理解——这种说法引发了众说纷纭的猜测，也给了后世评论家聚焦于其政治性、挖掘潜文本的理由。2004年12月，在《寓言》出版五十年之际，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年会专门设立了“《寓言》出版后五十年”专题论坛，召集人约瑟夫·R·尤格明确指出“近年来有迹象表明，新一代福克纳读者会发现这本书，重新体验福克纳的思想存在”；此外，他在同年发表的《福克纳隐形世界的地图，约克纳帕塔法》一文中宣称，福克纳在这本书中“以抽象的语言重申了他在此前所写的那些小说里以戏剧化的方式阐述的大部分思想”（Urgo 18）。如果说早期批评家基于《寓言》叙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做出“失败之作”的论断，那么上述分析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解开这部小说的含混性之谜打开了一条有效通道。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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