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追寻、艾丽丝·门罗与加拿大文学 ——克拉克•布莱茨访谈

点击上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订阅哦

内容摘要

克拉克·布莱茨是当代北美著名作家之一，著有虚构类、非虚构类作品逾20余部，包括长篇小说《月的诱惑》（1979）、短篇小说集《贫瘠的柏油路》(2011)，以及回忆录《加尔各答的日与夜》（与妻子巴拉蒂·穆克吉①合著，1977）。布莱兹常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高校执教文学与写作，1990年至1998年任爱荷华国际写作项目主任。2009年加拿大政府因其“作为作家、评论家、教育家为加拿大文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予其“加拿大荣誉勋章”②。在本篇访谈中，布莱茨引述自身的写作经历和艾丽丝·门罗的作品，阐释一系列议题，尤其是加拿大文学的“隐形性”、加拿大作家的使命感、加拿大文学与美国南方文学的亲缘性、加拿大文学的自传写作与身份追寻母题等。

关键词

克拉克·布莱茨；艾丽斯·门罗；加拿大文学；身份追寻

作者简介

周怡，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美加文学与文化研究。

克拉克·布莱兹，当代北美著名作家，著有虚构类、非虚构类作品逾20 余部，在高校执教创意写作逾四十年。

Title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Alice Munro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Clark Blaise

Abstract

Clark Blaise i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20 books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including the novel, Lunar Attractions (1979),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Meagre Tarmac (2011) and the memoir, Days and Nights in Calcutta (1977, with Bharati Mukherjee ①). He taught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at numerous universities for nearly half century, including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1990 to 1998, 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at Iowa. In 2009, he was named an Officer of the Order of Canada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Canadian letters as an author, essayist, teacher.” ② In this interview, Blaise cites examples from his own life as a Canadian writer and the works of Alice Munro in discussing a range of issues, especially the “invisibilit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the mission of Canadian writers, the literary heritages of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South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iographical writing and the theme of identity-searching in Canad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Blaise; Canadian literature; Munro; search for identity

Authors

Zhou Y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81),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e-mail]

Clark Blaise is the award-winning author of twenty books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and he was also a professor of creative writing at Canadi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r over forty years.

Email: [e-mail]

周怡（以下简称“周”）：布莱茨教授，祝贺你的最新精选集《这一次，那一地》（This Time, That Place, 2022)出版。这是一部回顾60年创作的巨著，并由玛格丽特·艾特沃德作序。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您作为加拿大作家的文学身份。2011年，加拿大的《纸与笔》（Quill & Quire）杂志曾评价您是“被忽视的短篇小说大师”，叹息您“有可能是当今活着的最伟大的加拿大作家，但很多加拿大人却从未听说过。”那篇文章的题目是《隐形的加拿大人》（“The Invisible Canadian”）。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名加拿大作家的“隐形性”的呢？

克拉克·布莱茨（以下简称布莱茨）：我最初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加拿大可供出版严肃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渠道很少。而我又一直专写一个加拿大人擅长的文，短篇小说，但是也“促成”了我们的“默默无闻”，尤其在世界文坛上。当然“隐形”其实并不是个坏事，对作家而言，太多的曝光度反而会毁了天分。《纸与笔》的那篇文章也可能是暗指我妻子那篇著名的社论《隐形的女人》(“An Invisible Woman”)。她的文章写于1979年，抨击了当时加拿大国内排挤印度裔的种族主义倾向。③

周：您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开始从事写作的，几乎和艾丽丝•门罗是同一时期开启的写作生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加拿大想靠写作谋生是非常困难的。加拿大国内的市场很小，而“加拿大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并未得到认可。当时很多加拿大作家承受着和您一样的“隐形性”。是什么让您坚持创作“加拿大故事”呢？

布莱茨：加拿大当时刚刚觉醒，整装待发，四下张望，发现了该写什么，因为在美国或英国没人对有关加拿大的事情感兴趣，仿佛加拿大不存在似的，世界只知道我们在加拿大玩冰球，冰上曲棍球。我觉得我这一辈的加拿大人，包括艾丽丝•门罗，觉得有责任要树立加拿大独特的个性；我们必须和他人、他国的无知和沉默作斗争。能够拥有像佩姬④、艾丽丝、梅维斯•加兰特（Mavis Gallant, 1922—2014）这一代作家是我们的幸运。她们真的才华横溢。我们从加拿大的特质中创作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就好像在首创某种独特的配方以制作“加拿大”这块蛋糕。我觉得我们在处理加拿大素材上有专长。而在我们之后的年轻作家们，则不需要做这么多此类的工作了。譬如莉西亚•坎顿（Licia Canton, 1963—）⑤，你读过她的故事时，她的故事从头到尾不再自称是“加拿大！”的。就算故事的发生地还是在加拿大，但也没什么其他特别的“加拿大性”，除了你会读到一个中国人在说法语。不过，这一点倒也很值得一提，颇具加拿大特性，至少很有蒙特利尔特性（Montréalais）。事实上，确实也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加拿大的双文化、双语性上了。我本人来自法语和英语的双语社区，所以我的作品也常对此极为敏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艾丽丝•门罗来自安大略省，她们对于加拿大生活中的法文层面就关心甚少。

周：您其实出生在美国，很久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而且您定居美国也已将近四十年了，但是您依然把自己定义为加拿大作家。您曾经在2011年《环球邮报》（The Global and Mail）的访谈中说：“我觉得心理上，我是一名加拿大人。”（Barber）您愿意就这个话题聊聊吗？

布莱茨：是的，我还说过，从社会学角度看，我是一个美国人。那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地了解美国这个社会。我了解美国的流行文化、它的历史，也熟悉细枝末节。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对一名作家来说尤其如此。不然你只是一名旅行者，走过所有著名的景点，却未近距离与当地居民交流，没有品尝过他们的食物，也没有拜访过当地人的家。没有那些纷繁复杂的细节，换言之，没有那些外人无法玩味的细微之处，作家就无以写作。就这点而言，我了解美国的政治，甚至超越了对加拿大政治的了解，但是我能随时切入加拿大的灵魂，加拿大的精神，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彻头彻尾的加拿大人。他们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却从未成为美国居民。美国对他们而言有点“格格不入”——不是敌意的——只是有那么点儿不真实。我回到加拿、回到我的学校的时候，我住在亲戚家。他们也都是非常传统的加拿大人。我开始预想到我将做的事、吃的食物、唱的歌谣、讲述的故事及我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将学习的诗篇，都是纯加拿大的。它们对我而言显得如此自然和熟悉。所有这些都是象征性的。加拿大精神的深处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长得像美国人，我们的口音像美国人，我们日常像美国人一样生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人。也正因此，我们不自觉地会自我孤立，反而更加珍视那些让我们独立出来，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东西。

周：您的表述让我联想起了埃尼斯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其说是亲加拿大的，倒不如说是反美国的更为确切”（Innis 1)。目前您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是有关您的法裔加拿大血统的。而加拿大人民的“两种孤独”⑥历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人们说在加拿大，民族主义经常被理解为地域主义，地域主义文学在加拿大文学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您对此论点赞同吗？

布莱茨：大体上，我是同意的。地域主义在加拿大比在美国更具主导性，就很多方面而言埃尼斯的话仍然颇有道理。北美的沟通主线基本上是自北向南的，因此相比与西部加拿大，（加拿大东部）沿海诸省反而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联系要更为紧密。同样，温哥华在气质精神（同时也在商业贸易）上更亲近中国、太平洋圈和美国西海岸。我母亲的家族在加拿大最中心的地方，在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已经生活了整整七代。我父亲的家族在1660至1910年间都在纯粹的魁北克法语区小镇居住，后来才搬至（美国）缅因州及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那时候这些地方都是加拿大说法语的移民聚合地，他们再也没离开过曼彻斯特市，不过我的那些堂兄弟里没一个会说法语。我父亲埋在曼彻斯特。我母亲埋在温尼伯。从小到大，我一直有自己“不是美国人”的意识，但是“亲加拿大”又像在暗示一种自我吹嘘。换言之，“亲加拿大”不是一种得体的品味，和“亲美国”一模一样。理想状态下，你得对你的依恋感与归属感保持低调，默认你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尚多少，不能仅仅因为你的祖国没有奴隶制或种族隔离的历史就可以自诩。我得说我的一生也见证了这种态度的慢慢转变。

周：谈到文化遗产，2000年的时候您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精选集《南方故事集》（Southern Stories）。这些故事展示了您与美国南方之间的文化渊源。之前我们提到的《环球邮报》的访谈中，您说过，如果日后能有所成的话，自己会像“一个南方的小孩，是福克纳的传人”（Barber）。我感到很多加拿大作家都和您一样，对美国南方有着特殊的文化与情感联系。譬如说，艾丽丝•门罗也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年青的时候，最爱阅读的是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库勒斯、凯瑟琳•安•波特、弗兰纳里•奥康纳……”(“A Conversation with Alice Munro”)您是如何看待加拿大与美国南方的这种联系呢？

布莱茨：这对加拿大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国南方写作。美国的南方在结构上和加拿大非常类似。它的大部分历史游离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它是一个失落的世界。它保护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尽管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令人厌恶。它惧怕外来者的入侵；它好像一个边戍之国。你如果不是同盟，那就是敌人。它坚持着自己特定的基督教信仰。它是一个紧密而有条不紊的社会；相对而言，美国的北方，“北方佬”们，则完全不同。北方具侵略性、非历史性（a-historical）、个人主义至上，以及高度物质化。加拿大曾是个殖民国家，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从来都没有完全地被“母国”所接受，而仅仅作为那些“不太本分”的年轻儿子们的出路。或许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是流放罪犯的地方，但加拿大人也是“依靠国内汇款而寄居国外的人”。加拿大的社区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沿着铁路线分布的。我母亲的家族在温尼伯不只是生活了七代，他们是和温尼伯一起发展的。我的表兄弟姐妹就读于曼尼托巴大学，那已经是家族的第七代校友了。这份传统从大学建立的第一个班级起流传至今。而这样的事例，你在美国的北方社会是很难见到的（除非你的家族是上流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倒常常送子嗣们去同样的私立学校，然后去普林斯顿、耶鲁或者哈佛）。但在美国老南方，一家几代校友的情况就常见多了（想象一下福克纳笔下的昆丁•康普森，他一旦离开了密西西比母亲河去了哈佛后，可没什么好结局）。加拿大社会看重一种延续性，美国南方社会也一样。福克纳让史瑞夫·迈克佳能（一个加拿大人）做昆丁·康普森共居一室的室友是有原因的。美国南方和加拿大共享同样强烈的地域观念。我可以推荐你读一篇我之前发表的论文，在这个问题上有更详细的论述。⑦美国的南方人和加拿大人就好像是两个背靠背的兄弟。但是有一大片“非历史”的北方土地将他们分隔开来。在美国北方社会，强调的是互换性，四处流动，不断在寻找更好的生活，不断重新开始，或是进军西部，或是去闯荡其他陌生的城市。

周：您写了很多“个人色彩的作品”。艾丽丝•门罗的大部分故事也有着强烈的自传性。您如何看待你们写作中的这种“自传”特征呢？

布莱茨：嗯，说起艾丽丝和我的共同之处，有件有趣的事。我最初七本书中的六本，和艾丽丝一样，差不多读起来自传性都很强。后来的书则趋向多样化了。早期的书都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写的通常也是我周边发生的故事。我由此建构了一种现实纪实，读起来像自传。我试图暗示我的读者，一切都真实发生过，即便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也是耳闻目睹的。当然了，事实上真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借助了外部事件的支撑，构筑了我生活的框架，而其他所有填充其中的血肉都是虚构的。不过我确实使用了自传性的叙述语气。艾丽丝的写作也是这样的。读者会感觉到那些事都是真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主要人物或许就是艾丽丝本人，或者是近似你以为你所了解的艾丽丝。小镇、安大略、艺术家的欲望，但出身于一个“务实”的、非人文主义的、辛苦操劳的、毫无艺术气息可言的家庭，对所有土地之外的工作、对城市都高度不信任。你知道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真的。以及一连串的情人，失败的婚姻，是的，这些也是同样。她整体的优点，体面、善良、慷慨、幽默、以及反讽，这些都是她的一部分（事实上，她和我的母亲还蛮像的，因为盎格鲁-加拿大人的文化有延续性）。我不记得别人曾经对艾丽丝•门罗写过或说过任何不友好的话。因此这是千真万确的，她的写作一定“真实”地反映了她的生活。尽管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所有她写的事情都是真的具有自传性的，它们依然给读者一种感觉：门罗是从个人经历中提炼素材写作的。

我也是那样的作家。如果我说某个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我”的主人公身上，那它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但在几年前，从《外侨》（“Resident Alien”），以及《男人和他的世界》（“Man and His World”）、《世界主体》（“World Body”）和《贫瘠的柏油路》（“The Meagre Tarmac”）开始，我就背离了自传的模式。我不再写像早先的我那样的人物，因为我已经用完了自己经历中自传性元素。我无法再回头去找我经历过的新鲜事。我只能全部自己创造了。我想艾丽丝也是一样，她仅仅在故事中保留了她叙述声音的清醒和理性。

我想我所创作的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也从未偏离这个轨迹太远。有时候我也会写写幻想或鬼故事，但大多数时候，我知道那些不是我所长。我的优势在于写是似而非的现实，主人公整体而言明理通情，但同时也是个全球旅行者。我和艾丽丝，或者佩姬⑧、或者梅维斯、或者莫迪赛•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 1931—2001）不太一样，我没有他们有的，或者说曾有过的，“家园”概念。我喜欢的就是那样一类作品。听起来有点平淡对吧。不过你的写作必须有风格、有事件、情，才能共同成就一个好故事。我很适合这类写作。但也有些作家，笔下就像爆竹一样，随时都可能点燃，而你完全不知道何时、何地会爆炸。那些作家就有能力突然地点燃、引爆故事。迈克尔•翁达杰就是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能很轻松地与过去对话，所以他们能写历史性体裁的作品。他们能把时间设定在100年前，200年前，依然写得真实流畅。我是喜欢做研究的，但是写虚构类小说我不做研究。我喜欢研究非虚构类小说。我偏好依据个人的经历出来写虚构类小说。在艾丽丝的最后一本书中——它几乎也是她写作生涯的终点了——她追溯了她家族在苏格兰的历史根源。那本书显然她是做了研究的。而她更早期的一些故事中，也有很多研究，譬如俄国、阿尔巴尼亚、以及虚构出来的生活于19世纪安大略小镇的“女诗人”。但艾丽丝的研究融入在其虚构作品中非常的自然，同时也和她本人生活经历的大框架乳水相融。

周：你曾写过一篇题为《幼犬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Young Pup”, 1984）的文章。加拿大文学一直都有着一种“身份追寻”的热情。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书中，主人公竭力设法逃离环境的束缚，探索寻找“我是谁”的答案。艾丽丝•门罗写作了《乞女》，和其他很多这样的故事，而您写作中的主题也是身份的两难之谜，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也是国家层面的。您是否同意加拿大作家对于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偏好与加拿大对于文化身份的追寻息息相关？

布莱茨：对于成长小说这一文类，我并不是专家（因为我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而非长篇），但是我觉得它就好像虚构类作品的青少年阶段，带一点儿自传性，是对自身所经历事件的反刍。我的长篇小说，《月的诱惑》（Lunar Attractions, 1979），确实属于成长小说类，《如果我是我》（If I Were Me, 1997）也是。他们都可以被看作是相关联的短篇故事集来读。在《网格和狗腿》（“Grids and Doglegs”）中，我想说的是青春期的困惑。我确实一直对儿童期、青春期以及事物起源之类的问题很着迷。我自身的经历也比较独特，有痛苦的一面。你可以说我的故事一直在呼唤一种没让我我拥有的地域身份感。我曾经是个出了名拼命想要归属感的小孩。我觉得我想做的和艾丽丝·门罗是很类似的，可以看做是一个男性版本。在作品中，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青春期，刻意地试图重新捕捉那个极度尴尬的时期。我们对自己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缺乏真正的权力和真正的认同，由此而感受到那种强烈挫败感。而当我们，我指加拿大文化，变得更加自信的时候，我们就会创作得更多，不再那么依赖历史性的现实，依赖于“真实发生”的事件。很久之前，人们总以为一个前途不明、缺乏安全感的国家所创作的文学一定是籍籍无名、乏善可陈的。196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从事严肃写作时情况就是这样。有这样一群我们——以下列举名单不全，仅作代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艾丽丝•门罗、休•胡德（Hugh Hood, 1928—2000）、德福•古德弗雷（Dave Godfrey, 1938—2015）、莫迪赛•里奇勒、罗伯特•克罗耶奇（Robert Kroetsch, 1927—2011）、布莱恩•摩尔（Brian Moore, 1921—1999）、迈克尔•翁达杰、约翰•迈特卡夫（John Metcalf, 1938—）——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家——在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时候都心怀明确的目标：要建立民族文学，要为我们心属的这个国家创建一个崭新的、现代性的、实实在在的文学。在加拿大法语文学领域，情况也是一样的：雷让•杜拉姆（Réjean Ducharme, 1941—2017）、休伯特•阿奎奈（Hubert Aquin, 1929—1977）、 维克特-拉维•布拉（Victor-Lévy Beaulieu, 1945—）、伊夫•卜学明（Yves Beauchemin, 1941—）、皮埃尔•格拉芙（Pierre Gravel, 1899—1977）、雅克•高德保（Jacques Godbout, 1933—）、玛丽-克莱尔•布莱茨（Marie-Claire Blais, 1939—，她是我的一个远亲)，以及丹尼斯•拉福利（Denis Laferrière, 1953—）。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自己的文学，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否则我们的文学将永远停留在岌岌可危、亦步亦趋、被视而不见的状态。但是请注意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名字。无论是在英语文学还是法语文学领域，他们都已经取得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成功。现在加拿大小说已经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阶梯，从艾丽丝•门罗的诺贝尔文学奖，到曼布克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加拿大文学潜力无限。

周：我在《克拉克•布莱茨：研究论文精选集》（Clark Blaise: Essays on His Work, 2016）一书的作者栏里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的名字。这本书的主编是贵湖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的J. R. 斯特拉瑟（J. R. Struthers），还有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 Herbert New）、罗伯特•莱克（Robert Lecker）、亚历山大•麦克利欧德（Alexander MacLeod），以及凯瑟琳•舍得瑞克•罗斯（Catherine Sheldrick Ross）这些大家也都在里面。斯特拉瑟斯教授是研究加拿大短篇小说的专家，或者更为明确一点，他主要研究艾丽丝•门罗和您的作品。您本人和艾丽丝•门罗也已经认识几十年了，有很多共同的好友，比如约翰•迈特卡夫；你和约翰•迈特卡夫也都是蒙特利尔虚构性作品写作表演协会的创建人。相对而言，加拿大文学真的是一个小世界。现在，它大了很多。随着艾丽丝•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加拿大文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关注。那么，就加拿大文学的视阈而言，您是如何评价门罗的成功的呢？

布莱茨：艾丽丝•门罗作为一名主流作家的魅力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的意思是，她的写作风格并不是那种很炫目，那种气势磅礴的，她的人物通常也是非常普通的路人。她笔下的事件，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普普通通的事件。她的主人公绝对不会参与到什么改变地球、改变人生之类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中去，但是他们的人生确实发生了改变，巨大的改变。很多人都谈到了“典型的艾丽丝•门罗的故事”。因此，确实有个什么才是“门罗的故事”的概念，但是它们的魅力又是什么无人知晓。我个人理解是：这种魅力来源于一种向心力。她的故事就好像是行星或者是月球，将某些事件牵扯在某一位置便于审视，同时能形成某种涡旋、回转，逐渐地将原本隐藏着的不同之处暴露出来。因此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创作出她自己的引力场，那就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大多数作家努力做的是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是试图将事件分解开来，或者是将事件抛出去，以这样的形式来吸引读者注意。很少有作家能够将事件收进来，同时将读者也吸引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的名字能够成为形容词，如卡夫卡、贝克特、乔伊斯、托尔斯泰、福楼拜、福克纳、劳伦斯、门罗 。

周：您和艾丽丝•门罗一样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写作，这也是一个特别受加拿大作家青睐的文类。 从早起的邓肯•坎贝尔•斯科特（Duncan Campbell Scott, 1862—1947）及斯蒂芬•利科克（Stephen Leacock, 1869—1944），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1903—1990），三十年代的辛克莱•罗斯（Sinclair Ross, 1908—1996），再至当代的梅维斯•加兰特、奥黛丽•托马斯（Audrey Thomas, 1935—）、W. D. 沃佳荪（W. D. Valgardson, 1939—）、约翰•迈特卡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都爱写短篇小说。 您是如何理解加拿大作家对于这一文类的偏爱呢？

布莱茨：每个国家都有其独具优势和影响的领域。在美国，有很多的杂志，提供了很多出版的途径。就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而言（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一批作家），那些商业杂志刊登的短篇小说盈利远高于长篇小说。在加拿大，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情况都大为不同。我们的作家很少，出版社也很少，我们也没有什么文学经纪人。一个优秀的加拿大作家必须想办法找到美国或者英国的出版社，那可不是容易事。但我们也有点自由度。我们有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我们有很多眼光卓越且有能力有权力的编辑。当我开始文学起步的时候，当艾丽丝开始起步的时候，当佩姬•阿特伍德开始起步的时候，当迈克尔•翁达杰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想写什么都可以。编辑们会说，把你的作品发过来就行，我们会出版的。他们作为编辑并不会阻拦你。而你所需要的就是不停地写，无论是评论文、小品文、食评、影评、教化文，没有任何限制，而你依然可以专注短篇小说。现在，我注意到加拿大意识个文类丰富的文坛，，凶杀悬疑类、历史类、政治类、经济类、环境类的元素都很常见，我们后辈的作家也频频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的文学奖项上。即便是一个纯“文学”的加拿大作家，现在也完全可以仅凭写作的收入而维持朴素的生活。我们曾经有意识地试图创造的那个世界已经真的到来了。

周：非常地感谢您，布莱茨教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感悟。目前你有什么下一步计划吗？

布莱茨：嗯，这个冬天我会和老朋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之前提过的一些作家聚一聚。我漫长的一生，现在正将无可避免地将走向终点。我的妻子去世了，我的大儿子也去世了。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之火将燃烧到何时，但不管怎样，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访谈原文为英文，中文稿系作者自译，略有改动。）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陶家俊 | 论中国古典气韵论影响下罗杰·弗莱的性灵美学思想‍‍

程爱民 | 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叙事”——以汤亭亭和谭恩美的小说为例

END

关注《外国文学研究》官方微信平台

《外国文学研究》

官方微信平台

投稿网址：http://fls.ccnu.edu.cn

联系电话：[phone]

联系邮箱：[e-mail]

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