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区纪事｜为母校捐款1000万的“敦煌女儿”樊锦诗，原来也是愚园路的女儿

编者按：据《北京大学》官微报道：5月4日，时逢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日，“敦煌女儿”樊锦诗校友回到北大，同时带回一千万人民币的捐款，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北大的敦煌学研究。此次捐赠的资金，包括2019年樊锦诗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奖金（该奖金总额为2000万港币，其中一半捐给母校，另一半捐给敦煌研究院），还有2020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在此基础上，樊锦诗为了使基金本金能达到1000万人民币，又将她本人多年的积蓄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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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达克设计的现代建筑大光明电影院竖起了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的广告牌，有人觉得不搭，其实，樊锦诗不光是敦煌女儿，而且是滴滴呱呱的上海女儿。樊锦诗不仅曾经在愚园路上非常著名的西园大厦外婆家住过，还在愚园路上采芝邨里的彼得小学上过一年级。所以，樊锦诗也可以说是愚园路的女儿。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自传中，樊锦诗这样回忆到：

我父亲名叫樊际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后来我们举家搬到南方，他一度改行经商。

南下上海之后，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们家本来已经有了三姐妹，后来又陆续有了两个弟弟，一共姐弟五个。因为家里还有爷爷奶奶，父母的负担比较重。于是，母亲把我和双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里寄养，我们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公寓里。外婆家的生活条件很好，她会做西餐，我很小就会吃西餐。

我先后上过三个私立小学。我的第一个学校是愚园路的彼得小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彼得小学转到了当时的求德小学，第二年又转到了海宁路的善导小学。

在书中，樊锦诗还这样心酸地回忆了父母：

我的父亲为人低调谨慎，但厄运还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记得是1968 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故。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运动，所以我急急忙忙向组织请假之后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就病故了。父亲这样的年龄，一般猝死的话，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父亲有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觉得蹊跷，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呢？在火车上，我几天没有合眼。火车停靠上海站，我的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一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父亲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两个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语，没说父亲的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病故，他们肯定会把病情告诉我的。我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我看到一个文件，那是单位开的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刺目的两行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的一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父亲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跳楼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样的人会被斗，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才知道斗他的理由是说他私自藏匿枪支，是“反动学术权威”。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赶出了原来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间房子。一家人就蜗居在那间房子里。“文革”期间，连我大弟结婚也都在这个房子里，只能把房子一分为二，大弟的那半边房连窗户都没有。他的就业也受到了影响，街道不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水。最可怜的是小弟，父亲在世时最喜欢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未来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去世以后，他当钢琴家的梦也破碎了。“文革”以后，面试的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弹奏，不一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的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了一个职业。

但这并没有阻断樊锦诗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情怀。樊锦诗是双生女，根据她的双胞胎姐姐回忆：她们的外婆家在愚园路1396号，住在她家楼上的是开毛纺厂的。樊锦诗也随之回忆：大楼门前有一块草坪，天热的时候会下楼去摘红的黄的小花，还有野荠菜和蚕宝宝吃的桑叶。住外婆家的时候，还很喜欢吃奶油蛋糕。樊锦诗还记得王孝和被捕的那年(1948年)，不知什么原因，有车将楼里的外国人带走，可能是搬离或回国了吧，说明当年的西园大厦还住有不少外国人，是一幢高级公寓楼。直到1970年代，西园大厦一直是沪西最高的大楼，愚园路中山公园附近的地标建筑，消防演习的时候，警报器就安置在九层楼顶，登高一呼，四围俱响。

西园大厦建于1928年，由俄商协隆洋行设计，设计师是俄国知名军事工程师亚龙（A.J.Yaron，一译耶朗），现代风格，局部有简洁的装饰，屋顶有棚架。大厦及其附属建筑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835平方米，落成后分套出租给外侨及富商。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非常坚固，钢窗、钢门、柳安地板、壁炉、水汀、煤卫齐全。大楼室内地坪高出地面一米多，楼内有回旋式楼梯和电梯上下，大楼二至九层为套房居室，每层相同，分东西两部分，各为一套独立住房，包括客厅、起居室和卧室2间，每套建筑面积约118平方米，8层共16套。底层有汽车库16间，每间16平方米，此外还有储藏室及佣人房约240平方米。直到今天，这幢一梯二户的公寓楼的房型之好，仍让房产中介啧啧称道。西园大厦周围居民俗称“九层头”。“九层头”里曾居住过一些上海滩的知名人物，包括曾经为了争戏子露兰春而与黄金荣大动干戈的民国公子，前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及其青岛美人，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童祥苓，开毛纺厂的应该指的是曾经买下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的著名工商业者邓仲和。

西园大厦究竟为何人投资所造，尚无资料，但至少在1949年后，物业的所有人为李宝椿有案可稽，在当时香港中华总会出具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此事：会员李宝椿致函香港中华总会，函称：“以有自置物业一座名为西园大厦，坐落上海愚园路，因该业契据遗失，须申请补领，惟上海当局须本人先行证明身份方合手续，拟请贵会代为证明，以便办理”。总会经查，该李宝椿现年66岁，1887年8月15日出生，广东省新会县人，系旅港华侨，住大道中六号三楼，前在保源公司任职，该公司经于1952年9月停业，现无职业，其在上海所置之房地产西园大厦一所，系投资祖国者。因为情况属实，香港中华总会出具了由香港中华总会会长高卓雄签名的证明书，签署日期是1954年8月25日。

如果认为此李宝椿仅是个失业工商业者，或普通退休企业家就大错特错了，李宝椿是19世纪与何东齐名的商人李升幼子，李升家族以经营北美转口贸易发家，李升接管后生意愈做愈大，西环高升街及李升街皆由其名字而来，李升死后遗产达600万元，比当年港英政府税收180万还要多逾两倍。李升幼子李宝椿继承父业后，不忘热心公益，香港司徒拔道古色古香的“景贤里”，便是李家战前兴建的大宅。李宝椿于1963年去世，七子李兆增现担任李宝椿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今天到香港，还可以在上环的德辅道中189号见到非常气派的李宝椿大厦，而位于新界马鞍山的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是非常著名的国际学校，成立于1978年，当时担任香港“联合世界书院国家委员会”主席的利国伟爵士负责挑选香港学生，往海外的联合世界书院（United World College, UWC）就读，对联合世界书院毕业生的才干及对社会的贡献深感认同，故在1982年离任后，仍然继续支持书院活动，希望可以在中国建立一所联合世界书院。当时仍然担任恒生银行主席的利国伟与持有家族成立的“李宝椿慈善信托基金”的李兆增于1987年首先提出在香港设立联合世界书院，获得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及“大西洋联合世界书院”校长大卫·萨特克利夫支持。李兆增代表基金会捐资一亿元。国际学校招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时至2003年，香港报纸上还有标题为《争8000万股权香港已故富豪李宝椿后人对簿公堂》的新闻，说的是李宝椿么子李兆滔于2003年入禀高等法院，就家族公司股份问题与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胞兄李兆增对簿公堂。

至于李家是否就是西园大厦最初的投资人，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明，但作为当时非常活跃的广东新会商人，1928年，李氏家族事业应该已经展开，根据年龄推测，时年李宝椿40岁，正值壮年，应该也已参与家族经商，西园大厦一直为李氏家族持有，也不是没有可能。

介绍完樊锦诗院长所住的西园大厦的背景资料，我们再来说说她曾就读的彼得小学。

正好，《愚园路上》公号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我的小学生活——忆彼得·东辉小学》的文章，作者宋又廉先生在文中回忆到：

我就读的小学全名是“上海私立彼得小学校暨幼稚园”，校址在愚园路1280弄（采芝邨），近安西路。学校不大，设1—6年级共6个班，附设幼稚园（就是幼儿园）。彼得小学可以追溯到1934年，我们这一届1955年毕业已是第17届了。校长刘汶清，夫妇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在江湾经营一个农场，以农场收益支持办学。

解放前在学校任教的都是女性，据说师资主要来自南通的一所教会办师范学校，在旧时代都过单身生活 。我猜想她们应该都是基督教徒。

在解放初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学校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记得刚入学时每周都有一天老师会发一张描绘圣经故事的线描图给小朋友，在听完故事后让大家用蜡笔涂色。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学校的宗教启蒙教育很快就取消了。

采芝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名为“友利”的小商店，在现在的“泰康食品”这个位置，主要卖文具等杂品；店主是个酒糟鼻子戴眼镜的老头儿，我在那里买过“马利牌”水彩。

碰巧的是，作者所回忆的“友利”小商店就在我自小长大的母亲家弄堂口，小店的后门就在我们家弄堂里，酒糟鼻子戴眼镜的老头儿店主没见过，“友利”商店老板娘虽神秘兮兮不大出门，却因为和我家窗对窗而不可避免地一见。而弄堂对面采芝邨里的“彼得小学”，1949年后改成了东辉小学，再后来改成了愚二小学，附属的幼儿园也改成了愚二幼儿园，现在则成了愚园路第一幼儿园，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能是划地段的缘故，愚园路马路北面一般上的是愚二小学，马路南面则是兆丰邨里的兆丰小学，后来的愚一小学。

回头再来看看作者回忆建国之初的“彼得小学”：

作者摄于2023年4月

用现在的目光看，彼得小学的校舍很简陋，教室都是黑瓦木板房；但在校园正中有一幢正方形带高大飞檐屋顶的殿堂式建筑，飞檐的一角掛着一面打响上下课钟声的铜钟，我们三年级就这里上课。

正对校门有一幢很漂亮的二层小楼，一楼是教师刅公室和卫生室，二楼是单身女教员宿舍。记得我们三、四年级的级任老师（现在称为班主任）唐棣华和六年级的级任老师石白坚就住在这里。她们的住宿条件很好，每人都有独立的大房间。

幼稚园有单独的一个院子，一幢二层别墅式洋房，是小学里最漂亮的建筑。幼稚园一楼的音乐室也对小学部学生开放，我们高年级时的音乐课就在这里上。

一进校门，在右手侧有一间独立的小板房，看门兼打钟的阿六老伯伯白天就坐在门房里写毛笔字，面前放一只双铃鬧钟。阿六伯伯的楷书很工整，我有时站在门房边看他写字，觉得他字写得真是好。一到上下课的时间，阿六伯伯就去拉动钟绳打钟，“噹～噹噹，噹～噹噹…”，悠扬的钟声在校园里回荡，动听且有几分神圣。

彼得的校园呈窄长的长方形，教室靠西墙和北墙；沿东边空地上从北向南依次建有攀登架，爬杆和滑梯；三年级教室西面有一个供跳远和跳高的沙坑，边上有二副跷跷板。校园中一块最大的场地是用来上体育课的，立有一个篮球架。

宕开一笔，长期执导戏曲电影并屡获大奖的导演滕俊杰和主演茅善玉都是我时相往来的好朋友，《敦煌女儿》的诞生和我当时任职的解放日报也有不解之缘，当初《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引发了沪剧院院长茅善玉的创作灵感，随后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上演了“双向奔赴”的喜剧，从此结下不了情。还记得沪剧院由解放报业集团代管的时候，有一次由报社作东，两位院长同桌共话，我作为报社的分管副总编，也叨陪末席，大家都说两人长得很像，记得茅院长喝了点酒，显得特别兴奋，妙语连珠，充分表现出名角的表演天分，令人频频叫绝。更想不到的是，她从此一发不可收，铆足了劲排演《敦煌女儿》，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仍痴心不改，锲而不舍，我2013年到甘肃开会参观敦煌莫高窟，带回了两本敦煌研究书藉，茅院长一见之下，心生喜欢，便要走了一本回去琢磨，电影中，茅院长连樊院长的走路状态都学到了家，可见她用情用功之深。十年磨一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成了今天“大光明”的正果。《敦煌女儿》沪剧和电影先后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连胡歌都包场支持，微博还上了热搜。期间樊锦诗院长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和“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成为响铛铛的“最美奋斗者”；茅院长荣获第7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和2022年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两个优秀女性珠联璧合。我戏言茅院长：樊锦诗是敦煌女儿，您就像樊锦诗的女儿。

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正在热映中，沪剧院的老书记金雪苓告诉我。春暖花开的时候，樊院长打算到她小时候居住过和读过书的愚园路上来走一走，寻访她西园大厦和彼得小学曾经的童年生活。

我们期待着。

（原文刊即将出版的《上海城建档案》总第84期）

作者简介
徐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愚园路上》《愚园路》《愚园路•百年纪念版》，辟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电视台据此改编成三集纪录片。

来源｜愚园路上

编辑｜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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