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发于澎湃新闻·澎湃商学院（2020年4月16日），共4298个字，细读大约需要12-15分钟
在疫情以及后疫情时期，来自重点疫区的人们很容易遭遇排外的偏见。任由这类偏见泛滥，严重时会形成一种社会隔离机制，给遭遇偏见的人带来深深的身心创伤。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当前排外情绪在国内外少数地区已出现一些苗头。人类会依照某些自然或社会属性形成特定群体，而偏见就是人们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负性评价。钱锺书先生曾言，偏见是“思想的放假”——即便是有思想的人，也会将其作为“星期日娱乐”。那么，为什么偏见竟然如此根深蒂固呢？随着进化心理学的兴起，科学家们开始以一种具有挑战性与启发性的方式，思考人类偏见的起源。其研究结论简单概括就是，偏见是一种长期进化而来的，旨在提高个体生存机会的心理机制。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理解偏见产生的根源和为偏见辩护完全不是一回事。将两者混淆就陷入了“自然主义谬误”，即误认为自然或者天然的事物总是正确或者合理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就是为矫正那些在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但如今已不适宜的自然倾向而做出的努力。我们要抵抗某种偏见，显然首先需要认识这种偏见。就排外情绪而言，进化心理学认为，它具有漫长的进化起源。在人类祖先所处的那个遥远时代，陌生人比本部落的人确实更有可能携带他们无法抵御的疾病。鉴于对疾病感染的恐惧，通过避免接触陌生人来降低疾病感染风险，就成为早期人类的合理选择。尽管人类已进入现代社会，但这种起源于疾病感染恐惧的排外情绪，却因深植于基因而始终徘徊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有趣的是，一些科学家推测，如果人们因自身的抗病能力较差而感知到自己面临着较大的疾病感染风险，那么他们就会愈加排外。对此，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被试（他们大多是欧洲或亚洲裔），心理学家马克·沙勒等人展开过一个实验研究。实验
在实验中，研究者询问被试对于允许某一群体移民加拿大的态度。研究者有时所描述的移民来自被试不熟悉的国度，例如某些东非或者南美国家；有时所描述的移民来自被试较为熟悉的国度，例如某些欧洲或者亚洲国家。实验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素来体弱的被试更加恐惧前一类移民。
在2015年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之后，心理学家海荣格·S.金等人研究了这种疾病在几乎不存在感染机会的人群中所引发生的排外情绪。被试是1000个美国人，其排外情绪由研究者通过测量他们对西非和非法移民的偏见、对限制性旅游政策的支持度，以及民族优越感来评估。毫不奇怪，研究发现，被试越觉得自己容易感染埃博拉病毒，就越排外。
再如，由于孕妇感染疾病有可能会给胎儿带来致命的伤害，女性会进化出一整套避免怀孕期间出现这种危险的生物和心理机制。例如，孕妇非常挑食，会有意避开陌生的以及有可能携带病菌的食物；在怀孕的头3个月，孕妇极易反胃呕吐。鉴于这些事实，心理学家卡洛斯·纳瓦雷特等人脑洞大开，大胆推测：孕妇比非孕妇更容易产生排外情绪，特别是在她们怀孕的头3个月中。为了检验推论，研究者们针对美国孕妇展开了一个实验研究。实验
在实验中，研究者找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由美国人所写，强烈表达了支持美国的观点，而另一篇由非美国人所写，对美国及美国人进行了批评。实验表明：与非孕妇相比，孕妇对前一篇文章的赞同度要高出四倍；更有趣的是，孕妇对后一篇文章的憎恶度在怀孕的头三个月确实大幅增加，而之后会逐渐降低。
然而，至少在全球经贸联系密切的现代社会，风险的降低往往意味着机会的丧失。具体来说，若人们因恐惧疾病感染而完全排斥陌生人，就会失去分工与交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理性的选择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故我们容易推测：若某些原因导致人们感觉到自己面临着较大的疾病感染风险，或者感染疾病的后果比较严重，则人们就会更加愿意承担因放弃了与陌生人的交易而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亦即，人们会更倾向于排外。这看上去合情合理，但若人们对疾病感染风险及其后果的判断出现系统性错误呢？——注意，这并非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因为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人们的行为会系统地偏离传统的“理性人”假设。此时，排外情绪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只是无谓的损失（Deadweight Loss）。
前文的系列实验研究表明，排外情绪的导火索与其说是疾病感染，还不如说是对疾病感染的担忧。这意味着，任何触发人们开始担忧疾病感染的因素，都可能进一步触发人们的排外情绪。实验
在另一个实验中，马克·沙勒等人对此进行了验证。研究者让第一组被试观看与疾病有关的图片，例如人类毛发上的细菌和肮脏的清洁海绵等，以触发其对疾病的担忧；第二组被试观看的却是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图片，例如收音机掉进浴缸等日常琐事。然后，研究者询问两组被试对于两类移民的看法：第一类移民来自被试熟悉的地区（如苏格兰），第二类移民来自被试不熟悉的国度（如尼日利亚）。研究发现，第一组被试对于第二类移民抱有更强的排外心理。
人们之所以对疾病感染风险如此敏感，主要缘于所谓的“情感启发式”偏差——人们常常依据主观情感，来对潜在危险作出迅速但往往过度的反应。2005年有一份关于此偏差的有趣研究。研究者发现，在“疯牛病”疫情结束几年后，每当法国报纸将牛海绵状脑病冠以“疯牛病”而加以报道时，牛肉消费量就会显著下降。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疯牛病”几个字触发了不少法国人的恐慌，进而使得他们高估了感染这种疾病的概率——其实，即便在“疯牛病”疫情期间，全法国也仅有6人被确诊感染了这种疾病。“情感启发式”偏差是非常顽固的，而根据进化心理学，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进化上的适应性——对于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若要避免成为埋伏在暗处的猛兽的食物，一有风吹草动就应惊恐而逃。只是对于现代人类，过度反应才变得不那么适宜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人类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以来，另外一种认知偏差也常常会导致人们对疾病感染风险产生误判，那就是“可得性启发式”偏差——与不太容易回忆起来的事件相比，人们认为那些容易回忆起来的事件具有更高的发生概率。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媒体常常使用图片或者影像报道模式，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但不幸的是，这也让公众更容易陷入“可得性启发式”偏差。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通过图片与影像传播，“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大楼的场景在大量美国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他们在随后很长时间里高估了飞机失事的概率，认为陆地旅行更安全。可事实是，根据统计，在2003-2005年期间，美国人在出行同样距离的情况下，发生致命汽车事故的概率是飞机失事的230倍。
根据进化心理学，由疫情引发的排外偏见具有进化上的适应性。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疫情抗击能力因科技进步而大大增加，医疗与护理条件也取得了巨大改善。因此，现代的人类不能任由原始的本能蒙蔽了其应该具有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抵抗各种偏见与认知偏差的有力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其体现在我们能够运用统计学思维，对从各种渠道扑面而来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我们认为，如下几种统计学思维就能帮助我们科学看待疫情，避免恐慌、抵抗偏见与认知偏差：一是样本容量思维。例如，一听到某个地方疾病感染率翻了一番的消息，你也许会感到恐慌。然而，你有必要进一步查证，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者数量到底又有多少？如果总人口有100万，而感染者数量从1人上升到2人，那么感染率也翻了一番，但相信你会比较平静地面对这样的翻一番。二是潜变量思维。例如，假设某个地方的患者死亡率出奇地高，那么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存在人口老龄化率之类的潜变量推高死亡率的原因；再如，假设某个地方的确诊率迅速飙升，那么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存在疾病检测技术水平之类的潜变量推高确诊率的原因。三是样本代表性思维。我们始终要记住，热点新闻往往与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不相容，某些事件之所以能够传播从而吸引我们的关注，就是因为其不具有一般性。因此，基于这些事件进行判断决策，我们很容易遭遇因样本不具有代表性而产生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四是贝叶斯思维。简单来说，贝叶斯思维告诉我们，当某人出现了“令人怀疑”的某种症状时，我们别匆忙下结论，认为此人大概率感染了某种疾病。这是因为，出现此种症状的人感染此种疾病的概率，取决于其感染此疾病的先验概率、此种疾病出现此种症状的概率以及此种症状对于此种疾病的特异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某个生活在非疫区的人有发烧症状，那么我们不应该过度恐慌。原因是：首先，非疫区居民感染引发疫情的病毒的先验概率较小；其次，即使引发疫情的病毒会让绝大多数感染者发烧，但发烧对于此种病毒感染不具有特异性——毕竟细菌感染或者其他病毒感染也会引起发烧。已故统计学家陈希孺院士在其《数理统计学简史》的序中写道——
“ 统计学不止是一种方法或技术，还含有世界观的成分——它是看待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一种方法。
” 掌握上述四种统计学思维，十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理性精神与抵抗偏见的能力。
《数理统计学简史》，陈希孺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出版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对疾病感染的恐惧所导致的排外情绪，能够有效降低人类遭受毁灭性传染病打击的风险，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然倾向。然而，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进入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这种自然倾向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因为社会隔离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作为个人，我们也许需要坦然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因恐惧疾病感染而产生排外情绪是人类天性。但“存在不一定合理”，我们必须尽力避免“自然主义谬误”，并坚信能够战胜“不合理”的偏见。正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所说，“唯一让人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我们可以依靠理性精神去摆脱、战胜心理上的恐惧，从而成功抵抗排外的偏见。各国政府也应该认识到，因疫情而产生大规模的排外情绪并不理性，会带来甚至比疫情本身更严重的“次生灾害”。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面对新冠肺炎病毒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整个人类社会必须高扬理性的大旗，努力克服人类面对疾病感染风险时“与生俱来”的排外情绪。只有超越国界藩篱，全球戮力同心，才能在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两方面求得最佳的平衡。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勠力同心”绝非仅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根据海荣格·S.金等人进行的那一项研究，合作精神确实有助于人们抵抗因疫情而引发的排外情绪。该研究发现，相比于那些报告了强烈个人主义取向的被试，在那些报告了强烈集体主义取向的被试身上，排外情绪就要弱得多。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强烈的集体主义取向让人们相信大规模社会协调的力量，进而使得他们感知到更高的保护效能，亦即相信自己能够在疫情中会获得更好的保护，以致恐惧感被大大缓解。—————————————————————————————
作者姚耀军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企研数据学术顾问
杨奇明为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教师，企研数据CEO
姚耀军，1976年出生，湖北利川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首期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杭州市“十三五”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组评审专家，企研数据学术顾问。长期从事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在《China & World Economy》《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法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方法与应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收录或者转载。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浙江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纵向课题多项。荣获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优秀论文奖、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优秀案例奖、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金融研究》优秀论文奖、《财经研究》创刊6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等荣誉。担任《金融研究》《财经研究》等多个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
作者丨姚耀军、杨奇明
排版编辑丨青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