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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研观点丨关键时刻就“甩锅” 历史上“大片”都这么演

​姚耀军 杨奇明 企研大数据 202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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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20年4月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总要推出一个低贱的人来抵罪,而每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总会有替罪羊从地里冒出来代人受过。


——《王后的项链》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场大考。由于体制、医疗保健水平、经济与科技实力等方面的不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目前来看,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已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但有不少国家仍然深陷泥潭。疫情在一国未获得有效控制,无疑会给国民带来挫折感。尤其与那些防控效果较好的国家相比较,挫折感就会因“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而愈加强烈。
从古罗马末代皇帝尼禄因罗马城大火而迁怒于基督徒,再到德国二战期间的反犹太运动,历史经验表明,每逢挫折感这种社会情绪因重大危机而滋生,通过寻找“替罪羊”来释放情绪的剧情就很可能再次上演。
在几乎每一部美国大片上,我们也都能看到矛盾冲突的高潮出现时,“打怪”的队员中总会出现“危机甩锅”的戏码,本文所回顾的一些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案例表明,人类社会的这一现象确实算是根深蒂固。




一、“挫折-攻击”理论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虽然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过于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著名教科书《社会心理学》中引述过的一则小故事:一个被老板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后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儿子咆哮,儿子只能踢狗解气,而狗则把来送信的邮递员咬了一口。
小故事带来大启示:挫折导致“替代性攻击”,亦即攻击并非直接指向挫折源头,敌意总是转移到一些“较安全”的目标上。心理学家们预测,挫折体验越消极,替代性攻击就越有可能发生。例如,当司机们因交通堵塞而倍感挫折时,就越会倾向于以“路怒症”的方式,回击其他司机在行车过程中对自己的轻微冒犯。
在替代性攻击中,被攻击对象其实只是“替罪羊”——替罪羊原指古犹太教在赎罪日用做祭品的羊。后来,人们就用这些在宗教仪式中替人受罪的羊来比喻代人受过者。毫不奇怪,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均面临着不幸成为替罪羊而遭到攻击的风险。




二、群体层面的“替罪羊”:典型案例
在个体层面,个人的相对地位会随着场景变化而发生变化,就如那个遭到老板羞辱的男人在老板面前处于弱势,但其在妻子面前却处于强势一样,结果使得一个人沦为替罪羊的可能性是依场景而定的,缺乏一般性规律。但在群体层面,哪些群体更容易沦为替罪羊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此,我们不妨考察如下三则典型案例。

第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反犹太运动

这或许是关于“替罪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失控,人们陷人极度贫困、消沉和沮丧中。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指出,尽管犹太人不是德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执掌政权的政府却有意制造出一个错觉:如果犹太人受到惩罚、被剥夺各种权利,并被彻底地灭绝,那么所有困扰德国的问题都会烟消云散。其实,德国的一位领导人早已坦承:“犹太人只不过是替罪羊......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太分子也会创造出‘犹太人’来。”


第二个例子是第二次海湾战争

2003年3月20日,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联合英国等国家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史称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著名时政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9·11’事件后,美国需要寻找对象以宣泄愤怒。而之所以选择伊拉克,原因很简单——伊拉克当时的执政者萨达姆“罪有应得,而且他正处于这一世界的中心。”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切尼似乎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当被问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发动战争时,他指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9·11’事件。”


第三个例子是外来移民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整体而言对本国的经济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例如,移民通常可以为接收国补充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而这对普遍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发达国家尤为重要。即便是人们关注的犯罪问题,严肃的统计分析表明,这往往也不能归咎于移民。例如,美国统计数据显示:在2010年,18至31岁的年轻男性中外来移民的被监禁比例只有1.6%,是同年龄段美国出生年轻男性的一半。即使仅仅考虑非法移民,同年龄段的年轻男性被监禁的比例也不足3%,而没有高中学历的美国出生男性青年的监禁比例则达到10.7%。

但不幸的是,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尼拉杰•考沙尔教授在《谴责移民:民族主义与国际运动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虽然移民本身是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却会替本国内政问题(如经济增长乏力或者贫富差距过大等)承担人民的怒火。




三、“替罪羊”理论
在上述三则案例中,无论是反犹太运动中的犹太人,还是被美国攻击的伊拉克,抑或承担了人民怒火的外来移民,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属于攻击方没有参与也没有归属感的外群体。简单来说,外群体更容易沦为替罪羊而遭受攻击,这正是“替罪羊”理论解释群体冲突现象之要旨
心理学家们对“替罪羊”理论展开了很多有趣的研究。例如,有研究发现,在1882-1930年间美国南方地区,一旦经济因棉花价格下跌而出现下挫,黑人就可能成为替罪羊而被滥用私刑。
不过关于“替罪羊”理论最具洞察力的一些观点,或许来自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勒内·吉拉尔。在其名著《替罪羊》中,勒内·吉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寻找替罪羊现象的根生蒂固性——西方社会曾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为了防止整个社会危机的爆发而利用替罪羊机制,结果让所谓的民粹主义情绪得以缓解,让隐藏更深的非理性行为继续实施。

他还指出:“那些极端富裕或者极端贫穷、极端成功或者极端失败、极端漂亮或者极端丑陋、有极端恶习或者极端美德、极能诱惑人或者极令人讨厌,女人、儿童、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强者的伟大,最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越易辨认的群体越易成为替罪羊。

勒内·吉拉尔对此的洞察具有坚实社会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家们发现,独特的事物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如果两个独特的事物同时出现,亦即出现“成对的独特性”,那么人们很容易陷入“虚假相关”的认知陷阱。显然,易辨认的群体与引发重大挫折感的事件均具有独特性,以致人们可能错误地认为两者具有相关性。如果这一过程还掺杂了群体压力以及社会学习因素,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将大部分民众裹挟其中的错误思潮,进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破坏性影响。




四、结语
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挫折触发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显然,把注意力放在替罪羊身上要比反观自照容易得多,但用寻找替罪羊的方法来代替自我反省,既不理性也违背公平和正义原则,同时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对抗。因此,正如我们在另一篇发表在澎湃新闻的文章《抵抗疫情也需抵抗排外偏见》中指出的那样,“存在并不一定合理”,我们要努力克服“自然主义谬误”,坚决抵制这种“人性的阴暗面”。
当前,肆虐的病毒才是真正的敌人,并且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无国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疫情蔓延全球中独善其身。
国际社会戮力同心,加强协调合作,才是战胜疫情的正道与当务之急!


·END·



企研学术顾问 · 耀军


姚耀军,1976年出生,湖北利川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首期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杭州市“十三五”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组评审专家,企研数据学术顾问。长期从事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在《China & World Economy》《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法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方法与应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收录或者转载。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浙江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纵向课题多项。荣获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优秀论文奖、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优秀案例奖、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金融研究》优秀论文奖、《财经研究》创刊6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等荣誉。担任《金融研究》《财经研究》等多个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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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姚耀军 杨奇明

排版编辑丨青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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