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伟大”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作者：陆贽
又是一年母亲节，主流媒体又是一片歌颂母爱伟大的赞美声，今天我们选择逆流而行，讨论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去年，山东卫视狗年春节小品《海的誓言》曾经在网络上引起一时热议，很多人认为其中的一段台词涉嫌物化女性，“男人花4万块钱买下女人21900天，平均一天不到两块就有人帮忙做家务，照顾老人以及生养孩子”。
虽然《海的誓言》受到了诸多批判，但不得不承认它反映了一种既成事实——长期掩盖在婚姻神圣化价值观下的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
这种性别不平等长期被包装成女性的某种神圣的奉献（贤妻良母），正如《海的誓言》中男主在算完账后一脸感叹地道出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爱她？”，仿佛这就是对妻子的最大褒扬。当我们稍微把视线从春晚移开，看看春节期间的千家万户，身为儿媳、妻子以及母亲的女性们，在全民休假的春节仍然忙碌于洗衣机与锅碗瓢盆之间，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决定了女性的“天职”，即使在大年夜她们也没有休假。
作为社会基本元，家庭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温暖的港湾，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则长期被忽略和漠视，家庭普遍被认为是自然而正义的私人领域，被排斥于政治领域之外。现有的法律制度基本是以“家庭”作为私人领域的基本结构而加以保护，私人领域的权力不平等实质被父权常态化道德所掩盖，公权力很少会对家庭领域内部的事务进行干涉，更多的是主张保障私人家庭的自主权和隐私权，反对公权力过度膨胀扩张至私人领域，这是众多保守主义者的一贯主张。
很多女性基于个人经验直觉意识到家庭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在公共领域对父权的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批判，通过身份政治进行抱团，塑造身份认同，这是网络婚恋情感板块下的常态。
她们当中较为普遍的主张是女性可以通过自身拥有的生殖筛选权将部分劣质雄性（“我绝对不嫁直男癌、屌丝以及凤凰男”等）筛选出去，然后再进一步从剩下的优质雄性群里选择一位认可性别平权的对象相亲相爱，缔结平等的婚姻契约，两个人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当下很多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高度重视个体自由选择的人所持有的观点。
然而在当前父权社会里，女性所承受的是普遍结构性歧视，而“婚姻—家庭”本身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哪怕夫妻双方婚前基于自愿原则缔结平等的契约协议，认可婚后双方平分家务以及对女方实施生育补偿，也很难改变家庭的非中立性，因为我们身处于父权这一不平等的宏观结构中，深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很难摆脱父权权力语境的影响，比如夫妻双方的小家庭会受到背后的父权大家庭的制约，我们无法将婚姻从社会关系中野蛮独立出来，甚至是企图赋予其某种神圣性价值；
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是根据父权逻辑建构而成的，存在着严重的父权性别角色预设，女性往往会被众人默认为家庭主妇的角色，需要额外承担生育成本和家务劳动，而它们的价值往往不会被社会所认可；而现有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以性别不平等的逻辑建构起来而非性别中立的，现有社会规则明显对男性更为有利；
不夸张地说，只要男女双方决定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势必会有一方要做出牺牲（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老人），女性通常是被牺牲的那一方，并被众人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理所当然”掩盖了私人领域性别不对等的本质。主张维护既定父权制度的保守主义者通常会诉诸常态化的“母性伦理”或“家庭传统道德”来为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进行辩护，但是这种诉诸传统的做法无法掩盖家庭内部性别压迫和剥削的本质，而这正是女权主义者认为不合理而主张改变的。
相比于公共事务，家庭领域的不公很少受到我们重视，当作为单一个体的女性在与家庭产生冲突时，女性的利益往往会被牺牲，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家庭高于个人”被很多人默认为不需质疑的原则。可以说，现有的性别不公正被散布于无数个家庭内部而不为人所知。
很多思想家在构建正义理论时，由于欠缺性别平等视角，很少会考虑家庭内部的正义问题，很少去考虑劳动性别分工以及女性被排斥在公民和政治生活之外的问题，家庭本身没有被正义标准所检验，苏珊奥金在《正义、性别和家庭》就曾经批评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认为他的正义理论框架欠缺家庭性别正义角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家庭正义理论，对西方世界公共／私人二分的政治传统进行挑战。
在传统父权观念里，生育、抚养后代和从事家庭劳动都被视为女性理所当然的义务，女性不做这些则很容易被他人指责为未尽家庭责任和婚姻义务，不是一个合格妻子和母亲；而男性的义务则是赚钱养家，提供生育资本，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这是当前父权社会性别角色法则所决定的。
在现有社会结构下，由于女性在家庭提供再生产功能，男性可以轻松地从私人生活转向公共生活，男性所普遍从事的公共事务的价值被广泛认可，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价值量化，转化为相应的经济资本、社会关系资源和公共话语权；而女性普遍从事私人领域的生育和抚养后代等家庭劳动本身并没有被纳入市场体系，它们的价值很难量化，不被社会合理承认。
女性长期被禁锢于私人家庭领域，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价值被普遍低估，经济高度依赖自己的丈夫，缺乏内部话语权，社会地位低下。目前社会家庭内部劳动和照顾儿女依然基本被默认为女性的天然义务，“男主外女主内”广泛存在，女性事实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养育工作；而男性则很少从事家务劳动，更多的是活跃于公共领域，他们仅仅需要为家庭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很少需要为如何兼顾职场和家庭而担忧，普遍困扰女性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在男性那里几乎不存在，受益于女性的家庭付出，男性可以轻松从私人生活走向公共领域，全身心投入工作当中。
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南茜弗雷泽认为目前大致有两种解决思路：
（1）.重估家庭主妇从事的家务劳动和生育价值，由国家主导支持非正式的家务劳动，将家务、分娩和养育提升至与男性普遍从事的职场工作平等的位置，给予家庭主妇相应的补贴，从而使女性通过家务或者是家务+兼职来养活自己和家庭，这是西欧女权主义者和社民主义者当前政治实践体现出来的前景（差异模式）；
方案（1）需要政府主导建立起大规模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制订大规模税收和转移支付方案来调节收入分配，向家庭倾斜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它能够帮助女性和儿童摆脱贫困，减少剥削（重估家务和生育价值），但是它很难实现收入性别平等（女性的补贴+兼职工资仍将少于男性的职场收入），男女依然延续着既定的性别分工模式，甚至可能会导致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进一步拉大，男性继续从事着收入更高的公共领域事务，女性则窝在家庭里依靠国家转移支付来供养家庭，于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在既定的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改良版“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缓慢产生分化，两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就目前而言，方案（1）可实现难度远远大于号召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劳动力市场。
（2）.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促进女性就业，由国家提供对女性就业有利的服务，让女性进入职场自己工作，实现经济独立，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然后尽可能地将家务外包，通过市场来促进性别公平，这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女权政治实践体现出来的前景（平等模式）；
方案（2）需要国家尽可能地扫清女性就业的障碍，清除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促，反对性骚扰，促进机会平等，为女性创造优质的就业环境，从而让女性渴望就业，远离家庭工作，此外还需要改革文化，促使男性接受女性从家庭转向职场的新角色；而大量的家务劳动从家庭转向市场，使家务职场化，由家政工或家庭佣工等雇员来承担；
相比于方案（1），它可以比较好地实现男女收入平等，反贫困和剥削，让女性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促进男性社会地位平等，有效防止女性边缘化。
然而我们很难将家务劳动和生育彻底外包转嫁给市场，比如分娩、子女养育（托儿所等只能部分解决）以及家庭应急处理等等，而由于个体观念被社会所形塑，深受既定父权文化所影响，作为丈夫的男性往往不愿意分担家务，而且实际上聘请保姆往往会被男性用来作为推脱家务劳动的借口 (Groves & Lui, 2012)，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最终导致女性在进入职场的同时，还要额外承担家务和生育，严重缺乏休闲时间，很难在工作上与男性公平竞争。有研究表明，正是生育是导致目前男女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养育孩子对女性工资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Kleven 、Landais &Sogaard ,2017）；
深色线为选择不生育的妇女的逐年收入，浅色线为选择生育选择生育的妇女的逐年收入。上半部分是本科或以上学历，下半部分是本科以下。 如果是本科或者更高的学位，生一个孩子，以后每年的收入平均要低24%；如果是本科以下的学位，每年的收入平均要低22%。（原文作者Manolo已授权转载）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需要额外承担生育和家务劳动，女性在职场当中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遭遇性别歧视，最终导致女性就业率和工资收入的低下，进一步加深性别不平等，Goldin曾经在一篇经济学论文指出女性由于生育等原因突然退出劳动力市场，会对女性平均工资影响高达20%（Goldin ,2006） ；而“劣质”劳动力的性别偏见本身又会反过来导致文化上对女性的进一步贬低和否定——女性能力差、素质低、竞争意识不强、不适合职场等等，加深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可以说，这种文化层面上的错误承认和经济层面上的分配不公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
如果在不打破既有家庭性别分工结构的情况下，一味地要求女性兼顾家庭和工作，而不去质疑既有的性别分工法则并号召男性分担部分家庭劳动，只会进一步加重女性的负担，如此等于变相鼓励女性回归家庭，不利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双职工家庭里，除了保姆和日托等外包选项之外，更为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比如夫妻共同承担）或者是代际分工（老人帮忙照顾小孩），至于具体如何解决，则需要家庭内部成员内部协商沟通，共同制订出合理的家庭分工契约，而非单独要求女性单方面承担全部家庭劳动。
此外，方案（2）还会导致不平等从性别转向不同阶级、种族和国家的群体，使有偿家务工作女性化、种族化以及低报酬化，以促进阶级分化和增大种族差异等代价来实现局部性别平权，性别差异被女性间的差异甚至是阶级、性别和族群等相互交叉的多元差异所取代（如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正方兴未艾，更多与之相关内容可适当参考此篇综述：
苏熠慧 | “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
蓝佩嘉认为家务市场外包里存在着某种“链状的压迫”，如同大鱼-小鱼-虾米的食物链一般，一位女性的“解放”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位女性的悲苦。在很多国家里，保姆等家务工作往往是由低收入的女性移民来承担的，家庭不平等因此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高度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跨国女工所从事的工作的工资极低，缺乏福利，有的很难达到基本的劳动标准。保姆等家务工作被普遍认为是非正式、低地位和低收入的，具有很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在家庭市场化日益发达的当下，这些以家庭为职场的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和合法权益保障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关注的。
然而，虽然方案（1）和方案（2）在理想状态下都可以部分促进性别平等，但是最终都很难彻底实现性别公平。
要想实现性别公平的终极愿景，我们需要摧毁目前既有的社会性别分工体系，解构性别而非增强性别差异，消除现有的性别角色法则，塑造新的性别角色观，消除工作和家庭的二元对立，模糊群体差异，将性别与阶级、种族、族群等从属轴心联合起来，将性别斗争纳入广泛交叉的社会运动当中，促进更广泛的政治联盟，而非将身份政治与再分配政治分离，或者是将性别斗争与其它政治斗争相对立；我们需要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维度进行全方面改造，基于平等原则全面重构生产关系、重塑新的文化认同以及设置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矫正女性在经济层面上的再分配不公、文化层面上的错误承认以及政治层面上的代表弱势，最终摧毁父权秩序，实现性别公平的解放愿景。
当然，这种对未来的宏观想象是极其遥远而显得有些脱离现实的，很多人会认为这些事情离日常生活太远，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和热情。无论我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宏观分析多么高明，都很难引起众人的情感共鸣，动员他们参与到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运动当中。在缺乏宏观解放政治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强调个体自主选择的生活政治很难对抗无处不在的结构性歧视和压迫，无力改变严重不平等的晚期资本主义父权结构，基于某种改良主义对世界政治机器进行简简单单地修修补补，无力解决根本性问题。
在乌托邦力量几近耗尽的晚期资本主义，呼唤对未来的想象是迫切的需求，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阶级高度去中心化以及身份政治日益流行的当下，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是极其缺乏的，如今我们正急需着某种可信的替代性解放愿景。
hers
女权主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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