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精选回顾融合了多元的视角，他们中有学者、媒体人也有普通的打工人。他们讲述的，或是关于义乌的传奇商人，或是郑州水灾下努力重建秩序的普通人，或是自己的打工故事。
他们向我们呈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境况的普通人们的百味人生。他们可能乘着时代的大运，书写出了人生的奇迹，也有可能只是我们周围渺小平凡、熟悉又陌生的普通人中的一员。
在一个偏好大数据的时代里，个体在宏观上被一个个数据所代替，但每一个被简化为数据的人都有属于他们的伟大故事。
本期，我们精选了游天龙、杜强、张赛三位老师的发言。
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活跃的生命与有血有肉的力量。不同身份的人，会用不同的滤镜去看待这个社会，他们的观察让我们看见了日常生活里的英雄，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游天龙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副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霍夫斯塔大学法律博士，从事国际移民、华人华侨、美国移民、边境研究、美国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是《信睿电台》旗下伪学术向国际移民研究播客栏目“游移不定”的主理人，偶尔偷偷写写非虚构故事。今天我的分享是基于我去年在义乌的调研，我想用这两个人的经历来折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多是80后，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从小就生活在我们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而像我的学生们，这些00后更是一懂事就基本生活在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的，中国已经崛起的时代。但最近上海的一系列情况提示我，其实我所关心的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市场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经历了前30年的艰难探索，重新建立起市场这套机制，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不是说政府修一个市场或修一条路就可以了，也需要一个个勇敢的个体，顶着“投机倒把”——当年这个“口袋罪”的罪名，和地方上很多游移不定的保守僵化的思维做斗争，这些地方政府闯出一条血路，敢开风气，才有了今天这一番模样。
过去我们谈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更多是眼睛向上，看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那些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理大讨论、恢复高考、市场化改革，甚至是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南巡讲话、设立股市这些事情。但市场经济这座丰碑其实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基座，比如田丰老师之前研究过的这些农民工，还有这两年很热门的平台工人，比如骑手、滴滴司机，都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个不可或缺的钉子。相信上海人民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感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的建设者，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感到自豪。所以今天我想把目光稍稍向下，想通过这两个义乌商人的经历来谈谈他们这经历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变迁。这个故事发生在义乌，义乌是浙江金华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却生产了全世界70%的小商品，号称“小商品之都”，从电商规模来讲，义乌的规模仅次于北上广深杭这些超一线的城市。而如果从跨境电商规模来说，它仅次于深圳。因为去年全球的供应链危机，义乌的圣诞制品运不到美国，导致美国人民的圣诞节都过得寒酸了很多。去年是运不到，今年是运不出去，所以我猜美国人民今年的圣诞节估计也不好过。义乌还有中国最多的国际班列，是“一带一路”项目的航空货运节点。我们看义乌货运班列是四通八达，南至阿拉伯、北达俄罗斯、西抵英吉利，就像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但是，义乌如今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非朝夕之功，而是一代代敢想敢做的义乌商人闯出来的。而今天我想介绍的这两个在访谈中结识的朋友，他们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义乌本地人，一个是来义乌经商的外地人；一个是汉族，一个是回族；一个是从义乌做生意做到沙特，一个是从沙特做生意做到了义乌；其中有一个是当老师当着、当着下海了，有一个是做生意做着、做着去读博了。可以说他们两个经历非常迥异，但是又高度相似，这两个故事都汇聚在义乌，他们俩都为义乌的发展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从我自己个人学术兴趣角度出发，他们又都是我研究最多的所谓“国际移民商人”。故事第一个主人公叫刘老师，1968年生人，3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在了，父亲是常年在外的人民公社的工程队队长，所以他跟爷爷和哥哥一起生活。爷爷体弱多病也没有能力照顾两个男孩，所以刘老师和哥哥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很早就掌握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在80年代末考到了浙江师范大学的大专，那时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是浙师大是免学费的。因为学师范专业，家境一般的刘老师在1990年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去了义乌后宅镇的湖门初中当英语老师。现在我们觉得读大学是个很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读大专了，但是，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只有1.2%的人有大专学历，0.8%的人有本科学历。可以说，那个时候刘老师的高学历在中国也算是人中龙凤，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是非常吃香的，完全没有现在我们找工作这个概念，都是国家包分配的。那个时候中国教育人才非常紧缺，找到一个学校老师这样的铁饭碗自然不在话下，而刘老师当时学的是大学英语专业，这也为他日后走上外贸经商道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是他当时具备的人力资本。和中国很多地方的不同之处在于，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了很多私有经济的苗头，做生意的风气非常盛，这使得刘老师对未来的规划产生了很多的思考和选择。其实早在“文革”之前，本地精英为了争取基层民众的支持而没有严格执行在那个时代非常“左倾”的过激政策，尽可能地保护了群众的经济利益，采取了很多措施减少激进政策对于本地经济的损害。对于民间自发经济，他们尽可能地采取不鼓励但默许的态度，让浙江这个地方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在十年风潮的时候仍能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把商业扩展到了外县乃至外省。所以，民营经济很早就恢复了雇工经营和商品倒买倒卖的这些事情。在义乌这个地方，民间商业活动其实更加频繁，小商贩走南闯北，用他们的地方特产红糖换江西和安徽那边的鸡毛等废品做成肥料，获取一点点微利。所以当改革开放的时候，义乌迅速就出现了几百个经营小商品的地摊，70年代末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代的小商品市场。等到刘文胜萌动心思要下海经商的时候，义乌商贸市场已经进入到第四代了。在1992年，义乌也恰恰被全国工商局评为首届全国十大市场的榜首，所以当时义乌涌动着各种商机，人人都在做发财的老板梦。而刘老师那个时候只把经商作为副业，因为当时物流还不似现在这么畅通，更没有电商这种打通城乡的购物平台，所以他就是从城里进了一些货，然后到村里的农贸市场摆一张钢丝床去卖袜子，跟姓方的物理老师一起卖。刘老师自谦他当时没有经商的潜质，脸皮也不厚，当老师出来做生意，经常碰到家长还会害羞。而且他还有知识分子的一点清高的想法。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农抑商，士农工商那一套对他影响非常大，他觉得他在做着孔夫子非常看不起的行业。但是那个时候，虽然他只是偶尔赚赚外快，但这个外快很快就比他正职的工资还要高——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70来块，而他卖袜子一个月就能赚90来块。真正让他下海做生意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受到物理老师的刺激，那个物理老师下海一年以后就开了一辆普桑回到了校门口。那个时候普桑要几十万，而他赚的钱已经可以买得起了。而一个老师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赚千把来块钱。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刘文胜很受刺激，他受不了，受影响了，他决定去下海经商。真正让刘文胜有信心的也是那时候的市场形势，那个时候基本上做什么都赚钱。因为我们说中国市场化刚刚起步，还没有走出80年代的短缺经济。物价闯关，通货膨胀的记忆还没有远去，整个市场还是处于供小于求的情况，基本上只要能搞到货做什么事情都能赚钱。刘老师那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跟早期发家致富的商人一样，他也开始做一些仿冒的事情，仿冒上海的霞飞、六神花露水，只要不存在质量问题，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一开始小打小闹，自己摆摆摊，开开店，后来生意做大了，搞成了总经销、总代理，连门都不出了，就开始让下面的经销商到这边来拿货。有时候一天一个晚上就能赚一万，那时候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觉得温州那边做得比义乌这边还夸张，不会倒霉到他头上。他很快就买了车，买了大哥大，买了BB机，90年代中期已经算是发家致富了，但很快就被人举报了，公安、工商在现场把他逮了个正着，电视台当时还派人来跟踪。虽然后来被放了出来，但他也被罚得倾家荡产，车也没了，房产也没了。但是他留下了什么呢？当时,没有查抄他买的文玩字画，然后他又开始做字画的生意。后来也是经营不善，很快就赔了本，然后在众人眼里他就成了一个所谓的loser，基本上做什么就亏什么，别人觉得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是等到他第三次做生意的时候，恰好赶上了义乌的转型。过去义乌是一个内销市场，就是所谓的买全国卖全国。但是从1995年开始，就有外国商人到义乌做生意，最开始是韩国人。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199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中东商人从北京一路找到了义乌，后来恰好是赶上春节假期的时候，他们在华峰宾馆因为兑换不到人民币，付不起住宿费，差点被宾馆赶出去——那时候义乌根本没有一个合适兑换外汇的地方，只有一个中国银行。刘老师当时就在旁边开店，就看到了这个事情，他这时候恰好会说几句英文，然后就替这个人解了围，替他付了钱。后来跟这个人就结成了朋友关系。他发现这个人原来是沙特一个贵族的手下，到这边来采购。后来他就决定跟这个人决定闯一闯。1997年10月份刘老师第一次去了沙特阿拉伯，后来就认识了这个沙特商人的老板，是一个叫阿里的沙特贵族，当时负责沙特那边的教育产业。后来他们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越洋贸易公司，通过阿里的介绍，他跟沙特教育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卖文具，主要接的也是教育部门的订单，也为当地的小批发商提供一些义乌的货源，介绍客人到义乌，然后来赚取佣金。但是他一开始做生意其实也是非常不地道的，当时他看到沙特市场的文具基本上都是德国制造，然后他就开始在义乌这边仿造各种德国制造的东西，再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给沙特人。也是通过他个人神奇的努力打通了这个市场，然后就把中国的这些产品卖到了沙特。中国的商品自然是物美价廉，后来他生意做大了以后，他又把沙特的生意给带过来。这时恰好赶上2001年9·11的时候，沙特曾经被美国制裁过一段时间，甚至连进出口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又把中国的蔬菜之类出口到沙特去。2003年的时候因为非典，沙特的商人不敢到义乌来采购，短短几年的功夫，他在2003年借助非典的机会实现销售额破千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义乌的商贸市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这种很偶然的契机，甚至是国际形势这种大的变化让他把握到了机会，让刘老师这种嗅觉比较敏锐的商人促成了义乌的发展。而当时这些商人从沙特过来的时候，义乌那边甚至连一个好的清真馆子都没有，后来在刘老师的帮助之下，就从中东、北非、西亚、南亚、巴基斯坦这些地方陆陆续续引进了非常多的商人，这些人也是刘老师的朋友们，纷纷到义乌这边定居下来，成了这边代购的外商。甚至有一段时间义乌专门接待外商的宾馆里面有一半的人都是刘老师带过来的。在2005年的时候，他甚至还包了一个飞机从沙特直接包机运来了一百多个沙特人来参加义乌的商品展销会。所以这个经历是非常的传奇，他去沙特创业，后来又扮演了中国跟沙特之间所谓的商界红娘。等到他功成名就以后，也获取了更多的政府资源，现在他已经是义乌的“世界义商总会”的秘书长，又是义乌侨联的委员，他也回到他的三尺讲台，成了中华文化的传道者，向在义乌的外国商人传授儒释道文化，甚至还在义乌工商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向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开设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课程。而另外一个人的经历则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是叫作马文兵的回族人，他是山东德州人。他们家也是一个大家族，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阿拉伯语，所以他也对阿拉伯语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专科毕业以后就想去中东国家留学。中东国家对于世界各国的穆斯林一直有开放留学的项目，沙特则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他就申请了阿拉伯国家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读本科，学法律。然后他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各国都向沙特买石油，所以沙特的学历在世界上还是比较通用的，后来毕业以后他又申请了沙特甚至是伊斯兰世界最好的大学阿卜杜拉国王大学，在那边学阿拉伯语的对外教育的硕士，就跟我们在中国学对外汉语一样。他选择这个学校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国王大学是沙特的贵族学校，据说有23个部长是从国王大学毕业的，这边有很多王室成员把自己的小孩送到那边去读书。所以说沙特国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东京大学之于日本，或者说哈佛大学之于美国，所以他去这边读书也是想获得更强的社会资本跟人脉资源。果不其然，刚入学没多久，他就帮助一些有中国生意的同学们开始做一些邮件联络的事情，寻找厂商，打电话。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已经开始有了像刘总这样的先行者开拓这个市场，但整体而言，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刚刚开始跟中东的商界联系起来。对于沙特商人来说，中国就像游戏中有待探索的黑幕，需要人去打开。马文兵在合适的时候就出现了合适的地点扮演非常合适的角色。在帮同学们往来邮件的时候他就经常见到一个叫义乌的地名，他对义乌充满了好奇。后来他就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当时他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后来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浙江老板找到他，这个浙江老板告诉他说，他有一个180多人的工厂，想在这边开拓市场，但是他不懂阿拉伯语，处处碰壁。后来他就帮这个老板搞水晶玻璃瓶的这个工厂，并帮他找到了这边的客户，第一单就帮他签下了七万多美元的单子。后来他一毕业这个朋友就帮他在义乌注册了外贸公司，他还带了几个人去入股，马文兵就开始了经商的生涯。当时他选择是在香水领域，因为穆斯林有使用香水的习惯，家家户户对香水的使用量非常大，他的合作伙伴也是做水晶香水瓶生意的。但是他和刘总不同，刘老师之前主要是做所谓代理型外贸，但他要去搞香水的产业链，要生产瓶子、罐子、盖子，生产香水本身，甚至在全球布局。香水不仅卖给中国，还卖到了意大利、法国、阿尔及利亚这些地方。后来因为他的全球贸易越做越大，他不想依赖于传统外贸的方式，他就成为义乌最早闯入跨境电商深水区的几个人之一。他现在是义乌电子商务的创始人兼常务副会长，经常给义乌这边的外国商人普及电子商务跨境方面的知识，给也门商会、叙利亚商会授课。这是他第一个的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开始多元化去投资。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要回到学校去读书，他觉得他对知识有非常强烈的热情。这也是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人是儒商。后来也是因为阿拉伯语的关系，有人邀请他去编一本经贸阿拉伯语的教材。当时国内市场上只有上外和宁夏大学出的两种教材，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上面的信息比较滞后。大家都知道，WTO以前出的教材非常不实用，还有表述上的错误，小语种都是中式表达，外国人根本听不懂。后来他就被浙江外国语学院聘去出教材，先是给他们上课，他最开始是浙江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商务阿拉伯语的讲师，后来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商学院的企业讲堂的老师，现在是义乌的政协委员。后来他就又上课又出教材，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做一个商人感觉比我这个正儿八经的大学老师还要忙。他前年还去南京理工大学读了个博士，他读这个博士也是源自一个项目。南京理工那边搞了一个“伊儒汇通”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要把伊斯兰教跟我们的儒家文化打通的一个理论性的探索。然后他的导师就是这方面的开创者，恰好是因为拿到国家这种项目，经费就比较多，就可以增补一个博士生名额，就把他给加了进去。他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从商人向学者的转变。两个故事讲得比较简单，有很多内容我都是跳着说的，大概就是这样，就先讲到这儿。张赛 河南人，是两个孩子的爸爸。17岁开始打工，今年是第18年。元宵节的时候，我们一家去超市门口，超市做活动猜灯谜，我猜中了很多，感到非常开心，我就成为孩子们眼中的大英雄。我也不好意思猜太多，就拿着那几张票去前台兑换奖品。然后前台说，你都猜中了，不过请你出示一下购物小票，满58元可以兑换一次。当我看到孩子们当时那种失望的眼神，他们说，爸爸，你是个大骗子，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读书真的有用吗？可是如果时光倒流到小时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妈妈喜欢看书，所以我从小家里就有书。而且不但有书，还有书柜。即便是现在的农村，有书柜的应该也不多。
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庄子》了。我同桌就问你看得懂吗？那时候我不舍得说我看不懂。因为我妈妈离开得早，爸爸是残疾人，再加上我的成绩不是太好，所以我没有脸问他要钱，我家确实也没有钱，我没办法要钱买课外书。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很想读书，怎么办呢？周末的时候我从学校回去，中间会路过我姥姥家，我姥姥每次周末都会站在村头在那迎接我。她总是用一种很悲惨的口吻说，这是个没娘的孩子。然后她给我做饭，平时吃一碗的话，那一天我要吃两碗，我姥姥就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孩子在长身体啊。其实我骗了我姥姥，我在学校的最后一顿都是不吃饭的，然后把钱省下来到我姥姥家两顿一起吃，当然我姥姥不会知道。我初中毕业以后，我的同学都去上高中了，我就去工厂了。但是我内心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你们上高中，你们的课本是教育部定的，可是我的课本我可以自己定。哥们儿我不上高中，我直接上的是社会大学。到工厂没多久我就去图书馆了，我亲戚就跟我说，没事你不要瞎跑，你个子又小，你碰到那些联防的人找你要暂住证——当时是查暂住证的，现在不查，如果查到的话就要罚50块钱。我是2003年开始打工，当时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块钱，我是一个天生胆小的人，可是我爱看书，我常去借书。我们工厂里面不放假，我没有时间借书，只有到两班倒，下了夜班买顿早餐边走边吃，然后去借书。 借完书回来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兴奋，可是我没办法，我不能看书，我就把书放下，想想那个兴奋感然后就去睡觉了。往往睡五六个小时我就惊醒了，然后手指头到处去摸，摸到书的以后，我心里面就感觉特别踏实。我在工厂看书，但是周围的人都不看书，我写日记，周围人都不写日记，时间长了我就会有一种错觉，就觉得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文明，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时候非常的骄傲。可是我手笨脚笨，在车间里面经常挨批评，刚出门的时候还经常被人欺负。可是我下了班就带上孔子、孟子、朱熹，他们在日记里面批评我的工友。确实，我很不理解我的工友上班时谈论上班的事，下班了以后还谈论上班的事，我不想跟他们说话。我只想跟书里面的人说话，因为我喜欢徐志摩的诗，知道那些才女，林徽因、陆小曼，我就想遇到自己的林徽因和陆小曼，可是我打了18年的工，不要说林徽因、陆小曼，我就连一个爱看书的女工都没有碰到过。我写了差不多十年的打工日记，也看了十来年的书，我的整个青春都奉献给图书馆了。现在回想的话，我周围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故事，我从来都没有融入过他们，我就是一个怪物。可是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是怪物，我完全漠视周围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使我从俯视变成了仰视普通人。一个人读书太多的话，自然就有更高的追求，我开始迷恋哲学类的书。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故事，唐朝的宋之问的亲外甥写了一首非常漂亮的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然后宋之问为了霸占这首诗就把自己的亲外甥给杀掉了，后世的人都说宋之问没有杀人，我就想自己亲自考察一下这件事情，就当作一个学术上面的锻炼吧。我就试着去查资料，根据一些资料又罗列出了关于唐朝典籍的一个比较长的书单，我就去找这些书。图书馆里面有这些书目，但是找不到，我就问管理员，他说这属于古籍，放在二楼，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去过二楼。去了以后，二楼的管理员让我出示证件，我就拿出来借书证，他说不是这个证，我说是身份证吗？他说不是，是研究学术的证件，就是类似于大学的老师或者说文联、证明信之类的都可以，我拿不出来只好走了。这件小事对我有一定的冲击，而且时间越长对我的冲击越大。原来我读再多的书，我也上不了二楼。我就开始思考，一个打工人读圣贤书到底有何用呢？我这个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还是说我根本没有价值？一转眼我差不多到了23岁，我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去过鞋厂，我的室友都知道我爱看书，他们就嘲笑我是目中无人的大学生，说我是书呆子。后来我喜欢了一个姑娘，我就开始目中有人了，我就痛改前非，把看书的毛病改掉了，改成上厕所的时候看书。那天我看得开心的时候，屁股擦了半天，也没回来。从一本书看到两本、三本，因为我看书特别花心，几本书一起看，忽然我室友回来了，因为工厂宿舍一般都是没有锁的，他突然推门进来了，还带着好几个工人，我就听到那种摧枯拉朽的声音，他们说你宿舍的书呆子呢？我室友就说别叫人家书呆子了，人家改了，不看书了。他们就问不看书看什么？我室友就说看美女，别人就说肯定是看动作片的美女，我室友就说，不会不会，他要看也是看小黄书里面的美女。我在厕所里面听到这些话一惊一乍的，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逃犯一样，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偷来的财富暴露出来。后来他们像猎人一样走了，我就劫后余生了，我感谢我的室友肾功能强大，能存尿。我曾经到一家漂染厂，我刚入职的时候钱包就丢了，非常倒霉。发工资的时候需要银行卡，我身份证丢了，没办法去办。等到发工资的时候，我就被部门卡住了。我就跟文员好好说话，他说不行，我不能给你发，你要是骗子怎么办？我没办法就去经理办公室，我把一张纸放他桌子上，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跟他说了一下情况，他说我了解了。可是你放这一张纸给我干吗？我说这上面有一首诗，它证明我是谁，我不是骗子。经理就说你确实不是骗子，你是神经病。我的生活就是一直看书，有一次我去泉州图书馆办证，管理员不给我办，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办？他说你知道你在这里办几次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都办五回了，你是不是办着玩。因为我每换一个工厂我就会把图书证退掉，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在这儿做。管理员就提醒了我，原来我已经办了那么多次了。后来我就不再看书了，结婚前后就不怎么看书了，也不怎么写日记了，等碰到我老婆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伪装了。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跟他们喝一样的啤酒，说一样的脏话，泡一样的妞。结婚前我还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结婚，然后我就写了两张纸，一张写结婚的理由，一张写不结婚的理由。后来我还是选择结婚了，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要找到另外一个妈妈，我想要有一个家。我结婚以后我老婆才知道我是一个书呆子，不过也晚了，她倒也没说什么，也没有说反对我看书。后来我就去送快递了，别人说送快递月入过万，我做了之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还是坚持去做了。因为收入过万的快递员确实是存在，我就问自己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呢？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么厉害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呢？我就不甘心，我在那家公司里面一直做，老员工走了以后，终于轮到我了，老板的亲戚内杠，有好的差事落到我头上，双11那个月我赚了14000元。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城中村住，那里搬迁不得不搬家，租房成本一下子上涨了，我老婆就问我，你知道你搬了几次家吗？我说我不记得了，她说四五回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家呢？因为结婚前我跟她撒谎，我说家里有房子，但是我老婆知道真相以后也没有怪我。但是我心里面非常内疚，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我说每天一定要赚够300块钱。那个时候我早上在小区门口卖早餐，早上是4点半起床，我每天都告诉自己干不了了，但还是起床。大概卖到9点的时候收摊，然后再去送快递，如果送快递下班早的话，再找一家出去送。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看书了，但是我的枕头旁边还放着张爱玲的《小团圆》，比如我一天赚200块钱我就会翻到那本书的第200页，我很骄傲地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是不会打开那本书的，因为那本书只有280多页。后来我那家快递老板经营不善，就带着我们四个员工的工资跑了，我们到处投诉也没有结果，没人管。我是那个站点最勤劳的，我的损失最大，我的工资是8200多。我的损失虽然很大，但是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们四个人虽然平时送快递的时候天天见面，但是谁也不了解谁，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机缘，我对他们那种拼命生活的背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开始有了上帝视角，周围的世界一下子从一维变成二维又变成三维，我才意识到周围我讨厌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值得写一本书，哪怕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快递做不了以后，我就去送外卖了，原因非常简单，他们说送外卖会月入过万。送外卖以后这个工作和社会的接触会更加紧密了，但是送完外卖才发现我做不到月入过完，我从来都没有拿到单王。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干活总是不如旁边的人，我总得仰视他们。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路过一堵白墙，我觉得它好白啊，路灯打到我脸上，我的影子打到白墙上，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墙上唯一的泥巴。有一回没有单子，我下班特别早，我在那里放歌听，声音放得特别大。我老婆说你开那么大声音，你小心楼下那个女人，她可凶了。我说我在自己家我想干嘛干嘛，我老婆就说，这是你家吗？还有一次下大雨，有的骑手没来，管理就发火了，说你们不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算天下刀子你们也得跑。没想到那天真的下刀子了，后来就发生了疫情，地上的人照样送外卖，所以我就感受到了群体的力量。我从那时才重新开始写作，重新读书，我愿意记录身边的人，而且进一步想尝试对话，我不满足于只看到三维的世界，我还想看到更丰富的世界。后来靠打工，我和我老婆在十堰买了房子，有一回小区的外墙剥落了，差一点砸到我，还好没什么事。因为我自己买了房子，我就开始关注到这个事，我开始做调查，周围三公里的小区外墙剥落的情况，我调查了38个小区，有9个有这种状态，占比23%，这个占比实在太大了。我做这个调查真的很难，因为上班的时候很难一心两用，所以我才发现抖音上面那些外卖小哥直播什么的，我觉得全部都是假的。我做这样一个调查，我觉得自己好无聊啊，竟然已经这么无聊了，那不如更无聊一些，我就又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旁边的保安的友好度，我做了一个列表。这个比较主观的列表做下来之后，它验证了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商品房的保安比老旧小区的好，高档房的保安比商品房的好，大学的保安最友好。去年送外卖的时候我出了意外，腿摔断了，然后我就没办法跑外卖了，就来泉州打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半，中午说是休息半小时，其实大家那半小时是不睡觉的，每个宿舍来回串门海聊，说闲话，生很多是非。后来工厂的政策变了，不按时间了，按产量，如果你产量到了你可以提前下班。这一下子大家就变了，大家中午就不午休了，就开始连轴转，就没有人串门了，休息区的凳子上面开始有灰了。赫拉利说，人类的文明是闲话堆出来的，这种文明在工厂就淹没了。因为我在工厂不串门，所以拯救文明的重任我承担不起。我们工厂噪音和灰尘都非常大，墙上贴了两个标语，一个是必须戴口罩，一个是必须戴耳塞。我打工第一年是2003年，那时候这种工厂是不戴口罩，也不戴耳塞的，也没有这种标语。当然灰尘是一模一样的，噪音也是一样的，现在因为疫情人人戴口罩，耳塞还是没有人戴，我就很怀疑，人真的爱自己吗？我们厂曾经有一个老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我，怎么不多打一点猪血？我说我不喜欢吃猪血，他就劝我，说猪血对肺有好处，做我们这行灰尘太大，要多吃一点猪血。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大家不戴口罩。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口罩还是打不过猪血。我很想跟老王辩论一下，我不是批判他的意思，我就很想了解一下他的想法。我想把采访作为方法，我想跟周围人对话，借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呢？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绞尽脑汁，想让平凡的世界伟大。杜强 媒体人、非虚构作者。曾获得2019年瑞士“全球真实故事奖”、“人民文学之星”等，代表作品《太平洋大逃杀》、《废物俱乐部》。去年7月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在这个场合我有热情跟大家聊一聊，但不是有什么写作计划，是我关于“郑州断网断电”的一些想法。去年7月份，郑州有非常严重的大水。我们作为记者当天晚上知道之后立刻要去郑州做采访。当时知道比较严重的是5号线，有十几个人死掉了，于是在信息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想去5号线做一个调查报道。这么大的城市里面5号线最繁忙，但不知道这个事是怎么回事。有同事按照常规思路，想去灾难现场看一些特殊的节点，比如，消防队和医院，然后进行报道。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城市突然网络断了。后来有人说，没电肯定没网。其实不是，有的地方有电没网，有的地方是有网没电，就自由搭配，组成了很多组合。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灾后郑州：当一座都市忽然失去互联网》。里面有一个话，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次突然断网，把郑州这样一个160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一个现场”。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断水、断电或者其它的生活基础设施的突然的垮掉，但是互联网这个事情还没有。更何况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下，就是大家对于互联网的依赖特别严重，城市很多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公共交通、点外卖等等都是依赖互联网。突然没有之后，从写作角度来讲，是一个宝库一样的地方，你可以观察很多之前或很久之后都不会遇到的非常极端的状况。我出了郑州东站，发现整个城市已经瘫掉了。现在的公共交通几乎是不存在的，滴滴，还有网约车全部停掉了，地铁、公共汽车都停掉了，剩下一些电动的出租车，还有一点电，因为他们现在城里面找不到充电桩，靠最后一点电在郑州高铁站旁边拉活。大家看到的不是很高效、很有序，说个目的地就能上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独特，你没办法支付，这些人跟司机掰扯，问谁有现金。因为你的微信、支付宝全部不能用了。这个司机跟大家商量，每个人都在问，说有没有现金，否则去不了这个地方，没法结算。然后在这个地方，滴滴因为担心出现安全问题，把整个网络停掉了，但有货拉拉的司机可以，拉货车的可以，在这个地方趴活。我就找了一个货拉拉的司机，快狗，我说我要去郑大医院。那个人长得很凶，感觉是不好惹的人，但是非常害羞，跟我说，你说多少钱吧。因为他以前不是干这个的，不知道具体情况，他说我去高德地图上查一下。后来说，没有网。你发现，没有手机上的各种APP，人和人原先最基础的服务、最基础的交易已经无法达成了。我骑着自行车，前后骑了20多公里，绕着城市看各种各样的地方，看凡是能够涉及互联网的一些行当，发生着什么。比如，在这个小超市里面，你要买单结算，就遇到一个大哥，买了一些菜，要结算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支付宝、微信全部扫不了。他就真的以物易物，他掏出来一包香烟，煊赫门，我知道19块钱，他那边大概20块，就把烟给了商店老板。好在商店老板也卖烟，所以知道大概多少钱。后来我们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分享自己因为没有现金而遭遇的窘况。因为银行业没电，ATM服务不了，取不了，家里没有现金，你发现没有交易了。我当时就想，二战后德国经济崩溃的时候，大家拿什么交换，发现香烟是非常好用的，因为一整条，有一包，还能分成根，易于切割，不变质，还有很恒定的使用价值，突然香烟就变成了可以分发的东西。所以，今后出现大的灾难的时候，除了囤黄金、现金，建议大家也囤点烟，比什么东西都好用。我骑着自行车去旅店，一开始在携程上订了，去了之后发现，没法用。虽然订单好像是被对方接收到了，他说我没电，根本看不到。酒店就用最原始的表格，我不知道，没有在八九十年代住过房间，就是一个表格，哪个房间有没有人，画一道线，就是这样。房间里面也是黑乎乎的，有水没电，没有网，不断有人进到店里面问，没办法。有一半问能不能住下，有一半说，你们有没有充电宝。那些充电宝放在桌上，红的、绿的，各种充电宝，全部都没电，因为全部充不到。大家现在所能够想象的日常使用的所有服务都没有，包括美团外卖。点个外卖能够发出去，商家能够接到，商家把菜做好了，但过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外卖小哥接单。因为小哥他四处游走，他的网络不稳定，他接不了单，所以商家菜已经做好了，送不到，干脆自己把这个外卖全部停掉了。还有高德，也很有意思，他们为了救灾，高德总部在北京，他们设想河南应该很需要疫情的提醒，所以凡是这个城市哪个地方有很深的水，他们就在地图上标一个红点。看起来挺美好的，他们可能是有对外做PR的需求，但是在郑州的时候肯定用不了，根本显示不了红点，点进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写，“在北京，或者在郑州以外的城市的人，完全无法想象”。那个脑子的通路已经是不通的，思考的链条接不上，说其实这块没网，这个都是没用的。美团给我们发了一个短信，现在共渡水灾，所有美团单车骑行是免费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扫码扫不开，根本不是我还要花钱1块还是1.5块，每一步细小的麻烦大家已经想象不到了，当你不设身处地在里面，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我们写了一篇稿子，有一个分享，这个是我们文章后面的一个评论，我其实当时把文章发出来之后，我很害怕看到这样的评论。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对于互联网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的怀旧，因为没网，所以邻居反而变得更加亲近，大家一起去堵水等等，小孩在那里欢笑，感觉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科技不发达，但是大家关系很好。这个读者写了一篇小论文，得到很高的点赞。后台还有很多很多关于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的怀念。比如，2000年前后，只有短信的时候，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怀念，好像觉得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近。因为郑州的网路断了，这些地方的人突然体会到了自己儿童时期的生活，像思乡病一样的感受，有非常多的人在分享这个事情。我其实很害怕引起这样的反馈。因为我在文章当中就说，让郑州这座城市缓慢恢复的是，在互联网技术发达之前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责任感，有点人文的想法和思考。但是，我怕这篇文章在更多的时候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在反对互联网技术，很无脑、文科生、知识非常欠缺的人才会疯狂往这个方向想的一个思维。切身感受到没有网之后，确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原先被遮蔽掉的一些东西，突然回来了。这个感受很强烈，我要分享和呈现给大家，但是完全不是反对新技术、反对互联网的这样一个人。只是提醒大家，因为互联网，可能有一些东西被遮盖掉了，大家在断网之后突然被显现出来，顶多就是引起一些这样的想法。
在这个事情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在文章中写到，互联网科技发达之后，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了由它塑造出来的秩序。比如，我跟快狗司机就交易费用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没有那个经验，说我从这儿到那儿，经验大概多少，收你多少钱，多少我不亏，多少我有赚。我也不知道，我是陌生人，完全无法达成交易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建立在互联网产品的机制之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你们应该差不多，原先在北京或者其他城市打出租车的时候，是一件有点风险的事情，就是当年的出租车各种刑事案件总是发生，宰客、绕路很多的。现在坐滴滴等车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一投诉一个准，不怕绕路，手机丢了也能找回来，人的关系、信任感被互联网的产品机制给解决掉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东西，不带现金了，跟人不知道怎么进行不借助互联网产品的交易了。这些层面的东西是值得想一想的。对于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所谓的搞新闻、搞非虚构的，是写得比较少的。大家最有印象的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是很长的特稿，做了好几个月，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讲的是美团、饿了么的算法机制，怎么让外卖骑手疲于奔命，总是在赶时间、出车祸、闯红灯等等。后来这篇稿子出来之后，我跟美团的人聊过，他们的算法工程师非常不服气，试图跟我这个很傻的文科生说，为什么我们的算法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我们有意去作恶要把这些水淹到鼻子上让他们拼命赚钱。他们给你解释说从算法说逻辑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没听懂，所以我没法跟你们解释。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冤枉是真诚的，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冤枉是真诚的，他们并没有有意说我要设计一个什么机制，把这帮人搞得疲于奔命，然后让我们赚到更多的利润，而是说这套工具的本身的某种属性或者他运转起来的某种势能导致一定是这样的结果，这个才是更有意思、更值得大家思考的东西。我还试图回想能够记得起来的写互联网科技对社会人文的一些影响改变的一些例子，有一个是农妇们的自媒体生意经（标题“农妇”这个词不太好）。大概意思就是在河北、河南的很多地方，村里面有人组一个公司，请一些初中毕业的农村的女性，她们有时间，让她们大批量生产自媒体文章，平均一个人一个月赚一万块钱，这在当地农村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你们能理解你们在头条号看到一张图500字，那些文章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就像一个“农场”一样，他们技术员、工程师把这类搞这个内容的叫作“农场”，其实就是一些在互联网上疯狂扒垃圾的，但是这种文章多了，这个网站可以在搜索引擎中出现更多次，就会产生流量，他们就疯狂制作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在河北的农村，他们找了很多年轻毕业的村里面的人，给一些人工智能做数据的标注。大家做谷歌搜索的时候，经常会有，你点击这里面的汽车，请你点击图片当中有红灯的那些验证。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帮AI训练，让它们知道哪个是红灯、哪个是斑马线。当时，他们找了成本非常低的一些村里面的人，大量去承包、外包这种工作，给人工智能做数据标志训练，就是十张图片，标出十张图片当中的红灯，就不断标。请你标出图片当中的猪，给人工智能做最基础的数据。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最近一个文章，当然这种文章很多，就像豆瓣上有一些小组，叫远离屏幕计划、反技术依赖小组，现在年轻人当中有很多人就是受困于手机依赖，想要抱团，跟戒酒似的，搞一些戒除手机依赖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个，我之前看到纽约客一个文章，变态连环杀手正在被算法迅速围剿。讲的是一个人，他原先干记者的，后来比较懂技术，做犯罪的，做了很多样本，研究1980-2008年谋杀案例报告，做了一个算法，试图以此预测或者提醒某个区域是不是有连环杀手，做大数据的解读。但是我相信这个数据量一定是不足的。真正的算法或者深度学习的东西靠这么点数据量怎么可能能够找出来连环杀手。但是他煞有介事写了很多，而且发现某个地方有连环杀手的时候，比如，告知克利夫兰警方，涉及60起谋杀案，就是他靠他自己那套算法算出来的。我是比较怀疑的，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有人在干这个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写作计划，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做特稿或者非虚构写作的人，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关注的。像一些社会新闻，传统被表达过很多东西仍然值得继续表达，一些前沿的关于互联网科技、AI、生物科技等等，也有很多前沿的东西值得写作。比如，算法推荐与新闻业。之前我们采访了一个新闻客户端，他们在2014年之后要进行一个改革，就是要引入算法信息推荐对自己的客户端进行改版，非常有意思。原先他们有大量的传统新闻出来的编辑，很传统的那套新闻媒体的方式，现在他们每个人都要变成他们为AI打工，去给新闻打一些标签，让AI知道这个可能是好的，这个是品质高的，这个是深度值得你去重点推荐的，要放进热点池的。现在又有一些变化，比如，新媒体，作为一个小样本。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媒体人在做新闻客户端运营，他们是产品经理在做这个事情，这是我感觉非常大的变化。之前我们所知道的，你看网易新闻、腾讯新闻，都是传统媒体人跳槽过去，带着人的知识体系做判断。现在他们都是产品经理，完全没有做过新闻，就按一个如何做好一个产品，从用户和APP的关系做一个新闻。这正在变化当中，非常有意思。我自己还会留意很多即将消失的职业。这些都是和AI、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快递员，不出十年，马路上跑的就是无人的，现在园区已经用起来了。新闻编辑更不用说了。X光片识别，这个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了。现在北京的医院，拍一个X光，之前是医生人眼看，但其实看这个东西可以被深度学习，被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完全学习出来，提供资料，就知道这个是不是有肺癌、有结节，能看出来，这个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还有人工客服，很多时候对话半天，十分钟你才突然明白，那是一个机器人，模仿得特别真。有一天你分别不出来的时候，他就通过了。还有一个是围棋手。最近老看柯洁说，我这辈子没有希望战胜AlphaGo了。比较好玩儿的是柯洁所在的那个中国棋院，在AlphaGo突然战胜人类，甚至远远领先于人类之后，还有很多小孩想要把围棋当成一生的职业。但他们突然发现，这个运动的乐趣没有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学AlphaGo的那个棋路，谁学得好、学得像谁就最有可能赢，每个人都在学，这是一个对很小领域的冲击。另外一个，我不展开讲了。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他是美国的一个律师，又懂算法、又懂互联网。他讲的是算法的力量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体系。这其实是最值得写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如果你说，我要写这个算法与我们的公民政治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机会，但是在很多偏社会的、偏行业的这些层面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些议题。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我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大家能够隐约感受到互联网科技的技术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但是好像没有被定义。那个现象混沌一团，说不出什么。有点像19世纪，马克思突然说这个叫剥削，这个叫异化。大家突然一拍大腿说，明白了，工人阶级都明白了，这个叫剥削。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东西，好像没有被充分命名，不过学者已经研究得很深入了。我在更大众、更公众的层面对互联网科技到底如何改变我们生活有一些偏理论、偏结构的东西。如何透过这些现象，给一个能够真正被大众认知起来的定义，给一个名字，可能是很好玩儿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些记者，喜欢跟着学者的研究走，在思考一个选题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理论的框架，有点像在做论文，大家都是学校出来的。我的一个感受，我们记者应该抛弃那个东西，应该获取最新鲜的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可能才是学者的任务，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新鲜的东西，让他们思考和研究。这个是我们这个工作最独特的、不能被替代的那一部分价值。现在我们的理论想的东西比较浅，但是有人愿意做，我自己也在想这些方面的体悟，更多抓取这些事实，很深的，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方面。这些都是没有被充分表现过的，还是很朦胧的状态，但大家都有兴趣。提问：对于这种现状，我们普通人，或者一个集体、一个大的国家层级，可以做些什么？杜强：我觉得我们不太能做什么。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时常想到，在蒸汽机发明之后，非常愤懑的工人阶级，对历史的滚滚洪流有点牢骚，但不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刚才我说的突然没有网会怎么样，其实好像有种看法叫不会怎么样。最大的冲击就是经济，你经济现在GDP到这个程度，生产效率到这个程度，是因为有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如果没有互联网，还是要依赖很多公交车，因为网约车用不了，其它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被提高生产效率。经济生产要受到限制，可能通胀，东西变贵等，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冲击。刚才说个人要做什么。个人最应该处理好精神上的不适，比如，流露出来的怀旧情绪，想回到2000年人与人的关系很近的时候，精神上的焦虑与抑郁等等。这其实也是因为这种人和人新的交往方式不符合人性，以前都是围在树上打猎，这几千年，新的结构产生，但没有人能接受这种人和人的交流。因为互联网技术产生带来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也非常值得写。每个人都应该想想办法，但其实很简单，把手机放下，跟朋友交流。至于你说的黑天鹅，忽然没网了，出不了门，我觉得没有办法。读者诸君好，琥珀BOOK是新经典文化旗下的工作室，成立于2016年，长期致力于发掘国内人文社科领域优质原创作者与非虚构选题，现开放招募内部读者群，欢迎加入成为“琥珀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