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自己的Flagship,多玛医药能做到吗?——专访多玛医药首席运营官黄蕤博士
每一个中国投资者都幻想着能在2006年以前,将贵州茅台加入自己的持仓股中,正如每一个医药投资机构都希望能在2010年参投Moderna Therapeutics的创立一样。
Moderna的成功有机遇、也有实力。
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Moderna凭借自身打造的mRNA疫苗研发平台,在25天里完成了疫苗的序列设计和生产,打造了全球首个进入临床I期的mRNA疫苗,一战成名!其股价更是一路飞涨,较2019年IPO时翻了近20倍,峰值时市值突破了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3个腾讯。
从公司创立之时就参与投资的Flagship Pioneering赚得盆满钵满,公开数据显示,Flagship在Moderna孵化和成长过程中总计投入约5000万美元,作为Moderna的第二大股东,其投资收益近百倍,成为了投资界的神话,陪跑12年的故事更是被人广为传唱。
做出一次成功的价值投资不难,难的是可以一直投资价值。在Flagship特有投资逻辑下,自1999年成立以来,Flagship的版图上已有109家生命科学企业,其中至少已经有24家Flagship孵化的公司成功实现IPO,另外有30余家公司被收购、并购。
来源:Flagship官网
Flagship的投资模式俨然成为了业界的一个研究课题。
Flagship的投资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专注于竞争少的技术。翻译一下就是:避免被卷。
他们的每一位高管都拥有非常强的专业知识,有着将学界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理想。成立新公司在Flagship的孵化步骤里处于十分靠后的位置,他们最先做的是提出假设,将目标放在非常源头的技术上,初步判断其能否被转化。
随后这些假设会被拿到Flagship强大的“外援团队”面前咨询,这些外援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学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在经过多轮修正,得到认可后,才会启动孵化。
当一家投资公司本身就在追求、开发源头创新技术时,其孵化的biotech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也就不那么激烈了。
成立新公司后,Flagship会继续保姆级的服务,深度参与到公司的运营中,搭建团队、寻找CEO,并在公司的成长阶段引入更擅长资本运作的投资公司,一同帮助企业茁壮成长。
深厚的学术背景使其对技术和产业有更深入的理解及更超前的预判,更敢重仓、深度支持所看好的公司,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投资之路。
这也导致Flagship的成功难以被复制。
也正因此,在多玛医药怀着鸿鹄之志,致力于成为中国版Flagship时,才会引发行业内如此的关注。
多玛医药究竟为何成立?他们有何底气?带着诸多疑问,药时代与多玛医药首席运营官黄蕤博士连线,开启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
黄蕤 博士
多玛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此前曾任职于百奥赛图(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丰富的临床前研发和管理经验。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本,但投资不是做慈善,真正的源头创新技术想要与资本碰撞出火花,存在着天然的障碍。
目前主流的投资逻辑有两种,或是基于盈利预测,或是基于对比策略。
盈利预测需要完整的市场数据和开发链条;对比策略则需要有一个标杆做对照(例如做PD-1对标K药、O药)。完全没有对比,没有兜底的投资似乎超出了国内投资者们的决策范畴,对于原创新药来说,获得资本的认可是非常有挑战的。
这也是资本大举入场,反而塑造了一批同质化的中国创新药企的原因。人们勇于直面看得见的惨烈竞争,却不愿为超出认知的创新买单,尽管行业一片繁荣景象,实则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在呼吁创新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10年前的Moderna能在中国拉到投资吗?与mRNA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科学技术,在现如今国内的投资环境下能够茁壮成长吗?我们有多少源头创新正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更多拥有源头创新技术的企业仍然是由科学家或连续创业家主导成立的。例如全球唯二、中国唯一的3D打印公司三迭纪;细胞焦亡领域顶级专家邵峰院士与邓天敬博士成立的炎明生物;连续创业家沈月雷博士成立的百奥赛图等。
过去10年里,随着高学历海归增加,中国新药研发产业积累了大量有能力和意愿创业的优秀领军人才,中国需要自己的Flagship,为这些人才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业思路和方向。
资本直接下场孵化公司,在国外比较常见,国内也有试水并成功的案例。基石药业、天境生物都是由产业牵手资本孵化的创新药公司。
基石药业成立于2015年年底,公司成立以来已经集结了世界级的管理团队。曾拿下业内B轮单笔最大融资。2019年2月在香港成功上市,IPO当日市值近140亿港币,距离公司成立不过3年时间。公司首轮融资时估值为8500万美元,投资回报超20倍。
天境生物于2016年整合后正式成立,聚焦肿瘤免疫和自身免疫领域。成立后仅4年实现NASDAQ IPO上市,市值曾高达338亿人民币,不仅为投资人带来百亿级回报,也在全球医疗市场上持续产生影响力。
相比于这些由资本与产业携手的孵化模式,多玛医药要更进一步,他们的诞生就是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体,这也正是多玛医药敢于对标Flagship的原因。
Flagship成功的背后是极具专业知识的高管,以及囊括各个领域的学界、产业界的外援专家,他们专注于从0到1的源头创新技术研发。
多玛医药略有不同,据黄蕤博士介绍,多玛医药更专注于从1到10,打造竞争少的产品,但他们其实并不缺少源头创新,因为站在多玛背后的是包括百奥赛图在内的多位创始股东,这些股东拥有国内顶级的技术创新资源网。
百奥赛图在中国新药研发界本身就是个另类的存在,他们从基因编辑和CRO起家,后切入抗体新药研发,现在更是要成为全球的创新药物发源地。
源头创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靶点难寻肯定算一个。传统基于MOA的药物开发策略难度巨大,数十年来开发的靶点仅为潜在的成药靶点的冰山一角。
根据文献显示,创新药物潜在可成药靶点有1400+。截止2022年3月,临床阶段的创新抗体药物覆盖的靶点只有约300个,已上市的抗体药物覆盖的靶点仅有约60个。针对这60个靶点,美国FDA及欧盟EMA共批准抗体药物数量144个。
临床阶段及已上市生物药物覆盖的靶点高度集中,导致药企药物开发及商业化竞争异常激烈。
百奥赛图历时6年成功研发RenMab®小鼠(抗体全人源小鼠),又在2021年开发完成了RenLite®小鼠(Common Light Chain),形成国内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全人抗体小鼠RenMice平台。
基于RenMice平台,百奥赛图壮志酬筹,实施“千鼠万抗”计划,希望利用公司RenMice小鼠在3到5年的时间里通过高通量的方式逐一对上千个潜在抗体药物靶点进行基因敲除,并利用这些基因敲除小鼠针对每个靶点规模化开发全人序列抗体,最终通过体内药效评价的方式筛选到候选抗体药物分子。
这些发掘出来的靶点,最终会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合作开发的形式,与各大中外药企共同推到临床。
除了“千鼠万抗”,基于RenMice平台,百奥赛图还开发了一系列技术平台,在成药形式上继续创新。包括通过RenLite®小鼠产生的、具有共同轻链的全人抗体,解决错配问题的双抗和双抗ADC技术平台;以抗体替代TCR,筛选亲和力和特异性远高于TCR的抗体的类TCR技术;通过天然构象抗原、 DNA体内转染、免疫增强肽、基因敲除小鼠和人源化小鼠等方式进行GPCR抗体发现的GPCR技术平台等。
Flagship模式最大的特点在哪里?不就是在于庞大的科学积累,能让其发掘出源源不断的新成药形式、新靶点么?百奥赛图的“千鼠万抗”及创新技术平台同样能做到。
多玛医药所孵化公司在初期可借助百奥赛图强大的新药发现平台,针对某类疾病的一系列靶点定制具有潜力的新药管线,快速构建成熟丰富的pipeline,节省早期研发投入。
多玛医药的董事长沈月雷博士,同时也是百奥赛图的董事长。
因此,多玛医药可以说是“千鼠万抗”计划的延伸加强版,“千鼠万抗”要帮助百奥赛图成为全球创新药的发源地,背靠百奥赛图的多玛医药更要走向更开阔的领域,成为中国创新生物技术公司的孵化器。
多玛医药的孵化逻辑是:先选定创新产品和一些目标适应症,再孵化公司。在孵化的最初就已经对公司发展方向有明确的定位,包括采用何种形式的开发,比如单抗、双抗、双抗ADC、溶瘤病毒、细胞治疗、宠物药、诊断试剂和AI等。
对于多玛医药来说,他们能为被孵化企业提供四个层面的支持。
首先是技术层面,初创企业虽然可以找到有经验的技术和运营人才,但往往急需可以迅速启动的产品管线,多玛医药可以为其提供经过验证的具有扎实数据的产品管线,确保管线的高质量和差异性。
其次是资金层面,初创企业往往缺钱没资源,在寻找接洽的投资人上,可能会面对很多挑战和困境,而多玛医药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笔启动资金,让企业尽快进入角色。
接着是人才层面,多玛医药可以提供可持续的人才共享服务,包括CMC、临床开发、知识产权、注册甚至是财务上的的人才支持,帮助企业推进研发管线。当然,作为一家初创的企业,上述方面的人才也是多玛医药需要持续补充扩大的,多玛医药的岗位需求面很大。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多玛人才团队的组织者和服务者、而非领导者。” 黄蕤博士这样谈道,“多玛医药需要具有全球布局的思维和眼光、有跨国企业工作经验的人才,除了在新药研发领域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经验,还需要具有协同合作精神,能够在多玛医药的人才体系中,发挥1+1>2的效果。”
”
最后是成本层面,新药研发界一直流传着“10年、10亿美金”的说法。多玛可以帮助孵化企业节省超过2年的前期研发时间,迅速锁定筛选验证过的创新型分子,并提供办公场地及公共配套服务。目前多玛医药正在准备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自己的办公楼、实验楼和生产厂房,以便更好地为被孵化企业提供最佳的服务。
如果说其他的孵化平台,只是给被孵化企业提供了一条可供翱翔的跑道的话,那么多玛医药这样全方位的支持,可以说是为被孵化企业修建了一座机场。不仅赛道明确,甚至连航站楼、候机厅、免税店都准备好了,只待有志之士来开动那架上天的飞机。
思道医药正是第一架从这座机场出发的飞机。
ADC是近年来非常火热的研发领域,硕果累累,已经有10多款新药获批。最亮眼的Enhertu更是异军突起、一马当先,先后斩获了HER2低表达乳腺癌、HER2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等重要适应症,开辟了多个先河。
面对这样火热的领域,中国的药企自然又扎了进去。有数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披露立项的ADC药物数量超过300个,中国企业占去了其中三分之一。2021年ADC领域已然进入市场规模“爆炸”与竞争者“内卷”并行的新时期,ADC赛道下一步将如何发展,企业该如何布局?这成了摆在所有已加入战局和之后不断涌入的ADC企业面前最大的问题。
把ADC的“弹头”由单抗变成双抗,结合了双抗和ADC优势的双抗ADC药物,是ADC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而目前全球处于临床阶段的针对两个肿瘤抗原靶点的双抗ADC分子不超过5个,可以说这还是一片蓝海。
思道医药目前已经从百奥赛图引进3条处于临床前阶段的双抗ADC产品,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和全球权益。
现在做双抗ADC的企业很少,思道医药的双抗ADC更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不同于目前临床试验中的绝大多数双抗骨架,思道医药开发的双抗ADC的双靶点均为TAA,即靶向双重肿瘤抗原,且拥有完整的抗体Y字形骨架,加载MMAE(payload)后可以特异性更高、更安全、更有效地识别并杀伤肿瘤,生产成本更低,在实体肿瘤治疗药物中具有显著竞争优势。
思道医药的3条双抗ADC管线,通过双抗ADC分子较强的肿瘤选择性和更好的双靶点协同内吞活性,从而实现更安全、更有效、差异化的产品目标。基于Renlite®小鼠平台,结合KIH技术,正确组装率高于95%,极大降低了CMC工艺开发的难度。进展最快的管线已经进入CMC,预计于2024年1月启动全球IND,随后在海外和中国同步开展临床试验。
在靶点的选择上,思道医药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在3个双抗的6个靶点里,只有MET和EFGR相对成熟,有多个小分子靶向药上市,但针对性的抗体药物也并不多;Trop2仅有一款针对性的ADC药物上市,而其余的靶点,放眼全球,连靶向药的开发都还在早期。
什么是源头创新?这就是源头创新!
上到国家政策、中到产业专家、下到社会大众,都在呼吁创新,但真正有能力、有意愿、有目标,愿做中国版Flagship,为中国生物技术研发界孵化创新的,寥寥无几。
多玛医药站在时代的浪潮里,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多玛医药的孵化模式里,不管是初期百分百控股还是和外部机构共同持股,被孵化的公司都将逐渐走向市场,获得更多资本的加持。
我们衷心希望多玛医药能汇聚更多的力量,将事业愈加壮大,也期待着未来,被多玛医药孵化出来的创新生物技术企业,能在中国甚至是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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