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昼工作室罗晓兰：我从未想过不写作 | 写作者手记

成为一名“专业”写作者需要什么？极强的学习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灵活应变的能力？
这次，我们选择从“写作者”二字出发，区分领域，以某一类型写作者为单位，了解他们深度根植于某个特定领域的职业现状，将会遇到哪些人，经历哪些事，又会遇到哪些难题……

图为罗晓兰

罗晓兰已经在极昼工作了快三年。她因为2008年的5·12地震萌发了想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愿望，为此后来还专门去了一趟北川老县城。因为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又开始对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感兴趣。

“如果不从事这行，你可能就一直生活在你的领域，在城市按部就班地生活、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生老病死。但走进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是能够被拓宽很多的。”罗晓兰说。

大学时，她去过各种日报、都市报、电视台、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还有新媒体进行实习，每个寒暑假都在用最朴实的办法“瞎碰”，看一下自己到底喜欢怎样的媒体工作。

2023年劳动节之际，罗晓兰入选了“牛媒数据”的“史牛”荣誉称号。“牛媒数据”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擅于捕捉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以深刻的文字描述人们的苦难，入木三分。其文章特征的故事性为“剧本级”，活泼性较高。

“写作真好。”罗晓兰不止一次这样说。她因为不管是在面对职业中的困难，还是在写作中，她带着一种天然的“宽容”气质，尝试各种各样的选题和思路。她不喜欢把写作当作工作，总是向内寻求更加细腻的体察与感悟，向外寻求与各种各样的生活、人接触的机会。

尽管已经从业近7年，罗晓兰依然觉得自己不太擅长打开受到创伤的人。

完成《倒在芝加哥枪口下的留学生》这篇稿件时，她也尝试着去联系留学生郑少雄的母亲，那是一位很温和又特别礼貌的女士。罗晓兰打过去电话，她会轻声地回应，“不好意思，我这边实在很忙，我没有办法去聊这件事情”。到了晚上再给她打电话，又听到那边人声嘈杂，她的声音也很嘶哑。后来，罗晓兰也给她发了长短信，尽管没有得到太多信息，但罗晓兰没有再去push对方。设身处地地想，罗晓兰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痛，既然对方没有表达的意愿，她也不便继续打扰。

罗晓兰不喜欢强调“写作者”和“讲述者”的身份，她更习惯把对方当作朋友，这样才能以更自然的方式相处。和受创伤的人聊天时，罗晓兰也会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有时候和他们一起落泪，有时候给对方递个纸巾或是拍拍肩，“默默地倾听已是最好的陪伴和理解。”

虽然在访谈前，罗晓兰会撰写一份扎实的提纲，但她从来不会拿着提纲与人聊天。她觉得见面时，如果时刻紧盯提纲，会提醒对方这是在完成工作，很破坏聊天的氛围，也可能会导致对方更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言行。实际操作中，罗晓兰也很少坐在咖啡馆里，更多时候是走进对方真实的生活场域，跟着他们跑来跑去。所以她一般会把自己想要把握的核心问题都记在脑子里，根据聊天时对方反馈的信息再去深挖，营造聊天的状态。

面对已经被人熟知的公众人物，罗晓兰首先会遍览已有报道，总结既有信息。联系时直奔主题，告知自己的关注点和之前的文章有何不同。这样一方面能表现出写作者的专业性，获取对方的信任；另一方面也避免对方说和之前同样的话产生的倦怠与无意义感，让自己的文章有更多增量。

面对讲述者，罗晓兰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如果发现对方比较开放，她就会直接表明自己的写作者身份；如果对方存在认知偏差，罗晓兰会表达自己对议题的关注，了解对方的态度后，再采用一些话术来获取信任，比如“我们聊的内容启发了我，觉得这也可以是一个写作方向，你方不方便再详细聊一下？”

如果想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稿件，只会提问是不够的，更多时候需要写作者站在讲述者的角度去体察他们的生活与情感。

遇到的人多了，罗晓兰渐渐总结出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规律，“即使大家的年龄和职业不同，但大家的烦恼、大家心系的东西是共通的。你想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一开始肯定得了解他，对这个人物有你的认识和判断，要清楚你说的话会让他有反应，你说的问题是他在意的、是他正在经历的。”

在做《秀英奶奶，来自世界低处的进击》这篇稿子时，出版社联系到极昼编辑部，说秀英奶奶的书出版了，可以写一写。因为罗晓兰之前就看过秀英奶奶的书，对她很感兴趣，就接下了这个题。当时罗晓兰先给出版社编辑打电话，得知了秀英奶奶的一些基本信息：她的家庭结构、家庭的关系，她出书的故事，但和她通电话的只是其中一位编辑，对秀英奶奶了解不多，所以她直接飞去上海，和出版社的好几个编辑都聊了一遍。在交谈的过程中她发现，编辑们说秀英奶奶有口音，他们知道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从奶奶的儿子儿媳那听来的，而且既有的公开内容也都是访谈了儿子儿媳。掌握了基本信息后，罗晓兰去到了秀英奶奶的家。

一开始到家里，的确主要是两个年轻人负责讲故事，奶奶觉得自己有口音，文化水平也不高，基本都是坐在旁边听他们聊。但是听越多儿子儿媳讲的故事，越让罗晓兰觉得在隔山打牛。后来她向他们表示了自己想和奶奶单独相处的想法，她去到了秀英奶奶的书房，奶奶给她展示自己以前的手稿，讲每一幅画背后的故事，奶奶发现原来罗晓兰能听懂她说的话，越聊越开心。罗晓兰去了她家两天，跟她儿子儿媳聊，又跟秀英奶奶聊，根据奶奶说的话，再去找她的孩子聊，最后和三个人坐在一起聊，看他们各自给出的反应。她和奶奶聊她眷恋的故土内蒙古，从写书聊到种庄稼，聊到家门口养的大黄狗，在一段段独属于奶奶的记忆碎片里，罗晓兰在慢慢走近秀英奶奶的生命历程，似乎也在走近遥远的、早已不被讲述、倾听的时代。

罗晓兰在进入秀英奶奶家之前，就已经预想过很多角度。秀英奶奶作为一个底层的、农村的、上一代的女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出版书）？她的儿子和儿媳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但哪些是秀英奶奶不想做的，可能是被迫的？在这种被迫当中，她不管是屈服于权力，还是屈服于亲情，她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儿子跟儿媳又是什么感受？当她把自己设身处地地代入每个人的角色里，许多细微的情感就会油然升起。

在罗晓兰做过的稿件中，她最喜欢《一个“小偷”变成好人的123天》。那原本是广州当地很小的一个社会新闻，宣传好人好事，讲一个小偷在跳江救人后改过自新。救人者邓世全起初态度冷淡，罗晓兰在他执勤时一直在旁边等着，等他喝水时走过去随便聊几句，他下班后，她又请他吃了顿饭，饭桌上他还是不怎么说话。“他之前在监狱待过9年，出狱后又出来流浪，突然在救了人之后有了这个工作，他其实是很无措的。”罗晓兰当时还在担心可能没法打开邓世全心理的防线了。但没想到第二天清早罗晓兰跟着他出勤时，感觉到好像和他熟起来了，或许是邓世全看到了罗晓兰对他的尊重，他慢慢开始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

冬日的凌晨，与邓世全在珠江边

后来一天的凌晨四五点，邓世全带着罗晓兰去珠江边还原救人时的场景，寻找当时的目击证人，每每经过他熟悉的场域时，他就会告诉罗晓兰“我曾经在这捡过多少个矿泉水瓶子”，拐了个角又说“过年的时候最开心了，我在这里捡了个红包”，再拐过去又说，“在骑楼下，我睡过几年，清早就要走了，因为蚊子多，去公园里，接着睡”......最后虽然没找到目击证人，但是，这些流浪汉生活里稀松平常的瞬间全都被罗晓兰记了下来，在稿件中，邓世全当流浪汉的那段时光、他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罗晓兰坦言道：“我觉得要树立一个人物的形象，就要走进他的生活，去接触他周围的一切，这其实是‘成本最低’也最有用的一种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你对他的故事感兴趣，而他又能跟你建立对话，你也分享你的一些故事，这样你们在交流的时候就变成彼此透明、坦诚的人。”

《秀英奶奶，来自世界低处的进击》的开头是这样的：

“10多平米的卧室，旧房的水管常堵，房顶沁出青色的水印。窗外是红砖平房，挡住了视线。狗吠声传来，又有邻居家的狗往门上撒了尿。

在内蒙老家的这间“书房”，秀英奶奶完成了大部分文章与画作。稿纸是外孙上学时的作业本，发了黄，一翻页“簌簌”响。怕浪费纸张，字冒出了横线，白色涂改液像补丁打在错字上。

午后，她坐在黑色长条桌前，写写停停，不时翻字典，一句话至少有个字不会写。累了，站起身走走，喝口水，出门转转。直到日头偏西，稿纸看不清了，她停下，变回母亲和姥姥的身份，给家人做饭。每天三四个小时，她讲不出是怎么写出来的，也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就像讲话一样，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忙了，就停上几天。”

一段环境和人物动作的描写，就将读者带入秀英奶奶旧日的写作场景，好像电影镜头般一帧帧呈现在眼前。实际上当时因为疫情，罗晓兰没有机会去到秀英奶奶的主要创作地点——内蒙的老房子，描写这些场景时，她眼前只有秀英奶奶的孩子从老家房子里拍下发来的照片，七分观察，加上对方讲述，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

罗晓兰在聊天中会特别关注细节，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在不同场合时有何区别，都被她尽收眼底。她喜欢在工作之余读小说、看电影，有时也会上一些写作课给自己充电，“电影中为了让故事跌宕起伏，就会设置障碍，然后人物去突破障碍，突破障碍后又有新的障碍，高潮迭起，在这其间，我们会看到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在写作中，我们也要特意发掘其中的矛盾与张力，关注人物在逆境中的反击、成长与变化。”

罗晓兰发现短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有很多共同点，“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故事胚子，要忠实于挖掘到的资料，但我们可以去学习如何设置反转、丰满人物的形象、视角的转换、多线叙事等技巧，尽量让一个故事本身能反映出思想与内涵。”

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罗晓兰认为不管是写作还是和人接触，经验都从生活中来，“我们还是要接触不同种类的人，虽然很多时候你大概知道一个中国人关心什么，成年人就是养孩子还贷款，农村老人可能就给儿子盖房、赚彩礼，年轻人就是就业、迷茫。但城乡差异、阶层差异会让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大相径庭。”

她的感触就是，写作者可以多看一些跟写作不相关的纪录片、书籍，甚至走出自己的狭小空间，去跟真实的人去打交道。“去旅游也好，去跟当地人去聊天；或者拓宽你的圈子，不是去认识同行、前辈，而是去找其他圈层的人。”疫情的时候，罗晓兰和一些广东的亲戚闲聊，之前她从来没有和他们深入聊天过，因为大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跟他们聊过后她才知道，原来工人们十几年在一个工厂里上夜班、节假日不休息，就是为了赚三倍工资；疫情的时候工厂封闭，他们为了省交通费就住在办公室或厂区，睡折叠床。“城市人可能会带有凝视的视角去想象他们身上有怎样的一股精神气质、他们会怎么应对这些困难、他们可能会痛苦，但现实中他们很淡然自若，很乐观。”只有站在不同的圈层去了解，去平等地跟他们对话，才能真正理解他们。

当被问到“有没有过瓶颈期”时，罗晓兰说：“瓶颈期可能要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时才会出现，而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她的编辑老师曾经与她聊过“宽容与偏狭”的问题：特别典型的创作者可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其选题可能是固定在几个特别的领域，可能没有那么广阔，但也是一种专精，作者写得很有激情，这就是“偏狭”；但是编辑觉得罗晓兰是“宽容”的，她的关注点撒向社会各个角落，在改稿时也会尽量多地听从他人的建议。她始终以一个不断学习的态度，在广袤天地中探索自己的风格与道路。

在村庄调研，坐在农用三轮车后面

罗晓兰从没想过以后不干这行。她举了一个例子，她之前接触过一位女性动物保护学家，35岁，要经常去野外，相比待在大都市上班的女性，她可能要面临更多体力上、社会生活的障碍。“当时我去和编辑老师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理所应当的，那些障碍也都可以克服。然后编辑老师就跟我讲，可能你也是这样，你把那些困难都内化了，所以你觉得无所谓，但可能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困难，但你感觉不到。”

有时候罗晓兰看到身边的朋友逐渐买房买车，结婚生孩子，当老师，进大厂做白领，在国企工作的已经是个小领导了，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生活比较稳定或赚钱多，“这些工作固然有好的一面，但我还是觉得做这个更好玩。”罗晓兰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当写作者真好。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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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蓼汀 吴浩旖

编辑 | 李叙瑾

值班编辑 | 陈思宇

运营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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