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写集《西伯利亚》看拉斯普京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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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代俄罗斯经典作家瓦·拉斯普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西伯利亚对其历史意识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作家晚年的特写集《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多维呈现了其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历史意识。作家力图凭借历史记忆凝聚民族精神，主张以批判反思意识对待历史与现实。作家融唯物史观与神学自然哲学观为一体的历史观，表明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定立场。《西伯利亚》中的悲情历史叙事，揭示出拉斯普京作为创作主体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彰显作家融历史记忆、现实反思与未来想象为一体的历史情结。

关键词

拉斯普京；《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历史意识；历史记忆；历史主体性

作者简介

王丽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戏剧文学与乡土文学研究。

Title

V. G. Rasputin’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is Book of Sketches, Siberia, Siberia 

Abstract

The writings of V. G. Rasputin, a leading contemporary author in Russia, are characterized by a distinc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iberia, a place full of spec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looms large in the formation of Rasputin’s consciousness. Siberia, Siberia, the book of sketches written in his later years, presents hi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natural philosophy in a multi-dimensional manner. The author tries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pirit by virtue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dvocating a critical and reflective approach in confronting history and reality. His concept of history, which integrat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ological and natural philosophy, shows his firm opposition to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tragic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Siberia, Siberia reveals Rasputin’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critical spirit as the author and fully illustrates a kind of historical complex that intermixes historical memories, realistic reflections, and future imaginations.

Key words

Rasputin; Siberia, Siberia;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memory;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Author

Wang Lida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drama and rural literature. 

Email: [e-mail]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1905—1983）认为，历史意识是具有“传统与自由的辩证意识，为捕捉过去的真实或真相所作的努力，认为历时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和人类造物并不是随意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关切到人类本质的那种觉知”（3）。作为一种思想的独特模式，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历史、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和素养。人类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表现维度。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策略提倡“把历史意识当作重要的出发点来理解文学生产、文学批评、文学的意识形态运作”，并且提出“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文学批评原则”（付建舟等 489）。显然，历史意识也是评判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一般说来，“判断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历史意识，不仅要看作品中是否具有历史事件或历史文化的客观呈现，更重要的是看作品中是否存在着与历史相关的情感倾向、认知评价以及价值取向等主观倾向”（廖高会 88）。

当代俄罗斯作家瓦·格·拉斯普京（В. Г. Распутин, 1937—2015）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拉斯普京政论作品中的民族历史问题、历史文化语境、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以及历史叙事方式等范畴，较少关注到拉斯普京作为创作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意识，未能把历史意识与拉斯普京丰富复杂的主体精神结合起来研究。本文在考察作家历史意识形成的基础上，立足于作家特写集《西伯利亚，西伯利亚》（Сибирь, Сибирь, 2017, 以下简称《西伯利亚》），揭示作家历史意识的多维呈现，结合拉斯普京的历史记忆、历史批判精神、唯物史观、神学自然哲学、历史主体性等叙事特点，探究拉斯普京对西伯利亚问题的历史审视及反思，说明其呼唤主体精神觉醒的历史意识和积极建构未来的历史精神。

01

拉斯普京历史意识的形成

拉斯普京“以某种内在的、神秘的目光审视历史”（Нива 23），其创作“涉及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但其兴趣所在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经历事件的个体、人民的精神状态”（Ковтун 65）。换言之，作家并非全景式书写历史事实，而是“爱好历史的‘边缘地带’、细枝末节，感受其背后‘第二’象征叙事层面，‘俄罗斯灵魂’的形而上学的历史”（Ковтун 65）。作家对历史的关注贯穿于其创作的各个阶段，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不同程度上成为其叙事的空间基础——农民离乡进城的道德危机（《最后的期限》，1970），卫国战争的逃兵问题（《活着并要记住》，1974），现代化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告别马焦拉》，1975），国家解体后百姓的生存困境（《下葬》，1995），民族关系问题（《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3），等等。但“拉斯普京在小说中没有形成历史观体系”（Каминский 130），只可将其美学基本范畴称为“记忆”，然而“记忆”这一与“遗忘”伦理哲学命题紧密相连的历史概念，也足以奠定拉斯普京的历史意识基础，形成拉斯普京文学创作的核心概念词——“历史记忆”。

“拉斯普京的历史观形成于1970年代末的政论作品中”（Каминский 128）。作家此时以及此后常常诉诸于历史事实的情节建构，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俄罗斯古战场、宗教分裂运动、城市发展变迁、现代社会道德、传统价值体系崩塌、纯正俄罗斯语言失落等历史事件的政论作品，并对历史进程、其发展方向及民族特性等问题进行史海钩沉。此时的拉斯普京已超越基于个人经验表现历史记忆，作家并非单纯地通过日常书写审视民族心理，或经由家国情怀表达历史反思，而是借由反观重大历史事件呈现其历史哲思。由此，拉斯普京的历史意识向纵深发展，形成了融良心、记忆、奉献和历史抉择等理念为一体的历史价值观体系。作家2000年前后的一系列政论报告，对历史进程进行一如既往的全面反观和评价，其现实言说无不体现作家厚重的历史感。

拉斯普京意识到民族历史观的重要，应该始于 1970 年代：“我记得 1971 年一位保加利亚人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我同他讲起了我们的历史，结果他比我懂的多，虽然我学过历史，但我没有把它联系成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而他把它联系起来，把它系统化了。那时我拿起了索洛维约夫、卡拉姆津，开始阅读，产生了兴趣”（Распутин, “Душа крепка корнями…” 3）。如果说 1970 年代拉斯普京对国家历史的陡然兴趣，是保加利亚人教育的结果，那么后来，从 1980 年代起，面对良心泯灭、道德堕落、记忆丧失远超于想象的社会精神现状，作家历史意识的与日俱增，便是其历史自觉意识和历史担当精神的显现。作家频频诉诸于历史解读，旨在“使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现实化，使同时代人形成民族历史意识”（Каминский 149）。

应该说，历史意识“同时存在于思想和行动当中”（阿隆 6）。拉斯普京不仅在各种场合表达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评价，呼吁重拾构成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精神信仰的历史记忆，而且积极参与全俄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协会活动，因为作家“应该感觉到其人民以往的全部历史和精神体验，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历史定位”（Распутин, “Душа крепка корнями…” 154）。拉斯普京对历史意识的彰显与敬重，在遗忘历史、虚化历史的当下，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02

历史地理环境与民族特质

西伯利亚对拉斯普京历史意识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西伯利亚曾因其地域广袤蛮荒凋敝在俄罗斯“传统上一直是流放和苦役之地”（Гузаров 4）。长期以来，探险家、旅行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对这片“死屋”般地理空间进行过无数书写。黑格尔在《历史哲学》（1830—1831）一书中，甚至认为“酷寒的北极地带是在历史的范围以外”，“我们必须把北部的倾斜地——西伯利亚除外不算。这个倾斜地襟带着阿尔泰山脉并且拥有着优美的河川，滚滚流入北极的海洋，这地方和我们这里全然不相关”（102）。黑格尔断言：“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83）。然而，就在这样仅凭哲学家一句“全然不相关”而被踢出了“历史”的酷寒之地，西伯利亚人不仅为自己构建了崇尚自然、善于内省的精神世界，铸就了坚韧不屈的西伯利亚品格，而且使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不仅如此，“正是随着西伯利亚的融入，俄国社会的欧洲或亚洲发展道路问题才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Хромых 292）。如此这般，曾经为“死寂的荒漠和没有政治意义的边区”（Олех 185）的西伯利亚，今天已成为“俄罗斯领土与地缘政治的基础”（Олех 7），其“巨大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该地区在俄罗斯的复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Гузаров 97）。

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认为民族特质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地域景观对民族的形成影响重大，并认为西伯利亚北部民族，“就其生活方式和经济特点而言，仿佛是景观的一部分”，“更准确些说，‘融入’了景观”（Гумилев 230），与其形成互生互动的整体。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的绪论中，专辟“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凸显自然地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并以“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的论断，强调自然对民族历史与精神形成的意义，“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黑格尔 82）。西伯利亚之于作家拉斯普京，正是这种“自然类型”及其生成“性格”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特定区域、特殊的社会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拉斯普京无疑具备由西伯利亚历史特殊性及其地理空间、自然环境与周边族群之间关系的合力铸就的精神气质。因此，拉斯普京对西伯利亚风貌的执着书写，对故土文化穿透灵魂的理解，就不单单是一种热爱，更是一种民族历史特殊性的自然流露，其行文中始终贯穿对西伯利亚厚重的历史感便成为必然。

03

历史沉思与特写叙事结构

《西伯利亚》一书集中展示了作家的历史意识。这是拉斯普京晚年的一部特写集，是一部有着独特思想和文学品质的西伯利亚传奇，是作家对故土西伯利亚的整体思考。特写集还原了西伯利亚开疆拓土的远征史，再现了西伯利亚历史名城的曾经辉煌，歌颂了西伯利亚人巧夺天工的伟业丰功，勾勒出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地缘政治、生态问题的全部图景。这是一部西伯利亚的发展史和西伯利亚人的成长史，是关于历史、文化、记忆、人与自然的真挚书写。仅“特写”一词很难概括《西伯利亚》一书的体裁，即便有评论家称之为“抒情—哲理—政论论著”（Плеханова 115），也难以说明其体裁的复杂性。其中既有历史评述，也有抒情散文，既有叙述、描写，也有议论、慨叹，还有推理、说教、冥思。这些纷繁的综合体裁并不影响作家的历史评价和历史意识的表达，正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所言：“历史不一定非要以讲故事的形式表现，它也可以以非叙事性话语模式来进行：视情况不同而分为描述、分析甚至是抒情”（341）。

仅从“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黑格尔语）这一点来看，《西伯利亚》便可称为历史哲学沉思录。该书对西伯利亚历史文化、自然及人之精神本性的沉思，揭示了拉斯普京的历史观、世界观、哲学思想及其基本价值与道德立场。作为小说家，拉斯普京具有求真态度和批判精神的史学家气质，作家于特写集中悲情的历史叙事，彰显其作为创作主体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

《西伯利亚》一书主要是由作家于1980年代至21世纪初完成的11篇特写结集而成。这些特写曾于不同时期发表于各种期刊杂志，结集单行出版四次。几乎在1980年代的所有时间里，以及20—21世纪之交之际，拉斯普京不仅查阅资料撰写该书，而且多次进行实地寻访考察，足迹踏遍了西伯利亚各地。其中对西伯利亚的历史文化、地理景观、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及民族性格等内容的精细记录、抒情表达和历史反思，使拉斯普京的身份远远跨界作家，而跻身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行列。

特写集的结构说明了作家对西伯利亚的历史、今天和未来的全面思考。如果在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西伯利亚是一道风景，一个艺术形象，是故事展开的背景和情节发展的空间，那么，特写集中的西伯利亚则是俄罗斯集体无意识的神话原型，是抒情—哲理—政论叙事的主体，是贯穿于全书的主人公。特写集的结构可谓费尽思量，精致巧妙，体现了作家深邃的历史意识。11篇特写并非按书写的线性时间排列，而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地理空间，由西向东迎着太阳奔向太平洋；但也并非单纯按空间编排，而是首尾衔接有序，穿插有章可循。开篇《没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西伯利亚》（“Сибирь без романтики”, 1983）和末篇《我和你的西伯利亚》（“Моя и твоя Сибирь”, 1990, 2000）均为抒情—哲理性概括叙事。开篇回顾了西伯利亚开发史，细数西伯利亚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尾篇则回溯了19世纪已经存在、21世纪仍未破除的沉疴积弊，痛陈惨遭掠夺破坏之后的西伯利亚现状，首尾呈线性历史叙事，形成呼应之势；首尾两篇之间井然安置了西伯利亚历史名城（《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展示了西伯利亚的人工奇迹（《西伯利亚大铁路》《环贝加尔湖铁路》）与自然奇观（《阿尔泰山区》《贝加尔湖》《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以及被时光遗忘了的古老村落（《俄罗斯乌斯基耶》）。这种谋篇布局，既回顾过去，也展示当下，又畅想明天，图解了作家的历史意识、现实关怀和未来憧憬。作家立足于西伯利亚的历史与文化，以史实说明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永恒问题，痛斥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威胁，而且力图唤醒人民的历史记忆，提出精神拯救民族之路。

04

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

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1874）一书中，尼采讲到人无法学会遗忘而总是回顾过去时，形象地指出，“无论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个链条始终跟着他”（5），从而将历史与人的记忆关系比喻成树根与大树的关系：“依偎着树根的树木的那种感觉，那种因为自己的生长不仅仅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继承了过去的果实和花朵，这一过去不仅仅证明了现在，而且使现在圆满——这就是我们如今喜欢称为的真正历史感”（19）。简而言之，人历史地活着，人的历史和记忆密不可分。“历史和记忆所指涉的对象，都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在过去的经历”（彭刚 4），当人们需要将值得记住的事件告知后人时，便诉诸于历史书写将其留存。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公元前443年）一书中开宗明义，写作此书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1）。“记忆是拉斯普京最重要的一课”（Басинский 206），“作者和主人公的非凡记忆，是拉斯普京小说美学核心内容之一，道德评价中心范畴之一”（Имихелова 18），终其一生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拉斯普京，将一个人的记忆与其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记忆是作家及其“小说和政论文的核心创作思想。它加固主人公的道德，巩固其世界观的精神基础，巩固其与家庭、人、土地的关系”（Ступин 5）。拉斯普京甚至借助小说《告别马焦拉》中老太太达利娅之口表达对记忆的理解：“真相在记忆中。人没有记忆就没有生命”（Распут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52）。即使《活着并要记住》中的逃兵安德烈这种记忆似乎被蒙蔽之人，对记忆也有自己的看法：“传承给人们的关于一个人的记忆，一定知道自己的价值，因此，关于你的记忆将永远感到耻辱并躲藏起来”（Распутин, Живи и помни 114）。这些记忆书写印证了作家“一个人有多少记忆，就有多少人性” （Распутин, “Сколько в человеке памяти” 6-8）的哲理思想。历史记录下所有过往的人生哲学，历史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被忘却。

在拉斯普京的理解中，“记忆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其含义包括民族精神价值观。是历史意识应该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指引力量，才不会使任何‘舵手的错误’将其引上危险之路”（Гришенкова 20）。失去记忆，就无法产生对于民族、对于过往的历史意识。如果没有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种时间维度的概念，就无法产生记忆、关注和想象这三种心理状态。拉斯普京认为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如果今天不注意它，明天就无法重建历史真相，无法想象和期待民族精神和道德基础。在早期的特写《涅普里亚德瓦河对岸天鹅在鸣叫》（又名《库利科沃战场》，1980）中，作家对国人历史兴趣的复苏感到欣慰——在庆祝库利科沃战役六百周年之际，俄罗斯修复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纪念碑、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教堂等古迹，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团结成具有统一的精神和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有机体：“〔……〕俄罗斯人与祖国融为一体，重获历史，回忆起它不可磨灭的名字”（Распутин, “Душа крепка корнями…” 21）。但从整体来看，作家认为俄罗斯记忆所剩无几，“整个俄罗斯都没有很好地保留其历史记忆和历史遗迹”（Распутин, “Наше духовное поле” 76），其民族文化的发展潜力因此面临威胁。

特写集《西伯利亚》中弥漫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思和追问。作家在特写集开篇便对俄罗斯人的记忆进行质疑：“我们了解发现美洲的哥伦布的一切”，却“不了解叶尔马克的名字，也不了解他的家族，不记得也没有记录下他在哪一年抗击库楚姆汗，他的队伍有多少哥萨克人〔……〕”（11）①一言以蔽之，对貌似无关的外国人了如指掌，而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却几乎一无所知。“不久之前，托博尔斯克甚至没有以自己这位伟大儿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罗莎·卢森堡却不仅是一条主街的名字，也是一条小巷的名字”（53），原因是“我们首先纪念流亡者及那些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将其命运与西伯利亚联系在一起的人，然后才纪念自己的儿子”（70）。这自然是作家对俄罗斯式记忆的一种嘲讽，国际主义淹没了“小我”，以至达到“无我”的境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勘查工程师和建设者是“一支骑士般忠诚服务于俄国的特殊队伍”，“他们很多人的坟墓留在了铁路沿途，〔……〕如今我们连向他们致敬都已忘记”（97）。作家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信仰以及国人，从而呼吁应给予那些被遗忘的人与事以应有的纪念。对于作家而言，“记住过往，是现世的人们对过往的人们所负有的义务”，“是一桩神圣的道德义务。丧失了历史记忆，也就没有历史正义可言”（彭刚 12）。

米歇尔·福柯（1926—1984）认为，“历史是几千年来集体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6）。特写集中，拉斯普京首先重视作为历史记忆的书面史料，如民间口述史。作家认为应该利用普通民众的记忆，留存真相，对历史进行另一种形式的重构和诠释；其次作家提倡各种物质形式的遗存，如文化古迹，以名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建筑等，保护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保护同胞的千秋伟绩，“不让它们因为亲历者的逝去或因为权力的刻意操纵而沦入忘川”（彭刚 4）。在西伯利亚实地考察期间，为了检验所去之处是否还遵循记忆的法则，作家探询了许多纪念碑：列梅佐夫、叶尔马克、波塔宁娜等人纪念碑，哈巴罗夫斯克军人建设者方尖碑，阿尔泰山区自愿归并俄国的纪念碑，比留利卡纪念碑，俄罗斯乌斯季耶纪念碑及其居民阿·基谢廖夫的铸铁纪念碑，还有两名比留利卡医士被丢弃成废物的铸铁纪念碑，等等。作家所到之处，必去寻访墓地，看到的墓地多半是“既没有留下墓碑底座，也没有在十字架上留下名字，既无法回顾过去，也无法祭奠往昔”（415），以至于难以寻到既了解又尊重自己先辈的人群聚居之地。人们遗忘了祖先，断裂了记忆链条，终止了代际间的联系，甚至有人于墓地中酗酒，对祖先、对历史、对自然的敬畏感荡然无存。

在作家看来，西伯利亚的俄化程度也是保留记忆的一种体现。古老村落俄罗斯乌斯基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伯利亚的昨天和今天，它不仅是俄罗斯人非同寻常的独立生活史，也是民族记忆史，更是历史的坐标、历史的见证。俄罗斯乌斯基耶人 350年间在因迪吉尔卡河下游地区狩猎、捕鱼，“使用俄语名称和姓氏来标注地名”（373），捍卫自己的俄罗斯精神和民族身份。记忆还流淌在血液里，多民族中的俄罗斯人并未完全被同化，未被彻底雅库特化，并非完全失去自己的语言和面孔。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在异族文化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坚守自己的民族传统，这不是民族记忆又是什么呢？！

拉斯普京呼吁相信民间创作，它凝结着人民的记忆，而且将民间记忆神圣化。“为什么我们对传说如此疑心重重？难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给我们带来了最远古时代，甚至是旧约时代的真实事件吗？传说不是民间创作，不是传闻或美丽的童话，它不是艺术的记忆，而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被记录下来或无法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374）。正如列夫·古米廖夫所认为的：“过去并没有消失，它在人的身上，因此值得向它添加一些新的东西，因为过去正是以此进行积累而向前发展”（Гумилев 104）。作家相信传统的救赎力量，认为“对传统文化的频频追忆，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坚固性，将开启未来的前景”（Ковтун 65）。历史记忆不仅检验一个人的道德伦理，它可以凝聚最坚固的俄罗斯民族精神。

05

质疑历史与批判反思精神

拉斯普京能够综合地理解和批判地接受史实，从而形成反思性的历史批判精神。作家对史实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强调独立思考，富于批判精神，敢于对现有史实的确凿性进行质疑；另一方面，他又是虔诚的宿命论者，在解决没有确凿证据的历史事实问题时，作家更“倾心于神话，更愿意将其作为信息来源”（Плеханова 117）。

作为特写集叙事者的拉斯普京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具有宇宙观念并善于哲学沉思。尽管整个特写集中少见学术性的正规引注，但作家旁征博引了历代史学家、旅行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等关于西伯利亚的文字，其深厚的历史知识及博览群书的储备显而易见。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到俄国史学家格·米勒（1705—1783）的两卷本《西伯利亚史》（根据米勒 18 世纪书写的西伯利亚史改编而成，1937），从俄国史学家尼·卡拉姆津（1766—1826）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到西伯利亚史学家彼·斯洛夫佐夫（1767—1843）的两卷集《西伯利亚历史评述》（1838—1844），从俄国宗教哲学家瓦·罗赞诺夫（1856—1919）、伊·伊林（1882—1954）到俄国革命理论家米·巴枯宁（1814—1876）、列·托洛茨基（1879—1940）等等，可以说拉斯普京进行了海量的文献阅读，参考的史料汗牛充栋，不一而足，这使《西伯利亚》尽显史学著作的品质与内涵。

拉斯普京在使用文献史料的同时，多次亲自寻访古迹，进行实地考证，有的地区甚至前往三次（如恰克图）。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史学家的材料，使作家的特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史料价值。每篇特写文末并列标注的时间，表明这些特写均为作家多年连续独立思考、增补修改的工作结晶。在特写《贝加尔湖》中，作家甚至摘抄引入个人日记。可见，对贝加尔湖的叙事，是作家平日观察与历史反思的综合结果。拉斯普京的历史意识无疑渗透着当下思考，作家履行着一个“编年史家、历史学家、关心此事的当代人与政论作家的角色”（Хусаенова 68）。

在拉斯普京看来，今天的史学家，早已不是格·米勒所要求的“一切都基于最可靠的和主要是最无可辩驳的证据”的“忠于真理、公正、谦虚”（Миллер 32）的史学家。因此，作家在搜集、考据史料时，善于存疑，决不轻信同时代人的历史文献，认为他们的史论自相矛盾，从而如米勒当年因时间不连贯而“常常不得不抛弃一些西伯利亚编年史的消息”那样，“有时进行另一种诠释，有时进行修正”（Миллер 160）。米勒在《西伯利亚史》中提到古老的鞑靼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难以自夸的远古时代，但必须承认，它最古老的事件是基于民间流传的不可靠的难以置信的故事”（Миллер 166）。同样，在探讨叶尔马克远征西伯利亚之前是否从事过有伤风化的“盗贼”行为时，拉斯普京建议“最好遵循已知的历史路径。今天研究者提出的修正意见，并不能令人信服到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在这个事实上，依靠民间的记忆和民间辨别力，岂不更加可靠？它们很少毫无根据地散布类似的英勇”（10）。通过援引诗意化的民歌“雷帝，请你接受叶尔马克的问候，/ 我送你整个西伯利亚王国作为礼物，/ 整个西伯利亚王国：请你宽恕叶尔马克”（10），作家轻松战胜了学者试图洗白叶尔马克匪帮经历的论证，足见作家敢于怀疑历史、勇于批判的精神。无论重述历史还是重述神话，拉斯普京的叙事均显示浓厚的史学意识。

拉斯普京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能够做到相对的客观、公正。身为西伯利亚本地人，作家尽管听到来自外界对西伯利亚不公正的责难时表示愤怒，但他还是比较能够公正地评价自己的同胞，“我们也不会夸大西伯利亚的美德，就让每一地区和每一时代都经受自己罪过的考验吧”（59）。面对今天史学家对恰克图商人的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们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民利益的赞助商和守护者，拉斯普京认为“西伯利亚商人值得认真研究，应该还其以公正”（191），他们虽一度“陷入傲慢和恣意妄为”，“然而却无法消除其勇敢和独立以及批判审视的目光。他们提升了教育和对欧洲秩序的认识，促进了与许多先进人士的沟通交流”（303）。作家能够从历史回望的角度，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现象，对历史进行不偏不倚的书写，说明作家求真的唯物史观。

虽然拉斯普京在书中多次重申俄罗斯与西伯利亚是父子关系，“人为子与国为父是密不可分的，人不可能没有国家”（434），但对西伯利亚进行疯狂掠夺仍是特写集的一个主要思想。无论是苏联时期号召将这一地区变成一个大型建筑工地，还是今天修建水电站并连绵不绝地输出各种能源，“宗主国仍像一、二百年前那样，继续将西伯利亚视如一头靠牧草生活的奶牛”（434），不断地从它身上榨取营养，同时又“圈起畜栏”对其进行限制。作家对西伯利亚的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独立思考，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判断力，不单单基于作家深沉的历史意识，也始于他作为本土人逐渐形成的西伯利亚意识，因而这种责之切的批判精神便带有浓郁的悲观色调。

06

唯物史观与神学自然哲学观

拉斯普京特写集的历史意识，并非仅体现于作家的社会历史批判精神，还反映在其对自然历史的反思上。从拉斯普京解读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看，其历史观含有明显的唯物论因素。他不仅秉持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因果制约性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同时也不排除必然性之中的偶然性，而且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分析驱使俄国人远征的动机时，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获取‘皮毛货’的愿望才是俄国人深入西伯利亚活动的强大动因”（Хромых 289）。拉斯普京对此表现出其基于自然哲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与自然运动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不否认远征者“渴望发财，寻找自然资源特别是皮毛还原封未动的新土地，以及服务于沙皇和军政长官，让新发现的弱小民族向他们缴纳亚萨克税”（15）的愿望，同时强调对传说中壮观的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及其沿岸“手艺高超的民族（雅库特人）”，一睹为快的强烈愿望也是远征者不可或缺的动机。作家进一步将人的主体因素解释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不，安静地坐在这里等候命令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放弃亲爱的“也许”，做一个有理智的慎重之人，不是俄罗斯的本性。可以确信，不仅是利益驱使哥萨克人，也不仅是更加高尚的争做第一的竞争精神推动他们，还有更伟大的事业。这就像是历史本身的意愿的表达，当时的历史听命于这一地区，选择了敢于冒险的人，目的是检验并证明这一普遍认为是昏昏欲睡且备受折磨的民族有何种能力。在这里，产生如此强大冲动的很大一部分能量源自民族自尊心。（15）

对开拓者远征动机的这种解读，体现了拉斯普京历史观的核心思想：自然合力导致历史的必然。这一地区在人类历史上注定的使命及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必然成就其英雄事业。“这就是历史，是那个时代的气氛，是生活本身，它从来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时代”（90）。这种不摒弃、不回避历史，敬畏、尊重历史原貌的意识，表明作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承认历史客观存在的立场，这也与作家一贯追求的历史记忆暗相契合。对历史的虚无，只会导致民族文化内核与民族精神根基的荒芜。

拉斯普京自然哲学的基础，是一种视大地为生命本源、为守护者和母亲的原型观念。因此，作家具有明显自然哲学的历史观中，也饱含对上帝造物的敬畏，其历史必然中也不时流露出命定的成分。在拉斯普京的因果论中，宿命论与唯物史观等诸多因素穿插交错。作家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往往带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历史必然，另一方面是神意所致。例如，西伯利亚历史名城恰克图“被这样的命运选中”（295），它“不可能出现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它的位置就在这里，在这个融合了不同宗教、文化及各民族命运的角落里，它受命诞生于此”（297）。在作家看来，恰克图命该如此，天意使然。再比如，作家认为，“使西伯利亚成为可以定居的俄国领土的并不是军人，也非军役人员、手工业者和商人，而是庄稼汉”（17）。耕种者“悄无声息且默默无闻的，正如前人所说的，合乎天意的劳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西伯利亚屈服于其养育者”（18）。或许同样是天意，在俄罗斯拆毁的最严重时期，很多 “教堂却以最神秘和最神奇的方式幸存下来”，但“破坏如此严重，若无上帝帮助，恐怕难以应付”（184, 308）。作家的行文中弥漫着神秘主义气息，人之存在时常需与上帝旨意和解，有批评家将拉斯普京的自然哲学称为“人择神学自然哲学”（антропная тео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Плеханова 126），不无道理。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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