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红卫兵向梁思成要钱：你哭他×的什么穷
群众逐渐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思成是头号反动权威，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个小时，或是大半夜。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他以为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快得到解答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在一次批斗会后，他的身体彻底地垮了。那是一次批斗系总支书记刘小石的会。主攻对象是刘小石，梁思成只是陪斗。
在批斗会进行到一半时，很受思成器重与爱护的一个学生走上了讲台，他自称早在“文革”前夕就收集整理了梁思成的反党言论上报党委。他揭发批判刘小石，说在他们整理的梁思成的材料中，刘小石把一些关键的“反动”言论给删去，包庇了“反动权威”。那天晚上我扶思成上床时，发现他极度的虚弱，还有些颤抖。他喃喃地说：“没有想到啊！真没有想到啊！”
在“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的一个“徒弟”由于对运动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时，他就常常对我说：“我真后悔找了几个年轻人来当助手，原想把我的学识更好地传授给他们，没想到反而害了他们。梁思成的大弟子这个臭名，他们要背一辈子，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后悔！”“文革”不久，高干医疗制度就取消了，清华校医院又因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位建筑学家，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思成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
整整一个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地说：“他患的是心力衰竭，很危险。你能设法让他住院吗？”“住院？”我愣住了，紧紧地咬住哆嗦的嘴唇。陈大夫会意地点点头说：“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他必须卧床。”
当他知道我们家里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思成量血压、数脉搏，作好记录，定期来取药，他还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思成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着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1968年11月周总理直接过问了思成的情况，才把他送进北京医院。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我们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
1967年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房子，一进门就让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思成的健康将造成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们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整理，这些书过去我没有时间细看，很多外文书，我更是看不懂，现在要决定弃留就必须认真地挑选。在清理图书的时候，在书架上翻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的大封套，打开一看，呀！全是一些精美的塑像和小雕塑品的图片，这是思成多年研究雕塑史收集的资料。
我们暂停了书籍的整理，坐下来欣赏这些图片，有一对汉代铜虎的图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铜虎栩栩如生，它的头、身、尾、爪没有一处不显示出力量的美。思成拿在手上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看看，眉，你看看多”“美”字刚要脱口而出，忽然想起这是当前犯忌讳的词，于是立刻改口说，“多多么有毒啊！”我们不禁相视大笑起来，这是我们“文革”以来第一次欢笑。1987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亲眼见到了这一对珍品。我的耳边又响起思成的赞语。“你看看，眉，你看看多多么有毒啊！”
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的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我说。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说：“先放着吧。”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们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
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思成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摄氏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糊上报纸，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很快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零下2摄氏度、零下3摄氏度、零下5摄氏度。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往炉子里加煤，并为思成不断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仍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
清华两派的对抗，已经发展到了武斗、你死我活的地步。中央曾告诫两派的头头们如果不停止武斗，就停发全校员工的工资。但武斗仍未停止，于是全校停发了工资。一天晚上，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后，闯进来四五个戴着“井冈山”红袖箍的彪形大汉，他们自称是“井冈山”总部的人，带着手枪和匕首，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他们把我推向一边，直冲思成而去，为首的一个指着思成问：“现在全清华的革命群众都在挨饿，你知不知道？”“我我听说停发工资了。”思成说。“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是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我愿尽我的力量我们的家务是林洙管，我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放屁！你没有钱，谁有钱？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现在你哭他妈的什么穷？你对革命群众是什么感情！”他抬起手给了思成一个耳光。思成晃了一下几乎摔倒，我冲过去扶住了他。这伙人进来时我吓得要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这时思成忽然猛扑过来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只见他脸色发青，呼吸困难，连连喘气。我拼命地大喊：“救命！救命！打死人了！”这几个人慌了，冲我说：“好！你不是说我们白天不敢来么？明天中午十二点你等着我们。”于是匆匆地走了。后来我听说那几天晚上，很多教授都遭到经济上的勒索。
第二天早上，天空阴沉沉的，不久就下起瓢泼大雨。我带着恐慌的心情，等待着昨夜的几个歹徒，思成坚决要我离开家里，由他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也就更加一步也不肯离开他。到了黄昏时分，我更加紧张了，思成的身体是绝对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折腾了。我决心冒雨到中关村去找小妹妹的爱人，求他来陪我们过一夜。这天清华已被几万名“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团团围住。我离校门还有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看见十几名工宣队的队员把住校门，在严格地盘查出入的人员，于是我又折回家来。雨下得更大了，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摘自《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林洙陪伴梁思成度过文革浩劫）》作者/林洙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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