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的身份政治：论福克纳作品中的阈境嬗变

点击上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订阅哦

内容摘要

作为呈现故事情节和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门”这一阈限空间也是文学钟爱的人物身份建构途径，福克纳笔下形制各异的门在表征阈限人物的伦理、性别和阶级身份嬗变方面卓有成效。南方的大宅豪门既见证了巴耶德单挑仇敌的伦理侠义，也倾诉着康普生兄妹的伦理沉沦；厨房之门既展现了迪尔西平凡真挚的女性关爱，也经历了乔的男性气概的覆灭；天真与经验之门既是成长与顿悟的必经之路，又造就了萨德本与沃许间难以弥合的阶级鸿沟。从前后之别到开合之分，门的伦理、性别和阶级本质主义让天真者遵从其秩序，让顿悟者思想跃迁，在个人身份嬗变中展现独特的阈限空间文化、政治和美学。

关键词

门；身份政治；福克纳；阈境嬗变；阈限期待

作者简介

谌晓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Title

Identity Politics in “Doors”: Liminal Transmutation in Faulkner’s Fictio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esent plots and sublimate themes, the liminal space of doors is also a favored avenue in literature for constructing character identities. In Faulkner’s works, the diverse shapes and forms of doors effectively symbolize the ethical, gender, and class transmutation of the liminal personae. The grand mansion doors witness Bayard’s chivalrous ethics in confronting adversaries, 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ethical degradation of the Compson siblings. The kitchen doors showcase Dilsey’s sincere feminine care and Joe’s misadventure of masculinity identity. And the door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serve as pathways for maturity and epiphany, yet also accentuate the unbridgeable class chasm between Sutpen and Wash.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ont and back doors to the difference of opening and closing them, the ethical, gender, and class essentialism of doors subjugate the innocent to their order and prompt enlightenment for the emphatic, which demonstrates uniqu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sthetical qualities in the liminal space.

Key words

door; identity politics; Faulkner; liminal transmutation; liminal expectation

Author

Chen Xiaom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e-mail]

在文学中，“门”不仅是隔绝或通达内外的实体空间，更是演绎人物身份、展示身份嬗变的阈限空间或阈境（liminal space）。“门”的过渡性特征为情节与环境转换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探索相关的身份政治意义可揭示其文化意味和审美价值。在福克纳的 19 部小说中，“门”（door）在方位词中排名第一，在所有关键词中居 27 位。这些作品刻画了凯蒂、昆丁、乔、萨德本等精彩的阈境人物，解析他们门楣内外的身份嬗变机理可增进对文本的理解，对解码美国南方文化和价值观具有重要价值。

学界注意到福克纳作品中的阈限空间。阈限（liminality）一词源于拉丁语 limen，意为“门槛”。率先对阈限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在 1909 年出版的《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中，他将过渡礼仪分为前阈限（preliminal）、阈限（liminal）和后阈限（postliminal）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分离礼（separation）、过渡礼（transition）和重聚礼（incorporation）（Gennep 11）。与此相呼应，文学也常以实体或符号化的阈限之门来表征过渡、转变或决定性的时刻，如《奥德赛》中的旅程与冒险之门、《变形记》中的转折与转变之门、《我弥留之际》中死亡与救赎之门等。热内普认为，作为空间区隔的界限，阈限之门常被赋予重要的道德标准和习俗规范意义（Gennep xiii）。苏格兰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阈限空间研究从结构类型归纳提升到符号逻辑和隐喻框架分析上，呈现出一定的反（后）结构主义思辨倾向。特纳认为，过渡礼仪剥离了阈限人物或阈限实体的传统身份，赋予其非此非彼的、模糊的群体或共同体特性（communitas），从而逃逸出文化空间的类别之网（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94-95）。另一方面，特纳也强调阈限空间的革命性能量，认为阈限主体可以像印度教中的遁世派（Sannyasin）那样颠覆传统身份属性（Turner, Dramas 275-276），实现个体身份重构。文学中的束缚与自由、区隔与开放之门都具有反结构的倾向，如《百年孤独》中霍·阿·布恩迪亚的马孔多奇幻之门、《绿野仙踪》中多罗茜的风暴之门让他们摆脱现世愁苦，在自由幻想中构筑理想国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阈限身份研究开始呈现出生成性和多元性特征。德勒兹和伽塔里认为，生成性与阈限性相互关联，生成之线通常取道点与点之间的阈限空间，生成的节段也经由某种秩序“穿越闸门和阈限，将一种生成转化为另一种生成”（Deleuze and Guattari 272）。而阿吉雷将这种生成性表述为“创造性剥夺”（Aguirre 7），即阈限主体在准备进入新的状态时，其旧的特征在“间性空间”里被剥离，新的身份力量开始萌发成长。安莎杜娃通过对边境区域的阈限主体分析，提出兼具“矛盾容忍度和模糊容忍度”的新混血女性意识（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Anzaldúa 101）。

从热内普的民俗结构分析，到特纳的反结构隐喻研究，再到后现代空间转向以来的生成性和混杂性研究，阈限空间理论走出了一条从建构、反建构再到元建构的生发之路。福克纳笔下的众多阈限主体选择踏入阈限之门，在挑战必然王国的暗恐体验和非家焦虑的同时，又探索未知之域和生成无限之美，达至自由王国的崇高意境。伊戈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提出意义建构（sense-making）和元意义建构（meta-sense-making）两种现实表征模式（Eagleton 161），前者以足够连贯或实在的方式来组织现实，后者以更具思辨的象征形式来反映世界。前者着眼于实用，属于必然王国；后者（哲学、艺术、宗教、意识形态）更多地从本体或宏观的范畴来感知世界，着眼于无用之用，属于自由王国。从早期的层级观念到后期的平等、混杂思想，阈限空间理论变得越来越“反结构”和“非实用”了，但其反映的却是一种人类观念形态的进步，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升华。

杜沃尔认为艾克大叔和昆丁等白人的“黑色性”印证了关于种族差异的阈限空间存在的可能性，折射出超越传统想象的南方族裔杂糅性（Duvall 59-68）。普莱奥指出《圣殿》的门厅的明暗组合形成的正 -负空间具有阈限性，进则得到光明的护佑，退则陷入“潜伏着新灾难的阴影世界”（Puleo 69）。威尔金森认为战后的南方弥漫着具有自我毁灭性的阈限焦虑，为了抵御这一现象的固化倾向，南方人需要用心守护他们的共同体遗产（Wilkinson 12）。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阈限空间在符号、族裔和心理意义的抽象杂糅性对南方社会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上，对其过渡性的转换机制研究不多，对与“门”相关的阈境身份嬗变的研究不够深入。本论文将从阈限空间理论着手，分别从伦理、性别和阶级三个方面剖析福克纳小说中“门”的阈境身份嬗变，探究身份转换背后的文化、政治和诗学意义。

01

大宅豪门里伦理身份的嬗变

空间是伦理判断的重要基础，进出场所之门常伴随着居者的道德考量和阈限期待。萨科认为，“场所在任何维度上都是一种道德之力”（Sack 203）。在人性的正向作用下，场所可以凝聚美德、真理、正义等自然之力，也可能衍生陋习、虚妄、邪恶等诸多罪恶，还可能二者兼有，强弱混杂。在福克纳的作品中，门既可作为演绎伦理品质的通道，展现阈限主体（如《美人樱的香气》中的巴耶德和《烧马棚》中的阿伯纳）在穿越宅门时的伦理嬗变，也可成为豪门大宅（如《喧哗与骚动》和《村子》中的康普生和瓦尔纳）抵御或阻隔伦理异质的机制，以防家门内外的道德沉沦。

《美人樱的香气》（“An Odor of Verbena,” The Unvanquished）以三个阈限之门和美人樱的意象贯穿全文，二者合力展现了巴耶德·莎多里斯在父亲遇害前后的心路历程。作品的第一处阈限之门出现在故事开端，攻读法律学位的巴耶德寓居于威尔金斯教授家中业已三载，这天晚上，巴耶德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随后教授“猛地将门朝里推开，门撞在门垫上”（Faulkner, The Unvanquished 161）。教授夫妇与巴耶德家是世交，加上儿子在内战中丧生，他们将巴耶德几乎视为己出。他们从来不会不敲门就进入对方的房间，教授的这一开门之举显然打破了这一常规，让读者不禁对教授或者巴耶德的行为规范提出质疑。不过教授此行是为了告知巴耶德父亲的死讯，其痛苦表情和颤抖的言语为其贸然之举作出最好的解释。

与情急之下的偶然僭越行为不同，小说第二处的阈限之门出现在高潮处，属于巴耶德深思熟虑之后的审慎之举。父亲是被铁路公司的前合伙人雷蒙德枪杀而亡的，归家之后的巴耶德遭遇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继母德鲁西拉为代表的复仇派，另一种是詹尼姑妈为首的和解派。德鲁西拉是父亲内战中结识的亲密战友，酷爱美人樱，认为“胜过马匹和勇气的唯有美人樱的香气，值得一戴的非它莫属”（167）。在巴耶德去见雷蒙德的前晚，德鲁西拉送给他两把决斗手枪和自己心爱的美人樱，并宣称正式放弃美人樱，“现在就看你的了”（180）。巴耶德与雷蒙德的会面事件属于典型的阈限穿越仪式。离开家门的前阈限行为开始了，除了詹尼姑妈的庄重期盼和衣领上德鲁西拉的美人樱之外，巴耶德此行并未携枪。在雷蒙德的律师楼门前，巴耶德谢绝了乔治等人的赠枪和协助的好意，只身上楼。来到办公室的门口，巴耶德“敲了一下门就把门打开”（187），镇定地朝握着手枪的雷蒙德走去。两团橘黄色的烟雾绽现在眼前，子弹并未击中巴耶德，雷蒙德跌跌撞撞地从门口仓皇离去。与悲愤时的教授不同，巴耶德面对仇家之门的表现有礼且有力（敲门后未等应答便直接开门）；进入阈限之门后，巴耶德也没有展现出教授般“痛苦得如同青春圣殿最终倾覆”时的姿态（161），是他的从容与坚毅而非枪弹与蛮力击垮了雷蒙德。

作品的第三处阈限之门出现在结尾处，回到家中的巴耶德路过德鲁西拉的房间。他发现屋门大开，空间的阈限能量似乎也随主人一去不返了。循着香味，巴耶德来到了枕头前，只见上面搁着一支美人樱，与他上衣翻领上的那支一样散发着勇气的芬芳。花朵替主人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巴耶德不再是怯懦的少年，他的坚毅、勇敢和智慧超越了祖辈的尚武之道，打破了冤冤相报和“生于刀剑、死于刀剑”的恶性循环。从悲怆的伦理出格、为父出征的伦理正义到温馨的伦理赞誉，《美人樱的香气》以别样的伦理氤氲合上其阈限之门。

而在《喧哗与骚动》中，阈限之门呈现的更多的是其抵御、排斥和区隔的能量。康普生家族的大宅豪门倚重的伦理思维让简单的出入行为不再简单，凯蒂的失贞与闪婚激起了系统性的伦理身份嬗变，家庭成员在阈限之门前作出不同的抉择，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伦理悲剧。

凯蒂的伦理身份与小说中的门密切关联，这一阈限空间见证了其成长过程中的苦辣酸甜。大姆娣（奶奶）去世前夜，仆人威尔许见家里宾客云集，便建议凯蒂和弟弟们从后门悄悄上楼回家。对此，凯蒂接连两句“我不怕，我要大大咧咧地走到客人坐着的客厅里去”（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18）。作为长女，在大人不在场时，凯蒂时时处处以大姐大自居。是晚进门后，父亲因要招呼客人，便将孩子们托付给黑人姆妈迪尔西，然而凯蒂主动请缨，要求大家都听从她的指挥。小说中，凯蒂的爱心和执着与父母的冷漠和纵容形成鲜明对比，她的存在让孩子们进出大宅之门都充满欢声笑语和正能量。福克纳在开篇处巧妙运用谐音双关来表现痴儿班吉对姐姐的无限思念。此时凯蒂已远嫁他乡，大草坪也变卖成高尔夫球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双重压缩让班吉极度痛苦。每当球手们呼喊“球童”（caddie）时，班吉都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凯蒂（Caddy）（8），陌生的叫喊声和变换的空间都遮拦不住班吉的思绪：姐姐帮他解开缠在门上的衣角，伴其入眠，助其进食，为他暖手捂脚等等浮现眼前。现如今物是人非，无法正常表达的他只好用嚎叫和奔跑来发泄自己，门所激发的阈限情感被推向极致。

失贞是导致凯蒂伦理身份嬗变的阈限事件，福克纳通过班吉的视角展示了凯蒂在门前门后、门内门外不同的身份蕴含。凯蒂的回家之路如一扇扇道德拷问之门，来自亲人和家佣的话语似无情的伦理判词，她的应对方式和情感反应也愈来愈激烈。事发之后，她在门前的步态、举止、神情和话语表现出“急、慌、避、少”的特点。家人们首先听到的是门前传来急匆匆走路的声音，接着瞥见她慌忙地掠过门口，都没有朝门里望一眼，往日的“大大咧咧”和自信从容消失了。而当母亲叫住她时，“她站在那儿，看着父亲和母亲。她的眼睛扫到我身上，又移了开去”（41），神情上的逃避是内心羞愧的外露，表明自我认知上的否定和自责。母女相对无言时，喧哗与骚动从班吉处开始了：“我哭起来了。哭声越来越大，我站了起来。凯蒂走进房间，背靠着墙站着，眼睛看着我，我边哭边向她走去，她往墙上退缩，我看见她的眼睛，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还拽住了她的衣裙。她伸出双手，可是我拽住了她的衣裙。她的泪水流了下来”（41）。看似简单的肢体用语蕴含了深层意识上的心理共情（Hall 36），班吉的哭、拽、推与凯蒂的盯、缩、掩的举动形成呼应，班吉的非理性的嚎哭与凯蒂的无语泪流宣告伴随着无限痛苦的新的伦理身份的诞生。

而对哥哥昆丁这位哈佛高材生来说，思绪的阈限大门是其抵御家族伦理失败的最后依赖，其个人身份也从天真学子的学术自为转向伦理自责、自残乃至最终的沉水而亡。小说的第二章中，昆丁的意识在心内思维与心际思维间频繁切换（Palmer 224），思绪在现实——幻想——现实的阈限之门中来回跳跃。文中教堂的耶稣、镜子等结构性意象反复提示着昆丁心头的那把道德枷锁，他试图以虚无主义态度来为自己开释，甚至假想达尔顿早已死亡，然而伦理阈限之门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先后五次出现的“她一时站在了门口”总让幻梦在一身冷汗中戛然而止（Faulkner, The Sound andthe Fury 46, 52, 54, 75, 104），凯蒂在门口的残酷阈境依然如旧。

凯蒂的失贞与结婚等阈限事件（liminal events）在昆丁思绪中反复上演，构成其最终跨入死亡之门的阈态体验（liminoid experience）。维克多 · 特纳认为阈限事件是集体的、自然的和社会文化上的结构性必然事件，而阈态体验则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特有的和边缘群体性的反结构体验（Turner, “Liminal to Liminoid” 85）。凯蒂的婚姻本是幸福的阈限之事，但在昆丁的心里却反复浮现“棺材”这种死亡的阈态意象。失贞事件之后，家人安排凯蒂前往外地疗养，佣人们从楼上搬动箱子的声音让昆丁想到了棺材。后来凯蒂与赫伯特订婚了，昆丁对凯蒂的未婚夫赫伯特十分厌恶，望着这位因作弊开除的前哈佛校友对忸怩作态的母亲的假意逢迎，他似乎看到逢场作戏的诸多演员如何将这一婚姻送入坟场。不仅如此，他还把父亲从南方寄来的婚柬视作“棺材”，在它的四只角上点着蜡烛，将假花捆在玷污的粉红色吊袜带上，以祭奠这场象征着家族耻辱和道德死亡的婚姻。凯蒂的婚礼在喧闹中结束了，昆丁心头的死亡骚动并没消停。伴随着门前反复出现的凯蒂幻象，昆丁的濒死阈态体验不断累积，最终在虚幻的现实中快速步入死亡的阈限之门，留下“浮起”的铁熨斗为自己守灵。

02

厨房之门里性别身份的嬗变

福克纳对作品中的厨房细节着墨不多，但对其门的设置有着明确的交待。在南方大户人家的厨房里，通常既设有让仆人从主楼外直接进出的外门，又有从厨房进入主楼的内门（Tippen 61）。对大多数人而言，踏入厨房的门槛是归家的象征，炉火和食物带来温暖和舒适，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困扰都被抛诸脑后。而另一方面，作为通达内外的阈限空间，厨房之门又是话语、心理和行为冲突的激发点，原本被压抑的观念差异迅速扩大，阈限主体会因此表现出更为独特的身份意识。在《喧哗与骚动》《野棕榈》等作品的厨房话语中，作为阈限空间的门展示了不同性别身份之间的温馨互动；而在《八月之光》《圣殿》中厨房又是乱情迷局和邪恶罪行的生发地，传统性别、种族、宗教、阶级标签对身份边界展开围猎，考验身份杂糅能量在厨房之门中的效力。

 《喧哗与骚动》中的厨房之门佑护了一方难得的阈限空间，是康普生家族的能量补给站和心理庇护所。康普生先生庸碌无为，以酒杯与虚妄为友，夫人卡罗琳养病成瘾，无心照料四个子嗣，家门里吵嚷与呻吟声不绝于耳，唯有迪尔西主导的厨房空间具有抚慰和平衡作用，这一点对于痴儿班吉尤为重要。在母亲眼里，整日嚎哭的班吉就是不听话。五岁时，她为娘家颜面替班吉改名，不许凯蒂抱他宠他，还将垫子拿走，要求他自己直立，班吉为此嚎啕大哭。见此情形，她的口头禅就是“你要是不乖，那就只好让你到厨房去了”（Faulkner,The Sound and the Fury 9）。从表层话语上看，“送到厨房”是让高贵的白人与下等黑佣为伍，是对班吉不乖之举的一种惩戒和羞辱。但从班吉的视角来看则完全相反，厨房之门对他来说实乃为一种奖赏。去势手术和凯蒂出嫁带来的身心伤害让班吉痛苦不已，喧闹是他无从言说的表达和反抗方式。小说第一章中，14岁的黑佣勒斯特始终无法理解33岁的班吉从不间断的哼唧声。万般无赖时，“[我]们步上台阶，走进厨房。迪尔西打开炉门，拉过一把椅子放在炉火前，让我坐下来。我不哭了”（34）。此处，迪尔西的系列举动与康普生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见，厨房之门的抚慰效力不是单纯来自门板的简单开合，而是迪尔西的辛勤劳作和细致关怀，是阈限主体之间的有效协作和相互帮衬。

 《八月之光》的开篇延续了迪尔西式的厨房之门表征，阿穆斯蒂德夫妇接待莉娜的方式符合南方文化中的性别身份，从起初的警惕防备到后来的温馨好客，三人的表现符合经典的厨房空间认知，将传统厨房空间舒适得体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接下来不同寻常的一场大火将厨房之门演绎成通往私情、痛苦与危险之门，性别身份在多重矛盾的纠缠下催生了人物的暴力倾向。

 对乔·克里斯特马斯的一生而言，作为阈限空间的厨房之门充斥着极不平凡的经历和回忆。因具有1/16的黑人血统，乔出生后便被白人外公遗弃至孤儿院。在那里，他为贪吃牙膏而潜入女营养师的房门，却因偶遇奸情而被营养师构陷，险被看门人挟持到非裔孤儿院。被麦克伊钦夫妇领养后，因不堪养父的宗教戒律和无情体罚，15岁那年他重伤养父后离家出走。此后他便四处奔波，33岁那年又回到南方，与白人布朗租住在乔安娜宅院的一间小木屋里。在麦克伊钦家，养父经常带着乔穿越厨房到后院接受责罚和鞭笞。每当父子二人经过厨房之时，养母并没有像迪尔西那样高声阻拦与勇敢地出手相救，而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穿过厨房门，偶有低声的呼喊，“他们也许没听见，或者她压根儿没发出声音”。养母的柔弱与姑息让养父的行为肆无忌惮，厨房空间对于童年的乔来说满是痛苦的回忆，毫无温暖可言。成人之后，他将这段人生界定为“艰难的没有悲哀没有自怜的几乎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屈服”（Faulkner, Light in August 184），无论是养父执拗的拷打、乔执拗的挨打还是养母执拗的纵容，似乎都在屈从于一种精神秩序。这种秩序对于麦克伊钦夫妇来说是长老会的教规，对乔来说就是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屈服，一种扎根于他幼小心灵深处的虽败犹荣的南方气度。

 穿越厨房之门的举动，对幼年和少年的乔充满着创伤记忆，此时的他是被动的，没有可供选择的筹码。而在成年之后，尤其在与乔安娜染上私情之后，他便反复通过僭越门楣之举彰显自己的男性气概。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从未超越厨房时，乔便萌生了进入乔安娜主宅的念头。这一点他信心满满，乔安娜阻止不了她，于是这段由僭越厨房之门肇始的危情就此展开了。二人之间的裂痕缘起于各自的身份认知：多年的独立生活让乔安娜养成了男女兼有的个性，乔对此难以接受，寓居于小屋和厨房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她是个男人”（185）。是晚，当他发现通往正宅的门被闩上后，他便朝厨房走去。出乎他意料地是，厨房门竟然没有闩上，乔安娜的这一举动让乔觉得好似对他的侮辱（187），于是端起桌上的饭菜向墙上扔去，将它们变成雄性暴力的发泄对象，厨房之门从禁闭机关转换为威胁之门。闩门之举未能迫使乔就范之后，乔安娜又通过诈称怀孕、提供教育机会等女性手段来诱使他改弦更张。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二人最后一次跨越厨房门槛会面时，暴力悲剧遽然发生。进门之前，乔扶在门把手上，凝然不动，心里思忖着：“我要采取行动，我得采取行动”（217）。最终当乔安娜为他祈祷并请求他一同跪下时，童年时下跪的阴暗回忆击垮了他。乔安娜开枪未能击中，而乔拿出隐藏在指缝的刀片，结束了她的生命。

 小说结局中乔殒命于牧师海托华的厨房，厨房之门见证了夹杂着种族、宗教和性别偏见的血腥暴力，也见证了乔的男性气概的毁灭。文中，州国民卫队长珀西·格里姆等人属于结构主义的代表，痛恨一切僭越本质秩序的人和事物，他“坚信白种人优于其他任何种族，坚信美国人优于其他任何白种人，美国的军装比任何人的军装都更加光荣”（356）。在最后的逃亡时刻，有人看见乔穿过牧师的后院跑进了厨房，格里姆迅速追杀过来。当海托华试图掩盖乔的罪行并阻止私刑暴力时，格里姆感慨“杰弗生镇上每个牧师和老处女都跟这黑兔崽子有不清不白的关系”（366）。为了维护心目中的传统秩序，格里姆身先士卒，第一个冲进厨房门道，在还没有看清室内陈设和乔的藏身之地时，他就已经开枪了。格里姆的行为瓦解了迪尔西、阿穆斯蒂德夫人和丽娜等人守护的爱心满满的厨房阈限之门，历历在目的弹孔让叠加在杂糅身份上的回旋空间轰然倒塌。

 另一方面，乔的毁灭也是一个元意义建构的过程，上演了温馨和浪漫也见证了执拗和暴力的美国厨房以一场象征意义上的葬礼关上了它的阈限之门。乔因涉嫌谋害他人而被乱枪射杀，格里姆在乔尚未咽气之时将其阉割，血腥场景甚至连他的同伴都为之惊恐。格里姆自诩可以让白人妇女安宁的举动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福克纳写道，此举改变的不单是乔的性别身份，“他的面孔、身躯，身上的一切，似乎一起瓦解”；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厨房之死的是“黑色冲击波”的跃升，这将永远留存在记忆之中，让他们“忆起旧日的灾难，产生更新的希望（367）。而与此同时尖锐的汽笛长啸宛如葬礼的哀乐，让人沉思静默；也似时代的警笛，虽受墙垣阻隔，但依然用高亢的声音警戒后人。

03

天真与经验之门里阶级身份的嬗变

福克纳小说中的门具有两个阈限类别：一乃前后之分，二是开合之别。前后之分是旧南方的族群和阶级秩序的一部分，肤色和地位不同的人进出不同的门；而门在开合之间形成的阈限空间可在空间上阻隔人物的进退，在时间上分割“过往的受述事件和现实的叙事行为”（Ryan 295），在精神上激发人物的心灵顿悟，影响行为选择，从而最终导致个人的阶级身份嬗变。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三部曲都是此类身份嬗变的经典作品。下文将以《押沙龙，押沙龙！》为例，剖析萨德本如何实现从山区到平原、从前门到后门的天真之门的顿悟，再实现其个人经验之门中的阶级身份嬗变，最后倒在沃许的反本质主义的镰刀之下重归天真的历程。

 萨德本的身份嬗变肇始于全家极不平凡的搬迁之旅，从质朴的西弗吉尼亚山地到世俗的弗吉尼亚平原，辖域化、私有化和标签化的社会转型让少年应接不暇。行程伊始，少年托马斯·萨德本感觉一切犹如爱丽丝跳入仙境之门，他们一家人滋溜一下“掉进了”富庶的滨海地带，“从一种怒火中烧的无能为力和耐心的一动不动，到一种梦幻般、无目的地的移动”（Faulkner,Absalom 224）。但好梦难长久，他的浪漫思绪迅速被平原上的土地辖域化、财产私有化和身份标签化等有形和无形之门所钳制。过去在蓝山地区，土地多为尚未辖域化的公地，将共有的土地据为己有被认为是疯狂之举。对物品的占有也是按需获取，追求超越日常用度物品的人也被视为疯子。而在泰德沃特，土地被分割得一清二楚，人们的地位与拥有的财产和天生的肤色密不可分。在这里，面部表情之门与辖域化的土地空间之门的阈限性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破衣烂衫的他们被黑人保安拒之门外，萨德本感觉一切就像扑面而来的潮水，“一扇扇门里伸出来的全是陌生、严厉、凶狠的脸”（225）。可当这些面孔遇上权贵，便立马俯首帖耳，忙不迭地为大人物们端杯、斟酒和脱靴。萨德本的父亲是个酒鬼，泰德沃特的酒馆保安对他毫不客气。每当他以“山里人嗜酒的模样”出现在前门之时，“还未及他买上一醉就被推搡出门了”（225）。少年萨德本并不认同父亲的酗酒行为，他认为人生恰如一场“来复枪决斗”，要想获胜先需一把好枪，而父亲却在尚未获得它的时候就醉倒在酒缸里。此时的他“还不单是没有失去天真，他甚至还没有发现自己拥有天真”（228）。虽然搬迁之路让他认识到人之有别，但他不能理解枪与地位之间的关联。在山民看来，枪是单纯的战斗工具，而这里的枪却是高贵的象征，他懵懂地看着拥有枪的富人们不仅整天寻欢作乐，甚至连“胳膊、大腿、血液和骨头比你们的都要高贵”（228）。

 萨德本身份嬗变的关键阶段是其从天真到经验的阈境顿悟。在这一阶段他在认知模式上经历了从观察体悟到态度生成的转变，一次与门有关的经历让他实现了想象性的阈限空间僭越，促使他将非行动的人生内省付诸于行动实践。十三四岁的某一天，他被父亲差去给大宅子送个口信，天真而不自知的萨德本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只身拐进大门来到宅子前。他本想近距离地观摩那个跟他一样肤色的幸运儿的生活，却被一个“猿猴似的黑人挡在门前”拒绝他进入。黑人居高临下的嘲弄眼神加速了他认知模式的嬗变，他发现姐姐对黑人们“主观设想的敌视态度”并非出于确知的事实，而是一种代代相传的“肤浅、平板和沉默的观看方式”（230），是上层阶级教唆底层阶级内讧的手段，是一种被歪曲的元感知。此时当自己与父亲一样被黑人拒之门外的时候，萨德本的天真殿堂开始土崩瓦解，他认识到黑人并非他应该仇视的对象。正如当初他向黑人车夫扔出去的土块一样，“并非朝向那个黑鬼车夫，其实是朝着由傲慢、精致的轮子所扬起的尘土，而且也是同样地不起作用”（231）。

 从前门到后门的空间转移颠覆了少年萨德本的认知根基，导致萨德本自我阶级意识的觉醒，也让他瞬间实现了阈限空间的想象性僭越。他不仅知道了黑白之别，更懂得了白人内部的区别，在权贵眼中他与父亲并无不同，贫穷就意味着绕着后门走。于是，未等黑人管家的话音落地，萨德本感觉自己的身体如同散了架一样，顿悟后的那部分自我“扭转过来奔跑着穿越过他们在当地生活的两个年头”（229）。他匆匆地穿越一个又一个记忆的房门去审视过往，重新发现以往没有发现的真相，去体悟那天真得连自己天真都不知道的岁月。这种内省式的空间僭越激起了少年萨德本的奋斗热情，他既没有硬闯前门也没有绕道后门，而是奔入自己的阈限空间，用心描绘他的阈限（limn the liminal）乌托邦（Tally xi）。与父亲的疏于行动不同，在赴海地打拼回国后，他来到密西西比的杰弗逊镇构筑起百亩地大庄园，实现了从穷苦山民到白人大户的身份跃升。对他来说，少年时期门的阈限之痛早已成为过往云烟，在这里他可以随时传唤穷白人（而非黑人）来为他端茶送酒，大宅门的富庶与安稳带来的是无尽的阈限之乐。

 从走出窝棚的天真少年、百亩地的豪门大户到命丧窝棚的恶霸，萨德本在阈限之门中完结了生命的轮回。成就这一闭环的关键人物是穷白人沃许·琼斯，一位唯唯诺诺，始终未能走出红脖梗悲惨命运的人。琼斯的人生轨迹算得上是萨德本自由意志的二律背反：他罹患疟疾，身体瘦弱，终生窝囊地寄居在萨德本庄园的废弃渔棚里。而少年萨德本觊觎庄园主的奢华生活，对其黑人仆从前呼后拥的排场十分羡慕。后门之辱后的萨德本离家奋斗，至内战前夕，他的庄园已是杰弗逊镇的翘楚。对萨德本来说，天真到经验的阈限之门是一条单向的通天之道，沃许只是其权力意志下的棋子。即使沃许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白人酒侍，他也不准沃许从正门出入。内战开始后，沃许因病不能与萨德本一起参战，便承担起照顾其家眷的任务。沃许为此尽心尽力，经常以鱼蔬接济他们。可即便如此，萨德本的家人们也从未让他踏入厨房半步。虽然与少年萨德本一样，沃许不能接受黑佣们的奚落，但他却坦然接受了白人的怠慢。他将肤色本质主义置于阶级差异之上，天真地接受了宗教说辞，认可黑人是天神的诅咒，生来就是“白皮肤人的牲口和奴仆”。后门不是沃许的阈限经验之门，而是其膜拜“天神”的神圣之门。萨德本正是他眼中的上帝化身，他仰慕那“飞驰而过的骄傲的身影”（288），即使当萨德本从战场上铩羽而归，他依然低声下气地为其端茶递酒。

 内战失败并没有阻止萨德本权力意志的日益膨胀，失子之痛让他更加疯狂地逾越人伦底线，在沃许的反本质主义镰刀之下他倒下了，萨德本重归当初顿悟出走的阈限之门。萨德本迷恋种族、阶级、性别等旧的南方本质主义秩序，丧妻与失子让他尤为心痛。为了延续家族荣光，他以生养子嗣为条件向妻妹罗莎提出婚约，在被严词拒绝后，他将目光投向了沃许的外孙女米莉。当得知米莉生了个女孩时，他抛出一句既是问候、又是质询和告别的话：“米莉，太糟糕了，你不跟珀涅罗珀那样是匹母马。要不我就可以在马厩里给你个很不错的隔间了”（Faulkner,Absalom 286）。听闻此言，沃许眼中的天神形象化为碎片，他顿感“脚底下的土地都已不复存在”（288），二十年来自己忍辱负重，为的就是能够让后代有个翻身的机会，而在萨德本眼中自己的亲生骨肉竟然连一头小马驹都不如。他快步跟上想讨个说法，迎来的却是两记响亮的马鞭。萨德本这种不顾亲情、友情、同胞之情的举动，再加上个人生活的极限情境（limit situation）让沃许怒不可遏，用门廊上的镰刀完结了这场天真与经验的阈限嬗变。

 在这间摇摇欲坠的渔棚门前，萨德本完成了从天真到经验再重归天真的身份轮回，阈限之门轰然塌闭；而沃许实现了从唯唯诺诺的天真到奋起反抗的经验跃升，阶级本质主义不再是其行动的绊脚石，自由之门豁然开启。在这里，沃许原本平静地看着萨德本的来访，却发现连血肉之情都无法敲开阶级之门，他最终选择抡起经验的镰刀来挥别过往的天真，这与少年萨德本的后门顿悟毫无二致。另一方面，以庄园主萨德本的经验，沃许、米莉这些穷白人与海地、新奥尔良的黑奴或非佣在阶级上并无差别，他自信地发号施令，指望能轻松吓退沃许，却发现自己再次沉沦于少年的天真。

 从前后之别到开合之分，《押沙龙，押沙龙！》中的门首先表露的是其阶级本质主义的一面，萨德本、沃许都曾在其坚固的堡垒下怯懦退缩，天真地遵从它的一切秩序。更为重要的是，门之阈限为萨德本和沃许提供了思想跃升的空间，是他们精神顿悟的触发器，是人物身份嬗变的点金手。

作为福克纳表征伦理、性别和阶级身份嬗变的良好载体，“门”这一平常而不平凡的阈限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美学价值，富有独特的诗学意义。首先，从建筑文化上看，门的大小与奢简通常与主体建筑相契合，能直观地体现居者的身份属性。在这种相对静态的空间认知里，阈限主体对进入门里的阈限空间产生与居者身份相一致的阈限期待，这些期许进一步影响他们进入阈限空间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豪门大宅的阈限期待高，注重入门礼仪，行为边界明晰，而贫民简屋的阈限期待低，行为随意，鲜有繁文缛节。巴耶德的行为满足了其豪宅之子的身份期许，故而受到褒奖，凯蒂、班吉的举止与庄园豪门格格不入，所以备受指责。其次，从身份政治上看，阈限之门又如一方权力的纸牌屋，动态地演绎出阈限主体在不同时间轴上的身份嬗变。家宅之门本应是隔绝纷繁尘世的乐享之地，但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康普生家族为代表的南方庄园在内战和内耗中无所适从，家境的浮沉势必带来与豪宅并不相称的伦理困境和道德沉沦。厨房是最具抚慰效力的阈限空间，置身其中，家人门能充分享受融洽平等的氛围（Rawson 235），但《八月之光》里的厨房充满种植园色彩，其内外通达之门多被挪用为权力展演的阈限空间。对乔而言，区隔的厨房之门郁积了他多年的成长阴影和负面情绪，这里是他性别和种族暴力原点，也是其身份杂糅悲剧的见证地。《押沙龙，押沙龙！》里的萨德本的阶级嬗变和沃许的反阶级本质思想跃升，都展现出从天真到经验之门的阈限转折性。再者，阈限之门还是建构文学空间的崇高美学的重要手段。波德莱尔曾言“厌倦是最大的罪过”，阈限空间的生成性和陌生感为打破平庸生活提供了可能。崇高是因“恐怖艺术客体的展示或可畏场景的思虑而产生的艺术效果”（Heller 201），阈境人物选择进入未知的、蜕变性空间的举动也是一种体验风险的美学行为。摆脱平庸之恶，打破成规旧俗，选择“成为他者”势必会带来挑战和潜在的忧惧，不过此举成就的美学体验是传统戒律所无法实现的。昆丁、凯蒂、乔的阈境悲剧令人扼腕，他们的阈限行为挑战了传统南方礼数，但却达至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体验。

 如同浪漫主义先驱威廉·布莱克笔下晶莹剔透的天真之歌与苦厄遍地的经验之歌一样，福克纳借用院门、厨门、房门等阈限空间，将伦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话语置于区隔的时空之中：一侧是欢笑、坦诚和纯真，另一侧却是迷茫、眼泪、哀嚎甚至是死亡。对福克纳而言，门的阈限空间不仅仅是一种隐喻、夸张或提喻的文体手段，更是一种从结构、反结构到元意义建构的思维逻辑，它将家世沉浮、主体杂糅、世事变幻等身份因子动态化和戏剧化，展现出极富个人特色的创作美学。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乔修峰 | 《黑暗的心》中的幽闭空间与风景的“再发现”

Tatjana Jukić | Tragic Realism

Svend Larsen | A Realism of Conflicting Ontologies

黄荭 埃尔诺 | “我写作不求‘再现现实’，而要追寻现实”：安妮·埃尔诺访谈录

吕洪灵 | 《佐罗科》的道德情感：以哈奇森的思想为参照

END

关注《外国文学研究》官方微信平台

《外国文学研究》

官方微信平台

投稿网址：http://fls.ccnu.edu.cn

联系电话：[phone]

联系邮箱：[e-mail]

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